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一些青年报刊杂志上，总爱登一些男青年“抛弃”农村姑娘的所谓“不道德”的事情，而且人们也热衷于以“道德”、“不道德”对此来评长品短。尤其是影片《人生》一上映，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反响：“高加林是八十年代的陈拾美！”“黄亚平是第三者，不道德！”……
        如果我们反问一下，你所谓的“道德”是什么？道德的内容有什么？我们现在的道德又是什么？也许他们就会哑然了。
        教课书上说：“道德是一种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同哲学、教育、艺术、科学都一样，都属于上层建筑。”它是“一定的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这话是正确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道德类型。这便是道德产生和存在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以经济结构的不同划分出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也相应地把道德归总为五种类型。这已为大家所熟知。我们只想就我们民族历代判定两性关系的道德标准的演化，来说明道德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性。
        往古的神话时代，有那么一场大洪水，世界上只幸存了兄妹两人，即伏羲和女娲。但是他们却结了婚，而且造出了人类。没有人骂他们乱伦，反而被历代的人类子孙津津乐道。
        殷人祖宗简狄，吃了玄鸟（凤凰之类）卵，孕而生契；周人祖宗姜嫄，踩了大人（熊罴之类）脚印，孕而生稷。不但没人说她们无夫而孕以及与鸟兽通而生为不道德，而是载歌载诵：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商颂·玄鸟》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
        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载震载夙，载生载育。
        时维后稷。——《诗·大雅·生民》

        《诗经》时代，《周南》里有篇《汝坟》说道：“未见君子，叔如调饥。”没有见到君子，心里难熬得好象饿了早饭。闻一多先生认为这是指性欲的饥饿。
        《郑风·野有蔓草》曾说道：“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邂逅相遇，与子偕藏。”乱草蓬蓬的野外，天上还落着露水。见到了一个美人，便跟她（他）欢乐起来，很是惬意。
        像这样的作品，在《诗经》里在在不少。如此直露，毫无顾忌的追求，竟被采诗者所选中，而且还被奉为“孔孟之道”的鼻祖孔夫子所称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他认为这些所谓的淫奔之诗都是道德的。就是在官府，也是怂恿的：“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周礼·地官·媒氏》）不要说干涉，就是不执行的也要受罚。而且专设官员“媒氏”，来领导主持此事。没人说这是淫奔，或者不道德。
        《春秋左传·桓公十五年》载：郑伯命令雍姬的丈夫去杀她的父亲，她知道消息后，不知该怎么办，就去请教母亲：“父与夫孰（谁）亲？”
        母亲答道：“人尽夫也（天下人都可作丈夫），父一而已（父亲只有一个），胡可比也（怎能相比）？”
        于是她就告诉了父亲，反过来杀了自己的丈夫。也没人说这位妈妈不道德。
        然而到了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统治阶级为了强化其统治，便极力鼓吹“成人伦、助教化”，通过社会舆论，宗教观念和传统习惯，给人们套上了重重的伦理道德锁链，强迫人们就范。到了宋明理学，更发展为极端。朱熹还算理智，只是把孔夫子认为“思无邪”的好几十首诗，标上了“淫奔”的字样。到了他的三传弟子王柏手里，竟然遮天瞒日地把郑、卫诸国的所谓“淫诗”以及《召南》中的《野有死 》等三十余篇，统统删掉了。好在当日的学者不全都是精神病，要不这些真有价值的作品就都绝传了！
        这样的上层建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手不亲”等清规戒律，犹如毒蛇猛兽一样向人们扑来，而受害最重的却是妇女。要“节烈”、“贞慧”、“从一而终”，夫亡要守。即使未婚而夫亡，也要守着木主过一生。这哪有一点人道？谈何人生的价值！她们形同牛马，甚且不如。那万恶的封建社会，吃人的反动道德，不知毁掉了多少天才，摧残了多少青春，埋葬了多少甜梦！我们国家民族的落后，挨打，这无疑是个很重要的基因。
        解放了，我们民族的道德结构也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发生了划时代的演化。
        昔日闺秀足不出户，今日妇女参与了各项社会活动；“授手不亲”一变而为跳交际舞，“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早让位于恋爱择偶，婚姻自主。妇女跟男子具有了同等的社会地位和人生权利。大大解放了民族生产力，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的道德。
