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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奴隶社会时期的战争
2006年09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 10:25
第三章 奴隶社会时期的战争
日益频繁的战争,促使原始公社制解体,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从此以后,战争变成了政治的工具,阶级斗争的最高手段.私有制,阶级压迫和经济利益的冲突,成为发生战争的基本根源.掠夺和反掠夺,压迫和反压迫,侵略和反侵略,争霸和反争霸,扩张和反扩张的战争,便成为阶级社会的特殊的,必然的现象.
第一节 奴隶社会时期战争的特点及方式
一,战争规模逐渐扩大
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比原始社会有很大提高.当时私有制已经确立,阶级已经形成,国家已经产生,军队已经出现.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土地被奴隶主占有,大批奴隶被迫在田野里耕作和从事各种劳动.奴隶不占有生产资料,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可以随意打骂,买卖,杀害奴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主之间争夺奴隶,财宝和兼并土地的斗争也很激烈.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是经过斗争的.这时期的战争大体上有:旧的氏族部落势力反对新生的奴隶制的战争.相传有扈反对夏启的战争,大体属于这一种.扩大和巩固奴隶制国家的战争.如武丁征服土方,鬼方等部落的战争,周公镇压殷人夷族部落的战争.新兴的奴隶主推翻腐朽的奴隶主统治的战争.如商灭夏,周灭商的战争.这时比较大的战争,是奴隶制国家分封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与争霸的战争,如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新兴的封建势力推翻奴隶主统治的战争,如齐,晋,鲁等诸侯国内新兴地主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战争.当时的奴隶起义和"国人暴动",也促使了奴隶社会的瓦解,为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创造了条件.在古罗马,斯巴达克领导的大规模奴隶起义(公元前73—前71),动摇了罗马奴隶主统治的基础.
二,作战逐渐由正规军队担当
奴隶社会时期进行战争的军队主要是陆军,水军(海军)也已出现.陆军中以车兵为主,还有步兵.军队的骨干是"甲士",奴隶当兵打仗,由"甲士"统帅.当时军队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是铜制的冷兵器,主要的作战形式是车战,其特点是摆兵布阵,进攻以破阵来实现,防御靠守阵(包括城池)来完成.为了对抗进攻,不仅出现了防御性兵器,而且筑城技术也比较发达,例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是从那时开始修建的工程技术最辉煌的范例.
三,作战理论逐渐形成
奴隶社会时期的战争产生了朴素的战争理论.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战争理论著作,它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认为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把道,天,地,将,法归结为战争制胜的因素,提出了许多驾驭战争的理论原则,具有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不仅对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享有盛名,曾被人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世界古代第一兵法".除此之外,《易经》,《管子》等书中也有一些内容以朴素的唯物论观点解释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第二节 奴隶社会时期战争简介
一,中国奴隶社会战争简介
(一)商灭夏的战争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出兵攻灭夏属国,然后在鸣条击败夏军,灭亡夏朝的战争.
夏朝末年,夏王桀政治腐败,暴虐无道,一面大兴土木.造寝宫,瑶台享乐,耗尽民脂民膏;另一面穷兵黩武,连年用兵四方,致使民众怨恨,诸侯方国纷纷叛离.此时,在中原东部崛起一个古老的部族商,相传是始祖契的后裔.建都于亳(今山东曹县南).商王汤在国力日渐强盛,但与夏相比仍处劣势的情况下,为求得向中原发展,表面上臣服于夏朝,实际上积极进行灭夏的准备.他对内励精图治,"以宽治民"(《国语·鲁语》),轻赋薄敛,发展生产,得到百姓支持;对外广行仁义,大力发展同周围方国的关系,扩大影响,使"诸侯皆归商"(《史记·夏本纪》).商族很快发展成为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夏桀对商的强大十分恐慌,下令召商汤至夏都斟寻(今河南巩义西南),欲加谋害,但慑于诸侯拥护商汤,故囚禁不久又将其释放.商汤回毫后,为进一步查明夏朝虚实,任用贤人伊尹为相,出使夏都.伊尹目睹夏朝政治腐败,夏桀失道寡助,内部矛盾尖锐.九夷之师不服从调遣,即回亳报告.商汤组建了一支有勇士6000人,战车70乘的装备精良而又训练有素的大军,作为攻夏的突击力量,并召集各国诸侯在景亳(今河南商丘北)会盟,宣布:"夏德大乱",夏桀残暴,自己"受命于天""奉桀众以克有夏"(《墨子·非攻下》),得到各国诸侯拥护.这就是著名的"景亳之命".
