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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v.sohu.com/20090817/n266021704.shtml

纪东都哭了……

1966年春天，由铁道兵和铁道部联合组织指挥的西南铁路大会战炮声正隆，战斗犹酣。l0万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职工，在抢通了川黔、贵昆线之后，又乘胜前进，在千里成昆线摆下战场。就在这时，一道喜讯传链，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要接见铁道兵的领导同志。于是，正在工地和基层检查工作的有关领导便匆匆赶回京城。
那是一个薄云微晴的午间，春风里还带着丝丝寒意，淡淡的阳光里，柳树却已开始泛青，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铁道兵领导们驱车来到中南海。他们刚刚走进周总理陈设简朴的会客室，周总理便从他的办公室里迎了出来，谈笑风生地和大家握手问好。
热情的招呼，风趣的谈笑，使大家的心和周总理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还没有正式开会，周总理提起一个话头，问道：“有一首《铁道兵志在四方》的歌子，是不是你们那里创作的呀?”被接见的同志齐声作了肯定的回答。“我已经会唱了，你们会不会唱呀?”一句话使大家怔住了!这首铁道兵自己的歌，大家虽然听得耳熟，也很喜欢，有的还为歌词作过修改，但工作一忙谁也没放在心上，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竟会注意到这首普普通通的歌，而且还会唱这首歌!
周总理倚着那半旧的沙发，含着安详的微笑，轻轻挥动右手打着拍子，兴致勃勃地唱了起来：
背上了行装扛起了枪，
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离别天山千里雪，
但见东海万顷浪
才听塞外牛羊叫，
又闻江南稻花香。
同志们，迈开大步朝前走啊，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歌声在会客室里回荡，被接见的同志的心，一个个被激荡得热乎乎的。
周总理停住了歌声，语重心长地说道：“这首歌写得好!你们是铁道兵的领导，应该会唱呀!每年新兵入伍就要教他们唱。干革命，就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是要志在四方!”
随后，总理仔细地听取了有关铁道兵的工作汇报，详尽地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进一步明确铁道兵性质和任务，以及加快大小三线铁路建设的重要指示，勉励部队要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多快好省地为祖国修建铁路。这使被接见的领导同志深受教育，备受鼓舞。铁道兵领导回机关后，除对总理的指示作了认真学习、传达贯彻外，还特意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关于教唱《铁道兵志在四方》的决定。

就在这次接见不久，又传来消息。周总理在政协礼堂观看文艺演出，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现场录制小合唱《铁道兵志在四方》，便走过去说：“这首歌，你们应该安排到晚间时间多播几次……要知道，晚上，铁道兵战士还在上夜班。”电台同志连连点头。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上台接见演员。他握住一位演唱《铁道兵志在四方》演员的手亲切地说：“你们歌词里有这么一句——‘劈高山，填大海，锦绣山河铺上铁路网。’我看把‘铺’改成‘织’，好不好?”这位演员激动得紧紧握着总理的手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岁月如流，30年过去了。但周总理的亲切教诲仍在鼓舞着一代代筑路战士“志在四方”，迎难而上。兵改工后，昨天的军人、今天的“老铁”们每当施工遇到困难，总要自豪地高唱《铁道兵志在四方》。他们说得好：“一唱起‘志在四方’，周总理的谆谆教导就响在耳旁，心里就感到格外亲切，干起活来就觉得特别有劲。”

注：吕希杉同志，原为铁道兵第五师文化创作员。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5469f0100g4bl.html

如果说，1966年8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把“文革”推向高潮的第二个大动作(第一个是《五一六通知》的发出)，那么，这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是第三个大动作。在这次会议上，所谓“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提出来了，少奇、小平同志被迫在会上作检查，失去了作为中央常委的实际权力。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此时攫取了实际领导权。“文革”运动的底牌到此揭开了，周总理的处境益发困难了。

记得就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向他汇报过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并请示了一些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时他双眉紧蹙，严肃地说:“你们提的问题我都认真听了，但需要中央常委研究才能定下来！”一听此话，我们就明白了形势的严峻。令人钦佩的是，就是在这种困难境地中，周总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仍然努力发挥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种“中和作用”和“减少损失的作用”。

在这一段时日里，哪里发生了武斗、打砸抢事件，总理就派联络员去调查，进行干预处理。哪位部长被揪斗了，总理就指示有关同志和我采取措施加以保护。10月29日，国家经委副主任陶鲁篇同志的办公室被造反派砸开，抢走了一部分文件。我们于夜里12点报告总理。他当即明确地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将国家经委过去的文件档案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务院加封条，非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准擅动。为了使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不致遭到更大挫折，总理更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他的讲话和他组织起草的文件中，总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这在当时是谁也不能反对的。我记得11月9日，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时，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肃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坚持按他的意见定稿，并决定社论稿翌日立即见报。

那时，林、江一伙对此当然是十分恼火和怀恨的，他们公开污蔑周总理是“救火队长”，污蔑我们这些人是“救火队员”。王力在一次会上攻击说，工人闹革命的高潮，被“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和其他有关文件压制下去了。稍后一些时候，戚本禹等人更加明目张胆地攻击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面对这些污蔑和攻击，总理岿然屹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本色。

当时，总理是抱着什么心情对待那场动乱和浩劫的？他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话，一直铭记在我心中。那是在1966年11月19日下午，总理来到我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同大家见面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对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是总理的伟大心声，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崇高实践。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里仍然时刻惦记着同入“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们分忧解难。

十三

说到这次工交座谈会，工交《十五条》的始末是不能不说的。此前，总理曾找余秋里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人，一个抓计划会议，一个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后一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11月13日中午，陈伯达把他们“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给了我，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11月14日上午，总理召开各口碰头会，我把此事向他作了报告。我说，原来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广州的同志和各大区管工业的同志找来，商量一下工交系统的“文革”问题，现在陈伯达他们既已搞出了一个文件，能否开一个工交座谈会商量一下。总理表示同意，会期定在16日到20日。

会议期间，同志们对陈伯达一伙的稿子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15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同志的意见加上的，依林同志一再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

11月21日上午，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5时，陈伯达打电话要我和余秋里同志立即去他那儿。秋里有事迟到，我先到了。陈伯达一见面，就拿出一本线装书，怒气冲冲地要我读读他指定的一段话。我一看题目，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要我读的那段文字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类似算命打卦一类的下九流人物，本来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戏弄、被娼妓戏子所豢养、被社会习惯势力所轻视的。我一想，不知是什么地方把这位大人物得罪了，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还是沉默为好。陈伯达见我不作声，就问:“这篇文章你过去读过没有？”我说:“读过。”陈伯达接着就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我这才明白，他之所以发火，是因为我们改了他们搞的《十二条》。我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他仍忿忿不平，说了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我们看解释也没有用，就退出来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后，就径直去找周总理。总理正在听宋任穷同志汇报东北局的工作，我们就插进来谈了刚才的情况，又谈了我们所以要作那些修改的理由。总理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11月22日上午，我同林乎加、杜星垣等同志一起，商定了进一步修改稿子的方案。午间，参加了总理、陶铸、富春同志主持开的碰头会，并在会上汇报了昨日下午到陈伯达那里的情况。晚上10点我接到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指示:(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4)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我们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的意见。有了这个底，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后的稿子批印上报。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12月4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则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在12月6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就这样，我挨了三个半天的批。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我们开脱责任。

12月9日下午，周总理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此事如何处理。我表态说:“如决定把《十五条》发下去公开批判，我没意见，但希望不要把与《十五条》无关的一些事扯上。”(因为王力在会上发言攻击了陶铸同志，说工交座谈会是受了陶铸同志的影响。)坐在我身旁的聂帅，望了望我，慢悠悠地讲了一段斗争艺术很强的话:“我以为不宣传达，不宜公开批判。谷牧的错误，仅是一次没有形成后果的错误，不过是改了改稿子嘛！外面并不知道。如公开批判，观点就会流传，就会干扰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后果值得考虑！”聂帅讲完后，叶帅等老同志立即表示赞同。“文革小组”那几个人虽然强词夺理地继续叫嚣了几句，但也说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于是，周总理拍板决定: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

十四

《十五条》的风波暂时过去以后，我于12月28日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在出差途中，除了看报纸外，我几乎每天深夜都要到大街上去看一次大字报。陶铸同志被点名批判的消息，上海“一月夺权”事件，我都是从大字报上最先看到的。我意识到，“文革”是越问越邪了。在此期间，国家建委机关的造反派还给我发来几份“通碟”.要我立即“滚回北京”接受批判，声称如再不回去，就要派人来把我揪回去。但是，我仍然坚持完成了任务，于1967年1月30日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一群不相识的人迎面走来，态度十分蛮横，要我交出手中的公文包，上他们的车。我抓紧公文包不放，站着不动。于是，上来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两边把我一挟，推上了他们的小汽车。此情此景，使我油然想起1936年春天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绑架的情景，那次也是两个高大的警察，一左一右把我挟上他们的囚车。不同的是，那一次上的是卡车，这次上的是小汽车，阔气多了。还有，那一次是夜里，这一次是白天。当时我想，我真的能再一次进北京的监狱吗？

我回京后即被造反派绑架的消息，周总理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谈判，说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场，即把我送回中南海，他要听我的出差汇报。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这是因为象我这样的当权派，机关内外的各种造反派都要抢着批斗，万一被别的派抢走了，他们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就这样，我在第二天被他们批斗了5个小时后，造反派头头亲自押送我到中南海北门放下。总理已让人给我在中南海假山院子的东面安排了间房子，与余秋里同志为邻。当晚，富春、先念同志都来安慰我，我向他们谈了出差观感。这个地方，成了以后一年多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场所。在那年春节前后，总理几乎是天天找我们开会，研究通过了关于停止学生徒步串联的文件，研究了三线职工不能向一线跑等等问题。