        综上所述，可知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的一成不变的道德是没有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就应该以新时代的道德标准和善恶、荣辱观念来评价人们的行为。陈拾美是宋朝人，怎能拿来比况现代的人呢？兄且陈拾美已有妻孥，而高加林却只是在搞对象。陈翻脸不认亲，是遗弃；高含泪别情人，是分手。无论从那方面，二者都是不能相比的。
        如果承认高加林是陈拾美，那么如此多的考上大学、进了城，也跟农村对象、配偶分了手或者离了婚的青年男女，就都该送进包大人的铜铡了。
        因此，否定高加林，无疑就是否定现实！离开了八十年代这个特定的时空，用千余年前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评价现代人或者《人生》这部文学作品，注定都是要失败的。
        我们的评论家总要说：“（高加林）他轻率而绝情地抛弃巧珍。”（《人民日报·根植于当代生活的泥土中》1984.11.5）“刘巧珍在高加林毫不留情地遗弃了她之后，……”（《太原日报·仅仅有爱是不够的》1984.11.23）殊不知“遗弃”是法律名词，人们应尽的赡、抚养的法律义务却拒绝承担时，才构成遗弃罪。这罪名加在高的头上，毋乃过乎？
        桥头诀别一场，他饱噙泪水；当着黄亚平，他说：“从感情上讲，我最爱的是巧珍。”被开销回来时，他的脚上仍然蹬着巧珍为她做的布鞋，能说他“绝情”吗？他既不是薄情郎，又不是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他所追求的只不过是事业、理想和施展自己才能的天地，有什么好非议的呢？
        自由恋爱，其中就有着结、离婚的绝对自由。结了婚的尚且可以离婚，没有结婚的自然可以分手。一切都出于自愿，这便是新时代的恋爱道德。谁也没有规定在恋爱中非“从一而终”不行，那是不符合现实的。文学就是人学，是客观事物能动的反映。生活既不如此，为什么要强求文学如此呢？
        黄亚平热情活泼，追求上进，“光知道吃、吃、吃”的张柯南在她的心目中只是个废物。恰在这时，她一向敬慕的颇有才气、奋发有为的高加林来了，又是个单身汉。相形之下，他确是一个理想的丈夫。“自由”就意味着“选择”，“选择”势必要“竞争”。这是亘古不移之理。搞对象不是闹革命，分配任务；爱情，是很微妙的。
        静芬皇后什么地方不好，可光绪皇帝就是不爱她，却甘愿冒性命危险去会珍妃，至死不渝，连“老佛爷”也奈何不得。你能拿他怎么样呢？黄亚平追求高加林，高加林选择黄亚平，都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谁也无权干涉！明明跟高加林结婚可以幸福，我们为什么非要她跟张柯南去凑合，破坏他人的幸福，道德吗？
        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封建道德残余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反作用是多么的强大啊！凭什么所谓的“道德”、“舆论”，不知毁掉了多少高加林、刘巧珍、黄亚平，毁掉了他们多少热切渴望的幸福，又把多少载着黎明的甜蜜的梦想送进了“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坟场。难道幸灾乐祸就是道德？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判断一种道德的进步与否，关键就看对当时社会的作用如何。促进了它的发展，就是进步的；束缚了它的发展甚而阻碍了它的，则是落后的抑或反动的。由于道德不仅有它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更有它的习惯性和继承性，几千年来的封建道德还在我们的思维结构里盘根错节，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重阻力。解放以来的历史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温元凯先生在《改革的曙光》、《中国的大趋势》里都谈到，伴随着“第三次浪潮（革命）”的到来，也将带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一整套文明体系。这话使我们的许多同志大为震惊，但这是现实，不管你的意愿如何。
        大清帝国闭关锁国，拒绝污染，自以为固若金汤。然而八国联军的大炮毫不留情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但无可否认地却给我们送来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文明。我们的民族是最勤劳的民族，我们的党是最不保守的党，我们敢于否定、纠正自身的错误，“反右”、“文革”不是都被否定了吗？我们的领导是很有远见的，他们到处讲改革，非改革不行。与其说我们坐待“第三次浪潮”的到来，去冲破我们那些落后的社会、家庭和思维结构，毋宁自我否定、积极淘汰阻碍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反动因素，迎接曙光的早日到来！
        我们居住在地球上，全球上的各民族、各国都在发展着、互相渗透着，我们能“堵”得住吗？何不放下包袱，跟世界各兄弟民族齐心协力，勇于上进，共同迎接更加灿烂的全球新文明！
        否定、淘汰封建的、腐朽的、反动的道德观念，是解放知识分子的生产力，解放全民族的生产力的最重要的一环。这需要千千万万个高加林、刘巧珍、黄亚平之类具有开拓精神的数代人的艰辛努力。
        （1983年春于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