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钱先生，您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最近几年国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国学热，您个人是如何看的？

　　钱：这是好事。过去很长时间内，多数人认为国学是老古董、是糟粕，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曾经占着主导地位。经过文革十年的浩劫，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反思这个问题。国学热的出现，特别是十七大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标志着一个转折。标志着我们走出否定、批判传统文化的时代，转向在弘扬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个媒体，提倡、炒作的结果。它是从上到下，也是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共同探索的结果。当然各阶层人们思考的内容是不同的。党和政府考虑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局；普通百姓想的是解答生活中的困惑；广大年轻的家长可能主要是关注怎样使孩子健康成长，不走邪路；学者们则是从学术上反思总结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经验。但总的方向是一个，就是寻找解决当前社会面临问题的出路，而结论也是一致的，即要立足于中华文化，从中华文化中吸取智慧。这个转折意义重大。

　　记者：钱先生，您认为对国学的热度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会持续多长时间？

　　钱：上面我已经讲过，国学热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反映了时代的潮流，所以一定会向前发展。但是路还很漫长，我们需要做大量的深刻的研究，大量的普及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经济改革初期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文化问题也是如此，需要我们长期摸索，稳步前进。也有人说国学没有热，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正的弘扬中华文化需要漫长的时间，现在是方兴未艾。

　　记者：清末以来，有人将中国传统学术分为汉学和宋学，也就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区分，您认为在今天，这两种方式的利弊何在？

　　钱：现在主要问题不在这里。学术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有其重要地位。注释、讲解肯定都有个人的想法，不是说温故而知新吗？没有个人的思想，就没有发展。问题是要处理好阐述经典文本原意和个人见解的关系。我认为要注意两点：第一，首先要立足于传统的经典文本，力求准确把握和传达经典的原意。第二，要把对文本本意的讲解和自己的发挥区分开来，不要混在一起，以免误导听众或读者。当然，讲自己个人的思想，也可以讲得很好，对人有帮助，也是有益的。但这个好处不是传播经典的好处。我们要在经典与读者之间架起桥梁，要从准确把握和传达经典原意出发；离开这个基础，任意发挥，就变成只是自己的思想了。

　　其实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而是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弘扬中华文化，需要从普及和提高两个方向上努力。弘扬中华文化不是简单照搬传统，而是要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要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做出新的阐释，推陈出新，发展到新的阶段。这需要艰巨的高深的研究工作，同时也需要普及。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与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紧密联系。如果不能普及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它就会萎缩。过去一个时期，对普及重视不够。国学热的兴起把普及的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普及和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向。而二者的要求、做法都是不同的，这里就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现在一些问题上的争论，不少就是和这有关的。比如，普及就会要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就要运用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这些在学术研究中是不适用的，或不必要的。如果只从原来熟悉的学术研究的习惯和规范来衡量普及工作中的做法，就会提出许多疑问和质疑来。

　　高深研究和普及工作的要求、做法都不同，因而也需要分别由两支队伍来做。高等院校和研究院从事高深研究的高层次学者，也应该关注普及，为中华文化的普及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要求他们都来参加普及工作。我们需要有很好的研究队伍，也需要有高质量的普及工作者队伍。需要建设专门的普及工作者队伍，而且需要有适应不同层次普及工作需要的普及工作者队伍。总之，如何搞好普及，如何协调处理提高和普及两个方面，这可能是今后需要特别关注研究的问题

　　记者：于丹教授解读《论语》的传播方式，跟以往学者的做法不一样，也引起了诸多争论，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反对的人认为于丹教授对《论语》的理解过于浅薄，不够厚重，对于这种说法您是怎样看的？

　　钱：有不同意见和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论语》的理解和讲法不同，是正常的，也不可能有哪一个人能说自己讲得都对。我们一直希望学术上有正常的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的局面。希望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互相批评，互相切磋。不宜过多炒作，不要有偏激的思维方式。前一段的争论中，有一些说法比较情绪化。比如说某人没有资格，要求他下课等等。大学聘教授，要有资格认定，讲读《论语》的心得，我想不存在资格问题，大家都可以讲，但是要讲责任。讲的人要尽心尽力，把最好的讲给听众；媒体要负起引导的责任，尽可能引导国学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钱逊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