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闽南侨批

闽人读“信”为“批”，福州方言音读作【piē】，音同【撇】字；闽南语音读为【pūe】，漳属的一些地区还出现语音流变现象，如诏安等地音读就为【pēi】，音同【胚】字，而将寄信称作“寄批”。

但是，海外的闽南人却将这种“批”孵化、发展成为一种融合了海内外交流的书信与金融汇兑两种功能的特殊载体，并经由海商及水客驿递之分散、单独的作业，逐渐演绎、发展为了一种行郊作业--批郊；及至清末期间（大约是在清光绪中期），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终于发育成熟，成为了海外华人世界中的一种全新的商业业态--侨批业，扮演了汇通国内外侨胞与侨亲之间书信往来与金融汇兑的重要角色。“闽南侨批”，实际上就是伴随着历代闽南人出洋拓殖与创业而产生的这种特殊邮传载体，而伴随着侨批业的日渐兴盛与发展，“批”字于是被海内外华人华侨赋予了银、信合一的新概念、新内涵。

闽南的侨批，深深地植根于闽南文化的沃土之中。就闽南文化的本质而言，其实质上是以中华传统文明为主体，历代的中原士民曾经大量南迁入闽，带来了中原文化的传统文明，这在众多的民间家（族）谱牒中，都可以查寻得到这些历史踪迹；及至宋、元两朝，闽南就有“万旗貔貅，千艘犀象”之繁盛的东方大港--泉州，明代则有“小苏杭”之誉的海澄月港，而入清以来，厦门港继兴，南北通达，繁荣的海上贸易也吸引了大量的外籍客商来华及居闽，因之各港埠遂有“市井十洲人”的景象。上下数百年间，伴随着海上贸易的通达与繁盛，闽南人也不断往海外拓殖与移民，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球各地，其中尤以南洋（东南亚各国）的闽南人及其事业发展，最为集中和显著。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闽南兼收并蓄地融入了阿拉伯文化、南洋文化，乃至于西方文化，由此沉淀并形成了很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其个性特殊，内涵十分丰富。

而伴随着历代闽南人的出洋拓殖与创业，由国内外交流、互通所产生的“两地书”不断出现了，其所书写与载录的，其实就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进程，可以说这就是一档闽南华侨移民史及其开拓创业史的珍贵历史文书。

二、闽南侨批的独特风貌

侨批是华侨史的珍贵文书，它记载着海外华侨对祖国唐山的拳拳之心，以及对乡土、家属的眷顾之情，同时也承载了国内侨眷对旅外侨亲的牵挂与思念，就这个意义上而言，侨批可谓是海外华侨与祖国乡土眷属们的“两地书”；不仅如此，侨批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书信互通，它还涵括了侨乡与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看，侨批就已融汇了中外商业互通、邮传驿递、金融汇兑等诸多史学要素，更为难得的一点，就是侨批所涵括的这些要素，都是自然和真实的历史记录。

闽南侨批无疑兼具有这样的特点，但是，从目前的侨批史迹与侨批实物等方面来看，闽南侨批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其一、闽南的实物侨批，其来源地广泛覆盖了东南亚各国，其中尤其是以往来菲律宾的侨批为最，特别是晋江、石狮等地，以旅居吕宋（即菲律宾）各埠人数为最早与最众，如石狮大仑《蔡氏族谱》，就有这样的记载：

明嘉靖年丁卯四十六年，景思秩也，周夫为兄，均有骨肉厚爱……娶妇后，遂往吕宋求赀，迭寄润于兄弟，二兄超全家赖之，修理旧宇，俾有宁居。

这里的“润”字，即为款项，这也是文献资料所能反映有关华侨汇款、并及汇款使用等方面的最早记录。而现有的实物侨批，时间最早、为数最多的也是往来菲律宾的，例如石狮坑东乡（原属晋江）的吴益任、吴益贤家批，晋江王珍盘、王珍清家批，还有厦门同安苍头的林文德、林文国家批，等等。

其二、闽南侨批在国内外影响最大，在其发展过程中，于清光绪中期就诞生了海内外著名的侨批业翘楚--“天一信局”，其规范行业章程与操作、网络化经营与发展等创新之举，深刻影响了其后侨批业的运作模式和发展态势。

其三、闽南侨批各信局作业，与邮政、银行的合作较为紧密，除了传统的信汇作业形式之外，还大量使用了票汇、电汇等手段，其传世的侨批业实物文献资料最为丰富，除了传统信汇的封、笺及其收据等形式以外，还有大量的电汇与票汇作业单据，这之间不仅有银行票据，也有信局自制与行用的相关单据，如侨批信局行用的汇票、支票等，这就充分体现出闽南侨批信局商业运作之熟稔，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闽南侨商的商业发展更为全面、商业业态更加丰满。