过不几天，即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由于我和余秋里同志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和“帮凶”，打那以后，我们抓工作就更困难了。社会上对我们的批判不断“升温”，而我们需要做的事却越来越多，最紧迫的是铁路、交通问题。3月21日，周总理通知我，根据3月19日毛主席关于“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的批示精神，立即研究拟出一个对铁、交、邮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3月26日清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通知我，统计一下铁、交、邮三部军管需要派遣的解放军人数；通知交通部的某些直属单位可以先行军管，说六个对外港口批准军管的电话稿已经批发了。我们起草的对铁、交、邮三部实行军管的文件，在政治局碰头会上讨论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当时有个提法是，军管如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4、5月份，铁、交运输情况日坏，工人、学生扒车来京上访的事件不断，严重干扰了铁路运输秩序，各个铁路局客、货车受阻的消息接连传来。周总理十分担忧，一面抓紧实施先行军管铁、交两部的具体方案，一面让我研究起草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命令及军管铁、交两部的决定。5月31日，郑州、徐州、金华都同时发生铁路阻塞事件，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周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中午亲到毛主席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总理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下午，总理

十五

周总理在“文革”动乱中的另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内外老干部，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改朝换代”的阴谋难以得逞。这方面的事太多了。可以说，幸存的或逝世的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他的关怀和保护。在“文革”初期，是周总理亲自拟定了一份党内老干部和民主人士的重点保护名单；是周总理亲自拟定了不准随意改变被批斗干部工资的电报稿；在揪斗部长风潮最甚之时，又是周总理制定了让被斗部长轮流进中南海休息的制度；执行中遇到造反派阻挠时，他总是亲自派联络员前去交涉，使得部长们在紧张的工作和频繁的被揪斗中，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70年代初期，又是周总理借着农机部部长陈正人同志突发心脏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幸逝世的事件，商请毛主席同意，恢复了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制度；“李震事件”出来后，周总理又做工作，实行了部长级以上干部的警卫制度……这些，党内外许多老同志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我在这里只讲两件我亲身经历的、迄今人们不大知晓的事情。

一件是1966年9月22日，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同志听传达说“炮打司令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十分高兴，由于过度兴奋，当晚突发脑血栓，昏迷不醒，危在旦夕。我于9月23日上午去看过他，并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9月25日晚上又去看他，总理也来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刘澜波、吕正操、段君毅等八位部长。望着奄奄一息的志远同志，总理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八大尚书’都在这里，能不能从外地再请位专家来会诊呢？！”我们说，上海、四川都有治疗这种病的高手，但眼下这个时刻，谁能有办法啊！总理说:“派专机也要接来嘛！”我们说，那只有您能下这个决心了。总理真的做到了，连夜从上海调来了两位医生，第二天四川的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进行了精心抢救，可是由于为时已晚，志远同志还是逝世了。但这件事给了家属和我们这些人以极大的温暖，大家的心与总理贴得更紧了。

另一件事是，1966年底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被造反派武斗和逼供致死。周总理有一天接见群众时，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地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叫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此后不久，周总理即主持搞了一个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规定。

至于我自已，在那些岁月里如果不是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967年春节以后，造反派对我的批斗升级。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我挨斗时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听话的？！说是批两个钟头，往往是四、五个钟头，挨骂不说，有时还要被揪头发，扭臂膀，水当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等回到中南海，浑身就象散了架，喉咙干得冒火，连饭也咽不下。富春同志看在眼里，在一次国务院会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几次，身体受不了，而且也贻误工作，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令后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出去扶斗的次数确实少了很多。

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总理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维护花草树木少受风暴摧折的大树，是全国人民寄托希望和寻求慰藉之所在。正如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十六

我是在1968年春季离开中南海，回建委机关接受进一步“审查”的。

19 6 7年4、5月间，我们一边挨着批斗，一边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外面造反派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日渐升温，先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后是“招降纳叛”、“反党篡军”，到5月31日，也就是周总理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关于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部署的那一天，满街贴满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字报。

我1936年在北平“左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过，敌人在审讯中抓不到我是共产党员的具体证据，最后把我具保释放了。这段历史，党早已审查清楚。但到了“文革”中大抓“叛徒”的年代，又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为此，周总理亲自找我谈过话。我说:“这已是老问题了，让他们查吧。”总理说:“已决定从×××专案组中抽出两个人突击查一下你的问题。你不必背什么包袱，还要象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叛徒”的问题未了，“特务”的问题又出来了。造反派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档案里，查出解放战争初期给特务发饷的名单上有一个少校，与我原名相同，仅仅是三个字，既无年龄，也无籍贯和经历。造反派把这张名单拍了照，交给中央审查，同时，在大街小巷贴出“打倒大特务谷牧”的大字报。

“叛徒”、“特务”这两顶大帽子一扣在我头上，我就很难再出面工作了。造反派在中南海北门外搭起帐篷，打起“揪谷兵团”的旗号，安营扎寨，夜间也在狂呼口号，闹得住在中南海里面的人昼夜不得安宁。我出面主持开会也很难有什么效果了。记得有一次，周总理让我找铁道、交通两部抓业务的同志研究交通问题，就有人拒绝出席，声称不能和“大叛徒、大特务”坐在一起，说是这样做，就成了“叛徒、特务主持开会，走资派参加(影射国务院业务组的其他成员)，军管会执行的局面，那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所谓“叛徒”问题由于以前查过，现在再查也容易搞清，还不至于置我于绝处，那么，所谓“特务”这个新鲜问题由于一时很难查实，就使我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了。我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又勉强做了一段工作。后来，富春同志找我谈话说，总理和他商量了多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再出面工作；这样长期地与群众对立下去，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叛徒”、“特务”问题，经过这一段审查，已大体弄清楚了，群众要查让他们继续查去。另外，建委机关实行军管后，秩序已得到控制。因此，他和总理的意见是:让我回机关去，与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审查。为此，他们已向建委军管会作了交代，相信我回去以后，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我当然完全理解他们的苦衷，表示一定要“正确对待”，愿意到群众中去接受审查和批判。富春同志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相信你会正确对待的。总理还让我转告你，自己要珍重，要经得起磨炼！”我点着头，记在心里。临离开中南海的前两天晚上，先念同志来看我，他义愤地说:“你当时不是当华东局秘书长吗？管着机要，如果你是特务，华东战场的胜仗还怎么打？”又说:“堂堂的共产党华东局秘书长，怎么才当了个国民党少校特务？真是奇谈怪论！”在这以后长达两年的“牛棚”生活中，正是总理和富春、先念等同志的这些话，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在艰难困苦中没有混灭希望之火。

直到1969年下半年，所谓“特务”问题才算彻底搞清楚了。专案人员总算找到了那个与我原名相同的国民党少校特务的小老婆，证实那个人是比我年岁大得多的河南人，是与我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人，这才宣布我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我总算获得了“解放”。但就在这时，林彪又发出要老干部“疏散”到远离北京的地方的所谓“一号命令”。

我也属于“疏散人员”之列，建委军代表亲自到周总理那里汇报“疏散”我的方案，提出让我到江西干校去。总理说:“干校不要去了。谷牧同志对三线建设感兴趣，基建工程兵他也参与组建过，让他到基建工程兵部队去搞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旦有事，还可以带部队去前方服务。”就这样，我后来到四川江油和泯江紫光铺工地的基建工程兵部队里当了半年兵，又在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直到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时，我才奉调回北京参加批判。

1971、1972年，在我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之前，周总理让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当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顾问，忙了一、两个月；一是让我抓抓港口建设。后一个题目是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定的。那次会议，通知我也去参加。我到了会议厅时，周总理已坐在那里了。这是我自1968年搬出国务院后第一次见到总理，心情很激动，急忙上前与他握手，他也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见他瘦得厉害，就说:“几年未见，想不到您瘦成这样！”总理说:“你想我能不瘦吗？”是的，总理能不瘦吗？！“文革”闹了这么多年，他日夜操劳，其中辛苦，国人皆知。所幸的是，人间自有正气在，“文革”中的那些跳梁小丑，或折戟沉沙，原形毕露；或多行不义，狰狞日现。而总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却更加崇高。就在这次会议上，总理宣布:“谷牧同志在没有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我们让他抓一抓港口建设问题。”他站在很高的角度，讲了搞好港口建设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要我和粟裕同志一起组织一个小班子，深入搞些调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争取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1973年春天，我恢复了建委主任的职务。再一次见到周总理时，他显得更加瘦弱了。我问候他的病情，他说:“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得了癌症了！”我心情突震，惊愕万分。他遂换了一个话题说:“你恢复工作了，担子很重，还得好好干呐！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吗？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听了他的话，我十分难过，也很激动。周总理已经知道自己身患不治之症，每时每刻想到的还是国家和人民，还在勉励我们为国家和人民“拉车”，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那以后不久，他就住院治疗了。我们只能从一些文件上，看到他的批示；从电视广播报纸里，听到他会见外宾的消息，看到他瘦弱的身体和坚毅的风采……

十七

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我再一次见到了周总理。此前，“四人帮”妄图四届人大由他们“组阁”的阴谋遭到了毛主席的训斥。周总理带病主持了这次中央全会的几场主要活动。在这次全会上，正式选举邓小平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1月18日晚上8点，四届人大的新闻公报及人事名单发表，周总理继续担任总理，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总理先是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谈了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他又主持召开了各部部长都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他和小平同志都讲了话。记得那一次会议开始前，我还将带去的一本从旧书店中买到的有周总理亲笔签名的书，送给总理看。他笑着说:“谢谢你啊，你把这本书给我收回来了！”他问我这本书是从哪儿买到的，我说是在琉璃厂。他说:“琉璃厂很有名气，可不能毁掉！”北京市后来搞的琉璃厂文化街修建工程，就是按照他的遗愿进行的。

自那天以后，我就很少见到周总理了。周总理的一些指示，我们是从小平、先念同志那里听到的。1975年4月27日上午9时，先念同志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先念同志说:“今天早晨6点，总理把我找去，谈了很长时间，他要我转告你:在抓紧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我懂得这些都是总理十分关心和重视的大事，都及时作了部署安排。

1975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叱咤风云的革命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刀阔斧、有声有色地全面整顿“文革”留下的烂摊子，在饱受“文革”煎熬的神州大地上吹起了一阵春风，全国人民又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四人帮”对此恨之入骨，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宣传舆论工具不断制造舆论，到年底就精心策划了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国的天空上又乌云翻滚了。人们凭着多年动乱悟得的经验，体察到这股阴风的矛头所指，都在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他的亲密战友邓小平同志担心……

十八

刚过1976年元旦，就传来了周总理病危的消息。

1月6日半夜12点，王震同志来到我家，向我谈了总理病危的情况，还谈到一些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忧心如焚。王老说:“明天准许我们去探望总理，我们一同去！”送走了王老，我在凛冽的寒风中性立很久，感到政治气氛和自然气候一样严酷。当晚，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将近一年没有看到总理，现在让我们探望，必是大厦将倾。总理啊！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多么希望您活着啊！全国人民又多么希望您活着啊！您不能走啊！

