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现在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之好，是很受其他国家羡慕的，甚至是很受西方国家嫉妒的。

　　因为我们在非洲的投入远远低于其他那些西方殖民国家，但是我们收到的效果是最好的，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形象也是很好的，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也不错。

　　中非合作论坛从2000年启动，每3年举行一届，按论坛的频率来说，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论坛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我们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每年也在增加，在取消对非洲的债务方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很实际的内容。

　　中国现在是非洲在世界上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1世纪以来，我们在非洲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对非成就，很大程度上跟我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非洲的重视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1964年是非洲的独立高潮，在那一年相当一批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在那一年，周总理对非洲10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开拓了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虽然当时我们没有多大能力对非洲进行经济援助，但是我们取得的效果特别好，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上。

　　直到现在很多去过非洲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很多乡村里的非洲人，都能用并不标准的汉语说出周总理的名字，这足以证明周总理当时的访问给非洲的印象之深。

　　周总理给我们留下的这一笔政治资产，是中非几十年来中非关系发展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个人觉得，我们在当年对非洲援助有限，当时是因为我们财力有限。进入新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对非洲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市场、一个是能源。我们需要更务实的对非战略。在经济上，我们有很紧密的贸易关系，这并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全部内容，在政治上，我们仍然要和非洲国家站在一起，要团结非洲国家。

　　我个人认为，我们要像过去一样继续关心非洲的事务，我们也要在非洲需要的时候，更多为非洲说话。

2009-11-09 08:27:27    来源: 辽沈晚报

文/海棠盈香

　　老子在其《道德经》第七章中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它的一切运作都不为自己，所以能够长久。因此，圣人处处谦虚、退让，反而能够赢得爱戴；事事不计较利害得失，反而身受其益。这不正是因为由于他无私，结果反而成就了他自己吗？

　　这句话简直就是用来形容周恩来的！他的谦虚退让，不计较个人得失，赢得了所有有良知的人的爱戴；他的无私，赢得了举世景仰！

　　不过，这一点有时会被一些伪道德家利用，因为他们会因果倒置，倒着解释老子这句话：一个人为了成为圣人，赢得爱戴，就处处谦虚、退让，为了成就自己，为了当道德的楷模，就表现的很无私。

　　比如高文谦之流的书中就用了这样的思维，说周恩来穿补丁衣服、与老百姓一起劳动、吃饭，都是为了塑造自己的圣人形象。无独有偶，现在的总理温家宝，也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被说为“影帝”、“作秀”。

　　也难怪会有人相信他们的论调，确实有一些贪官坏官为高文谦之流的言论做了注脚，这些官员说起清正廉洁，那真是义正言辞口若悬河，嘴里说着“要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背地里却不知道贪了多少，他们才是真正的“作秀”！为了塑造自己的形象，去假装“圣人”。

　　在一个人，是真无私，还是为了自己名声假无私，何为因，何是果，我相信有良知的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不过，话又说回来，周恩来的心里就真的毫无自己吗？也不是的，其实他心里有自己伟大的、崇高的、崇高到常人“高不可攀”的理想和信念。他也的确一生都在为了这个“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在奋斗。如果说，这也是一种“自私”，那么，让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个“自私”的队伍中来吧！让这种“自私”来的更猛烈些吧！

　　《看老子解读周恩来》　之　目录

　　一位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一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两个人结成了珍贵友谊。昨天，在育才中学七十周年校庆庆典开幕前，一座“陶行知与周恩来”的塑像在育才中学揭幕，见证着两位伟人的深厚革命友谊。

　　重庆育才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办学传统的历史名校。1939年，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时，周恩来正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和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他特别指示地下党支部：“支部在学校里要搞好团结工作，首先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办好。”

　　1940年9月，周恩来又亲自来到了育才学校。他走上学校讲台说：“你们这些孩子，都是从战火纷飞的各个战区辗转流离，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大后方重庆的。你们都是科学家或艺术家的幼苗，扎根在这块教育园地里，有

