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宋史研究综述
梁建国
2006年宋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仅大陆方面出版的专著就有数十种，主要有：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方建新《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王曾瑜《锱铢编》(河北大学出版社)，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杨倩描《王安石“易”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李华瑞《宋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新星出版社)，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谷更有《唐宋国家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姜密《宋代“系官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魏华仙《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河北教育出版社)，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贾海涛《北宋“儒术治国”政治研究》(齐鲁书社)，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郎国华《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于北山《范成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凌郁之《洪迈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日]竺沙雅章著、方建新译《宋朝的太祖和太宗：变革时期的帝王》(浙江大学出版社)，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李明杰《宋代版本学研究：中国版本学的发源及形成》(齐鲁书社)，曹刚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凤凰出版社)，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邓乔彬《宋代绘画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陈谷嘉《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孔令宏《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中华书局)，闫孟祥《宋代临济禅发展演变》(宗教文化出版社)，郝桂敏《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游彪《宋代特殊群体研究》(商务印书馆)，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虞云国主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孔凡礼《宋代文史论丛》(学苑出版社)，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枣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陈志英《宋代物权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晓春《宋代性二元论研究：兼论理一分殊的体用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来《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郝润华、武秀成《晁公武陈振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照东《宋元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齐鲁书社)，[日]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华书局)，等等。论文集有：朱瑞熙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巴蜀书社)，姜锡东、李华瑞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王文政主编《吕祖谦与浙东明招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等。
文献校勘、整理等方面的著作有：《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全宋笔记》(第二编，大象出版社)，刘昭瑞编著《宋代著录石刻纂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周梦江校注《二郑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陈光熙、丁治民点校《刘安节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均编、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华书局)，[朝鲜]宋时烈分类重编[韩国]徐大源点校《程书分类》(上海辞书出版社)，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李之亮校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等等。