1月7日上午9时半，主老和我一起去看总理，走到总理的病床前，见他已昏迷不省，面容憔悴，胡子很长。王老看到这种情景，就悲痛地转身去找医生询问情况。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他身边呆呆地站着，期望他能睁开眼睛和我说上一句话，但已经不可能了。良久，我实在忍不住，哭出声来，走了出去……

1月8日上午，一颗伟大的、赤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

1月9日早晨，广播里传出总理逝世的讣告。我在哭泣，我们一家人在哭泣，整个北京城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1月10日下午4时，我去瞻仰周总理的遗容，同他作最后的诀别，从1938年第一次见到他到此时，整整38年了。

1月12日上午，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总理守灵，接待外国使团的吊唁，不少外宾也泪水盈眶，有的女外宾还哭出声来……

那几天，天安门广场上哀乐低回。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青年人满含泪水，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总理献花圈，开追悼会，彻夜不散。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使他们变得更成熟了……

1月12日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的感受:“一个政治家在世界上声誉如此之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如此之深，他的逝世引起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古今中外能有几人？！”

1月15日下午，我们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会。当小平同志在致悼词时说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我们的总理感到深切悲痛时，全场一片哭声。追悼会后，总理的灵车前往八宝山途中，十里长街两侧，几十万群众冒着严寒，伫立迎送，哭声不绝，人类历史上有过这种场面吗？！

十九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总理逝世后不到3个月，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虽然“四人帮”对此进行了残酷镇压，但那也只是加快了他们自掘坟墓的进程。

总理逝世后不到9个月，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揭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这位为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屡建丰功的人，不会忘记这位人民共和国的建筑大师，不会忘记这位在三年困难时期指挥若定、力挽狂澜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文革”动乱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况下，竭尽全部精力，发挥高超才智，力使新中国航船免遭沉没之危的人，不会忘记这位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心心相印的好总理……

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老兵，我更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协助他工作的日日夜夜，不会忘记他的关怀、支持、勉励与批评，不会忘记38年间他所给予我的谆谆教诲，不会忘记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构筑起来的高尚品质和伟大风范……(人民网)

记得国外曾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新中国的设计师是毛泽东，而一砖一石地把设计变成现实的建筑师是周恩来。虽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事情往往很难理解得清楚，但这样来评价周总理在建国以后所起的作用，还是很确切的。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曾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绘制了总蓝图。而要将这一蓝图付诸实施，则需要做大量的具体、细致而繁重的组织工作。是周恩来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肩负了这副重担。恩来同志以他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极端忠诚和负责的精神，以他过人的才智和杰出的领导艺术，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忠实地履行着他的使命。要使一个蓝图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是很困难的，即便是一个具体的建设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也经常要对原设计方案进行修改，更何况涉及国计民生的国家发展蓝图呢！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恩来同志在组织实施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的过程中，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以他的胆识和创造性，做了大量因势利导、扶正纠偏的工作。这是周总理最突出的功绩。也有这种情况，某个时期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脱离了客观实际，造成异常困难复杂局面的时候，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作为执行者虽无力从根本上扭转乾坤，但他能忍辱负重，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威望，千方百计地弥补失误，尽最大可能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少受损失；而对那些乘机兴风作浪的阴谋家、野心家们，他则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地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以他的高风亮节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砥柱中流。

回首往事，在人民共和国初建的那四分之一多世纪里，能有这样一位好总理，不能不说是我们党的幸事！是年轻共和国的幸事！是全国人民的幸事！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全党的尊重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作为一个不谋任何私利，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的好总理，他是垂名青史，彪炳千秋的！

一

我初次见到恩来同志，是1938年初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此前，我在东北军中做党的地下工作，曾随军开赴上海前线，参加了“淞沪会战”。“淞沪会战”失败后，我所在的师伤亡惨重，在辗转撤到河南信阳时，我决定到武汉找党。一到武汉，我就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报告，叙述了我经历的“淞沪战役”经过，目睹的国民党军队指挥混乱、仓皇溃退的情况，着重反映了有大量武器被丢弃，建议通知地方党组织设法收集起来，武装抗日游击队，以免落入敌顽手中。并提出要见见办事处负责同志，面报我的一些想法。不久，即接到约我去谈话的通知，办事处负责人李涛同志接待了我。他说:“你写的报告，我们收到了，恩来同志也看了，很感兴趣，我们约你今天来详细谈谈！”

我听说恩来同志也看了我的报告，心里很高兴。对周副主席，我景仰已久，今天能不能在这里见到他呢？我企盼着，但没有把握。我坐了下来，向李涛同志汇报。当我们正谈得热火时，恩来同志走了进来。因为我曾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没等李涛同志介绍，我立即站了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恩来同志说:“你就是谷牧啊！”我说:“是！”他握住我的手，既没有叫我坐下，自己也没有坐下，大家都站着谈了一番话--

“你和李涛同志谈得怎么样啊？”他问。

“我们谈得很好，还没有谈完。”我说。

“继续谈吧！李涛同志大概已给你讲了，我们看了你的报告，觉得很有参考价值。至于你提出的要到延安去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但你不要着急。听说你现在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太方便，还是让李涛同志给你安排一个住处，找一批书给你看看。几个月没有看到党的文件了吧？”

“是的！”我回答。

“先看看文件，然后再谈你去延安还是继续留在敌后工作的问题。”

“周副主席！我真想去延安学习。”

恩来同志停顿了一会儿，用那双睿智的眼睛看了看我，接着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据我看，可能是敌后工作更需要你！”说完，他让我和李涛同志继续谈，有事离开了。

当天，我就被李涛同志接到一个地方住下，认真阅读他送来的一批文件和书籍。几天后，我即得到通知，到驻在苏北新浦的东北军万毅同志那里，继续搞敌后工作。

二

说来凑巧，我第二次见到恩来同志，也是向他汇报上海的情况。所不同的是，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党已成为执政党，担起了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历史重任。那是在15年后的1953年11月。当时，我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

周总理那次到上海，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听取了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后，还专门要潘汉年同志(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和我向他作一次工作汇报，潘讲市场情况，我讲工交生产情况。总理进来时，我们在会议室门口迎接他。在见到他的那瞬息间，我发现他英武可亲一如当年，而且显得更年轻，更加神采奕奕。

我们坐了下来，开始向他汇报。汇报本子上的一些数字，是我们刚刚汇总起来的，不少还记不牢。所以，汇报中就出现了一些尴尬的镜头。有时，我们正说着，总理突然问起前面说过的数字，我们就忙着翻本子，他笑着说:“不用翻了，我记起了，是××××吧？”待我们翻到一看，正是这个数字，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当时我们猜想总理可能要批评我们几句，他却和蔼地说:“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学成内行。”他的这番话，比直接批评更能触动我的心灵。有了这次“教训”，在以后20多年中，每次向他汇报工作，我总要把一些基本数字切切实实地弄清记牢。

在那次汇报中，总理与我们一起算了好几笔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纱厂的帐:给多少斤棉花可以生产多少尺布？每尺布的成本是多少？应该给资本家多少工缴费？等等。他特别指出，对资产阶级，要注意政策，既要反对他们“五毒”方面的错误，注意他们的守法问题和思想改造问题，又要尽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进步性。对资本家要规定合法利润，反对暴利。要学会同资本家打交道。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更要悉心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粗暴、草率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应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在工作中努力创造新的经验。

周总理深入实际、注意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

1955年1月，我调到北京工作，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从此经常直接聆听总理的教导，接受他交办的任务。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以及忘我工作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我刚到北京工作不久，有一次他带着几位部长去东北开协作区会议，我也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理出差，也是第一次与他同坐一架专机。登机以后，他与我们亲切交谈起来，谈这次会议的开法，也谈了些万隆会议上的花絮。我们正入神地听着，他好象想起了什么事，把服务员叫过来问:“快到山海关了吧？”

“是的，总理。”

接着他把秘书叫来，让秘书通知驾驶员，飞得低一点、慢一点，飞到山海关的时候，在上空转一个圈子，让机上的几位部长把下面的情况好好看一看。

周总理接着对我说:“你是管工交的，坐在飞机上也可以搞点调查嘛。到山海关的时候，你从窗口往下看，数一数几分钟之内有多少列火车进出山海关。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咽喉，东北地区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基地，从山海关的车辆进出情况，可以看出点我国目前工业交通方面的大情况呢！”

我当然是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和总理的秘书及其他随员一起十分负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当飞越山海关后，我们把记下的数字报告了周总理。他笑呵呵地说:“这个数字在会上还有用呐！”

四

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我深受教育的是他指导经济工作中的求实精神。

1955年，党内曾开展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一有机会，还是要大讲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反对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问题。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发言说:“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1956年9月16日，他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那些年里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四点重要意见；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1956年11月10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已经把这个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走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象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周总理上述这些讲话，反映了他在领导国民经济建设中一贯的、基本的指导思想。这些论述，在当时还是能得以贯彻的，但也并非没有分歧。一年多以后，我国出现了“热火朝天”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周总理的这些告诫就很难再贯彻到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去了。

五

1958年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随着许多矛盾的出现，逐渐引起了全党的重视。1959年初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就讨论了纠正“共产风”的问题。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原定主题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做一做“冷锅上的蚂蚁”，总结检查当时的几项主要工作，通过已经起草的会议纪要，把国民经济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周总理基于对经济状况的深刻了解，很想把求实精神贯彻落实到经济工作中去，在会议前期为此深入进行了工作。

当时，我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参加了这次庐山会议。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由冶金、煤炭、机械、交通、商业等部门的同志谈情况，谈问题，一直开到下午4时才散会。散会后，总理又把计委、经委的负责同志留下来开了个小会，要大家讨论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些主张，以便在大会结束前向大家交代，要求我们在两天内拿出方案来。就在这个小会上，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使我们的心灵深为震撼。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 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7月26日下午，我们接到通知去总理住处开会。原来，北京传来的当年钢材生产的报表他已经看过了。计委、经委的工作有些责备:“七个月过去了，到现在许多问题还不落实，这怎么能叫人满意呢？钢材，能想办法多搞一点当然最好，实在不成也不必硬撑了，有多少算多少，但一定要落实。”听了总理这些话，我们在场的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都在深入思考“大跃进”的教训，盼望着会议能通过那个已经起草好的纪要，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伐，克服当时经济上的困难。谁也不曾料到，没过几天，会议无端地提出了所谓彭德怀同志“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会议方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纠‘左’”变成“反右”，“冷锅”又变成“热锅”。周总理在会议前一段提出的课题，当然被搁置到一边了。

