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的旷世发明：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

　　在华西村，只要吴仁宝在家，每天上午10点半吴仁宝总是会在村子里的大礼堂给前来参观学习的朋友们做15分钟的简短的报告，由于语言不通，因此还有一个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的女翻译，这个女翻译水平不低，同步翻译相当妙，你能听懂吴仁宝的话，就直接听吴仁宝的讲过话，听不通就听翻译的。几乎同步但是互不干扰。

　　吴仁宝的这个报告短小精干，而且幽默风趣，通篇没有废话，用一句话说就是“实事求是”。

　　吴仁宝在报告中讲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上面有五级，各级领导到华西来检查工作说的话都是对的，为什么？没有哪一级领导说的话是不相让华西发展的，不过有许多话是针对全国说的，华西能不能用就是另一回事了。”

　　吴仁宝说：“我也搞形式主义，建设公园有位领导说，要建洋的，我就建了世纪公园。有领导说要建土的，我就建了农民公园。我是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的。” “从外面看不洋，从里面看不土；从外面看不大，从里面看不小。”“不土不洋”正是我们华西村的特色。

　　吴仁宝说他自己当了近半个世纪的“村官”，他把自己的人生阶段概括为5个字：五十年代“听”，上面说啥就做啥；六十年代“顶”，发现明顶要吃亏，就改为暗顶；七十年代“拼”，拼命大干，有对有错；八十年代“醒”，实事求是，加快发展；九十年代“警”：警惕脑子不清爽说错话。

　　显然“形式”与“形式主义”不是一回事，凡事总会有一定的形式和内容，“形式主义”就不同了，形式主义往往是有形式没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即便有也是非常空洞的。

　　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中央提出来之后，各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在形式上做的文章多了一点，实际的内容空泛了一些，因此到华西学习参观把华西的别墅洋房、家家有汽车作为新农村的标志。吴仁宝对此非常不满意，因此他说：“最好不要讲模式”、“我最怕模式”。吴仁宝认为各地的情况差别这么大，怎么能够“一刀切”，搞一个模式？因此他主张“我们实事求是地走自己的路。”

　　关于华西村的标本意义，华西村是不是有示范作用，能不能复制已经有了许多许多发言。我也看了人民网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是百分之百的读者都认为华西村的模式不能复制，那么我们学习华西村不又成为一个形式主义了吗？

　　如果说学习华西的经验进行复制，毋庸置疑一定是形式主义，一定不会成功。吴仁宝在自己非常简短的报告中说：“改革开放，后来的转制，我们也听中央的，因为中央是两个毫不动摇，一个是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一个是坚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毫不动摇，那我们坚持发展了公有制经济。”

　　“我们也听中央的，因为中央是两个毫不动摇”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国内已经发展起来的新农村有许多典型，各式各样，几乎不能类比。但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几乎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共性的东西。

　　吴仁宝说自己也搞形式主义，并且说他是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的，这句话说到要害上了，吴仁宝五十年代“听”，那时候没有自己的东西；但是到了六十年代“顶”，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并发现“明顶要吃亏，就改为暗顶”，吴仁宝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就是这时候创造的。

　　每天到华西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听吴仁宝作报考的人经常是爆满，但是能不能把吴仁宝“我们实事求是地走自己的路”学到手就非常关键了。

　　中国是一个形式主义非常盛行的国家，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是一大发明，也造就了华西的奇迹。那么更多的朋友到华西学习，能不能做到“学习的经验，走自己的路”就显得格外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