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曾以“心系天下的国士精神”、“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公正廉明的法治精神”，高度赞扬诸葛亮的精神风貌。
然而，如果我们不从事政治生活的话，恐怕上述“国士精神”、“鞠躬尽瘁”、“公正廉明”，都会被供奉到高高的祭台上，跟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搭不上关系；同时，在现代社会，哪怕是国家公务员，也不可能再去要求他们“鞠躬尽瘁”。——这样一来，作为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诸葛亮精神的现代意义，几乎完全被否定和消解掉了，只剩下一个“腾不出手来打，就先哄着”的简单权衡而已（“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所以有人很实在地说，“太多的人不想接近诸葛亮，也不敢接近诸葛亮”。
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我们能从他的身上学得什么？
值此，让我重新大略地点过，作为个人的诸葛亮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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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开阔长远的创造精神）
没有任何资历，他却让在江湖上混了二十多年的左将军、领豫州牧，三往乃见。（徐庶有明言在前，“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至”，易中天所言诸葛亮自己先去见刘备，纯属虚构。）——这是玄德公的过人之处了。
还鼓捣出一个《隆中对》来，给身无寸土的刘备，清晰地指出一条“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道路，印照出此后中国半个世纪的格局。
纵观整部三国史，最为具有预见性和洞察力的战略——有张纮，向孙策提出“占据荆、扬，匡扶汉室”；有沮授，向袁绍提出“合四州之地，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有荀彧，向曹操提出“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奉主上以从民望”，都起到了高瞻远瞩、左右时局的作用。《隆中对》，与它们的相似与差异在哪里？又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上呢？
首先，这些第一流的战略家，与诸葛亮一样，都意识到了“尊奉汉室”，维护某种秩序，才是终结乱世的上道。
其次，张纮议论时，孙策有足够的时间积聚力量，从容面对王朗、钟繇；沮授议论时，袁绍已取得冀州为立身之基；荀彧议论时，曹操已经在兖州站稳脚跟。反观诸葛亮，面对的刘备，则是寄人篱下、无立足之地已长达八年，且曹操南下在即，存亡难卜，诸葛亮的眼光，却已经不仅要求存，还要进取天下！完全从“无”中造“有”，这是何等奇诡、大胆、飞扬的创造力！至于鲁肃在孙权已立江东之时，所言的《榻上策》，从内容上照搬张纮，更无难度，完全没有比肩的资格。
如果说三国史有一个总纲，那就只能是诸葛亮的出山之作：《隆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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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沉着顽强的奋斗精神）
曹操军千钧压顶，徐庶以母亲为名离开了，而他挺身而出，“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三国志》言：
“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备，又观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以助备。”
没有“舌战群儒”之类戏剧性的场面，但是二十七岁的白丁诸葛亮（当时他没有任何官职），却以“奇雅”征服了孙权，也为刘备争取到绝地再起的生机。
这里，他还对孙权说：
“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这句话，激起了孙权的斗志；而这种，每于绝境之中，尤为坚定顽强的意志，纵贯了诸葛亮一生。
章武三年的蜀汉，危若累卵：对外与魏、吴同时敌对，对内一半的领土发生反叛；并且刚遭受到军事惨败，毫无还击之力；同时，曹魏以司徒、司空、尚书令的名义发出的招降信，纷至沓来，要求“举国称藩”……
这个时候，他做了一篇《正议》，做公开答复：
“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刑在子孙”；
“万人必死，横行天下……况以数十万之师，据正道而临有罪，有可得而干拟者哉！”
一遍遍地读过去，便想，这是个怎样笃定的人，才能写出来的决绝、自信？在自己的所有规划，都化为泡影之时？
他可有片刻，在那样的压力前，犹豫战栗过么？
不知道……
我们只能知道，即便承担下来的，是这样一个已经虚弱到不堪一击的国家，他也没有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三年后，他不仅让蜀汉喘息过来，还可以开始亲率大军，南征北伐。
——修整内政（细致宽仁公平的实干精神）
大段的时间，在建兴元年春至三年春，同年平南成功至建兴六年春出师北伐，建兴十年至十二年春。
而成都的九里堤，据说是他修的（《亮集引〈成都府志〉》）；派常驻堰官及军士，修护都江堰，是他首创（《水经注》）；成都作为“锦官城”的美誉，也可能是这个时候形成的……
可以想见，那个穿行于案牍之中的人，以如何细心、温柔的热切眼光，望过岷江的清流，“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天府之国。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写道：
“（诸葛亮）在主观上的努力，确是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然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确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这是一位马列主义史学泰斗，难得的激赏。他用了六页半的篇幅介绍诸葛亮，而只给了曹操一页。这部通史名著，完成在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发表之前两年。
曹爽、毌丘俭、诸葛诞、王凌……，孙綝、韩胤、诸葛恪、张俊、奚熙、马茂、步阐……，曹魏和东吴，一次次地动用族诛酷刑，杀得鲜血淋漓之时，诸葛亮治下的蜀汉，却没有发生一次案例；
从曹操到曹丕到曹叡，为着镇压异己，一次次动议要把自汉代就已经取消的肉刑进行恢复时，诸葛亮在“罚二十棍以上皆亲览焉”，在亲往狱中“录囚”，以监督官员、避免冤案；
在曹魏，把为皇亲贵族犯法、可以减轻免除惩罚的“八议”，正式作为制度，写入《魏律》的时候，诸葛亮心平如镜，“无恶不惩，无善不彰”。