六

庐山会议后，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几个“大办”一齐上马。直到1960年后期，迫于国民经济诸多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度过经济难关的课题，才真正提上了中央的工作日程。在三年调整中，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都作了卓越贡献。周总理作为第一线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指挥员，日夜操劳，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做出了第一等的工作，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1960年12月13日，周总理在西花厅召开了由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剖析，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周总理说:“我们做了错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经验不足。打仗不就是这样么？没有经验就打败仗。经济工作，看来我们仍是没有经验，连我们在座的各位在内。许多事都是我们提倡的嘛。今后必须慎重，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变目前的情况，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决策，在于我们这些人。高指标几年了，这次允许我们试一次低指标。低了怕什么？超产么！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是了。明年减低速度，这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措施。这是为了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更大的改进，是我们主动搞的有计划的‘马鞍形’。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既然这样下去不行了，就不得不主动地搞‘马鞍形’。”

周总理还对“八字方针”的含义作了解释，他说:“‘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就更容易懂了。”“执行这八个字的任务是很紧张的，绝不是轻松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的有秩序的有计划的紧张。”

1960年12月30日到翌年1月，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开始时说:“庐山会议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也反了右倾机会主义，又提了几个大办。那时就迷信大办，过去大办过钢铁，这次大办水利，大办……，大办副食品基地。一方面压共产风，一方面又搞大办，实际又助长共产风。据说这次共产风比郑州会议前还厉害。”

周总理于1961年1月19日在会上作了发言。他首先说:“情况明，决心才能大，还要方法对。现在看，情况明很不容易。刚说弄得差不多了，过几天又变了，又不是那么回事了。粮食原来说入库190亿斤，以后又说180亿斤，一天一天在变，只得进口。进口原安排50万吨，现在是300多万吨。”“去年2000万吨钢，实际不行，但我们一直很久不承认。”“过去是煤炭问题，现在又出了木材问题。总是事情发展到情况严重了，我们才知道。”

周总理接着说:“讲到这里，我觉得心情很沉重。在困难面前，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许多事情，不能只责难地方，也不能只责难各部，我们也有责任。各部有没有封锁我们的地方？把困难挖出来，比封锁着好。否则，主席问我们，我们只得说如此如此，结果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事实却是如彼如彼。”

谈到具体工作部署时，他表示赞同小平、富春等同志的意见，并做了一些很重要的补充。他要求刚刚成立的“十人小组”，认真组织落实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措施，抓一季度又要照顾今后三个季度，抓重点又要照顾全局，抓当前紧急的又要照顾长远的。

周总理的这篇即席讲话，既原则，又具体，使我们很受教育，又很受鼓舞。他提到的“十人小组”，是小平同志在当天上午的会议上代表中央书记处正式宣布的，成员包括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刘澜波、彭涛、陈正人、孙志远等，并确定“薄在，由薄为主帅；薄不在，由谷代”。

七

按照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部署和决定，1961年春夏两季，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十人小组”。周总理让我们在养蜂夹道搞了个办公室。白天，我们各自在自己的部门工作，晚上就到这里开会，研究问题。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困难，经周总理批准，我们每天晚上开会结束后，可以免粮票并免费吃到一碗面条。每次开会，周总理都派他的秘书顾明同志来听，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有时他听了顾明同志汇报后，对有些情况还要连夜进一步追问。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我夜深回到家里，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案头的红机子又响了。一接电话，原来是周总理打来的；再看看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了。在那些为扭转“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局面的日子里，周总理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

“十人小组”的工作难度很大，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研究处理的问题都触及到当时经济生活的总神经。比如，要保钢材的产量、质量，冶金部门就提出要保焦炭的供应和质量；而要保焦炭的供应和质量，煤炭部门就提出要保采掘机械及炼焦设备的供应和质量；而要保采掘机械及炼焦设备的供应和质量，机械部门就提出要保钢材的供应和质量。如此循环，问题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从重量到重质，全面提高各个工业部门的产品质量，已成了当务之急。又如，“保煤”问题，既需解决采掘机械，更需解决周总理已经指出过的劳动力问题。煤矿工人在井下作业，劳动强度很大，粮食定量低了不行。而且不仅是粮食，还需要一些象酒这样的特供品。矿工长年在井下干活，阴冷潮湿，不喝点酒不行。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决定:井下工人，每月保证供应粮食××斤；供应白酒x瓶。“老大哥”的问题解决了，接着又冒出了“老大嫂”的问题。原来，当年安徽、河北、河南等地农业遭灾，煤矿工人在农村的妻子儿女难以糊口，就跑到煤矿上去找亲人。煤矿工人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在一旁挨饿而自己一人吃饱，就得分出一杯羹给妻子儿女，这样，他们自己又吃不饱了，影响了体力。周总理得悉了这些情况，心情沉重地说:“问题已经成了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

当年8、9月间，中央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周总理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了关于落实经济调整方针的工作安排:“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毛泽东同志也完全赞同关于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部署。中央领导核心的决定，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

在这一次庐山会议上，周总理是最忙、最辛苦的人。除了大会上已经安排的日程外，他还经常在午间或晚上召开有关会议，研究生产建设中的问题。据我的笔记记载，仅从8月30日到9月14日这半个月里，他就找我和“十人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及有关综合部门的同志，开会研究煤炭生产、矿山机械问题达6次之多。写到这里，我不禁回忆起在那段岁月里，“十人小组”在总理的具体领导下辛勤工作的幕幕情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难题，大家忘我地工作，多方了解情况，充分估计各种实际困难，深入研究各种办法和措施，简直绞尽了脑汁。在讨论问题时，大家有时也会因认识角度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最后总是能够从大局出发，把意见集中统一起来，拿出办法，报总理裁定。星移斗转，20多年过去了，现在“十人小组”中的6位同志已经永离人世。我深深地怀念他们。他们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也应当受到后人的尊重。

八

1962年是我党坚决贯彻调整方针、经济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的一年。在这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曾说到:“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七千人大会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为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并争取经济工作的新进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总理日以继夜地战斗在调整工作的第一线。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他在福建组有个发言，严肃地提出了“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象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总理在西花厅连续召开过几次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问题。3月8日下午，总理根据大家议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作了一篇发言。经济形势方面，他讲了五条:(1)农村形势所谓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是指政治经济总的情况而言；单讲生活情况，目前仍很困难，并未过去。目前春荒早到，有的地方春荒情况不容忽视。(2)工业生产力破坏严重，通货膨胀，工人体力下降，心情不舒畅，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长此下去一定要出问题。(3)市场供应紧张，城市居民生活下降。(4)财政、信贷、物资不平衡。(5)国家和人民个人的底子更薄了。他的结论是，目前处在恢复调整的最关键的时期，国民经济要继续作大幅度的调整。他提出的措施有十条:(1)计划安排要从以工业为主转向以农业、市场供应为主来考虑问题。(2)要从最急迫的需要出发来安排物资分配。(3)要从短线出发安排生产。(4)从现在起就要搞好综合平衡，而不是在若干年后。(5)要以节约的原则安排生产，消耗大、质量低的企业要坚决停下来。(6)贯彻自力更生的原则。(7)国防建设要循序而进，尖端只能是试验，不能多搞。(8)基本建设非砍不可，至少要砍四分之一；今后一段的基建，只能是补缺口。(9)关系全体人民的事，一定要稳，不能轻动，如粮食问题，必须由中央统一调度；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的事，要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不能拖拉。(10)下一道命令，将所有高级消费品统统冻结。周总理提出的这些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经过党中央的进一步讨论和充实，后来成为他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部分中的基本内容。

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所经历过的那些日日夜夜，周总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卓越的领导才干，是令我终生难忘的。

九

全党团结一致，是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经过三年调整，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196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情况明显好转，并有了新的发展。

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越绷越紧，“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阶级斗争的重点开始转向党内。在1964年11月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就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以后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提出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如邓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所指出的:“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对于“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我体会，包括周总理和少奇同志等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他们也是在一种很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他们也是在凭着自己的认识看问题，凭着自己的经验干事情，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做工作。他们的思想和肩上的担子都是沉重的。周总理作为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所以，无论是同我们这些人谈话，或者公开对群众讲话，他总是讲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但是，“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他也搞不太清楚。比如他在8月份就向毛主席请示，并得到批准，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运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就可以说明他当时对“文革”的认识。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我觉得有两条原则总理是抓得紧紧的:一条是，反复强调执行政策，对于当时运动已经出现的混乱现象，他一经发现，就挺身而出，积极加以纠正。记得1966年7月8日，他在听取国务院各口汇报“文革”情况时，曾明确指出:“给人家戴‘黑帮’帽子，又要靠人家工作，这种作法不好。组织结论不能轻易做。”他还强调:“被批判的对象，不下放，也不外送，一般留在机关监督改造。”另一条是，在重大问题上经常向毛主席报告请示，争取毛主席的支持或者首肯，运用毛主席的权威，对运动做一些矫枉和引导工作。在“文革”初期，总理为了将运动纳入我党传统的轨道，维护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缩小对生产建设的冲击和破坏，作了极大的努力。当然后来运动的发展实际，使他的良苦用心完全付诸东流了。

对于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这一类言辞，周总理也是听不顺、看不惯的。在7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总理曾说，对于这些提法，他同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这些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我们这些人，在这一段已经受到了大字报的“炮轰”，但都在背着“十字架”兢兢业业地工作。关于三线建设和基建工程兵问题，中央书记处由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由周总理主持，都听过我们的汇报。我还就西南铁路前线指挥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于7月7日专门向总理汇报过，他表示完全支持我的意见。那天下午，总理还在各口汇报“文革”情况的会议上宣布:“三线建设与一、二线不同，不能受文革的影响。”在那一段时间里，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都还能保持运转，周总理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而且他已经看出这场运动可能给经济建设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抓得比以前更紧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文革”进一步推向了高潮。这次会上，毛主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少奇同志，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央人事也作了很大变动，林彪成了接班人，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8月13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大叫大嚷:“文化革命要搞他几个月，大触每个人的灵魂，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睡不好觉，让任何单位都滑不掉、漏不掉！”8月18日，毛主席身着戎装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也登台亮相讲话，“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在全国范围内铺天盖地而来。