　　着像陶先生这样的园丁精心培养，一定会长成像凤凰山周围的参天大树，成为建设国家大厦的栋梁。”

　　他讲完话，一群孩子涌到他身边递上小本子，请求签名、题字。周恩来在许多同学的小本子上写着：“一代胜似一代。”周恩来觉得孩子们健康欠佳，还特别给学校捐助400元，作为他们购买运动器具之用。

　　这年冬天，陶行知带领育才音乐组师生到重庆举行儿童音乐会，邀请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同志及冯玉祥先生到会指导，周恩来还为音乐组题词：“为新中国培养新的音乐人才。”

　　1943年，育才学校遭遇办学最艰难的时刻，周恩来派专人送来了毛泽东在延安号召解放区军民开荒生产自给的一套照片和一件延安织制的灰色毛线衣，他自己又捐出岳母坟地20亩，给育才学生种植经济作物。

　　陶行知收到这些无法估价的礼物，心情非常激动。他们仿照延安的做法，动员全校师生垦地30亩开荒生产，并及时种上了南瓜、红薯等杂粮，靠着自力更生解决了经济危机。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主席应邀赴重庆谈判，周恩来几乎日夜陪伴在毛主席身边，陶行知因而与周恩来在这期间的交往就更加频繁密切，两人的友情进一步加深。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先生病逝。周恩来第一时间得知信息，立即和邓颖超驱车赶来。周恩来俯在陶行知身边，含着热泪说：“陶先生，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

《重庆晚报》原题：万名校友聚育才 共贺70周年校庆　2009年11月08日2:08:00

　　1960年2月7日，周恩来总理视察万城南门洋水稻生产，在田头指挥部同技术员谈话时留影，中为何如伟。

　　1960年2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广东省省长陈郁、海南区党委书记林李明的陪同下来到万宁县南林、兴隆农场和万城南门洋参观视察。图片为周总理在兴隆农场温泉招待所同接待人员留影，周总理非常谦逊地坐在前排靠边的左三位置。（图片由何如伟提供）

　　永远难忘周总理

　　何如伟

　　编者按：本报从8月10日起推出“人民海南60年・难忘瞬间”特别策划报道，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年逾八旬的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何如伟一直很关注本系列报道，10月25日，他给本报总编辑寄来了他亲笔撰写的周总理1960年到万宁视察的往事一文，文章真实再现了一代伟人的风采和人格魅力。

　　我一生有幸两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第一次是在1960年2月7日，那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周总理来海南视察工作，研究海南的经济发展问题。当时我在万宁县委工作，亲自接待了周总理，并向他汇报工作，陪他视察兴隆、南林农场和万城南门洋。

　　第二次是1962年，我出席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期间，多次见到周总理，还聆听他所作的会议总结报告。

　　周总理视察海南时，时间虽仅一天，但却在我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周总理的埋头苦干精神，格外令人钦佩。他从三亚坐了三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兴隆农场时已经是中午11点多了。他一下车顾不上休息，马上要我和农场场长占力之汇报情况。我们汇报时他听得非常认真。当我谈到万宁具有得天独厚发展热带作物和提高粮食生产的优越条件，计划把兴隆一带建成胡椒、咖啡、可可和其他热带水果等经济作物基地，把万宁办成亩产千斤的粮食基地时，周总理很赞赏地说“好，好，好”，并要我详细谈谈自己的看法。当我汇报完后，周总理说：“海南具有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优越条件，海南宝岛之所以是宝，就是因为它宝在中国只这么一块热带、亚热带的地方。你们兴隆的热带作物基地应在全岛开花，海南要以热带经济为主来发展。”

　　周总理回北京后马上拨款并调拨物资支持发展热带作物，而海南也专门成立了热带作物管理局，专管全岛的热带作物生产工作。自此，1960年代开始的海南热带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兴隆听完汇报后，已到下午了，总理没有休息，我陪着周总理谈起华侨回来后的工作、生活情况。周总理这样不顾疲劳的工作精神，使我备受鼓舞。