此外尚有论文600余篇，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限于篇幅、学识与信息的不足，难免有所遗漏，敬请方家补正。
一、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讨论
本年度宋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再讨论。2006年8月21日至23日，“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160多位学者。会议共收到论文120多篇，涉及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关于宋代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为此，《河北学刊》邀请了部分学者，畅谈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在第5期刊发了一组文章。其中王曾瑜《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宋代历史再认识》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人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我对宋朝历史地位的认识》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
学术界普遍认为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这种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内都有明显的体现。关于唐宋社会变革的研究也成为唐史和宋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与会者争鸣议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即为唐宋变革。《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刊发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其中即有张国刚的《“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随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约请王永平、宁欣、刘后滨、李鸿宾、王赛时、勾利军等学者，《江汉论坛》第3期约请张国刚、严耀中、孙继民、杜文玉、李天石等学者，相继刊发了两组文章，都对唐宋变革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此外，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1期)、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学术月刊》10期)、熊燕军《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学术探索》6期)也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他以“唐宋”为题的文章尚有30多篇，涉及到唐宋经济、制度、宗教、风俗等多个方面，比如贾玉英《唐宋时期“道”“路”制度区划理念变迁论略》(《中州学刊》6期)、马强《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西南师大学报》2期)，等等。
二、政治史
政治文化。王育济《“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文史哲》5期)认为，“官家”这一称谓在宋代的流行，事实上已多少把“官家”视为“职业分类”，在此背景下，才进而明确了皇权应置于“道理”制约之下的理性定位。王曾瑜《宋朝卖官述略》(《史学集刊》4期)指出，宋朝卖官可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其中的进纳授官是制度性卖官的主要形式，所卖之官主要是虚衔，而官员的私下纳赂卖官，出售的则是实职的差遣。汪圣铎《宋代卖官鬻爵辨析》(《文史》4辑)则认为，宋朝官方的卖官鬻爵有些是将所得收入用于社会公益，或纳入政府财政，进而考察了宋朝卖官鬻爵的演变、用途，官方为减少负面作用所作的努力以及卖官鬻爵的利弊得失。李华瑞《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史学集刊》1期)认为，不能简单把社会矛盾的发展看作是王安石变法兴起的必然结果，而从北宋士大夫的崛起来探讨这次变法的兴起，可能得出更切合实际的认识。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史学集刊》1期)认为，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不无关系。范学辉《释宋太祖“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西北师大学报》4期)认为宋太祖“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从“疏导”的角度，为五代以来皇权与武将群体之间持续紧张关系的顺利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郭学信《论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文史哲》2期)指出，宋代的士商关系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两者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并且相互转化。