十

这年9月初，经李富春同志提议，毛主席批准，余秋里同志和我被通知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每人分管十个部。

周总理当时最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经常找我们了解经济工作方面的重大情况和问题。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对于我们每天汇总的生产报表，他都要仔细审看。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掉下去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他都要认真查问原因，并和我们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那年的8、9、10三个月，是学生们来京“大串连”的高潮阶段，给铁路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为了维持起码的铁路运输秩序，保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总理要我们花些力量，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多次指示我们:“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9月12日，总理还亲自给我打过电话，要我给他整理一份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我们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150~170万人的盘子安排运力。我找到总理叫苦说:“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很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人很难安排。”总理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常委讨论决定。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10月7日，我找了铁道部负责同志，整整用了一个上午才勉强搞出了运输学生170万、150万、120万三个方案，报给了总理。为了保证铁路交通运输，总理还在9月底要我突击起草一个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稿。

十一

这期间，“文革”的风浪已经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工矿企业。国家机关中，也闹起了群众组织，与社会上的红卫兵相呼应。学生冲击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8月25日，就有建工学院和琉璃河水泥厂的200多人包围建材部，揪斗赖际发部长，罚站罚跪，还动了手。9月中旬，有两派学生组织进驻了国家经委，分别支持经委的两派群众组织，互相争斗，严重干扰了国家经委的正常工作。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总理和富春、先念同志。他们立即研究，并指派我去处理此事，说服两派学生都退出经委大楼。说服工作相当难做。两派学生开始都不买帐，后来我不得不说“这是总理和富春同志的命令”，两派学生才同意退出机关。后来，我就此事的处理情况给他们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学生不能到工厂搞串连，更不能进驻各部委机关，干扰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周总理在此报告上批示:“坚持不让学校革命师生进入部、委设联络站，但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连系。周恩来九·十六。”(附原件1)他完全支持了我们提出的意见，之所以要加上“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连系”这句话，显然是为了敷衍那个形势，以使我们的主要意见能得以通过，于大局有利。

也是在此前后，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组织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9月15日深夜，总理在一份《快讯》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十分不安，马上打电话找我。我当时刚刚入睡。电话铃声一响，我即醒来，马上披衣去接，一听是他的声音，忙说:“总理，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啊！”他说:“一大堆事情缠着，睡不下啊！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是北京国棉一厂的……”他谈了大致情况，要我抓紧处理好这件事。我当时考虑，现已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便回答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他说:“好！”通完电话后，我就睡下了。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他的批示:“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张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你汇报。周恩来九·十六，二时。”(附原件2)看罢批示，我深深为总理对人民的极端爱护和负责的精神所感动，纺织厂的工人，不管这派那派，毕竟都是工人群众啊，总理深怕延误一夜，酿出更大的事端；我又十分愧疚:这件事本应由我连夜处理，无须麻烦日理万机的总理再加过问，但结果还是麻烦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里仍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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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卫视 《正午30分》】四菜一汤，这是当年周总理定的标准，一直延续至今。1984年后，外交部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对国宴的改革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国宴的标准：总书记、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军委主席、政协主席举办的宴会，每位宾客为50至60元，如果宴请少数重要外宾，则在80元以内掌握开支，一般宴会每位宾客标准为30至40元。之后再次确定，宴请来访外宾的次数不宜过多，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一汤。同时规定，国宴一律不再使用烈性酒，如茅台、汾酒等，根据客人的习惯上酒水，如啤酒、葡萄酒或其他饮料。所述规定，执行多年，直至新标准实施。

    　贯穿20世纪80年代（我在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任上）延续到90年代（我任政协副主席及卸任之后）一直到新世纪之初，我为抢救恭王府、改建琉璃厂文化街和建设北京图书馆新馆倾注了不少精力。我曾经为解决恭王府问题，多次召集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开联席会议，一再讲上面提到的几件事是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当然，周总理交代给我的事情并不止这些，我之所以集中谈这三项，主要是都跟文化有关。这三件事也有内在的联系，周总理在“文革”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没有明说，但我内心有所感悟。这使人联想到过去对梁思成保护北京传统建筑的建议重视不够（有的领导人甚至反对），造成了一些遗憾和教训，需要进行修正。就我个人来说，也需要对20世纪60年代提倡“设计革命”进行一些修正。北京图书馆（现改称国家图书馆）位于白石桥西北的新馆是具传统风格的新建筑；琉璃厂文化街因各种原因采用的是以改建的方式恢复传　　编者按：今年6月13日是我国的第四个“文化遗产日”，这个特殊日子的到来已经引起了有关各界的热烈响应。此时回顾我国国家领导人对文化遗产问题给予的高度重视，及作出的许多切实有效的拯救和保护性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在征得《谷mu回忆录》作者谷老及协助其完成该回忆录的刘会远先生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同意后，本网特辑选《谷mu回忆录》中关于“保护恭王府”的记述文字，和大家共同重温一个有关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前前后后的真实故事，并借此向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贯穿20世纪80年代(我在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任上)延续到90年代(我任政协副主席及卸任之后)一直到新世纪之初，我为抢救恭王府、改建琉璃厂文化街和建设北京图书馆新馆倾注了不少精力。我曾经为解决恭王府问题，多次召集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开联席会议，一再讲上面提到的几件事是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当然，周总理交代给我的事情并不止这些，我之所以集中谈这三项，主要是都跟文化有关。这三件事也有内在的联系，周总理在“文革”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没有明说，但我内心有所感悟。这使人联想到过去对梁思成保护北京传统建筑的建议重视不够(有的领导人甚至反对)，造成了一些遗憾和教训，需要进行修正。就我个人来说，也需要对20世纪60年代提倡“设计革命”进行一些修正。北京图书馆(现改称国家图书馆)位于白石桥西北的新馆是具传统风格的新建筑;琉璃厂文化街因各种原因采用的是以改建的方式恢复传统风貌;而恭王府的抢救和保护则坚持了“修旧如故”的原则。梁思成早就提出对古建筑要“修旧如旧”，同济大学一位建筑学家建议改为“修旧如故”，因旧成什么样，标准难以掌握。这里我着重谈一下恭王府的修复，把这处很有代表性的王府建筑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功夫主要下在理顺各种关系上。从1975年开始，我对恭王府的关注持续了30多年。

　　◎ 1980 年7 月与朱穆之、贺敬之等同志视察恭王府修复工程施工现场。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恭王府管委会保存的，记载我多次到恭王府的讲话及主持有关会议的文件，与我部分日记的扼要记载是一致的，这帮我回忆起了抢救恭王府的曲折过程。因有时去恭王府没有通知有关部门领导，所以有部分日记的记载是他们所没有的。

　　恭王府位于被称为“城中第一佳山水”(注：此诗句出自明弘治年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的什刹海后海北岸西面、今天的柳荫街南段，最初在清朝乾隆时期由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珅所建。其西路是和珅的住所，东路由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孝公主和额驸丰绅殷德(和珅的儿子)居住，中路为礼仪性建筑。乾隆皇帝死后几天，嘉庆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惩办了和珅，并将和宅(和孝公主府除外)赐给与嘉庆皇帝同为孝仪皇后所生的弟弟庆郡王永璘，这里也就成为庆王府。到了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皇帝又把其赐给恭亲王奕 ，从此便有了恭王府的名称。民国时期，小恭亲王溥伟将代表恭王府产权的龙票抵押给北京天主教会的西什库教堂，后因溥伟无力还款，产权为教会所得。从1937年到1949年，恭王府成为教会所办的辅仁大学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辅仁大学与京师大合并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恭王府又成为在原辅仁大学艺术系的基础上成立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校舍，后来又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多个单位的办公和教学地点。王府中的花园则一度成为公安部的住宿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在这里办有一个幼儿园，还有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空调器厂占用了戏楼等部分府中建筑。

　　1962年，周恩来总理会同一批著名专家视察恭王府，首次提出：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1975年周总理病重时期将此事郑重委托给我。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逐渐拨乱反正，我开始筹备执行周总理交代的这项特殊任务，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我担当起创办经济特区等改革开放的一些重任，但对周总理的托付始终未敢懈怠。

　　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平左联时常到辅仁大学，作为校园一部分的恭王府宏伟气派的王府建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府中美丽的花园也给了文学青年们许多灵感。所以，我对恭王府的命运也一直是关注的。

　　1980年初，我组织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联合起草了《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在向下传达的过程中我特别强调了对恭王府的保护。北京市建委于6月11日召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安部行政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北京市机械局北京空调器厂及北京市文物局、规划局、园林局等单位开会，宣读国务院文件和我的讲话并进行了讨论。

　　1980年7月19日，我到现场检查了恭王府古建筑的保护情况，一同前往的有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公安部副部长席国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梦夫及甄宏仁，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沈勃等同志。在恭王府办公的文研院副院长苏一平和秘书长韩力同志陪同。

　　我在当时表示：“越看越有修复的必要，现在一砖一木都不要再破坏了!”并在“多福轩”指出对古藻井彩绘要认真保护，尤其在安装电线、电灯、音响等装置①时要特别注意不能破坏原彩绘，并要特别注意防火。在看到空调器厂对戏楼造成的破坏状况时，我说了一句硬话：不管(恭王府)将来开放不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迁出去。

　　在这次检查中，我要求北京市建委的沈勃同志给空调器厂安排一个适当的搬迁地方，并要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李梦夫和公安部的席国光同志就居住在恭王府内的几十家干部的搬迁问题于8月份拿出一个搬迁方案。

　　7月24日，文化部行文报请批准迁出恭王府的中国音乐学院首批基建用地2.5万平方米，文学艺术研究院基建用地2.5万平方米，投资约需1500万元(不包括拆迁费用)。

　　我考虑虽然“文革”之后百废待兴，但文化系统是重灾区，特别是恭王府如不及时抢救，不但无法实现周总理遗愿，对后代也无法交代，特请当时主管财政的姚依林副总理给予支持。

　　1981年12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我当年9月召开的恭王府搬迁会议所提出的要求作出答复：“北京市开发公司按照原订合同，从劲松统建宿舍中今年拨给公安部一千六百平方米，明年上半年拨给尚欠的一千一百平方米”。“公安部搬迁恭王府住户的建房地皮，经市规划局努力，从劲松小区南边拨给一块农田。由市建委、规划局负责组织使用这块农田的有关单位共同办理征地的有关手续，待市人民政府批准拨地以后，共同组织开发”。“北京市空调器厂已于11月26日搬出恭王府，临时在墙外马路上搭了部分木板房和堆放了一些物资……”为保护恭王府的搬迁工作终于启动了。

