看到“拯救”与“逍遥”，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另外两个词：出世，入世。在我看来，“拯救”与“逍遥”是“入世”与“出世”的另一组代名词。

提起这两个词，很多人都会想到孔孟、老庄等古之圣人，然而我却想起了李煜。很多人称他为李后主，我却很不喜欢这个称呼，因为“李后主”这个称呼强调的更多的是他的帝王身份。在我眼中，李煜就是一个文人，“南唐国主”只不过是一个加在他身上的桎梏。正因为背负了这个沉重的担子，使他成了一个想出世却又不得不入世的人。李煜身处饱经忧患的南唐末世，国事危殆，整日愁虑身家难保，寝食不安，他的前期作品自然愁苦之词多，欢愉之词少。至于国破降宋后，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倾落，所作之词可以说是字字血泪。然而在这许多哀婉忧愁的词中，有两首《渔父》词却与众不同：

                渔父一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

                 渔父二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这两首词是题在一幅《春江钓叟图》上的，自然清逸，别有远韵，是李煜词中少见的另一种风格，连王国维都说这两首词“笔意凡近，疑非李后主所作”，然而却仍旧把它们辑录在李煜的词集内。在这两首小词中，李煜流露出了他对自由、乐天的劳动者的艳羡，以及他出世的心怀。他天性仁厚，却不幸生于皇室，亲眼目睹了王位的争夺、亲族的馋嫉，于是心灰意懒。无意追逐虚名的他只得埋头于书籍瀚海中，想躲避这一切，然而天意弄人，他还是没能逃脱命运的掌握。他最终还是做了南唐国主。深处皇宫的他是多么希望能够脱离尘嚣的纷扰，能够“万顷波中得自由”。在拯救与逍遥之间，李煜的心中早就倾向了“逍遥”，然而身为南唐国主，他却又不得不选择“拯救”。人们总说一心一意才能做好一件事情，像李煜这样“心口不一”又怎能胜任一个国主呢？因此，他的悲剧是必然的，这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自他的心选择了“逍遥”，他的悲剧人生便注定了。

拯救与逍遥，也就是入世与出世，历来就是困惑中国读书人的两难选择。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直以为出世与入世是对立的，直到看到这样一句话：“必出世者，方能入世，不则世缘易堕；必入世者，方能出世，不则空趣难闻。”才了解以前的偏激。

这是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的一段话，意思是：一个人一定要有出世的胸怀才能入世，否则，在尘世中就很容易受种种世俗的影响而堕落；同时，又一定要深入世间才能真正地出世，否则，就不容易真正地保持空的境界。

因为有了出世的胸襟，便有了一种看透世间真相的智慧，因而能够对世间的事不贪不恋。惟其如此，我们生活在凡俗的世间，才能游刃有余地掌握自己生命的方向。少了烦恼。心如止水，达到这种境界，就绝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没有经过世事的人不易看透人间事的本质，所以只有深入世间，才能具有超越世事的心怀。

陶渊明便是一个写照，他数次在入世与出世间徘徊：

青年时期的陶渊明有着远大的理想，在“大济苍生、兼济天下”的驱使下，对于实仕途怀着乐观自信和壮志豪情的陶渊明出仕了。然而有“大济苍生”之志的陶渊明在门阀森严的制度里，只落得个江州祭酒的职位。现实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距离太遥远了，于是他不久便辞官归隐了。此刻在他的心中应该还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念头，于是在三十六岁时他再次入仕，然而，志趣与现实仍旧是悖离的，他发现统治阶级所关心的并不是拯救人民于水火而是个人的私利，对于仕途他再次失望，于是在母亲亡故后立刻借机解职回家。但一旦归隐，他又产生了形影相吊、寡居独处的苦闷和饥寒交迫、百无聊赖的悲凉心境。在写给从弟的诗中他道：“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置常闭……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射。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当他的母亲丧期将满，已界不惑之年的他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对于命途的多舛、仕途的艰辛他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因此这次他的心态也很微妙。“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抱的是一种试一试的态度。的确，在东晋士族门阀腐朽的统治里，他彻底失望了，他辞去镇军参军的职务，回乡归隐了。看那首《归去来兮辞》：“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一句“觉今是而昨非”已道出了他的心声，原本那“猛志逸四海”的拯救苍生的大志逐渐被现实磨平了，在拯救与逍遥的终极选择中，他选择了逍遥，他下定决心出世了。“必入世者，方能出世，不则空趣难闻”，在那样深入世间之后，他有的只是那份回归田园的宁静与淡远，于是便有了“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便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有了“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此时的陶渊明已经彻底解脱、彻底觉悟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样，真好。

然而谈论起中国的哲学思想，人们总喜欢用出世与入世来划分，像孔孟的儒家思想就是入世的、老庄的道家思想就是出世的。但是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孔子叫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说各自的志向，曾皙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结果孔子“喟然而叹”：“我与点同。”这样的生活已经很有道家清静无为的味道了。这样看来，单纯地说儒家思想是入世的、道家思想是出世的也并不完全。准确来说中国哲学精神是出世与入世的结合。

按“内圣外王”的说法，这应该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但是既要做到内在修为的完善，又要做到外在社会功用的完满，这是多么困难？既要拯救又要逍遥，也就是既要入世又要出世，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吗？我不禁疑惑起来，直到无意间看到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一句话才豁然开朗。他说：“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他用极简单的语言解决了这个复杂的问题。

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都说人生苦短，都说浮生若梦。也许有人说这种思想很消极，但这偏偏就是真实。无论是谁，任他多显赫、多耀眼，始终会消逝在时间的流中，这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的结局。正如朱自清先生在《匆匆》中所说：“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当你看透了世间对每个人的公平，也就参透了一切苦厄，把身外之物看淡，豁达潇洒，无忧无喜，无牵无挂。这样也就达到了出世的境界，也就领略到了逍遥的滋味。

然而若只停留在这一步，还远远没有达到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境界。这样的人生体悟还不够，还缺少了一些元素。

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总要在这世间留下点什么吧。仍旧看朱自清先生《匆匆》中的一段话：“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是啊，我们不能白白来这世上走一遭，我们要珍惜时间，决不虚度光阴，做一些有益于己、有益于人的事，在这个世界留下自己的印记。面对苦短的人生，不悲观，不厌世，一步一步坚定地沿人生道路走下去，明知越来越接近那谁也无法逃避的终点却仍旧坚定前行。这样的走过一生，是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界自己没有白白来世间走一遭。这其实便包含了入世的态度，是出世与入世精神的完美结合，既有拯救又有逍遥，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陶渊明不能忍受官场的世故、世风的日下，他选择了逍遥。他出世了，并且没有再回头，即使他曾经有过挣扎。能够很好的融合入世与出世的人也并不是没有。有一种人，他们入世成就霸业，却又急流勇退般出世，他们精准地把握了拯救与逍遥的选择，才能够如此完美地融合拯救与逍遥于一身。范蠡便是他们中受人称道的一位。范蠡入越辅助勾践二十余年，终于在公元前四七三年灭吴。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乘舟泛海而去。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范蠡辞去相职，定居于陶，经商积资巨万，称“陶朱公”。连老子都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于是范蠡便成了千百年来美好人生的典范。后世也不断有人对他的人生发出感慨：李白曾言“何如邸夷子，散发弄扁舟”，李商隐也说“永亿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范蠡堪为入世与出世相结合的典范。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观天外云卷云舒。”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是出世，是逍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胸怀，是入世，是拯救。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应当融合拯救与逍遥，这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

面对拯救与逍遥的选择，请允许我用朱光潜先生的话来作为回答：“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拯救与逍遥，永远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