　　周总理待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一见到我就亲切地握手，还一只手拍在我肩膀上问长问短;对一般的工作人员他也是这样，在餐厅向服务员敬酒，用完餐后到伙房去与厨师握手言谢;参观幼儿园时，他和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参观万宁南门洋的路上，见到我四岁的儿子时抱起来就亲吻。周总理还向在田地除草的农民招手致意。周总理慈祥的容颜，爽朗开怀的笑声，和蔼可亲的形象令人难忘。

　　周总理平易近人。他休息的兴隆招待所，当时还没有安装好温泉自来水，服务员便到不远的地方肩挑几担温泉水让他洗个澡，不料被他看见了，他就马上制止，怎么说也不让再挑;在万宁南门洋，见到干部和群众用车子推运肥料下田，他马上和群众一起推车运肥，并向大家道辛苦;在离开兴隆招待所时，他主动请所有的接待人员一起照相留念，照相时我请周总理坐在中间，但怎么样说他都不肯，非得到旁边坐下。他说：“你是主人，你就坐中间，哪有客人坐在中间的道理呢!”在南门洋的田头，他搂着我的肩膀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

　　1976年，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1978年我上北京瞻仰周总理纪念馆，看到他穿过的一双破拖鞋十多年没有换，他的一套睡衣是1950年出访苏联前夕买的，颜色都褪光了且破了又补，直到他逝世前还在穿用。

　　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极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种崇高伟大的人格，一种永远激励人们的道德力量。敬爱的周总理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永生不忘，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她曾代表中国的电影工作者，被邀请去了日内瓦，陪同周总理会见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从小爱好文艺的乌日娜，在家庭的熏陶和社会的培养下，成为了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如今乌日娜，虽然不再上台表演，但依然关注着表演艺术事业。

　　今年7月15日，自治区党委、政府授予她“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

　　家庭文艺熏陶

　　1931年12月，乌日娜出生在黑龙江省镇赉县少力古鲁村的一个蒙古族家庭里。6岁时，踏入了校门。1942年到1945年，随着父亲到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哲里木盟的后旗伊胡塔等地读书。其父亲一直在中学担任音乐、体育教员，会演奏笛箫、四胡、风琴、口琴等乐器；母亲善唱东蒙民歌。

　　1947年6月，家乡的年轻人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乌日娜的父亲送她上了一所民族中学——青年学校读书。当年11月，乌日娜所在的学校全校师生被编入内蒙古军政大学。

　　在青年学校短暂的半年里，乌日娜自编自演小戏和话剧。同学们称乌日娜演戏“大胆不怕羞”。编入军大后，乌日娜被调到文工队，边学习边从事文艺演出，深入连队做宣传工作。

　　出国演出舞蹈

　　1948年5月，乌日娜从军大毕业后，随同10名文艺爱好者分配到内蒙古文艺工作团（现在的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

　　这批文艺爱好者接受了一年多的各种专业基础训练，如基本乐理、舞蹈集训、表演知识、美术知识、文化课等，之后按各自的特点和工作需要分配了工作，乌日娜成为一名演员。

　　1950年到1951年7月，前后赴锡盟、哲盟、伊盟（相当于专区）演出时，乌日娜曾演过《慰问袋》（描写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舞蹈《幸福的孩子》、《乌克兰》、《献花舞》 等集体舞蹈。1950年国庆一周年大庆时，乌日娜参加了赴京演出团，接受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刘少奇等国家领导和首都观众的检阅。

　　1951年7月，文化部选调著名舞蹈家贾作光先生出国访问演出时，内蒙古党委选派乌日娜代表我区人民和蒙古民族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一员，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三次世界青年联欢节。联欢节结束后，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奥地利等国家。乌日娜参加了《鄂伦春》、《藏族》、《红绸》等舞蹈的表演。