商汤基本完成灭夏准备后,即与伊尹,仲虺等制定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除其羽翼,再攻夏都的灭夏战略.商汤首先发兵攻占了与商邻近的夏属小方国葛(今河南宁陵东北),揭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继之,调动大军向西北进攻,又先后攻灭了夏属韦国(今河南滑县东南)和顾国(今山东鄄城东北),保障了侧背的安全.位于商西南的夏属昆吾氏国(今河南许昌),较有实力.为扫除这一障碍,商汤亲率全国军队和各国诸侯联军,向昆吾氏国进攻,一举将其攻灭,使夏处于正面受敌地位.接着,商汤集合商军和诸侯联军誓师,指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揭露夏桀的暴虐,声称执行上天对夏的惩罚,并宣布作战中的奖惩规定,激发了士气.随即,亲率大军绕道从西方出其不意地进攻夏都斟寻.夏桀害怕被歼,带领夏军向故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方向退却.商军紧追不舍,击败夏军.夏桀率军退至鸣条,欲与商军决战.商汤指挥大军列阵发起进攻,一举歼灭夏军主力,夏朝灭亡.商汤班师回都,建立了商朝统治.
在这场战争中,商汤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心相结合,以及先翦除夏桀羽翼,孤立削弱敌人,后进行决战以取而代之的战略,对中国以后战略战术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二)周灭商之战
商代末期(约公元前12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周军在西部和中原地区进攻敌对方国,攻灭商朝的战争.
周族是活动于渭,泾流域的姬姓古族,农业经济迅速发展,政权组织日趋完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成为商西方大国.周王季历执政后,更大兴征战,如攻程,攻鬼方,燕京,余无,始呼及翳徒诸戎,开拓东进据点和解除西戎威胁.商王又杀死季历,企图遏制周的发展.季历子姬昌继位为周文王后,为报杀父之仇,曾于帝乙初年起兵攻商,因力量悬殊战败,被商纣王囚禁.经周臣等进献美女,良马及财物,方获释放.姬昌返国后,任用吕尚(姜太公)为"师",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制订了麻痹纣王,翦商羽翼,择机灭商的战略方针.
姬昌对纣王伪示恭顺,在周都祀商先祖,并"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同时故意纵情声色,造成沉缅于享乐的假象,使纣王认为"西伯改过易物,吾无忧矣"(《淮南子·道应训》),"赐命西伯得专征伐"(今本《竹书纪年》),姬昌还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强调发展经济,鼓励农民勤于耕种,畜牧,规定市场交易免收商税,争取广大民众拥护;制订禁止收留逃亡奴隶法律,争取奴隶主贵族支持;向纣王"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史记·殷本纪》),宣示反对酷刑,同时实行罪不牵连亲属的政策,以争取更多民众及奴隶拥护.
经多年经营,周实力及威望逐年提高,附周小国日渐增多,"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积极进行与商决战之准备.姬昌用兵西北,解除东进的后顾之忧;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等,尔后移兵向商腹心地区进逼,先翦商右翼,攻占耆(商西土与国,或说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造成威胁商都殷(今河南安阳)之势;再正面进逼,攻占邗国,使纣王所在别都朝歌处于周军直接威胁下;后翦商左翼,攻占商西南战略重镇即实力最强的崇(今陕西户县附近)为利于继续东进,文王将都城由岐下东迁至丰(今陕西长安西北),基本完成了攻商决战的准备.