军事。范学辉《“将从中御”始于宋太祖考》(《安徽师大学报》1期)指出，“将从中御”是宋太祖就宋初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所采取的针对性很强的举措。陈峰《“平戎万全阵”与宋太宗》(《历史研究》6期)考察了宋太宗创制的“平戎万全阵”，探讨了其产生的具体过程及成效。李京龙、赵英华《北宋河北缘边地区的军事防御工程述略》(《保定师专学报》l期)指出，北宋朝廷在河北缘边地区种植防御林、兴修塘泊、开挖地道、进行屯田，形成了对辽朝的一道防线。王曾瑜《韩世忠大仪镇之战述评》(《历史教学问题》4期)对韩世忠大仪镇之战做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考证，认为此战被誉为“中兴武功第一”之说是夸大的。相关研究还有宋志红的一系列论文：《论南宋初年韩世忠罢兵权》(《青海社会科学》3期)、《<孙子兵法>的为将之道与韩世忠的将帅风范》(《兰州学刊》5期)、《关于韩世忠休闲避难原因之探析》(《兰州学刊》6期)等。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消耗与筹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指出南宋川陕战区军粮消耗数量巨大，并探讨了南宋政府为确保粮食供应所采取的多种军粮筹集渠道。周荣《北宋弓弩述论》(《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三秦出版社)考察了北宋弓弩的发展演变以及在军队中的装备情况。
历史地理。程龙《论康定、庆历时期西北沿边屯田与宋夏战争的互动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讨论了康定、庆历时期西北屯田的扩展和转移规律，以及屯田与宋夏战争的互动关系。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6期)认为，两宋疆域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北宋形成“圈层式”结构，而南宋则形成“分块式”结构。熊梅《南宋利州路分合初考》(《陕西理工学院学报》1期)、《南宋利州路分合考论》(《中华文化论坛》2期)考证了南宋利州路的九次分合，并认为利州路分合与宋金之间的关系变化、权力配置的失衡与调节、镇抚军民、弹压盗贼、四川安抚制置司治所所在地的变化等方面密切相关。
科举。祝尚书《宋代登第进士的恩例与庆典——兼论科举的公正性问题》(《四川师大学报》2期)论述了宋代进士登第后的恩例与庆典，对比了其内容和形式上与唐代的异同，并指出，这些恩例与庆典是以不公正的科举制度为基础。祝尚书《论宋代的经义》(《重庆社会科学》9期)对宋代科举考试中的经义作了分期考论，认为它与律赋合流，开八股文风气之先，在科举史、文化史上难辞其咎。曹家齐《宋代书判拔萃科考》(《历史研究》2期)考证了宋代书判拔萃科两度置废的时间和性质等问题。
官制。范学辉《论北宋三衙管军选任标准的前后变化》(《河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北宋三衙管军的选任标准大致可分为宋太祖“更置易制者”，宋太宗、真宗用“藩邸旧僚”，宋仁宗“用亲”和“循资格”，以及宋英宗朝以后“重边功”原则得以突出等几个阶段。范学辉《论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东岳论丛》5期)指出，三衙管军制度在北宋继续沿着三衙管军长官的级别呈递减之势和三衙鼎峙、互不统属两个基本趋势，至宋仁宗朝方定型为“管军八位”的三衙四厢制。陈峰《论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体制的流弊》(《国学研究》第十七卷)指出了这种体制存在的流弊，即由缺乏军事经验的文臣与亲信宦官统率和指挥军队，严重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加剧了边防的危机。姜锡东、王钟杰《宋代的武臣县尉》(《河北大学学报》3期)考察了宋代武臣县尉的设置动机与区域、两次废黜的原因以及之后在任用中的通差与置换。周国平《幕僚的地位及其精神状态剖析：以宋代为例》(《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期)、《宋代幕僚入幕原因、途径及其离幕》(《西安外事学院学报》4期)考察了宋代幕僚的相关问题。高伟《宋代医官制度之管窥》(《兰州大学学报》4期)考察了宋代的医官制度。相关的考证文章还有戴扬本《<玉海>卷一八二“沈义伦任京西转运使”之说更论》(《中国史研究》1期)、李之亮《宋代提刑司废置考述》(《文史》1辑)、方诚峰《<宋史·职官志>所载选格疏正》(《文史》1辑)，等等。
法制。李国锋《宋代债法的渊源及宋代债法发展的历史动因》(《河南师大学报》3期)就宋代债法的渊源及其发展的原因进行了讨论。邢铁、薛志清《宋代的诸子平均析产方式》(《河北师大学报》2期)探讨了宋代诸子平均析产的两种具体方式：多次性析产承户和一次性继产承户。牛杰《论宋代契约关系和契约法》(《中州学刊》2期)认为，宋代契约关系广泛存在，国家加强了对契约关系的规范，但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助于契约关系的发展和完善。高楠《南宋民事案件执行状况考述——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财产案件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6期)考述了南宋民事财产案件执行中的多种方式及其特征。高楠《南宋母亲身后的奁产归属——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例》(《广西社会科学》12期)讨论了南宋时期家庭成员及姻亲之问为母亲身后的奁产归属所产生的纠纷和涉讼现象。