　　1982年2月13日，我在中南海第二会议室听取了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建委综合局、北京市政府、市建委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关于修复恭王府、改建琉璃厂文化街进展情况的汇报。参加这次汇报会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国务院副秘书长袁晋修、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等同志。当谈到公安部动员一户搬迁，没有十次八次不行时，我很严肃地指出：统建房子大家都能住，公安部门是政治性、纪律性最强的部门，恭王府是国内外瞩目的我国古建筑，我们有责任把它维护好，有了房子还不搬，不搬的理由又站不住，因此，必须在3月15日前，先搬出10户。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表示，一定完成任务。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也当即表示，如房屋质量有问题，由他负责修好。会上我还驳回了空调器厂17万补偿的要求。根据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让张百发同志负责尽快办理空调器厂与恭王府的交接。他当即表示：立即照办。

　　1982年3月文化部《关于恭王府修复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抓紧办好接收北京市属北京空调器厂和公安部占用房屋园地的移交工作，接一间、管一间、修一间。以文化部为主，邀请古建筑、规划、设计、文物、红学、园林等有关方面的领导、专家，组成修复恭王府管理委员会。”这标志着全面保护和利用恭王府的工作拉开了序幕。

　　1984年3月，文化部恭王府修复管理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条例及政府其他有关政策，拟订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保护管理细则(草案)》。我在该文件上批示：“此件很好，我同意。”不久，该管理细则公布实行。恭王府的保护工作开始走入了正轨。

　　1986年5月18日我又到了恭王府，同行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宋木文、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白鹰、公安部计财局长王学春等同志。我在那里开的会上表示：1975年周总理指示修复恭王府，经过多次会议讨论、研究才决定下来。恭王府是北京现存最好的王府，据说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取材最重要的场景②。至于修复后将来如何使用，暂且不提，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要把恭王府早日修复起来，保留好。因此要下决心让住在里头的所有人搬迁出去。今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安部什么时候能搬完?文化部怎么困难也不能搬进去，公安部搬出去，你们搬进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会上，我要求公安部6月底搬完最好，最迟7月底搬完，不能再讲价钱。文化部宋木文副部长表示：恭王府修复管理处由部直接掌握，谁再搬进去，谷mu同志拿我是问。

　　然而虽然我一再督促，具体负责的同志也一再打保票，但因为搬迁工作牵扯面宽，许多具体问题复杂，进度并不理想。

　　1990年5月11日，北京市政协城建委员会、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迅速腾退恭王府和加强管理工作的呼吁书》，李铁映同志批示：“请所属单位从大局出发，积极给予支持。”

　　1995年4月22日，我再次到恭王府了解修复搬迁情况。我追问：“恭王府是个历史很长，很有名的园子吧?是与《红楼梦》大观园有些联系吧?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不搬走呢?不是讲好的吗?”了解了一些具体情况后，我说：“搬迁工作不理想，关键是没有人逼，没有人逼怎么会有人搬呢?”当有人汇报说按比较乐观的搬迁进度，1997年大部分单位可以搬出恭王府，我对这类保票和所谓乐观估计有点不太相信了，感慨道：“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了。”

　　不久，记者张宝瑞的文章《北京恭王府的修复搬迁问题亟待解决》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150期发表。我在该件题头上批示：“瑞环同志：我过去过问过这件事。恭王府是不能破坏的，请再指定人管一下这件事如何。”两天后，瑞环批给尉健行、罗干、刘忠德同志：“我也过问几次，并提出过意见，望你们关注一下。”

　　1999年、2000年李岚清同志曾两次到恭王府视察，并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推动了恭王府的搬迁工作。

　　2001年3月18日，我在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同志的陪同下再一次来到恭王府。当管理处负责人吴杰同志介绍到(原被工厂占用的)大戏楼，提到我过去提的严格要求时，我插话说：“今后还应更加严格，占用恭王府的单位搬迁不能讲条件，我们必须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他们汇报到艺研院新址建设将于今年年底竣工，届时艺研院将从恭王府彻底迁出，恭王府将近80%的面积将被收回，修复工作即可开始时，我高兴地说：“这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不仅要搬迁好，而且要修好、开放好。”对于一些遗留问题，我对汪光焘同志讲：“不管归谁管，占用恭王府的单位的搬迁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保护文物是不能讲条件的。占用恭王府的单位搬迁十几年还没有搬完，这样说不过去。汪光焘，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想办法，三年完成附中的搬迁工作，有困难你可以找我，恭王府的问题看样子没人管不行，我要管!管到底!汪光焘，你能不能完成任务?”汪光焘同志答：一定想办法完成谷mu同志交给的任务。离开恭王府的时候我又再次强调：汪光焘同志，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三年内完成附中、公安部6户居民的搬迁及府墙外违章建筑的拆除，你一定要办，你能够办到的事情就大胆地去办，不要来找我;你如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我找他们去。必须站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来认识，切实保护好文物。

　　2003年11月5日，我和李岚清同志相约一起来到恭王府，同行的还有文化部副部长赵维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北京市副市长张茅等同志。这时搬迁工作已基本完成，我们主要是谈“修旧如故”及如何在三年之内完成修复和开放工作等问题。

　　当我谈到是受周总理的托付，多年来一直关注恭王府的搬迁、修复和开放工作时，李岚清同志说：“谷mu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我是受谷mu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恭王府管理中心谷长江同志汇报了有关文物的征集情况，并谈到恭王府有一批文物1905年流失到日本。我说：“花些钱也要买回来，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当即表示：“我们文物局出钱帮助征集这批文物。”

　　◎ 与李岚清同志在恭王府听取修复工作的汇报

　　恭王府总算比较完整地保护下来了，现在已对外开放，终于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当然，这与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和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梁思成先生创办和领导的营造学社，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曾绘下了恭王府大量古建筑的结构图，为这座比较完整地得到保留的清代王府建筑(按修旧如故原则)的整修提供了重要依据。当从报纸上看到来自海峡对岸的连战、宋楚瑜参观了恭王府后都给以很高评价，我感到非常欣慰。

　　十年前我曾为画册《中国建筑四十年》题词：“美的建筑是人类智慧和创造精神的丰碑，她是无声的音乐、无言的是无声的音乐、无言的史诗。”恭王府的古建筑正是无声的音乐、无言的史诗。后来我看到梁思成、林徽茵教授也有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对于建筑审美者来说“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他们写道：“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鉴赏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合、神志的感触……”③我之所以能把保护恭王府的事情一抓到底，除了周总理的嘱托，除了对洋务运动掌舵人恭亲王奕的尊敬，置身这古建筑群中，那种“性灵的融合”、“神志的感触”也常常给予我动力。

　　◎ 为画册《中国建筑四十年》题词史诗。

　　今天的恭王府，国家和人民成了它新的主人，在这座古建筑所凝聚和延续的史诗中，我们人民共和国的部分干部、专家和维修工人也留下了一段可以让后人骄傲的新的篇章!而我们的后代置身其中，也可展开与今人、古人的对话。

　　注释:

　　①　当时有的古建筑被改造成录音棚，其中电线密布，非常危险。

　　②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认为，曹雪芹是以恭王府为背景写作《红楼梦》的。恭王府及其花园的建制、布局酷似《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和大观园。

　　③　梁思成、林徽茵《平郊建筑杂录》，见《梁思成文集》第一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

　　摘自【谷mu回忆录】第467-477页
统风貌；而恭王府的抢救和保护则坚持了“修旧如故”的原则。梁思成早就提出对古建筑要“修旧如旧”，同济大学一位建筑学家建议改为“修旧如故”，因旧成什么样，标准难以掌握。这里我着重谈一下恭王府的修复，把这处很有代表性的王府建筑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功夫主要下在理顺各种关系上。从1975年开始，我对恭王府的关注持续了30多年。