周武王姬发继位后,即择机灭商.周武王四年十二月,武王乘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商军主力在东夷作战,朝歌空虚之机,率数万大军,会同各路诸侯国军,渡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孟县西南),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击败商军17万众,灭亡了商王朝.
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周文王采用逐步翦商方略,使商朝陷入孤立.周武王正确选择决战时机,先发制人,增加了远程攻商的突然性.运用阵前誓师,激励士气,统一作战行动,发挥车战整体威力,适时挥军总攻,顽强作战,夺得灭商的彻底胜利.此战推翻了腐朽没落的商王朝,建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示伪谋略使敌产生错觉,为"兵者诡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次击破及力避两面作战,亦为翦商羽翼作战指导的特点;选择战机,先发制人,成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二,世界奴隶社会战争简介
(一)希波战争
公元前500—前449,波斯对捍卫自己独立的古希腊诸城邦(都市国家)进行的征服性战争.
公元前500年,雅典和埃雷特里亚(位于埃维亚岛)举行起义(米利都人起义得到小亚细亚诸城邦的支持)反对波斯统治的小亚细亚都市国家提供援助,是希波战争的起因.直至公元前493年,波军镇压起义后,才在马多尼乌斯率领下于公元前492年春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入侵希腊.舰队行至阿索斯角(爱琴海)时,遭到暴风袭击,大量船只遇难,陆上也受到色雷斯人的袭击,波军被迫停止进军,仅占领色雷斯.
公元前490年春,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第二次入侵希腊.在统帅达蒂斯和阿塔菲尼斯指挥下,波军横渡爱琴海,沿途攻占了纳克索斯岛和埃维亚岛上的两座城市,即卡里斯托斯和埃雷特里,最后在距雅典40公里的马拉松山谷上陆.同年9月,马拉松会战开始,米太亚德统帅指挥的雅典军和普拉塔亚军大败波军,取得了巨大胜利.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亲自率波军出征希腊.第一次交战在塞尔莫皮莱山口即从色萨利通向希腊中部的山间大道附近展开.波军突破塞尔莫皮莱后,连续占领了维奥蒂亚,阿提卡和雅典诸城.但在同一年内波斯舰队在萨拉米斯岛附近却遭惨败.公元前479年,普拉塔亚一战,希腊都市国家联军击溃波斯陆军.几乎同时,波斯舰队在米卡莱角战中再次失利.希腊海陆军取得的几次胜利,实际上决定了希波战争的胜负.公元前478—前468年,波斯军占领的都市国家大多数获得解放.希腊军队把战争移到了爱琴海海域和小亚细亚地区.
公元前五世纪七十年代,希腊同盟军在雅典统帅西门指挥下,连战皆捷,夺取了色雷斯沿海地区,爱琴海上许多岛屿和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公元前469年,埃夫里梅东特河口一战大败波军.此后,战事时起时伏,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49年.这一期间,希腊军乘埃及反波斯起义之机远征埃及,但遭到了失败.公元前449年,希腊军在萨拉米斯岛交战中再次获胜.此后双方举行和谈,缔结了卡里阿斯和约.根据此和约,波斯失去了爱琴海,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领地,承认小亚细亚各希腊都市国家政治独立.