杨果、铁爱花《从唐宋性越轨法律看女性人身权益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期)从法律与性的角度透视女性生活，通过对唐代与宋代性越轨法律的比照，并结合宋代司法实践，探讨从唐到宋女性人身权益的演变。陈武强《宋代对蕃民经济犯罪的惩治——以西北边区为中心浅析》(《甘肃理论学刊》1期)、《北宋后期关于西北蕃部的民族立法述略》(《贵州民族研究》6期)以及《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青海民族研究》4期)等论文，对宋代西北地区蕃民犯罪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民族关系。贾玉英《有关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几点辨析》(《中国史研究》2期)认为，宋辽交聘中“泛使”的准确概念应为：与一般使节不同的、“往来不常”的特别使节，和横使是同一种使节，即宋朝人文献中记载的“专使”。王善军《简论使辽对北宋使臣政治性格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北宋使辽官员群体出使过程中的体能和意志磨炼、交涉过程中的心理应变磨炼以及处理宋朝复杂官场关系的心态考验等，对使臣们政治性格的塑造，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杨军《北宋时期河北沿边城市的对辽间谍战》(《军事历史研究》4期)探讨了北宋对辽间谍活动的开展情况、有关制度以及辽国对宋开展的间谍活动等问题。戴建国《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归明人的政策》(《云南社会科学》2期)指出，宋朝出于统治的需要，对西南少数民族归明人实施双重政策。相关研究还有侯爱梅《试论北宋对西夏归明人的政策》(《宁夏社会科学》3期)等。刘永生《两宋王朝与大理国关系研究》(《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期)探讨了两宋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崔明德《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烟台大学学报》3期)指出，两宋大臣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北宋和南宋的大臣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和亲态度也不尽相同。林平《略论宋代禁事涉边机政事图书流入异族政权》(《四川师大学报》6期)认为，宋政府对禁事涉边机政事之图书流入异族政权非常重视，其禁书类型和禁书手段较前朝有了较多不同。
对外关系。黄纯艳、王小宁《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厦门大学学报》6期)分析了熙宁年间宋越战争的引发以及宋朝失败的原因，并探讨了熙宁战争对宋越关系的各种影响。郭万平《两宋时期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佛僧》(《广西社会科学》11期)指出，两宋时期的佛教僧侣在国际关系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以中外僧侣为主体的东亚佛教交流活动，是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经济史
财政。程民生《宋代的“公债”》(《中国史研究》3期)考察指出，宋代实行有向民间借贷的“公债”制度，并对此进行了讨论。李晓《宋朝“寄籴”考论》(《中国史研究》3期)经过考析纠正了以往研究者关于寄籴的错误观点，并论述了寄籴制度的演变过程、出现背景和实施情况。李晓、孙尧奎《宋朝置场收购的法规与执行》(《文史哲》3期)指出，宋朝政府购买体系中的置场收购是最常规最基本的购买办法，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愿性和公平性，也有不少强制性，并分析了置场收购给价较高的诸多原因。李晓《宋朝政府购买中的承包制》(《学术研究》11期)探讨了承包制在宋朝政府购买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和执行实态、特点、作用及缺陷。李建国《宋内藏库考》(《贵州社会科学》1期)指出，内藏库在宋代是为了预备军需及防害赈灾所设的财政机构，有一套不同于国库的专门的管理制度。郭秋兰《南宋赣南私盐与盐子狱探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期)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角度探讨了南宋赣南私盐和盐子狱的动态演进。王文东《宋朝青苗法与唐宋常平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从制度的运行方式、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制度安排下的农户负担三个方面，对史学界争论已久的青苗法和常平仓制度的优劣问题进行了再探讨。
城市与乡村。李合群《试论影响北宋东京规划布局的非理性因素——象天设都与堪舆学说》(《河南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象天设都与堪舆学说等非理性因素对北宋东京城的选址、皇宫布局、外城形制、建筑方位等方面的巨大影响。[日]久保田和男《宋都开封城内的东部与西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探讨了开封城内东部和西部街区在城市功能和景观等方面的差异及其成因。樊莉娜《北宋东京城郊的发展》(《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4期)初步划定了东京城郊的大致范围，对其发展情况进行了复原，进而分析了城郊发展的原因。陈国灿《南宋江南市镇与农村城镇化现象》(《四川大学学报》1期)指出，南宋的江南市镇掀起一个发展热潮，呈现出城镇文明的部分特征和发展趋向，但仍处于起步阶段。