第四、闽南侨批并不仅仅局限在闽南地域空间里发展，而且还在强盛之际，将其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全闽各地，这当然是得力于其灵敏的商业触角，并借助了银行（包括了侨资银行与国内的各主要商业银行）、邮政等渠道来实现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华侨银行的档案资料中得以窥见一斑。

第五、闽南侨批的存世遗产，不仅仅有为数繁多的实物侨批文献（包括了大量侨批信局所使用的电汇、票汇等单据），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历史遗存，其中最为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侨批业史迹，就有泉州王宫村王顺兴信局旧址、漳州龙海流传乡的“天一总局”旧址，以及厦门鼓浪屿的“海天堂构”--中西合璧的别墅建筑群，其间就有很多建筑是当年侨批业者所建造或购置的。这些闽南侨批业的人文遗迹及其历史遗存，更加充分地展现出了闽南华侨历史文化之厚重。

闽南侨批的这种丰富内涵，与其繁富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融为一体的，因而对闽南侨批的有效释读，绝不能拘泥于文本的笺疏，还应当融合进相关文物史迹的综合研判，因此我们认为：正是由于闽南侨批的这些独特的历史发展与人文因素，使得闽南侨批既具有历史文化意义上的阐扬价值与功用，更具有了着眼于现实的鉴识与教育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三、闽南侨批的历史研究与文化弘扬

闽南侨批的研究，与其它各地及行业的研究状况大致相似，一开始仅限于历代政府有关部门的侨汇统计与行业的跟踪观察，还有就是以往媒体的报道，并附带进行的一些人文渲染，较少作文史意义的解析。这之间，还有着海外各国对其所在国侨批业的动态跟踪分析，以及一些总结性陈词，间或也透露出一些海外华人华侨的生活面貌与侨批业的生存状态，在今天看来，其陈词的铺排上间杂有或多或少的文史要义，亦或有可资为鉴之处。

而在时间进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级政协文史机构本着尊重历史、承载历史的考量，开始了初步的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其中也包括了工商史料的荟集，这方面的信息较为集中地荟集在了各地的“文史资料”或“工商史料”上，但大多仍限于回忆性的记录，重在记录既往的史事--既有物事，也有人事。而这些有关侨批业的动态跟踪与分析的资料，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侨批研究的初始状态，如今这些历史记述，已经成为了可资为鉴的历史文献。

值得一书的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前身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创办于1956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也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1996年，由研究所升格为研究院。该院举办有《南洋资料译丛》（创刊于1957年）和《南洋问题研究》（创刊于1974年），研究视角与内容十分宽广，涵括了国内外有关东南亚政治、经济、华侨华人、历史、社会、教育、文学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诸多研究成果，这些资料，都是如今侨批研究中可资为鉴的重要史料。

此外，闽南地区的华侨史迹专业博物院（馆），就有厦门华侨博物院和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厦门华侨博物院是陈嘉庚先生带头捐款倡办的，1959年5月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展览面积2400平方米，拥有丰富的资料、照片、文物和实物， 展出各种资料、照片1200多件，珍贵文物2000多件，已成为海内外研究华人华侨历史的中心；而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则于1996年落成，主体建筑面积6523平方米，藏品4000余件，藏书4000多册，其中亦葆有不少实物侨批暨与侨批相关的侨史文献，这两座专业华侨史迹藏馆，也是我们深入侨批研究的重要侨史文献宝库。

时间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经济开始了新的一轮发展，文化事业因此也迈入了新的历史进程。此时的集邮活动，已渐渐成为那个时期民间大众收藏文化的主要形式，侨批的邮传属性因此受到了集邮爱好者的关注，并逐渐衍生出钩沉侨批史的学术动向；在此期间，侨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角色，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因而华侨历史文化也日益受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两相交融，因而国内各主要侨乡都开始将文史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侨批这一档历史文献，只是侧重点各有差异，邮学者看重的是其邮传属性，文史界则关注华侨社会及华侨经济的发生、发展与贡献，尽管其间在个别方向、个别领域有所交叉，但仍旧表现出各自鲜明的研究方向与学术诉求。

期间，直接将侨批作为一个关注与研究主体的，显然是集邮大众，他们将实物侨批结集参与了竞技集邮活动，自1989年起，泉州集邮界率先研究侨批，先后编组《侨批发展史》、《侨批》、《侨批100年》及《闽南侨批》等多部邮集，取得了国内外的诸多优胜奖项，大大弘扬了侨批的邮传特性；或是以史鉴邮，钩沉侨批史事，关注历史源流，进而汇集历代侨批史料，这也体现出了一种侨批研究的学术化动向，这在众多的文史类学术期刊及收藏鉴赏类期刊中，都可以披阅查访得到，而闽南侨批学术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集中地体现在了中国银行泉州支行所编纂的《泉州侨批业史料》（1994年）、《闽南侨批史记述》（1996年），以及王朱唇、张美寅著《闽南侨批史话》（2006年）等几部代表性的研究著作，所不同的则是，前二部专著是银行业（中国银行泉州支行）的行业史志记录，因而更具有行业性历史资料汇编的个性特色。