　　东欧之行，乌日娜经过观摩学习，开阔了眼界，更坚定了她为发展自己民族的文艺事业而献身的决心。

　　总理关怀成为前进动力

　　1952年7月，乌日娜刚刚回到祖国，就被长春电影制片厂《草原上的人们》摄制组选中，扮演影片中的主人公——普普通通、勤劳勇敢、善歌能舞的牧民姑娘萨仁高娃。经过15个月的紧张工作，影片拍摄结束。由于乌日娜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勤学苦钻，肯下功夫，摄制组党支部批准她申请入党的要求。1953年11月19日，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周年庆祝活动前《草原上的人们》与广大观众见了面。影片上映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乌日娜收到全国各地观众一千多人的来信和各种纪念品。在1957年文化部电影评奖中《草原上的人们》获三等奖，乌日娜获演员三等奖的铜质奖章和奖金。

　　1954年文化部电影局决定，《草原上的人们》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电影节。7月份乌日娜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出席了电影节。

　　电影节结束后，乌日娜又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行的中国电影周，再次访问了这两个国家。

　　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乌日娜的心情非常激动：“8月份，我们正在捷克斯洛伐克期间，我曾经历了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我们的周总理在瑞士的日内瓦出席解决印度支那矛盾的著名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会见世界著名的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时，邀请了我们代表团的5名成员前往日内瓦陪同会见。我也被邀请去了日内瓦，幸福地陪着我们敬爱的总理参加了会见招待卓别林的全部活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总理那种对少数民族演员的关怀和热爱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成为我前进的动力之一，并将在我平凡的生命中，成为极不平凡的记载，同我的生命共存。”

　　再遇周总理

　　1957年，由于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乌日娜从事了话剧专业，直到1966年，乌日娜成功塑造过许多人物，如《全家福》中饰演了一心为群众服务的人民警察刘海燕；在以反映牧区边防线上军民联防为主题的蒙语独幕剧《我们都是哨兵》里饰演了对敌特保持高度警觉的老太太布日玛；在用蒙汉两种语言演出的多幕剧《金库》里，饰演了遭遇不幸舍己救人的都桂玛；还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演出的苏联话剧《普捷东克列契特》里饰演了女工程师；在《青年近卫军》里饰演了机智的柳芭；也塑造过《雷雨》里的四凤；最后一个戏是《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姚玉娟。以上这些角色中，观众反映较好的，是四凤和布日玛。

　　乌日娜说，让她比较骄傲的是，《我们都是哨兵》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次话剧汇演，她获得了二等奖。

　　在那次汇演期间，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内蒙古代表团的演出，剧终后总理上台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当时，演职人员都异常激动。尽管乌日娜已化妆成了蒙古族老太太的形象，周总理还是认出了她，叫出了她的名字“乌日娜同志”，并亲切地握着乌日娜的手，称赞她们演得好，还关心蒙古族文化艺术干部的培养成长情况，提出“这么多蒙古族同志为什么没有一个团长？”在总理的关怀下，不久，一批各少数民族干部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而乌日娜也在1960年被任命为内蒙古话剧团的副团长。1964年3月，因工作需要乌日娜到内蒙古民族实验剧团任副团长（即内蒙古歌剧团）直到“文革”开始。

　　1987年，乌日娜离休后，爱好文艺表演的她，依然到影视里客串表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在电视剧《瀚海风云录》里饰演一位贫苦的老太太，剧中合作社的人们帮着老太太安葬死去的老头子，并给老太太以生活上的帮助。

　　本报记者 鲁蒙海　2009年11月01日21:07  内蒙古晨报

有人说:“中央专委自成立到1974年4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60多次会议，对原子弹、氢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的发展，确定了许多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和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

有人说:“自从1962年，刘少奇同志提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核武器试验，至他去世，据不完全统计，总理主持或参加了大大小小约500次有关会议。500次！一个惊人的数字。每一次都留下一个故事！第一流的故事。”