黎志刚《宋代牙人与乡村经济的市场化》(《云南社会科学》1期)认为，牙人这一职业群体在宋代迅速崛起，有力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市场化。张衢《试论两宋时期湘西沅水流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求索》7期)对宋代为镇服五溪而设立的沅州城进行了考察，对比了“省地”经制州县与“生地”羁縻土司地区两种不同城市发展道路，揭示了湘西沅水流域两宋时期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梁建国《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史学集刊》3期)探讨了北宋前期“乡”、“里”、“管”、“耆”等乡村区划的性质与功能。梁建国《南宋乡村区划探析——以都保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1期)对都保区划在南宋时期的演变及其与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农业与田制。李根蟠《再论宋代南方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兼与曾雄生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期)认为，宋代冬麦主要复种在晚稻田上，而冬麦收获后可以复种晚稻，两者已经能够构成循环接续的过程。朱瑞熙《宋代土地价格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期)广征博引，依次考证了北宋时期、南宋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土地价格，并探讨了宋代土地价格变化的总趋势以及影响土地价格的诸因素。刘复生《理想与现实之间——宋人的井田梦以及均田、限田和正经界》(《四川大学学报》6期)指出，“不抑兼并”的国策使宋代土地矛盾十分严重，“井田制”成为统治者和士大夫们的梦想，为缓和社会矛盾而实施的均田、限田和正经界等各种措施，终因经济上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而归于失败。杨际平《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认为宋代不仅有田制，而且政府也实行抑制兼并的政策。魏天安《宋代弓箭手营田制度的兴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对宋朝弓箭手营田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纵向考察。
赋税与役法。吴树国《宋代桑税考论》(《史学月刊》11期)考察了宋代桑税的起源、产生原因及征收方式，进而探讨了宋代两税的结构和特征。刁培俊《乡村中国家制度的运作、互动与绩效——试论两宋户等制的紊乱及其对乡役制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从乡村中国家制度的运作、互动与绩效的角度，探讨了两宋户等制的紊乱及其对乡役制的影响。刁培俊《在官治与民治之间：宋朝乡役性质辨析》(《云南社会科学》4期)指出，两宋乡役兼具官治、自治两种性质。
工商业。韩吉绍《炼丹术与宋代冶铜业革命》(《自然科学史研究》2期)认为宋代“胆水炼铜”实际上是炼丹术衰落转化的产物，并进而认为宋代炼丹术对当时社会经济有着重大影响。裘士京《论宋代胆铜法炼铜工艺》(《东南文化》2期)指出，宋代不仅将胆铜炼铜工艺大规模应用于生产领域，还出现了这方面的理论性文献《浸铜要略》和《大冶赋》。徐东升《北宋铸钱诸问题考辨》(《中国史研究》4期)考辨了北宋26铸钱监的年代，以及元丰八年十二月废罢的14铸钱监的名称。张金花《宋代女性经商探析》(《中国史研究》4期)分析了女性经商的主要形式，总结出她们经商的主要特征，并探讨了这一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闵钰、冯文全《析宋代商品经济对蒙学教材平民化的影响》(《湖南科技学院学报》4期)认为，宋代繁荣的商品经济及由此带来的文化重心下移是造成蒙学教材平民化的重要原因。邓特号《宋代军需供应的商品化》(《云南社会科学》3期)对人宋以后出现的军需供应的商品化现象进行了探讨。
对外贸易。刘文波《宋代福建海商崛起之地理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从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海路交通技术的发展、区域港口地位的上升三方面地理因素，论述了福建海商在宋代海外贸易进程中所扮演的日显突出的角色和作用。十三山场六榷货务是宋代东南地区实施榷茶的最重要机构，十三山场六榷货务的具体内容和设立时间自宋代起就有不同说法，托德臣《宋代十三山场六榷货务考述》(《中国茶叶》2期)对此进行了考述。陈大为《论夏宋贸易对北宋的影响》(《开封大学学报》1期)通过对不同形式的宋夏贸易对北宋产生的影响以及北宋对西夏实行青白盐禁的结果的分析，认为夏宋贸易对北宋有着重要影响。
人口。陆敏珍《宋代明州的人口规模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期)指出宋代宁波地区的人口获得较大发展，这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土狭人稠的局面，从而引起土地和粮食相对价格的变化。程民生《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学术月刊》7期)论述了宋代流动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及原因、流动人口的出路及历史意义。