2008年12月18-19日，首届闽南侨批研讨会暨《越南漫笔》首发式在福建泉州市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本届“闽南侨批研讨会”期间，出席研讨会的共有50多位文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侨批专项之集藏与研究者，他们分别来自新加坡、泰国及福建、广东等地，大家荟聚一堂，以宽广的学术研究视角，共同交流和探讨了“闽南侨批”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大家围绕着闽南侨批的发生、发展，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和意义等多项主题，各自展开了从宏观纵论及个案剖析，乃至田野考察，探颐索幽，全方位、多角度地阐发了闽南侨批的生态发展及其历史递嬗，并进一步探索了侨批之深入研究的策略和方法。

这样的研究与探讨，可以说是侨批之文史研读已经迈入了文化阐扬的阶段，是对广大华侨爱国爱乡、助益乡梓之情怀的肯定和称颂，也是在为其作历史阶段性的总结与评价，同时，还是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侨批作为华侨史的珍贵文献形式之一，正在积极争取进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进而申报成为“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

四、侨批的档案文献功能

侨批的集藏与研究，初始于大众性的集邮文化活动，在此基础上展开的邮学实践及文史探究，使得侨批的收藏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并且日渐深入到了文史意义上的解析。

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文史解析的局限性，其原因就在于一点：脱离了历史文化意义的侨批收藏与研究，导致了早期侨批的收藏研究，依旧是归于邮学意义层面的技术性解题，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手段或方法，无法从更高、更宽阔的文化视角来对侨批进行总体的把握。其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诸如片面强调批封的邮史价值，导致了批封与批笺遭到人为地割裂；有邮票与邮戳的批封，被集邮爱好者广泛地关注，但一些没有邮票或失脱了邮票的侨批，受到了冷落，这样又造成了系列侨批被拆散的窘状；而当侨批因文史研究需要而受到热捧之际，侨批却因此又遭遇上了另一类“切割”：为侨批而侨批，从而忽略掉了侨眷所保留家书的完整性，因为许多侨眷在其所留存的家书之中，是将侨批和普通海外来信视若一体的，这一历史要素再一次被各类型的“活动”与“爱好”给破坏了，而且还是以收藏、研究的名义来破坏，这样的经验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

究其根本原因，那就是侨批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未被文史界所充分认知，而大众化的集藏活动却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盲目性，明显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文史价值观的统揽，缺少系统知识的融会贯通与综合运用，这也是导致了侨批的历史面貌再一次遭到了人为的破坏。几个侨批的主要富藏省区，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理想状况，但是我们也无意去指责什么，我们要呼唤的是加强侨批原生态、保护性的抢救方法，以及科学的收集和研究态度。在这个方面，历史文献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态度，是我们可资为鉴的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

如今，我们对侨批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已经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和很大的提高，充分意识到了侨批的历史文献功能和价值所在，尤其是侨批作为华侨史和侨史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档案文献，其可资为用的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探究与发掘。

⑴ 侨批真实地记录了海内外华人华侨史迹，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这一点与普通家书具有相同的功用和价值；

⑵ 侨批真实和客观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中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状况，是华侨史的珍贵文献载体，具备了历史文献的诸多要义；

⑶ 侨批融合了普通家书与中外金融汇兑两大功能，这一特性是明显地区别于国内历代家书之形制，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史研究价值，故而侨批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档案文献；

⑷ 侨批业又是一门独特的商业运作模式，它不能简单地归同于邮政或是银行作业，侨批信局是海外华商在中国传统的民信业与钱庄票号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糅合了二者的优势、创造性地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商业模式；侨批就是这种新型商业业态的历史载质，也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一种海外延伸形式，更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的特点与要素，侨批已经涵括了华侨史、中外交通与邮政、金融汇兑、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商业文明等等诸多史学要义，因此，侨批完全具备了作为档案文献的基本素质；我们将其视为一档独特的华侨历史文献，也完全符合侨批的历史文化属性和价值，所以，对于侨批的文史解析，我们需要导入和运用系统的科学理论以及综合的研究方法。

