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公评论：仕文化的沉沦――读钱谦益
前言：

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天生忧郁而又悲观的文人王国维举三尺之纸曰：
我"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静安文集续编自序）。
如果读过《人间词话》，当然也就知道王国维了，不过王国维可没有他的文章中的那份潇洒飘逸。无论是词话也罢，是哲学也罢，他终究无法逃避时局的烦恼，可惜他面对的是一个五千年一遇的大变局，于是他又作了另外一个令他人感伤的选择。

王国维死后，文人群中一片震惊。
梁启超感慨："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梁启超写给女儿的信）；
鲁迅痛惜："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不懂的音符》） ；
陈寅恪――王国维的同事和挚友写到："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论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
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挽静安先生联
其立意后来则阐释为８０万言的《柳如是别传》。

明代之后，人心暗昧，文心惨淡。说柳如是或别有孕意，柳如是终究是依钱谦益而立，而钱谦益的思绪不过是中国文人的情结，王国维是如此，梁启超、鲁迅是如此，陈寅恪难道又不是如此？
笔者分析这一大变局是从宋代开始的：
公元前的500年上下，人类出现过一个被称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大爆发的时期；
公元1000年之后，人类又开始了一个思想大爆发。这一时期思想的特点是对于前轴心时代的思想的复兴和开拓。在东方它的标志性的作品是程朱理学，承续的是《易》文化和孔孟之道；在西方它的代表作是从但丁到弗兰西斯－培根、勒内－笛卡尔形成的新哲学，承续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人类进入了更加理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新轴心时代，直至现代，我们仍然处于它的发展过程中。

一切都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一个思维时代曾经一个极其黑暗的阶段，在西方是所谓的中世纪；在中国，就是阻断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滿清时期。
钱谦益和王国维正是处于中国这一个最黑暗时期的始与终的、具有代表性的文人。

而今，我说钱谦益，因为他不是一个激昂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类的人物；也不是堕落如孙之獬、洪承畴、施琅式的人物；他是一个颇多才思的文人，无论是那个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总是随时可以见识的那种文人，或曰穷途中的仕文化。阐述思想的普遍性，这也许也是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