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时间不算长，严格算起来不过一年，但总觉得离开已经很长时间了。离开老师的指导，才发现对很多问题的思考是那么苍白，那么不着法。求学时期，每到头绪纷杂之时，总是自觉走向专家二楼那个熟悉的地方，找老师聊天，也许一个下午，也许就几个小时，但收获却是巨大的。能够得到重新思考的机会，并有许多新的思路，很多时候需要老师的点拨。

    正题就不说了。阅读《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页10229）时，称“琦蚤有盛名……年甫三十，天下已称韩公……”。忽然想起老师曾经聊起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的时候，学生对老师的称呼。其中，对翦伯赞一代人称“某老”，如翦伯赞就为“翦老”；而对晚其一代的，就称“某公”，如邓广铭就为“邓公”；对更晚的，则为先生之类。感觉那个时候的北大确实有些文化的味道，不象时下的称呼，很多都乱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师满天飞，教授贬值，学校里职务大于一切。一个以培养精英为主旨的高校，当权力成为通行证的时候，这些耳闻目濡下的学生，能对世事持以公平、中允的姿态吗？走上社会的他们，其坚持的理念还能剩下多少社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