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了在侨批的研究探索过程之中所出现的有关宏观视角与微观剖析之议，但是，这两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更应该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宏观阐扬或弘扬，也有赖于微观剖析的结论与成果；微观剖析借助于宏观视角，还得以做到有脉可循、有理可据，因而在侨批的文史解析过程中真正做到游刃有余。所以，将侨批整体纳入到华侨史的档案文献研究和建设上来，有助于各方统一认识，融会贯通，形成合力，这样也有利于侨批于文史意义层面上的释读，进而强化了侨批作为华侨史珍贵档案文献的功能和价值。

2008年1月19日，福建省政协委员林少川在召开的福建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正式提议将“闽南侨批”申报成为“世界记忆遗产”，由此拉开了“闽南侨批”申报“世遗”的序幕，闽南侨批也同步纳入到了文物化收藏研究和档案化管理的新进程。

   王顺兴信局的经营地点最初开设于垊里肭（菲律宾马尼拉）新街尾新路异文斋门牌79号，在国内则设于泉州王宫乡廻向书房内。王世碑乃召王为针、王为目、王为奇、王为皮子侄四人从中协助，开展海内外侨批的驿递业务。自1898开始至1909年之间，就有 “顺兴号王为针为目泉城新门外居住王宫乡带信”、“客头王为针收交厦门廿四崎脚会文堂代收代发” 、“王顺兴信局往岷捞示描乳迎门牌319号批箱第84号兼办正泉州苑号水仙种发售住在泉州新门外王宫乡邮政代办所代理处设在厦门廿四崎脚会文书庄” 、“泉州新门外王宫乡为针偕弟为奇在泉州办理邮政并收岷信逐帮缴回所有分送信项概无收酒资寓岷新街尾新路异文斋门牌第69号”这几种王顺兴信局的戳记加盖于侨批封上，从戳文的字句之间，也透着王顺兴信局诚信经营的风范，从而在海内外顾客群体中建立起良好的商誉与声望，信局业务日渐兴盛。
王顺兴信局遗物--邮政信袋
    1925年，王为针在王宫霞塘建造貌似大船的宅院建筑群，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前座呈船首之状，后座骑楼式排屋，呈船尾之形，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雕花木门、百叶窗户、廊间枪眼密布，内廷有隐式天井，蔚为壮观。其后，王为奇也大兴土木，采纳次子清辉与英国人共同设计的别墅蓝图，从1928年-1930年方始告竣，这座欧陆风格洋楼，就是名闻遐迩的“奇园”，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王家廻向书房与奇园相距较近，是王顺兴信局营业场所，系批银聚散重地，迄今有部分建筑还保留下来。
   其实，侨批作为侨汇的载体，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侨汇对近代中国经济贡献重大，泉州作为重要的侨乡之一，其今日之繁荣，历代侨汇亦发挥了相当的的作用。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都表示：王顺兴信局作为侨批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值得保护；修复后的王顺兴信局，可作为侨批历史文化馆，收集、庋藏海内外各地的侨批，以丰富的实物文献来展现侨批独特的历史文化，从而使得历史更加立体化与生活化，对普及侨批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甚有帮助。   

如今，“奇园”依旧伫立在泉州的王宫村，泉州市政府努力将其申报成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之成为泉州、乃至于闽南侨批史上最著名的故址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海内外交通的一个重要史迹。

   泉州-王顺兴信局旧址

标本“王顺兴”

　　《泉州晚报》报道，数百年前的闽南水客、水手和船主，或称为冒险家，他们开了侨批业的源头。他们冒犯明、清政府的禁令，载运漂洋过海谋生的人们，为他们捎信、带物、带钱。久而久之，有别于内陆驿道的南洋侨批业应运而生。

　　萌芽于“水客”，发育于“客头”，成型于“批馆”，这是泉州乃至闽南潮汕地区侨批信局诞生的基本路径。

　　时间回转到1851年，泉州新门外浮桥王宫村，一个19岁的青年因家贫无地，登上南下吕宋的大帆船，当了一名船工。他就是王顺兴信局的创始人王世碑。关系熟络的王世碑经常义务为乡亲侨眷传递信款。久而久之，托他传递信款的人越来越多，出于感激，不少乡亲侨眷付给他一定的酬劳。于是王世碑不再做船工，专心做起“走水”生意。积攒了一定名望和资本后，他雇用了“水客”，自己当“客头”。光绪二十四年，王世碑在家乡开设了王顺兴信局，专营面向海外华侨的信款和汇兑业务，这一年他已经66岁。

　　今天，不论从哪个侧面观察，王顺兴信局都像一个标本，浓缩闽南侨批信局诞生发展的历史。王顺兴信局开设后规模日益扩大，史料记载，信馆“增用人员、分设机构……盈利日丰”。信局的生意在二十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

海上“票号”