环境。陈曦《宋元明清时期荆江洲滩的变化及其对河道的影响——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江汉论坛》12期)立足于方志资料，对宋元明清时期荆江河段洲滩与河道关系的演变进行了探讨。熊燕军《宋代江南崛起与南北自然环境变迁——兼论宋代北方林木资源的破坏》(《重庆社会科学》5期)认为，至迟到北宋末期，江南已经超过北方成为全国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一经济景观的出现与江南自然环境的根本性改观及北方自然环境的残破有关。
四、文化史
地域文化。吴松弟《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历史研究》5期)全面研究了南宋临安的三类移民及其文化影响，并指出，临安文化在南北融合的同时，也经历了原以南方文化为主，到以北方文化为主，并融入胡化色彩，最终朝着以南方文化为主，同时又带有一定古老的北方文化特色的转变过程。张全明《论宋代吴楚地区文化的跨越性发展及其原因》(《鄂州大学学报》1期)论述了吴楚地区的文化在宋代出现的跨越性发展状况，并认为这是当时经济发展与人口南迁等因素的综合结果。
学术思想。范立舟《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传衍述论》(《暨南学报》4期)论述了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的传播、发展状况。姜锡东《论“圣贤气象”——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研究之一》(《河北学刊》1期)通过对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的研究论述了“圣贤气象”。杨世文《宋代经学变古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6期)对宋代经学变古的源流、经学变古的基本内容等问题进行探讨，并略及宋代经学怀疑思潮。王晓薇《杨时<中庸>学思想及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北方论丛》6期)认为，杨时的《中庸》学直承二程，尤其注重《中庸》未发已发说和“诚”的思想，其政治目的在于批判王安石荆公新学，但其《中庸》思想并未完全摆脱新学影响，且受到佛教禅宗影响。
书院。李弘祺《宋元书院与地方文化——吉州地区书院、学术与民间宗教》(《湖南大学学报》6期)以吉州地区为例，讨论了宋元书院与学术、民间宗教等地方文化的关系。黄忠鑫《宋代福建书院的地域分布》(《宁德师专学报》4期)考察了宋代福建地区的书院地域分布问题。肖永明《南宋前中期理学家的官学教育实践及其反思——对南宋理学与书院结合原因的一种解释》(《湖南大学学报》6期)认为，正是因为南宋前中期的许多理学家对当时官学教育的弊端有了深切的了解，因而力图在官学以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这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相关研究还有肖永明《南宋时期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内在原因探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6期)。
宗教。王丽梅《论佛学在宋明理学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青海社会科学》5期)论述了佛学在理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及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曹刚华《<大藏经>在两宋民间社会的流传》(《社会科学》10期)、《文化融合视野下的宋代佛教史学》(《史学史研究》2期)以及《试论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撰述的影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期)探讨了宋代佛教史学的相关问题。宋人好语前世，唐人喜言来生。戴长江《“前世为僧”与唐宋佛教因果观的变迁——以苏轼为中心》(《河北师大学报》3期)以苏轼为例，重点分析从唐到宋文人士大夫这种心态的变化，认为唐代的来生说是对现实生活的丧失信心，而宋代前世说则较前代更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郝祥满《宋初佛画的输入日本及其影响》(《兰州学刊》12期)论述了宋初佛画输入日本的情况及其影响。游彪《传说与事实之间：道教与宋代社会的融和》(《清华大学学报》3期)指出，传统道教的供奉神像、驱鬼、斋醮、炼丹、符咒等外在形式在宋代民间非常盛行，有关道教、道士的传说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多层面的渗透和影响。
史学。宋馥香《论北宋的唐史编纂和政治诉求》(《史学理论研究》3期)从历史编纂的角度，从多个方面来探讨北宋的唐史编纂与政治的联系。相关研究还有宋馥香、石晓明《<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东北师大学报》1期)。王盛恩《宋代监修国史和提举修史制度变化考》(《史学月刊》7期)论述了北宋监修国史的除授制度及其演变、提举修史制度的建立以及南宋监修国史与提举修史的分职等问题。相关研究还有姜海军《宋代国史修撰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3期)、谢贵安《<宋钦宗实录>的修纂与价值》(《史学史研究》4期)，等等。
五、社会史