60多次与500次，二者并无矛盾之处。60多次，是指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会；500次是指周恩来主持或参加的与中央专委会工作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两个数字反映了同一个事实:周恩来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付出了巨量劳动，花费了大量心血。

“一月八，眼泪难擦”。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中国的科学家们，邓稼先、王淦昌、姜圣阶、钱学森……这些“两弹一星”的大师们，无不从心里千百次地呼喊着“周总理”！

那一天，邓稼先为奔赴现场进行又一次核试验正坐在西行的列车上。当他从车厢播音器听到周总理逝世的讣告，一下子痛哭失声。他久久地没有说一句话，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邓稼先想到了初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在一次核试验前，他去向周总理汇报，有点紧张，说起话来有点哆嗦。周总理笑了，和蔼地说:“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就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听了这话，邓稼先马上就放松下来，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也轻快了。葛康同、邓仲先、邓槜先、许鹿希著:《两弹元勋邓稼先》第11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邓稼先想到了每次到周总理那里去汇报，夜深了，总理总是让人端碗东西出来，或者是一碗面条，或者是一盘包子。有一次是一盘小笼包子。邓稼先一口一个，很快就把自己面前的那盘吃光了。周总理见了，赶忙把他面前的那盘推过来请邓稼先吃。每次汇报中，周总理给邓稼先特别深刻的印象是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许多按常情周总理不熟悉的问题他也很在行。对这个发现邓稼先曾仔细想过，邓认为是处事认真和谨慎从事使得周总理的知识面特别宽。周总理无形中在这方面对邓稼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葛康同、邓仲先、邓槜先、许鹿希著:《两弹元勋邓稼先》第11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邓稼先想到了1971年夏天与他阔别了22年的老朋友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访问，周总理召他回北京见客。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之前曾问邓稼先:“是不是美国人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邓稼先说:“你先上飞机，我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邓稼先向上级汇报，周总理得知后马上指示:让邓稼先如实地告诉杨振宁，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邓稼先听后非常激动，当即按周总理的指示写了封短信给杨振宁。杨振宁接到这封信时正坐在上海市革委会举办的欢迎宴会的主宾席上。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杨振宁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这位世界超一流的物理学家最清楚，中国在当时的国内外条件下，取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真是太难了。他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元勋邓稼先感到骄傲而流泪！他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感到自豪而流泪！

邓稼先想到了最后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的情景。周总理穿着一条松紧带的睡裤，好像不能系裤带，脸色也不好。邓稼先心里非常难过，他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邓稼先最清楚，周总理作为中央专委的负责人，给我国的核事业注入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智慧、勇气、忠诚与力量，使得在封锁、禁运和孤立的国际环境下，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那一天，王淦昌——这位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著名科学家，同往常一样很早起床，锻炼身体。然后，他伏在案头给研究所的一位同志写信。突然，广播里传来了哀乐。他放下钢笔，再也举不起手来……这时有一位同志走进来，看到王淦昌跌坐在沙发上，喃喃地说:“总理去世了，怎么办？怎么办？”“那天总理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当时只回答了两个，还有一个本想以后再告诉他，可是，他却去世了，怎么办？……”邵一海:《在核科学技术高地上——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核科学家的足迹》第11页。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版。

那一天，姜圣阶听到周总理逝世这一悲痛的消息，他沉默了很久很久。姜圣阶最难忘的是1969年7月，林彪以战备为借口，不顾强烈放射性的危害和中断生产的严重后果，擅自决定搬迁酒泉、包头的核燃料工厂。在一次会议上，姜圣阶不怕泰山压顶，用充分的事实和准确的科学论据，代表相当一部分人阐述了不能搬迁的理由。而林彪党羽竟恼羞成怒，蛮横地说:“就是用炸药炸，也得搬！”危难关头，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支持了姜圣阶等科学家的意见，作出了这两个工厂不能搬，核燃料要继续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的决定，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那一天，钱学森心绪不宁，无法做别的事，周总理的形象一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是周总理通过外交努力，使钱学森这位被美国人看成“抵得上五个师”的科学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实现了报效祖国的夙愿。