　　对于家乡的亲人和远在海外的华侨，侨批业起到情感纽带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很少人知道，闽南的侨批业和闻名于世的山西票号，并称为中国金融历史上的两大奇葩。侨批业也有“海上票号”之说。

　　“出洋华侨赡养国内亲人、投资家乡都依赖于侨批业这个渠道，资本硬通货的输入在很长时间里也依赖侨批信局，他们对泉州经济发展起到了强力支撑的作用。”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伯孳说。

　　数十年前，泉州老百姓流传着这样的话：“在王宫，没听到王为针（当时信局的主要经营者）敲银的声音，肯定走霉运。”这个细节即体现了当年王顺兴信局的兴旺，也反映了大量硬通货（白银为主）通过信局渠道输入国内的历史事实。

　　“中国国内产银量有限，对白银的需求量却很大。在闽南地区，这部分缺口多数依赖于侨批业的输入。”刘伯孳说。以闽南和南洋吕宋贸易为例，闽南出口的货物有茶叶、瓷器、铁器等，而吕宋地区能进行对等出口到闽南的物产很少，吕宋地区的贸易逆差大量靠白银弥补。

　　据厦门海关资料记载，1905年到1919年福建省侨汇每年保持在两千万银元左右，闽南对外贸易入超，全靠华侨的侨汇弥补支持。厦门地区的华侨数量不多，这些资本实际上多数流入泉州。在1936年，晋江县府对王顺兴信局账目进行审查，统计结果表明，仅在之前的6年内，信局每年银汇100万银元，其价值折合人民币高达1亿元。

竞争中的共生

　　侨批信局几乎是泉州华侨分布的地理标识。在华侨聚集的地区，也是侨批信局扎堆布点的地方，晋江安海、南安诗山和梅山，永春县当年都有不少信局。在信局发展的高峰期，泉州本土侨批信局的数量多达20多家。

　　大量的信局处于同一个市场，其间衍生的“竞争”与“共生”相互交错的关系，也颇耐人寻味。

　　泉州市集邮协会理事苏建初先生，保存了几枚“天一”信局受理，通过“王顺兴”信局代为运递的实寄封。“天一”和“王顺兴”均为当年知名的信局，他们在市场中，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这是当时信局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随着侨批业的发展，一次侨批业务可以分为侨批收集、侨批寄出、侨批分送和侨批完成等过程，一般需要多个侨批信局合作。

　　三盘经营制度是最为普遍的经营制度。头盘局在海外向乡亲、朋友收汇、代书信文；而二盘局则在大陆，接收海外的侨批并组织派送。这个中间环节是侨批业的重要枢纽；待侨批到了三盘局就只有剩下派送，与为侨眷代书回文的工作和劳务费了。当时，能同时经营三盘生意的信局屈指可数，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多数信局将主营业务外的其他业务分包代理，用一定的方式分享收益。

　　正如“天一”信局和“王顺兴”信局的这次合作，可以推测，这笔侨批业务所需经过的渠道和线路并非“天一”所长，于是“天一”将信件转由“王顺兴”信局代为投送，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方式。

因时而兴因时而衰

　　侨批信局在特定的时期登上历史舞台，满足那个时代人们的特殊情感和实用需求。然而，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兴盛一时的侨批信局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1935年，王顺兴信局倒闭。而在此7年前，即1928年，显赫一时的“天一”信局早已黯然退出市场。

　　尽管信局的衰弱原因各异，但许多学者认为，国家邮政体系的成熟和银行业的发展，大大压缩了侨批信局的生存空间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国家邮政体系垄断地位的确定，国家邮政局也积极介入侨批业务，同时通过行政手段将民间信局纳入监管。以1925年为例，民国邮政总局照会海峡殖民地总邮务局，将民信邮资再增加一倍，对民间信局影响很大。银行业的发展，则大量分割了民间信局大额票汇的业务。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海外大额汇款业务被银行占据，民间信局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

　　民间信局经营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历史资料记载，王顺兴信局倒闭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1927年、1930年三次遭受警匪敲诈、抢劫，损失巨大。但信局主要经营者王为针的儿子王清宗先生提供了另一个观点。他告诉记者，在王顺兴信局经营状况最好的时候，出现家族成员私吞公司巨款的情况。从而导致信局巨大财务亏空，在突然的一次大额汇兑时，信局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之后，其父王为针为偿还债务花费大量心血。

　　尽管尚存争议，但这实际上也是当时民间信局经营的一大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信局经营只能依靠经营者自我克制和约束，经营者挪用资金，或金融投机，一旦失控就意味着侨批信局亏空、倒闭，侨批信局存在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如30年代泉州有名的“锦昌批信局”，信局高管大量挪用公款，导致信局周转不灵，于1937年初倒闭。由于侨批业的风险越来越大，信局寿命一般不长，多在10年以内，短者一年左右，超过20年的不多。