◎ 1980 年7 月与朱穆之、贺敬之等同志视察恭王府修复工程施工现场。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恭王府管委会保存的，记载我多次到恭王府的讲话及主持有关会议的文件，与我部分日记的扼要记载是一致的，这帮我回忆起了抢救恭王府的曲折过程。因有时去恭王府没有通知有关部门领导，所以有部分日记的记载是他们所没有的。
    　恭王府位于被称为“城中第一佳山水”（注：此诗句出自明弘治年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的什刹海后海北岸西面、今天的柳荫街南段，最初在清朝乾隆时期由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珅所建。其西路是和珅的住所，东路由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孝公主和额驸丰绅殷德（和珅的儿子）居住，中路为礼仪性建筑。乾隆皇帝死后几天，嘉庆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惩办了和珅，并将和宅（和孝公主府除外）赐给与嘉庆皇帝同为孝仪皇后所生的弟弟庆郡王永璘，这里也就成为庆王府。到了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皇帝又把其赐给恭亲王奕 ，从此便有了恭王府的名称。民国时期，小恭亲王溥伟将代表恭王府产权的龙票抵押给北京天主教会的西什库教堂，后因溥伟无力还款，产权为教会所得。从1937年到1949年，恭王府成为教会所办的辅仁大学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辅仁大学与京师大合并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恭王府又成为在原辅仁大学艺术系的基础上成立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校舍，后来又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多个单位的办公和教学地点。王府中的花园则一度成为公安部的住宿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在这里办有一个幼儿园，还有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空调器厂占用了戏楼等部分府中建筑。
　　1962年，周恩来总理会同一批著名专家视察恭王府，首次提出：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1975年周总理病重时期将此事郑重委托给我。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逐渐拨乱反正，我开始筹备执行周总理交代的这项特殊任务，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我担当起创办经济特区等改革开放的一些重任，但对周总理的托付始终未敢懈怠。
　　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平左联时常到辅仁大学，作为校园一部分的恭王府宏伟气派的王府建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府中美丽的花园也给了文学青年们许多灵感。所以，我对恭王府的命运也一直是关注的。
　　1980年初，我组织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联合起草了《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在向下传达的过程中我特别强调了对恭王府的保护。北京市建委于6月11日召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安部行政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北京市机械局北京空调器厂及北京市文物局、规划局、园林局等单位开会，宣读国务院文件和我的讲话并进行了讨论。
    　1980年7月19日，我到现场检查了恭王府古建筑的保护情况，一同前往的有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公安部副部长席国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梦夫及甄宏仁，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沈勃等同志。在恭王府办公的文研院副院长苏一平和秘书长韩力同志陪同。
    　我在当时表示：“越看越有修复的必要，现在一砖一木都不要再破坏了！”并在“多福轩”指出对古藻井彩绘要认真保护，尤其在安装电线、电灯、音响等装置①时要特别注意不能破坏原彩绘，并要特别注意防火。在看到空调器厂对戏楼造成的破坏状况时，我说了一句硬话：不管（恭王府）将来开放不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迁出去。
    　在这次检查中，我要求北京市建委的沈勃同志给空调器厂安排一个适当的搬迁地方，并要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李梦夫和公安部的席国光同志就居住在恭王府内的几十家干部的搬迁问题于8月份拿出一个搬迁方案。
    　7月24日，文化部行文报请批准迁出恭王府的中国音乐学院首批基建用地2.5万平方米，文学艺术研究院基建用地2.5万平方米，投资约需1500万元（不包括拆迁费用）。
    　我考虑虽然“文革”之后百废待兴，但文化系统是重灾区，特别是恭王府如不及时抢救，不但无法实现周总理遗愿，对后代也无法交代，特请当时主管财政的姚依林副总理给予支持。
    　1981年12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我当年9月召开的恭王府搬迁会议所提出的要求作出答复：“北京市开发公司按照原订合同，从劲松统建宿舍中今年拨给公安部一千六百平方米，明年上半年拨给尚欠的一千一百平方米”。“公安部搬迁恭王府住户的建房地皮，经市规划局努力，从劲松小区南边拨给一块农田。由市建委、规划局负责组织使用这块农田的有关单位共同办理征地的有关手续，待市人民政府批准拨地以后，共同组织开发”。“北京市空调器厂已于11月26日搬出恭王府，临时在墙外马路上搭了部分木板房和堆放了一些物资……”为保护恭王府的搬迁工作终于启动了。
    　1982年2月13日，我在中南海第二会议室听取了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建委综合局、北京市政府、市建委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关于修复恭王府、改建琉璃厂文化街进展情况的汇报。参加这次汇报会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国务院副秘书长袁晋修、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等同志。当谈到公安部动员一户搬迁，没有十次八次不行时，我很严肃地指出：统建房子大家都能住，公安部门是政治性、纪律性最强的部门，恭王府是国内外瞩目的我国古建筑，我们有责任把它维护好，有了房子还不搬，不搬的理由又站不住，因此，必须在3月15日前，先搬出10户。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表示，一定完成任务。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也当即表示，如房屋质量有问题，由他负责修好。会上我还驳回了空调器厂17万补偿的要求。根据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让张百发同志负责尽快办理空调器厂与恭王府的交接。他当即表示：立即照办。
　　1982年3月文化部《关于恭王府修复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抓紧办好接收北京市属北京空调器厂和公安部占用房屋园地的移交工作，接一间、管一间、修一间。以文化部为主，邀请古建筑、规划、设计、文物、红学、园林等有关方面的领导、专家，组成修复恭王府管理委员会。”这标志着全面保护和利用恭王府的工作拉开了序幕。
　　1984年3月，文化部恭王府修复管理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条例及政府其他有关政策，拟订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保护管理细则（草案）》。我在该文件上批示：“此件很好，我同意。”不久，该管理细则公布实行。恭王府的保护工作开始走入了正轨。
　　1986年5月18日我又到了恭王府，同行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宋木文、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白鹰、公安部计财局长王学春等同志。我在那里开的会上表示：1975年周总理指示修复恭王府，经过多次会议讨论、研究才决定下来。恭王府是北京现存最好的王府，据说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取材最重要的场景②。至于修复后将来如何使用，暂且不提，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要把恭王府早日修复起来，保留好。因此要下决心让住在里头的所有人搬迁出去。今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安部什么时候能搬完？文化部怎么困难也不能搬进去，公安部搬出去，你们搬进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会上，我要求公安部6月底搬完最好，最迟7月底搬完，不能再讲价钱。文化部宋木文副部长表示：恭王府修复管理处由部直接掌握，谁再搬进去，谷mu同志拿我是问。
　　然而虽然我一再督促，具体负责的同志也一再打保票，但因为搬迁工作牵扯面宽，许多具体问题复杂，进度并不理想。
　　1990年5月11日，北京市政协城建委员会、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迅速腾退恭王府和加强管理工作的呼吁书》，李铁映同志批示：“请所属单位从大局出发，积极给予支持。”
　　1995年4月22日，我再次到恭王府了解修复搬迁情况。我追问：“恭王府是个历史很长，很有名的园子吧？是与《红楼梦》大观园有些联系吧？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不搬走呢？不是讲好的吗？”了解了一些具体情况后，我说：“搬迁工作不理想，关键是没有人逼，没有人逼怎么会有人搬呢？”当有人汇报说按比较乐观的搬迁进度，1997年大部分单位可以搬出恭王府，我对这类保票和所谓乐观估计有点不太相信了，感慨道：“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了。”
　　不久，记者张宝瑞的文章《北京恭王府的修复搬迁问题亟待解决》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150期发表。我在该件题头上批示：“瑞环同志：我过去过问过这件事。恭王府是不能破坏的，请再指定人管一下这件事如何。”两天后，瑞环批给尉健行、罗干、刘忠德同志：“我也过问几次，并提出过意见，望你们关注一下。”
　　1999年、2000年李岚清同志曾两次到恭王府视察，并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推动了恭王府的搬迁工作。
　　2001年3月18日，我在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同志的陪同下再一次来到恭王府。当管理处负责人吴杰同志介绍到（原被工厂占用的）大戏楼，提到我过去提的严格要求时，我插话说：“今后还应更加严格，占用恭王府的单位搬迁不能讲条件，我们必须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他们汇报到艺研院新址建设将于今年年底竣工，届时艺研院将从恭王府彻底迁出，恭王府将近80%的面积将被收回，修复工作即可开始时，我高兴地说：“这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不仅要搬迁好，而且要修好、开放好。”对于一些遗留问题，我对汪光焘同志讲：“不管归谁管，占用恭王府的单位的搬迁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保护文物是不能讲条件的。占用恭王府的单位搬迁十几年还没有搬完，这样说不过去。汪光焘，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想办法，三年完成附中的搬迁工作，有困难你可以找我，恭王府的问题看样子没人管不行，我要管！管到底！汪光焘，你能不能完成任务？”汪光焘同志答：一定想办法完成谷mu同志交给的任务。离开恭王府的时候我又再次强调：汪光焘同志，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三年内完成附中、公安部6户居民的搬迁及府墙外违章建筑的拆除，你一定要办，你能够办到的事情就大胆地去办，不要来找我；你如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我找他们去。必须站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来认识，切实保护好文物。
　　2003年11月5日，我和李岚清同志相约一起来到恭王府，同行的还有文化部副部长赵维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北京市副市长张茅等同志。这时搬迁工作已基本完成，我们主要是谈“修旧如故”及如何在三年之内完成修复和开放工作等问题。
　　当我谈到是受周总理的托付，多年来一直关注恭王府的搬迁、修复和开放工作时，李岚清同志说：“谷mu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我是受谷mu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恭王府管理中心谷长江同志汇报了有关文物的征集情况，并谈到恭王府有一批文物1905年流失到日本。我说：“花些钱也要买回来，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当即表示：“我们文物局出钱帮助征集这批文物。”

◎ 与李岚清同志在恭王府听取修复工作的汇报
　　恭王府总算比较完整地保护下来了，现在已对外开放，终于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当然，这与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和通力协作是分不开的。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梁思成先生创办和领导的营造学社，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曾绘下了恭王府大量古建筑的结构图，为这座比较完整地得到保留的清代王府建筑（按修旧如故原则）的整修提供了重要依据。当从报纸上看到来自海峡对岸的连战、宋楚瑜参观了恭王府后都给以很高评价，我感到非常欣慰。
　　十年前我曾为画册《中国建筑四十年》题词：“美的建筑是人类智慧和创造精神的丰碑，她是无声的音乐、无言的是无声的音乐、无言的史诗。”恭王府的古建筑正是无声的音乐、无言的史诗。后来我看到梁思成、林徽茵教授也有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对于建筑审美者来说“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他们写道：“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鉴赏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合、神志的感触……”③我之所以能把保护恭王府的事情一抓到底，除了周总理的嘱托，除了对洋务运动掌舵人恭亲王奕的尊敬，置身这古建筑群中，那种“性灵的融合”、“神志的感触”也常常给予我动力。

◎     为画册《中国建筑四十年》题词史诗。  
      今天的恭王府，国家和人民成了它新的主人，在这座古建筑所凝聚和延续的史诗中，我们人民共和国的部分干部、专家和维修工人也留下了一段可以让后人骄傲的新的篇章！而我们的后代置身其中，也可展开与今人、古人的对话。　　
注释:
①　当时有的古建筑被改造成录音棚，其中电线密布，非常危险。
②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认为，曹雪芹是以恭王府为背景写作《红楼梦》的。恭王府及其花园的建制、布局酷似《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和大观园。
③　梁思成、林徽茵《平郊建筑杂录》，见《梁思成文集》第一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

摘自【谷mu回忆录】第467-477页

出生于1916年的刘江萍，16岁就参加红军，1935年6月长征途中，他开始在周恩来身边当卫生员。周恩来当时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当时，周总理得了肝脓疡，发着高烧，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我爸爸的工作是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长征途中，生活条件很艰苦，刘江萍想着法子改善周总理的生活。病中的周总理从没提出什么要求，做什么他吃什么，还总是强调不能搞特殊化。

1935年底，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刘江萍离开了周总理身边，到卫生学校学习。“虽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间不算长，但周总理对他的影响却非常深，他处处以周总理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

1964年，刘江萍被授予大校军衔，历任湖北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

在很多人眼中，后勤部长是个有实权的位置。

不过，刘洁说：“爸爸当这个后勤部长，把他自己、把我们这个家管得可严了。几年前，我们都还一直用着那对老式的破旧沙发，爸爸不愿意换新的，说能坐就行。他做事特别认真，总说公家的东西，不能随便拿。”