是周总理启发钱学森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提出了组织发展航空、导弹研究机构的初步设想。

是周总理任命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后来为打破同苏联谈判的障碍，周总理又提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文革”期间，是周总理对钱学森进行了特殊的保护。1969年8月9日下午1时至4时45分，周总理亲自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为了使七机部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放开手脚工作，突破工程技术难关，周总理当众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军管会保证了钱学森和其他专家的安全。那时，杨国宇还开列了一份需要有卫兵专门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开始是几十人，后来上升到几百人。杨国宇把名单呈报上去，却又担心上面派不出那么多的卫兵而不能批准。没想到周总理很快就表示同意，并表扬了这种做法。周总理说:“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在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钱学森带领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攻关，很快就出了大成果。杨国宇:《为了东方“巨龙”早日腾空》，《瞭望》1983年第4期。

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主攻“两弹一星”难关险阻的科学家，人人都有一部与周总理在一起的动人而难忘的故事。他们对周总理的那份特殊的情感难以尽述。他们所以千百次地从心里呼喊:“周总理”，不仅仅因为周总理珍爱科学家超过珍爱他自己；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总理呕心沥血致力于“两弹一星”的事业，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对实现国家的富强产生着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聂荣臻说:“事实证明，通过攻关，不但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而且通过‘两弹’过关，也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聂荣臻回忆录》(下)，第822页。钱学森说:如果“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钱学森:《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不尽的思念》第292页。〖〗〖〗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振兴科技的探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近代中国累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宰割，除了社会制度腐败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技术落后，器不如人、技不如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走上富强之路提供了政治保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怎样摆脱落后和贫困，怎样实现国家富强？这是周恩来担任总理、管理国家、主持政务经常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周恩来认为发展科学技术是实现国家富强最关键、最根本的途径。

新封面啊！这张图好象没见过呢。。。只见过总理这半边。。。

　　意思说，道，或者得道的人，有智慧的人，总是磨去自己的锋芒，调整自己的光亮，化解与别人的纷争，把自己放在尘世的芸芸众生之中，与他们为伍，他看起来似有若无。

　　啊！这不是在说他吗？

　　他是亲和的、朴实的、温暖的，不锋芒毕露，不盛气凌人，不高高在上，总是把自己放在百姓中间，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可以是工人，是农民，是学生，是科学家，是演员，是作家……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他都能成为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同行，他们的知音，他们的朋友，迅速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掌握他们困难，他们的困惑，并帮助他们解决。他就生活在人们中间，看似虚无，却又无所不在，充盈天地。

　　这才是真正的智者哪！

　　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回忆总理逝世时的感觉，大意是说：他在的时候，你可能并没有觉得生命中有他共同走一程有多么美好，但是他不在了，就觉得陡然出现一片空白，仿佛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凭空消失了，任何东西都填补不了这个空洞。这正是周恩来和光同尘的体现，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他同时代人的生命里。

　　而有的人却总觉得以一己之光可以照亮全天下，把别人都暗淡了下去；觉得自己重如泰山，别人都轻若微尘。恃才傲物，高高在上，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看不起普通人，不屑与之为伍，并且还一边感叹着孤独呀，高处不胜寒呀。其实这个世界有他一个不多，没他一个不少，他根本就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重要。

　　智者不会孤独不会寒，因为他和光同尘，他的的步伐、他的呼吸、他的一切都与千千万万的人在一起。

以上图片为三三手机摄影

虽然挺不像的。。但是。。

文/海棠盈香

　　看到一本书上介绍，1939年，周恩来在绍兴同曹天风谈话时曾经说过，他认为《道德经》里最精彩的一句话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道德经中这句话出现过两次，分别在第十章和第五十一章。意思是说：生养万物，而不占有它们；为他们做事，但不把持他们；带领他们，却不主宰他们。