人文价值延续百年

　　到了上个世纪的后半叶，由于银行业、邮政业的成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侨批业逐渐演变为延伸服务业。尤其在国内，社会秩序安定，百姓文化提高，侨批业终于款款退出历史舞台。

　　信局、侨批，如同一个世纪华侨史的百科全书。早在多年前，著名汉学家，《闽南》杂志顾问饶宗颐教授就说过：“我们的侨批业非常值得研究。可以看出那时华侨在哪些国家及其活动，还可从华侨的活动看到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侨批信局带有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与侨民传统社会具有天然的联系，其商业活动已深深地嵌入跨越国境的华人社会。市文物局副局长陈健鹰认为，王顺兴信局遗址作为泉州最早、规模最大的侨批局，以及富有历史底蕴的传统建筑，有一定的文物和科学艺术价值，是很好的文物古建筑，有较高的文物保护价值。

　　泉州华侨史学会陈如榕先生认为，泉州和潮州同为侨批业中心，潮州的侨批文化已经准备申请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而泉州对此的挖掘保护仍比较滞后，应该予以重视。

　　泉州集邮界的老专家苏建初等人表示，王顺兴信局和漳州的天一信局名望不相上下，且前者的保存资料更齐全。但“天一”信局遗址继几年前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目前已经跻身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之列。“同样是信局，但两者的命运却如此不同，这实在令人惋惜。”为此，他们几个邮界人士深入探寻信局遗存，为信局遗址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努力着。□记者黄帆

王氏后人澄清：为针为奇不同父

　　市区王宫街，王为针的孙媳妇陈绵绵、陈姗姗等人说，她们依据“奶奶”（即为针的老婆）生前的介绍，回忆了有关信局的一些情况。

　　王顺兴信局的主要经营者是王为奇和王为针。“王为针是我们的爷爷，他的父亲叫王世绸，王为奇的父亲叫王世碑，与王世绸是同一个父亲所生。王世碑创办了王顺兴信局。王为奇和王为针一起承接发展。此前有的媒体在报道时，误将为针和为奇归为亲兄弟，这与事实严重出入。”陈绵绵说。据她和陈姗姗等人说，前几天有媒体刊发报道后，王氏后代族人中炸开了锅，大家纷纷议论起祖先的事情来。最让他们郁闷的是，除了把两兄弟的父亲归为一人外，该报道在报道中，还把王为奇住宅的一角误认为是信局的办公大厅。

　　据介绍，信局的办公门面位于现在的市区南门兜中山南路尾段。除了办公门面外，在市区王宫，有四个建筑与信局最为相关：“书房”、四合院、奇园和船楼。

　　四个建筑中，四合院已拆除。它原与“书房”毗邻，位于现在的王宫街。“书房”包含现在的王宫街35－37号。原为两层小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进行翻建，除了37号保持有二楼外，35、36号改为平屋。“书房”在信局的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天，银子和信件从这里被伙计（相当于现在的“押钞员”、“邮递员”）运出去，然后投递到收件人的手中。

　　奇园和船楼是住宅。奇园是王为奇的住宅，船楼是王为针的。如今，奇园仍基本保留着原来的面貌。船楼建于1929年，在1990年翻建时，保留了原来的船体造型而加盖一层三楼。

　　“书房”是信局重要的“后勤基地”，当年的信局在春节时最忙，除了十余名雇工外，还要雇短工，当时的信局业务繁忙程度可见一斑。

     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专家告诉记者：简言之，“侨批”即是“侨信”，是近代史上，闽南华侨历史的见证物之一。

     “侨批”即是“侨信”

     清末，大批闽南人出洋东南边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等国家和地区谋生。

     当时的华侨出国历尽艰辛，付出沉重代价，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吴宝国告诉记者：“那时的华侨远离乡土抵达彼岸，他们寄人篱下，在当地谋生求发展是相当不易的。”

     据介绍，早期华侨出国，绝大多数是因生计所迫，不得不抛妻别子，离开父母兄弟，单身只影，远涉重洋。因此，当他们生活有了着落后，就希望传递音信回家求报平安，同时也希望将自己辛苦劳作、得来不易的血汗钱托寄回家，补贴家用或偿还出洋前向他人所借的交通费用。但是，海内外远隔重洋，当时还没有邮政和银行，信款的传递只好委托熟悉的回国华侨、泛海贸易的商贩或船上的水手捎带。

     “这些华侨从海外寄回的信或款，闽南语均称为‘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侨批’。”吴宝国说。

     最初由“水客”递送

     “‘侨批’最初是由‘水客’递送的。”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吴宝国告诉记者：“一开始，华侨要寄‘批’回来，除非有亲戚好友回国，才得以寄托，快的一年半载，慢的则三年五载。”

