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崇尚文治，相比较五代和后来的元朝，宋代人的总体修养要很高，当然，这都是相对的，而且这些都体现在士大夫身上。没有更多资料反映乡民的修养和素质。一般来说，乡民在正统史家的记录中，多出现在“列女”“义士”，如毕升类，是上不正史列传的。此是题外话。宋代士大夫很注重政治和私谊的区别，尽量不将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卷入到私人感情中去，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交往。二人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很大，但这不妨碍两人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王安石执政后，处处设置障碍，不让司马光进入到决策层，以不让反对变法的人找到在政府中的“宗主”。而司马光在评价王安石时，高度赞扬了王安石的才华，对于其缺点，仅仅说了句他个人行事比较“扭”而“不晓事”。近日在阅读《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也发现了类似不少的例子。比如：

    三月丙戌朔。……己酉，吕公弼言宣抚司行赏不当，其降到将官、使臣宣敕未敢给。诏将校、蕃官依宣抚司指挥，将官、使臣别听朝旨。

权知开封府韩维等言：“诸县团结保甲，乡民惊扰。祥符等县已毕，其余县乞候农闲排定。”时府界诸县初行保甲，乡民或自伤残以避团结。王安石数为上辨说甚苦。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事曾孝宽言已榜开封县等七十县，立赏召告捕扇惑保甲之人。维所奏不行。（朱史於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始载曾孝宽、蔡骃曲折保甲断指。三月九日日录因枢院言微著其事，十九日明言其不然。朱、墨史俱不载，墨史但於二十四日因韩维奏略书此，朱史又削去。《新录》已复存之。今更参取日录於前后详述首尾，庶后世有考焉。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朱史始出蔡骃姓名，新录因之，又删去安石对语，非也。今亦具存之。五年正月丁未，七月己亥，闰七月癸酉，皆合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0一宋神宗熙宁四年三月丙戌条】

韩维作为开封府的最高长官，对保甲法的实施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全面推行保甲法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他考虑到开封府的实际情况和开封府的特殊地位，建议在农闲时候推行更合适。王安石并没有采取韩维的建议。曾孝宽作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助手，在推行保甲法的过程中不遗余力。面对即使出现乡民“断指”而逃避“团结保甲”的事实，也支持王安石的行动。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曾孝宽是王安石变法的忠实追随者。

在韩维的文集中有很多韩维和曾孝宽唱和的诗文，无论内容还是行为风格，都反映出二人的私人交情确实很好。但是回到更为冰冷的政治场中，两个人在政治见解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其实这就是宋代的现实：生活是生活，交情是交情，感情是感情，政治是政治，他们将这些区分的非常清楚。

一如司马光和王安石，政治见解上的对立不妨碍两人在私下的诗文唱和。但是这样的情况在王安石变法以后，尤其是元佑党禁以后，政治上的斗争延续到了生活层面，直至肉体上的消灭，是个非常巨大的转变，整个的社会风气为之黯淡了下来。这也许是王安石所从来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但是，宋代中期那些宽松的社会风气，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确实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当然，这是古代社会相比较而言。

后话：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表明曾孝宽和韩维交往从什么时候开始，但至少在熙宁四年，当韩维为权知开封府的时候，作为下属的曾孝宽和韩维是有直接交往机会。但是，据二人诗文唱和中的情况反映，二人的交情似不是简单的僚属关系那么简单。以此推测，二人的交往应该在更早一些。当考二人其他的交往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