刘洁有姊妹4个，那时候，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她们的不少同学，都由长辈找关系推荐了，但她爸爸却不愿意为自己的女儿开这个后门。后来，她们4姐妹都靠自己的奋斗考上大学，都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革命战士已逝，精神长留人间。

“我爸爸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长征的时候，周副主席告诫我们，群众的一双筷子都不能拿。’”这句话，刘江萍老人记了一辈子，也是他留给亲人们永久的精神财富。

（记者关前裕）

　　老子讲上善若水，并不是随便说说，他在后面解释了上善如何若水。水善于给万物好处，而不争取自身的利益。

　　那么，人要如何似水呢？让我们来看老子来说，周恩来来行。

　　“居善地”，就是要给自己定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这个我写过专门的文章，周恩来为自己定的位是什么呢？是“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文章很长，这里不再引用了，可以点进去看。）

　　“心善渊”，就是有容乃大，一个人要如“渊”的心胸。渊字何解，每个人的解释不同，大概就是渊博之意吧，精深而广博。这一个“渊”字，周恩来是最当得之人。

　　“与善仁”，就是与人交往，要心存友善，对待别人要仁爱。周恩来的与人友善、仁爱的故事太多太多，事例举不胜举，就不列举了。

　　“言善信”，就是说话要讲信用。这个是做人的准则，更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起码的要求。中国说到做到的大国形象就是周恩来一手树立起来的，说到这里，很想BS一下美国，许多承诺都言而无信。

　　“政善治”，正事善于治理。治理国家，行行业业，周恩来都拿手，从入门到精通的过程几乎看不到，他就成专家了。

　　“事善能”，具有办事的才能。这一条更不用说了，周恩来的才能任何一项都是顶呱呱的。

　　“动善时”，合理把握办事时机。他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时机抓的很准。比如“两弹一星”的发射，比如“东方红”大歌舞，看起来是独立的科技、文艺上的事，实际上有很多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咦，真是奇怪，不知道是周恩来潜心研究了《道德经》并以此书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还是高人总是“心有戚戚”、“心有灵犀一点通”，能穿越时空，进行思想上的火花碰撞，周恩来对上善若水的理解，与老子真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

　　这也应了《道德经》第一篇所言，真正的大道是永恒的，千百年都不会变的。老子那个时代是这样的，周恩来时代也是这样的，可以想见，千百年后的将来仍然还会是这样的。所以周恩来可以成为千古楷模。

《看老子解读周恩来》　之　目录

CCR整理　转自周恩来档案

说明：这篇稿子整理得仓促，资料收集得还不够全面，先发出来，以后再陆续修改、充实。谨此悼念前不久逝世的钱学森同志。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陈静思 实习生 付宝/北京报道

　　9月8日，北京西便门的一家西餐厅。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迎面走来，朴素的装扮、淡然的微笑和优雅的步伐，让人看不出她已届古稀之年。

　　她就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妇周秉德。

　　从伯伯的点滴谈起，从丰泽园到西花厅，中南海时的年少往事，让一个少年秉德的形象清晰呈现。

　　丰泽园的回忆：我在毛主席家吃饭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

　　“我是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的，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同宇(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份的时候，随父亲来到了北京。”

　　初入中南海，小秉德诧异于一个个的院门、一排排的古柏。在这个皇帝的御花园，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要见当大官的“七伯”。

　　她的目的地是丰泽园。在这个园子里，东边的北院住着毛泽东，周恩来就住在东边的南院。

　　“让我仔细看看你长的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亲热地把小秉德拉到了身边。

　　“大爷，我叫周秉德。”

　　“就叫我伯伯吧。你七妈去上海了。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好吗？”

　　60年后，当周秉德回忆起与伯伯的第一次见面，恍如昨日。

　　周秉德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当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学自行车、跳舞、在湖边一起转、一起捉小鱼小虾。”

　　没想到，这些“小鱼小虾”被孩子们当做“贡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厨师做汤，加几个菜，孩子们就和毛主席一块吃起午餐了。

　　“毛主席最爱吃苦瓜，告诉我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就干不成革命。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

　　周秉德回忆说，“毛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豪气的伟人。小学毕业时，我自制了毕业留念的纪念册，让老师和同学们写下留言和姓名作纪念。大家不是把名字写的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上。我把纪念册拿过来请毛伯伯签字，他在第一页就给我写了‘好好学习 毛泽东’七个大字。”

　　“1949年底，伯伯的家搬到西花厅，虽仍在中南海，但距丰泽园远了，我就很少去看望娇娇他们了。”

　　从此，周秉德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开始了长达15年的生活。

　　不搞特殊化：周门各房尽平民

　　周恩来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对亲人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

　　1949年，45岁的周同宇去华北大学培训，然后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

　　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当时周同宇一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2间平房， 20多平米，6个儿女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痛哭个不停。伯伯就把秉钧、秉宜也接到他那去住”。

　　“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一间屋子。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一到周末，周秉德就回到伯伯家，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较多的机会和伯伯、七妈交流。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

　　这是因为，“伯伯觉得我们这一大家走着各种各样的路，他曾经想进行相关的记叙，写写周家这些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作罢”。

　　周家确实是个大家族。虽然周恩来只有两个亲弟弟，在大家族里，周恩来的大排行是老七。

　　周家各“房”今何在？

　　“现在我们和绍兴以及各地远房的亲戚还有一些来往，目前这些亲戚的生活状态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周秉德能说出一连串的周家平民。

　　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1945年就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儿子，1950年到北京的时候，已二十出头，伯伯就说家里的人都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把我的这位堂兄派到了河南焦作工作。”

　　从此，周恩来二弟一家在焦作扎根。

　　“我的堂兄去世后，现只有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一人是普通工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他们大哥在担任城管大队的队长。”

　　文革期间：伯伯说他自己少活十年

　　作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他的眼里无“宿政”，当天的工作连夜也要办完。

　　然而，再苦再累累不过“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记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进门后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于是就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

　　“本来国务院各部委处理的文件，由于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都报到西花厅了。现在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我早晨起床了，他屋里的灯还亮着。”

　　“伯伯曾经说过文革的十年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周秉德说。

　　林彪出逃坠机的事情发生之后，“伯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人民大会堂处理相关的事务，最后把林彪搭乘的飞机坠亡照片都拿过来，知道了他的下落，伯伯才能够放松一点点。全国各地和林彪相关人员的监护和控制都顺利地进行了”。

　　周秉德回忆：“当时伯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大哭了一场，我认为伯伯嚎啕大哭并不是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对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党怎么向国家交代、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动乱中亲自签字批捕弟弟

　　“七妈对我说过：她和我伯伯有三个干女儿，而她们的命运都是非常苦的。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很小的年纪就和父母一起因为飞机出现意外而去世了；另外一个是他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周秉德说。

　　有幸活到解放后的，那就是孙维世。

　　在周秉德眼里，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是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

　　“维世姐姐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过去和朱德一起都是军阀时期的军人，他们在二十年代初很坚决的要加入共产党，跑到欧洲，去找伯伯。伯伯和他们谈了一夜，然后毫不犹豫的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

　　回国之后，孙炳文先生做了黄埔军校的部门主任，主管后勤。“‘四·一二’事件时，国民党特务抓住孙炳文，在上海龙华广场实施了腰斩酷刑，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 ”。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后来任锐带着孩子到武汉找八路军，被伯伯认出来了，当时维世姐姐只有十五六岁。最后这两个孩子都被接纳下来了，伯伯、伯母两个人都挺喜欢这个小姑娘，就认了维世做干女儿，一块儿到了延安”。

　　1939年，周总理因为手臂受伤要去苏联治疗，孙维世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后也一起去了，她留在苏联学了六年多戏剧，新中国成立前就回国了。

　　“‘文革’过程中，我父亲以及伯伯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亲自批下来的，最后维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我七妈告诉我的 ”。

　　1967年9月，孙维世之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被江青、陈伯达认定为“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被投入狱中。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我和维世姐姐的关系非常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的难过。我的思想当时是非常单纯的，我觉得伯伯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没有人会去难为他，哪知道当时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

　　因卷入“刘少奇专案”，周同宇被捕入狱，7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父亲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当时‘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几个红卫兵说我的父亲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个‘反革命聚餐会’。其实就是这几人常聚在一起吃吃饭。最初谢富治批示的是拘留，我的伯伯后来更改为拘捕”。

　　当时香港的报纸就有些议论，“说我伯伯无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来了。但现在看来当时抓起我父亲，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要是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对我们来说还很担心，伯父要求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直到1982年，才有了为我父亲彻底平反的结论”。

　　与伯伯最后的通话

　　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周恩来病重是不允许探望的。按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

　　“是秉德吗？”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一连串的问题，出自一个重病老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总理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牵挂。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

　　“伯伯去世后，我跟七妈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七妈把他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周秉德眼里的伯伯和七妈：恩爱夫妻的浪漫镜头

　　他们二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人红过脸。1969年，伯伯去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当时越南有战事，七妈担心伯伯的安全。回来的时候进了国境线之后，七妈才放心。伯伯回到家中客厅，七妈说：“老头子，你可平安回来了，我在电视里看到你在越南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抱抱我、亲亲我。”我的伯伯当着很多人抱过来就亲了七妈，这样的自然、亲密、温馨，让在场的很多人吃惊不已。可见他们那种多年不变的爱情是多么的可贵和让人羡慕。

　　周秉德自述：我们只是平凡的普通人

　　我原来是跟着我的老伴一起生活，期间很多时候是奔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在西安和贵州前前后后有九年的生活。他退休之后我们就住在军队的退休宿舍里面，我老伴1998年病情加重，我也正是那一年离开的工作岗位。可是我结束工作照顾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转，不到一年，他就因为医治无效离开了。

　　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公交卡，到很多地方就坐公交车、地铁。只有去钓鱼台、人民大会堂这些地方参加活动我才会从单位叫一辆车来。当然我平时也会自己去买买菜、去超市买点东西，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嘛。

　　注：本文史料参考《我的伯伯周恩来》(周秉德著)、《周恩来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等。

总理的镜头很少，不过非常难得的是，有总理在国内穿西装的镜头~~~

并且有一些西花厅的镜头，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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