     随着华侨人数增多，华侨与家乡的信息、经济联系要求日益强烈。为了适应这种需要，19世纪初，产生了专门以替华侨捎信、汇款为职业，并兼做生意的中间人，这些人被称为“水客”或“客头”。所谓“水客（客头）”，就是经常往来于国内外，专为侨胞带送侨批或物件的人，是一种以收解批款为主的特殊职业。

     据《关于闽南侨汇》刊载：至光绪年间，“水客”仅闽南数县，为数当以千计。据初步统计，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至1910年，仅泉州永春县经营侨批之“水客”就有30人之多。

     “批信局”规范了“侨批”递送

     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继续发展和华侨出国的不断增加，华侨寄信汇款业务大量增加，“水客”或“客头”的传递方式已适应不了日益增加的侨批的需求。

     于是，有人就在南洋设局收汇，仍由水客或客头带回国内口岸，交给与其有承接关系的商栈或民营信局，由其直接分发或再转递至目的地局处，这样，批信局就产生了。

     “如永春人开设的黄日兴信局、恒记信局、如鸿信局等。”吴宝国介绍说。

     一些富裕“水客”、“客头”或商人也开设了为华侨递信寄款服务的专营或兼营的批馆或信局，并在海内外建立机构网络，大大加快了汇款速度，提高了效率。如天一批郊、王顺兴信局、美南信局、捷顺安信局等。

     “但这些信局能为历史留下宝贵的史料和建筑、用具等遗物的，泉州目前发现的仅有位于浮侨笋江王宫村边的王顺兴信局。”吴宝国说。

     “侨批”业于1979年结束

     信局出现后，就借助于不断完善的邮政技术和银行技术开展“侨批”业务，“侨批”的经营进入分工协作时代，即侨批信局负责收“批”或登门分“批”，邮局负责跨国及长距离侨批的“传递”，银行负责侨款资金头寸的调拨与兑换。

     后来，“侨批”的递送逐步发展为信局借助于邮政而进行的；抗日胜利后，侨批信局得以迅速恢复，加强管理，启用侨批专用邮戳。据资料介绍，20世纪30年代，闽南地区侨汇占全国的16%—20%，占福建省四分之三强。闽南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是“侨批”的重要接收地。

     直到1979年，“侨批”信局归并银行，“侨批”的汇款功能由银行接替，而其交流情感之渠道则由发达的电讯及邮政所替代，到此，国内侨批业“寿终正寝”。

     泉州王顺兴信局则于1935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就在王宫村沉寂，并渐渐被淡忘。直到2007年，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促进下，老信局被唤醒，并得以全面展示其奇特全貌和丰富的内涵，如今，它已被泉州市纳入一级保护规划，成为泉州一处具有多元文化的景观。□本报记者杨秋香

王为针孙子王侯俊展示王顺兴信局所用的双面邮袋

“泉州王宫乡邮寄代办所”戳记


1932年自菲律宾寄至泉州的侨批封（正面）黄清海 供图



信局所用的铜铃及望远镜

　　如果以晋江安海人郑灶伯、郑贞伯两兄弟在清朝同治10年（1871年）创办的“郑顺荣批馆”为闽南侨批业之始，至1976年1月侨批业取消，其业务、人员、财产全部并入中国银行，侨批在闽南盛行百年有余。

　　清末，大量闽南人往东南亚谋生发展，当他们在当地扎下根来、略有积蓄之后，便有通报信息、汇款回乡赡养家人的需求，侨批业应运而生。侨批业兼具邮政和金融双重职能，不仅给闽南地区带来了大量侨汇，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沟通了中外交流，开阔了闽南一带居民的视野，其对近代闽南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光从经济角度看，根据《泉州侨批业史料》记载，1930年，通过批信局汇至晋江地区的侨汇就达1800万银元。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闽南侨批首先在泉州集邮界受到重视，继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今年1月，省政协委员、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再次在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提交提案，建议支持闽南侨批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进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水客、批信及批信局

　　鉴于当时金融和通讯业并不发达，与家乡通信、给侨眷寄钱变得十分苦难。因此在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便有一些人利用返乡的机会为同乡寄达信件，顺便夹带些银两。

　　这些人就是最早的“水客”。据星洲百年史话记载，因为路途艰险，水客寄带银两所收取的费
用很高，有的甚至达到金额的10%，一批水客因此而起家，成为“客头”，每年固定往返数次，雇佣水客专门从事收取银信的工作。

　　侨批研究专家、泉州市职工集邮研究会会长吴宝国认为，由于早期下南洋谋生的华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因此汇款是贯穿侨批始终的一项重要功能。发展到后期，才形成“信汇合一”的形式，但有时往往也只有“外付大洋××元”等简单的字眼，有的甚至只有图画没有文字。