生于乱世，何其不幸；然而，当安定的生活可求而不可得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给予“公平”，能够让人感到生之美好与希望呢？
曹操有一首《对酒歌》，写他所理想中的社会，“咸礼让，民无所争讼。……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
诸葛亮不写诗歌，却实实在在地造出了一个社会：“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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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次北伐（到最后也不放弃的拼搏进取精神）
诸葛亮为什么要毫不妥协的北伐？是“三顾”和“托孤”的个人恩情么？不是，至少不会是主要的理由，而是隆中之时，刘备与他共同的志向：“欲伸大义于天下”。
钱穆的《国史大纲》，关于三国魏晋，他写道：
“不幸，魏、晋政权亦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继之以残毒的淫威。……
东汉末年乃至曹魏、司马晋的政权，全是腐化黑暗，不正义、不光明、不稳定，法治精神如何培植成长？于是崔琰、毛玠之反激，变为阮籍、嵇康。……
要之，中央新政权不能攫得人心，离心势力依旧发展，天下只有瓦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即便是面对着绝对强大的曹魏，明于治政的诸葛亮，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他要兴复的，是那个缔造出“文景盛世”“光武中兴”的汉室，是那个迈过遥远飘渺的周代，混乱的春秋战国，而真实地实现过四百年治世的大汉。那是他所能想见的，真正实现了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
——一如既往的高瞻远瞩，以及高瞻远瞩之后，不避艰险地争取胜利，正如同他出隆中之时，一样。
这才是他矢志北伐的原因所在。甚至，所谓“以攻击为防守”的说法，也不该是他本意，他不是一个纠缠于苟延残喘的人，寻找机会“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这才是那个昂扬而有远图的诸葛亮。
只是，他没有等到对手犯下致命错误的时刻。
失了先手，又遇中盘挫跌的棋局，虽经奇迹般的追赶与寻求机会，仍然走向了无可挽回的终盘。
历史的轨迹，从来不是自动按着社会福利最大化、性价比最高的路径而行，所以我们才会说，“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心平气和的评价，而不是基于同情的冲动；也唯有如此，今天的我们，也才同样需要，不推脱自己的责任，而继续去争取。
更何况，他是如此小心地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
这是他在“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时说的话，不仅是蜀地的人民，他是把天下之民都视为同体，自觉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当他在渭南敌国的境内屯田之时，“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一只攻击的部队，与敌国的老百姓相处甚安，只有以天下苍生为念且治军有方的人，才能做到。所以后来说，诸葛亮死后，梁、益之民追思，这不仅是四川的百姓，还包括了陕西南部，他屡次征伐地区的老百姓。
而反观曹操，屠城、杀降、族诛且不说了，入冀州，“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魏书·崔琰传》），视民众首先为兵源，这就是军阀与政治家的区别。虽然此后有崔琰的谏言，而曹操“改容谢之”；但是事实证明，谢归谢，做归做，冀州后来的终身且继承制士家，最少在十万户（《魏书·辛毗传》）。
——以上，北伐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及尽力而无悔的结局。
——死亡来临（不是结局的结局，走向永恒）
一个依旧沉静而从容的姿态：
“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与步鸷书》）”
五丈原相持，离他生命的尽头，最多只有百余日。而在这段文字里，却看不出来他在为辛毗持节阻战而焦虑，也看不出来他可曾意识到自己即将放下手中的一切，也看不出来他是否回望隆中的岁月，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写好了那道著名的申报家产的遗表。“是以留耳”，一切仿佛按照原该有的样子，继续流淌。他终归走不到渭水那头的长安，但他保持着战斗、沉静、从容、积极的姿态，直至死亡让他停下进取的脚步——这一点，又是曹操所不可及的。
一个不得不放手的父亲：
“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与兄谨书》）”
他在快要离去的时候，提到了儿子诸葛瞻。他的儿子太年幼了，不知道这是不是让他有足够底气，坦荡专权的原因之一。子嗣艰难，在那个宗法社会中，这就足以禁断所有关于“篡逆”的猜测，除了现在那些，故意混淆视听，或者智商太低的人之外。
诸葛亮曾经为刘禅手抄《申子》、《韩非子》、《管子》和《六韬》，以鼓励他成为一名能干的皇帝；也曾经特意把太子舍人霍弋，调到汉中自己身边，让他与养子诸葛乔“周旋游处”。但是，诸葛瞻，这个亲生的孩子，他却再没有机会亲手教导了。“嫌其早成”，仿似一声叹息；“恐不为重器”，他应该知道，诸葛亮的儿子，将理所当然地被赋予“重器”的期待，然而这位父亲，却对此感到担忧和怀疑。
——只是，不管如何，他再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了。五丈原的秋风，萧瑟而起，所有做完的、想做而没做完的事情，都要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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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给每个人一副牌，诸葛亮分到的牌，实在不怎么样，但是他把它们打到了最好的格局，甚至可称为“奇崛”；所以他得以平凡之躯，行走在了传奇之中。
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观照到自己，在诸葛亮之大公、大勇、大智、大爱之前，照出自己的低回怯懦来。而当把所有的惊叹化为理解，把眼光从凝视转而为心平静气地统观，再理直气壮地欣赏和崇敬他，就像一个身边的朋友一样，这才是一个心智成熟、个性独立的人，读《三国》的幸福。
前段时间，看到明心斋前辈写的一句话，“如果不是诸葛亮，三国还有什么意思？”不禁莞尔——原来还有人跟我一样，几番动摇几番徘徊，还是把这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从心里滚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