慈善救济。张文《宋朝的自然灾害与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刍议》(《中华文化论坛》1期)指出，宋人将灾害分为不同等级来进行不同程度的赈济，这种荒政等级思想源于先秦时期，并更为制度化。郭文佳《宋代流民救助述论》(《烟台大学学报》1期)考察了宋朝救助流民的各种措施，认为这些措施对流民起到了较好的救助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郭文佳《论宋代军人的优抚保障政策及影响》(《河南大学学报》3期)探讨了宋朝的军人优抚保障政策及影响。张文《两宋乡村民间慈善活动的多元结构》(《华中师大学报》4期)认为，两宋乡村社会的民间慈善活动呈现出以血缘性慈善活动为主，包括地缘性、业缘性、教缘性慈善活动的多元结构。庄华峰、谭书龙《宋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安徽史学》6期)探讨了宋代江南地区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特点以及发达的原因。许秀文、阎荣素《论宋代义仓》(《河北学刊》5期)探讨了宋代义仓的置废、管理、救荒职能以及在执行中的弊端。
社会生活。赵瑶丹《两宋谣谚的社会内容和时代色彩》(《浙江师大学报》5期)从两宋谣谚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着手，分析了谣谚中折射出的史料和文学价值，并指出了一些谣谚存在的有悖史实之处。刘金柱《由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对宋人沐浴观的考察》(《河北大学学报》6期)通过考察黄庭坚的日记《宜州乙酉家乘》，发现黄庭坚在生命结束前夕，仍能按照当时士人约定俗成的频率洗浴，由此可见其生活的规律、严谨，也可想见其社会意识之自觉。马斗成、马纳《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期)指出，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别有讲求，展示了一个士大夫家族的文化分量，透示着宋代士大夫以儒为主、兼融佛道的三教合一信仰生活。周扬波《南宋四明地区耆老会概述》(《宁波大学学报》5期)在考辨四明地区耆老会系列群体的基础上，探讨了耆老会在乡里发挥的功能。
礼俗信仰。皮庆生《经典的重新解释：从合法性到有效性——宋人对神灵越界现象的回应》(《中华文史论丛》2期)分析了宋代思想世界对民众神祠信仰中的神灵越界现象的讨论，认为其讨论的核心在于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解释使现实的民众神祠信仰获得理论支持。王颈、宋永志《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河南大学学报》3期)以朝廷对城隍神的封赐及原因为中心，对宋代城隍神信仰的特色进行了探讨。游彪《宋代的宗族祠堂、祭祀及其它》(《安徽师大学报》3期)探讨了宋代宗族祠堂的成立及其相关规范、墓田与祭田以及祖先祭祀的现实利益。杨建宏《论宋代土地神信仰与基层社会控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3期)探讨了宋朝代表州县官方信仰的社稷神和代表民间信仰的土地爷祭祀仪式变化、社会地位变迁及其与地方社会控制的关系。
家族。杨天保《从“能吏”到“进士”——临川王氏一段家族史隐匿之因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江西社会科学》3期)论述了王安石的一位叔祖——“能吏”王观之在家族史中淡出的现象，认为其主因是宋代的诸多社会观念历经了从尊崇“能吏”向标榜“进士”出身的转变。马玉臣、杨高凡《宋代毕氏家族论略——以世系、仕宦与婚姻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4期)考察了宋代郑州管城毕氏家族，探讨了其所具有的宋代世家大族的一般特征及个性特征。朱玉周、崔耕虎《宋代东平梁颢家族兴盛原因析论》(《泰山学院学报》2期)讨论了宋代东平梁颢家族的兴盛原因。类似的研究还有王利民《刘子翚家世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期)，李朝军《宋代晁氏文人作品混淆辨正》(《南昌大学学报》4期)以及何新所《宋代昭德晁氏家族文化传统研究》(《中州学刊》1期)，等等。
其他。高柯立《宋代州县官府的榜谕》(《国学研究》第十七卷)考察了宋代州县官府的榜谕的形成、传布和贯彻的过程，探讨了这一过程中官府与民众的沟通与互动。林剑华《宋代官府对坊肆刻书的管制》(《闽江学院学报》4期)指出宋王朝对坊肆刻书进行严厉的管制，有关的禁令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扬之水《关于“茶角”——兼及宋代邮递二三事》(《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探讨了与茶事相关的“角”或“茶角”所包含的意义，同时论及了宋代邮递的几个相关问题。
六、研究综述
本年度的综述类文章主要有：李全德《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0期)，李华瑞《2005年辽宋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张其凡、张胜海《20世纪以来中国关于唐宋翰林研究之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7期)，曹刚华、陈晓《二十世纪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期)，[日]高桥弘臣撰、张红兵编译《2004年日本史学界的五代宋元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0期)，[日]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史学月刊》6期)，孙洪升《宋代饮食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农业考古》1期)以及张明华《河南大学宋代研究特色述略》(《河南大学学报》3期)，等等。
自往复论坛：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s=876a8d520bf8f525684f2fd593cffa12&threadid=237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