　　部分客头发掘了商机，遂开办批信局，专营收取银信、分派送达的业务。1871年，晋江安海人郑灶伯、郑贞伯兄弟在安海开设了郑顺荣批馆；1880年，漳州人郭有品在新加坡开设了天一局；1900年，泉州王宫乡人王世碑也向厦门邮务总局申请挂号创办了王顺兴信局，成为邮政代办所，经营信汇业务。根据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撰的《泉州侨批业史料》记载，1935年晋江地区有17家侨批局，职员200多人，当年经办侨汇1600多万元法币。

　　动乱的年代，分送批信的“批脚”往往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有时甚至会搭上性命。1939年6月3日，新加坡闽南汇兑公会就曾致电福建省政府：呈请惩办匪凶，保护信差安全。电文称，泉州源兴信局来函略称，该局信差李成辉、李国墨二人于上月6日携带海外华侨信款1225元前往南安……突遇匪徒抢劫，该二信差均被杀毙，所有信款悉被夺去，商请敝会电呈当局严缉正凶归案究办等情……省政府于当年7月20日电复新加坡闽南汇兑公会：首犯已枪决。

　　也因此，每一封批信的送达都来之不易，批信成为独特的家书。有的信件地址不明、收信人姓名不清，“批脚”也会耐心查访，千方百计将信送到收信人手中，不少“批客”还为不识字的侨眷写回信，表现出侨批业者高度的职业操守。

　　研究华侨史的“民间档案”

　　批信蕴藏的文化内涵近年受到学者的重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李国梁评价侨批说，有款必有信，华侨在汇款的同时都会附有家信，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批信中尤为突出。批信生动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华侨在侨居地的生存发展状况、华侨社会面临的机遇与困境以及侨乡社会经济、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它与其他史料相印证，成为研究华侨华人史、侨乡史、家庭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民间档案”。

　　泉州市档案馆在今年购买收藏的一批侨批中，就发现了81封民国时期晋江安海人曾云螺与其家人的书信，不仅叙述了这一家人因生意原因从马尼拉迁往甲万端的过程，而且详述了他们在移民菲律宾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心系祖国，不少批信局就在批信封面上印上抗日标语，鼓舞士气。泉州市民间侨批收藏家黄清海收藏有一封1932年从菲律宾寄至泉州的批信，封面写明：烦送南门外潘宅乡交蔡天元先生收启，外付银四元；封底则印有：欲救国亡，抵制仇货，万众一心，坚持到底。

      申遗“路线图”

　　2007年底，省政协委员、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在广东参加一次侨批研讨会时，受邀参观了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侨批文化馆”，该馆是全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收藏有侨批实物、影像资料等近10万封，给林少川以强烈震撼。

　　林少川还了解到，广东省正打算以“潮汕侨批”的名义申报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其实泉州文化界关注侨批也有多年，而且闽南地区的侨批无论从历史地位、史料实物等方面都可与潮汕地区媲美，为什么我们不能申报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呢？”林少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应该从政府层面行动起来。

　　2008年1月18日，在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林少川联合5名泉州籍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闽南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建议》的提案。建议由省政府出面，牵头组织将“闽南侨批”文化的抢救研究纳入建设文化大省的文化工程，拨付专项资金加以扶持；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相关部门深入发掘、抢救、整理、研究“闽南侨批”文化，并将“闽南侨批”文化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林少川还建议，可先启动首期工程，即先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进而争取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立项。

　　是年12月，泉州市侨联、泉州学研究所、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牵头在泉州举行了首届闽南侨批研讨会，收到民间学人、华侨史专家等提交的26篇论文，从侨批史、批信局遗址保护、侨批收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今年1月，林少川再次在省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并在6月4日获得省档案局答复，同意成立侨批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作领导小组。自此，闽南侨批申遗步入快车道，泉州市政府拨款10万元用于侨批实物征集收购以及申报支持工作。

　　“市档案馆目前侨批实物只有500封左右，另有5500封扫描件，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有40封，晋江市博物馆有300余封，大量侨批掌握在民间收藏家手中。”泉州市档案局副局长叶芬蓉表示。今年5月，泉州市档案馆陆续从收藏家手中购买了实物300多封，此外还与部分收藏家达成协议，获得了4600多个扫描件。

　　记者从泉州市档案局了解到，7月初，泉州市以“福建侨批”名义申报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文本报告已经递交省档案局。相关人士透露，国家档案局今年1月曾专程来泉州考察，对闽南侨批的代表性给予高度肯定，并支持以“福建侨批”的名义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最终的结果，可能会以“中国侨批”为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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