　　并且在第二章出现过类似的话：生而不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生养万物，而不占有它们；为万物效劳，而不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有了功劳，也不自傲膨胀，越是不居功自傲，就越有威望，而那些公认的成就，就越否定、抹杀、歪曲、遮盖不了。

　　道德经篇幅不长，字数不多，同样的话出现三次之多，可见老子对这句话的重视程度。

　　我简直觉得这句话就是老子为两千多年后的周恩来量身定写的，而周恩来也穿越时空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认为这是道德经中最精彩的话。

　　我相信两千多年以来，有无数人读过老子这句话，尤其是绝大多数追求修身治国的文人墨客，也会有人觉得这句话精彩，并以为此作为自己行为准则，但是绝大部分人是这样：不生养万物，就想占有它们；不为别人效劳，还喜欢到处炫耀自己的功劳；眼里没有别人，就有自己，还希望可以主宰别人。真正能做到老子这句话的，千百年来只有周恩来一人而已。

　　他总是不厌其烦的、辛苦务实的、点点滴滴的、脚踏实地的去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一砖一瓦去建设新中国的大厦。小到每种粮食、日用品的价格，每一个人的温饱冷暖，舞蹈演员靠腿吃饭家里要铺木地板，战士不能站在大树下站岗，要为上夜班的人延长晚上公交收车时间，要为辛苦的茶农写文艺作品，外国的桔子怎么比国内好吃要引进来，盐价怎么涨了一分？云南锡矿工人为什么肺癌发病率高？……大到国家政策、产业规划、与他国邦交，在东北建工业基地，在西北建航天中心，在广东弄个广交会，与日本要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与美国要小球推动大球……

　　只是去做，从不居功。但是越是这样，他就越有威望，他的成就，他的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抹杀、歪曲、遮盖的，因为这些成就与功绩都已经刻在历史上，刻在人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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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老子解读周恩来》【一】大道小道

文/海棠盈香

　　道德经第一章，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

　　真正的“大道”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抽象的、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些可以讲出来的，只是一时的、具体的、有限的“小道”。

　　于是我很不HD的想到两种道，一种是毛泽东思想（简称毛思想），一种是周恩来精神（简称周精神）。

　　毛思想就是一种可道的道，是白纸黑字扬扬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言厚厚几卷的集子道出来的。毛思想是一时的，虽然曾在某一年代被称“万岁”，但其实它只在20世纪短短数十年间指导了中国，虽然现在仍在扛着它的大旗，但是显然已经不如某理论、甚至某重要思想、某发展观的大旗更迎风招展。毛思想是有限的，只在有限的时间内（20世纪的某一段时间），适用于某一地点（中国大陆）的某一人群（党员）。后来，人家说毛思想与邓理论等等都是与时俱进的，这也是一种理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吧。

　　那么按照老子的观点，毛思想就是“小道”。

　　而周精神则完全是另一种概念，虽然这个词已经数次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提出来过，但是至今没有被官方承认，只在民间流传，它是无形的，抽象的，你可以这样解说，他可以那样诠释的。

　　关于如何修身（改造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周精神包罗万象，并且超越了阶级，超越了历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国界，不具备与时俱进的特征，是一种永恒的，永不过时的东西，可以在任何时代指导任何人任何行为。周精神无法言说，那些说出来的，都是周精神的外在体现，而不是实质。周精神是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需要在生活中、工作中、实践中去体会、去琢磨、去感悟。

　　大道无形，周精神就是老子概念里真正的“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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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要写很长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

因为完全是自己胡乱的解读，所以大家随便看看就好，就不要转载了。

因为本人比较文盲，老子的《道德经》译文参考了王蒙的著作《老子的帮助》及其他很多人的译注，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我真心的向这些人表示敬意，是你们的辛苦工作及伟大著作，成为沟通现代与古人思想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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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道小道

【二】为而弗恃

【三】和光同尘

【四】无私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