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部最佳港片中，這一部《投奔怒海》排在第五位。是劉德華的電影處女作，是許的第四部電影。經過在無線的大量積累和學習，以及前三部電影的不斷思考，越南三部曲的第二部顯示出驚人的能量。因為電視上難以看到，碟市上也久未露面這部作品，到現在才能看到——一見之下，驚為天人，可以說是新浪潮中最成熟最優秀的作品，不僅有女性的溫和細膩，居然還能感受到悲天憫人的氣質和史詩般的情懷
　　
　　片頭字幕一出我下巴就掉了，監制竟然是夏夢！以至於在影片開頭，我甚至在懷疑她是否借用了紀錄片的片段。林子祥的出現把這個可能性給抹殺掉了。題外說一句，開頭越共解放軍進城的大場面，阿鞍的鏡頭調度很見功底。
　　
　　這部電影82年上映時票房口碑雙豐收，僅香港本地便收獲1500w的票房。這是個太悲慘的故事，而這個悲慘的故事講敘的是越南人民的苦難，似乎和我們毫無關系。
　　
　　可是真的無關嗎？雖說阿鞍否認這是部政治題材的電影，可我實在找不到否認的理由。我想無論多少，《投奔怒海》一定有影射中國的成分。同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海南的取景，影片開篇唱的那首胡（誌明）主席萬歲的歌，還有影片監制夏夢退出影壇的真正原因……也是因為這樣，才有香港本土的1500w票房，因為82年正是中英談判的關鍵一年，港人在擔心，自己是否也會如影片中的越南人一樣，投奔怒海……
　　
　　　　
　　不過影片中還有更慘的情節，那是在杜甫的《石壕吏》中描寫過的抓壯丁，還有比魯迅在《祝福》中“看殺頭”更悲慘的哄搶被判處死刑者的衣服這樣的情節。
　　
　　假如這一切都是真實的，那麼毫無疑問，這部《投奔怒海》是關註現實的強有力度的佳作，阿鞍在履行一個文人的社會責任，她在記錄一群人的命運，她在批判一個政府不人道的作為，她是個值得敬佩的電影人。

　　許鞍華是個很不一樣的女性導演，你在她的作品中，很難看到大段大段的溫情片段。她冷靜、冷酷，不給鏡頭刻意加溫；很難在她的影片觀影過程中留下長串的眼淚，可當我走出電影院或者關掉電腦，帶給我的是深深的震撼和長時間不能停止的思考，思考關於人的命運，社會的現實……

   許鞍華在這部電影裏，以越南暗喻和猜想了太多太多中國大陸的狀況，看的時候會覺得非常自然和親切，同時又有悲慘和幽默交織的強大張力，真是了不起。這部電影讓我想起了去年看過的格菲的山河入夢，一個表面上看起來仿佛世外桃源的烏托邦，如何被一步步揭開虛偽的面紗，看到底下暗藏的滿腿膿瘡，觸目驚心的同時，也有一種宿命的無力感。
　　
　　林子祥扮演的這個日本記者，就是被必然的命運貌似偶然地卷入，最後不得不獻出自己。盡管片子的最後給觀眾留下了希望，那就是馬斯晨和她的弟弟終於逃脫北越政權，但其中若幹突如其來的死亡已經給觀眾心裏留下不可抹去的陰影。最可怕的，當然是那個在戰爭中練出一身生存本事的孩子，他油滑的表面下是純真的心靈，而他也只是北越專制政權下死去的千千萬萬個孩子中的一個而已，那些孩子有凍死的、有餓死的、有病死的、有炸死或打死的。片中所有的死亡都沒有音樂，有一種難以抵擋的粗暴的直接，把觀眾一下推入難以接受的情緒中去。
　　
　　這部投奔怒海在畫面風格和敘事基調上，和似水流年是很相似的：平實、細膩，少見鏡頭或構圖上的突出個性，臺詞也極為生活化，根本沒有拔高生活的任何打算，就像一篇真正職業的新聞報道，呈現事實、不加評說。不過，片子中各色人物的設置還是讓人看到導演和編劇十分聰明的構思：林子祥是日本記者，懷著旁觀的目的卻做出了參與的舉動，繆騫人是中國女子，終生善於將男人把玩於股掌之上，對政局抱有一種透徹卻悲觀的態度。
　　
　　最有意思的，當屬片中那些越南人的性格舉止。當日本記者想要觀察新政權時，他們做出了一系列歡迎的姿態，但暗地裏不但從心底擔心、懷疑，還故意安排記者去參觀歌舞升平修飾一新的地方——這種立場和行徑，又何止是越南呢？又何止是在戰亂頻繁的六七十年代呢？而他們的隊伍中，也有奇夢石扮演的隊長這樣耐人尋味的角色。他留學法國，視野開闊，為了越南的解放畢生奮鬥，但當政權建立起來之後，他卻看到自己為之奮鬥的國家變成這個樣子，不由得陷入不可自拔的懷舊，終日憂心忡忡，但也終逃不過被整肅的命運。可以看得到，導演對他深有同情，不僅卑微、值得憐憫，更是共產黨政權下許多類似分子的標本。 　

   李歐梵也很喜歡這部片，稱其具有“革命加頹廢”的感覺。我理解，這種感覺主要體現在奇夢石飾演的越共幹部身上。奇的戲不多，但為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年輕時充滿理想，充滿愛國和民族情懷的革命者，不顧個人安危投身於革命洪流。但當革命最終成功時，理想卻幻滅了，共產越南的現實和當年的革命理想恰成諷刺的對比，他忽然感到與現實格格不入，成為了革命拋棄的人。他懷念的是過往的生活方式，關註起自身的價值，終於有一天，成為黨和革命群眾專政的對象。奇夢石雖不是主角，但確實吸引人，或者經歷過種種運動的中國人或者更能理解這個角色。
　　
　　許鞍華拍這部片子，非常容易地讓人聯想到，她當時是抱著揣測大陸的心態去刻畫人物和環境的。這種不憚以最惡的可能去描繪的傾向，不能說一定公正（事實上，也未必是與過往事實真正符合的），但一定可以去理解和感受。

   不過隨著香港商業風氣的日盛，本地電影人已經越來越沒有空間來做這樣嚴肅的政治作品，而港島回歸之後，更不能指望有足夠的政策空間和寬容度去在政治生活上大做文章。同樣，97之後本地電影市場的萎縮，香港電影人的大肆北上，也讓導演們不太可能再專註於探討底層的現實困境——畢竟，說實話，這樣的片子在大陸是不可能有前途的此片在大陸、臺灣兩地禁映數十年，就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