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观念
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这个重要但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因素。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脆弱的一面，但同时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第一，在一个社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时候，是社会弹性比较大、有利于进行关键性制度建设的时期。第二，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第三，快速的经济增长，增强了社会自愈的能力。我们对于当前社会的稳定应当有足够的信心。
第二种观念
中国社会稳定的弹性有多大？ ——对清华孙立平教授的批评
孙立平教授在《中国不会出现大的稳定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稳定问题，我们社会具有相当的弹性，这种弹性能使我们社会在面临严重危机时刻化险为夷。我们过去对危机的可能性过分高估，而对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弹性过分低估。我认为他忽略了一些关键问题，所以他的评估结果是不准确的。第一，孙立平先生认为“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这一判断，忽略了社会贫富大差距现实。20%的富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这20%的富人能为80%穷人付出代价的弹性有多大？可以认可孙先生“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但城市贫民能为乡村贫困人口付出代价吗？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呢！城市贫民能忽略吗？贫富差距越大，弹性越小。第二，孙立平先生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这一判断，忽略了两个问题。（1）、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确立了吗？目前的市场，正是权贵横行，使矛盾激化，使危机加重。这能让我们假装看不见吗？（2）、目前，政府与民争利是个不争的事实。能说现在的各种矛盾与政府关系不大吗？问一问那些国有企业下岗工人，那些因拆迁失地的农民，看看他们都在埋怨谁？不仅仅是劳资冲突和小区维权这么简单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必须正视。因为，处理好政府与民众关系是重树政府信用的关键。不论是对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是很重要的。政府再与民争利，危机将进一步加重。第三，孙立平先生认为“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增多了机会。这些机会的增加，增强了社会的自愈能力。”经济的发展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了吗？为什么教育、医疗改革越改越糟？有哪一个问题获得重大进展，并起到稳定社会的关键作用？机会增加了吗？为什么只有股市和房价在狂飚？为什么在别的行业里没有机会？寄希望于把经济搞好，然后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这种想法是不是太简单？第四，孙立平先生认为“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之用于救急，用于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是够多了。可惜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财富资源大多除了用于公务开支之外，还用来秀了面子工程，拿来公款旅游、吃喝。而掌握在政府手里的行政资源却被滥用为与民争利的工具。这不是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而是产生和激化社会矛盾。可见，无法监督和约束的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越多，对公众私人权利侵害的可能性越大，越是容易激化矛盾。政府的权力再不受严格监督和约束，权力的滥用将最终使政府完全失信于民。政府一旦大面积失信，无政府状态就会出现，大动荡很容易就随之而来。这并不危言悚听。孙先生寄希望于这样的政府掌握和运用更多的资源来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是不是太欠考虑。第五，孙立平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是事实，但重新形成对抗阶层也不是不可能。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社会将会明显分化为贫和富两大阶层。穷人阶层虽然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但相同的处境会使他们注意力集中起来，他们的声音也会集中起来，最终他们将利用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强势，想法从政治上获得改变劣势的机会，这就产生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第六，孙立平先生认为“精英的联盟及其定型社会力量的形成。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在这样的一种结构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是很难发生的。”不可否认，很多精英是被收买了。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不是一定要靠精英来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是由于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无法通过和平方式排解，在适和的爆发点出现时而引爆的，并不是什么“别有用心”的精英想发动就能发动的。而没有精英引导的社会动荡将是街头暴力，这种暴力对社会的危害将更大。第七，孙立平先生认为“‘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在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中，尽管一些人感受到社会不公，但大多会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看作是自己个人能力不济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无疑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不满和抗拒意识。”“市场主义话语”
现在是有一些，但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更相信这样的话语“找到好工作要有个好爸爸”“发大财要傍大官”。我想，这才是中国的现实。没有好爸爸，又朝中无人的贫民，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无能。他们有能力而发不了财，他们当然会对社会抱怨。第八，孙立平先生认为“改革开放的30年中，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不知道孙先生看到的政府经验是什么。也许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们最清楚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待遇。第九，孙立平先生还认为“当前我们社会中许多冲突的内容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是利益的问题，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我想孙先生把问题过于简单化，其实在这些物质利益冲突大多数背后是政治上的不平等造成的，目前中国大多数较严重的社会冲突都可以归结是权力的过于集中和滥用严重侵犯私权利引起的。当然，也许不能怪孙教授，因为他每天只在大学里教书，看不到这样的现实。我想孙先生是希望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让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时，不要泛政治化。这个愿望也许是好心，但经济与政治能截然分开吗？我一直认为，社会的剧烈动荡是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把它们割裂开来看待，当然会出现较大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今天，对孙立平先生批评，我并不是想夸大中国的社会动荡危机。我认为中国社会出现大的稳定问题的危机是存在的（篇幅有限，我不想再分析危机何在，孙教授也许是听多了这样言论，才写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稳定问题》）。这样说也不是象孙教授所说的：“不能用这些冲突和矛盾来吓唬自己”，而只是希望我们勇敢面对我们面临的困境。孙先生希望社会能和平渐进，不希望社会大动荡，是可以理解。但刻意回避危机并不能让危机消失，“大的稳定问题”也不是我们想说没有它就没有。我们的问题不是孙先生所说政治改革“相对迟缓”，而是停滞不前，甚至有一部分在倒退。我想这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我希望象孙教授这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大声呼吁政治改革，而不是回避困难，说一些无关痛痒或是顺应权势的话。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你们沉默。以免误导公众，让大众跟着你们自我陶醉和迷幻。以至于危机真正到来时反而惊惶失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