希波战争是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一场规模大,时间长的战争.希腊在希波战争中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希腊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波斯高,军队的组织编制优越,除此之外,更主要的是希腊进行的这场战争是解放战争.希波战争结束后,希腊进入奴隶社会繁荣时期,在战争中身居季洛斯同盟盟主地位的雅典,也进入强盛时期.希波战争中军事学术得到了发展.战略上(特别是希腊军队)善于正确选择每个战争阶段的决战地点和主攻方向,以及根据情况和力量对比决定作战方法(防御或进攻).希腊的胜利多半取决于陆军与舰队之间密切的战略协同.对于发展战术和组建军队,希波战争意义重大.希腊军队创造的方阵是早期著名的战斗队形之一.与波军的混乱队形相比,方阵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步调一致,军纪严明,便于指挥.希波战争中出现了最早的战术队形,出现了保障战斗队形最要害部位——翼侧的必要性.希腊军队体制健全,有一套教育和训练战士的制度,在总结作战经验方面也作了初次尝试.
(二)伯罗奔尼萨战争
公元前431—前404年,古希腊的两个城市国家同盟——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争.
希腊各城邦经济的繁荣和希波战争(公元前500—前449)后各城邦之间贸易的增加,使希腊一些最大的手工业商业中心的竞争加剧.斗争的焦点主要是争夺西部(意大利,西西里)和东北部(马其顿,色雷斯,黑海沿岸地区)的市场.雅典与位于科林斯地峡上的科林斯和迈加拉之间的利害冲突尤为激烈.对双方来说,占有克基拉岛(位于由希腊去意大利的航线上)的各港口,具有头等重要意义.除经济上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即斯巴达和雅典由于全希腊的内部政治事务而引起的斗争和争夺希腊霸权的斗争.雅典积极支持希腊各城邦的民主派,而斯巴达则支持与雅典结盟的希腊各城邦的贵族集团和寡头政治集团.随着各城邦联合的趋势——这种趋势与城邦的自治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的增长,雅典与斯巴达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也愈演愈烈.
伯罗奔尼撒战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阿希达穆斯战争(以斯巴达王阿希达穆斯二世的名字命名),西西里战争,泽凯利亚(爱奥尼亚)战争.
阿希达穆斯战争(公元前431—前421).伯罗奔尼撒军队在公元前431年4月袭击普拉塔亚城之后,于6月中旬又侵入阿提卡.公元前425年,雅典军队和舰队在德摩斯梯尼的率领下在皮洛斯(麦西尼亚)港夺取了登陆场,并筑垒设防.斯巴达人企图把雅典人逐出皮洛斯,但未获成功.于是一支斯巴达重步兵部队占据了位于皮洛斯港入口处附近的斯法克蒂里亚岛.后来,雅典军队和舰队在德摩斯梯尼和克里昂的统率下击溃了斯巴达人.公元前422年10月,克里昂统率的雅典军与布拉西达斯统率的斯巴达军在阿姆菲波利斯(艾佐尼亚)附近发生战斗.克里昂和布拉西达斯都战死.这次战斗后,于公元前421年4月11日签订了有效期为五十年的所谓尼基阿斯和约.
西西里战争(公元前420—前413).这次战争的特点是双方争夺制海权.尼基阿斯和约的条款未能消除战争根源.公元前420年,亚西比德(伯里克利的侄子)领导一个最好战的集团,建立了伯罗奔尼撒城邦(阿尔戈斯,曼蒂尼亚,埃莱亚)同盟.同盟在雅典的支持下反对斯巴达.公元前418年8月,同盟军在曼蒂尼亚附近被击溃.公元前415年春,雅典人开始远征西西里,但未能攻破锡拉库茨的筑垒工事.雅典舰队在锡拉库茨港战败并被焚毁,向西西里岛腹地败退的雅典军也遭围歼.公元前413年,雅典又出动一支2.6万人的军队进攻锡拉库茨,但也未获胜.雅典的军事冒险遂告破产.
泽凯利亚战争(公元前413—前404).这次战争是由于斯巴达人夺占距雅典22公里的泽凯利亚所引起的.公元前410年,雅典新建舰队在阿比多斯附近连获两次胜利,但随后在诺蒂乌姆角附近战败.公元前406年,在波斯援助下组建的斯巴达舰队在靠近小亚细亚海岸的阿尔吉努西群岛附近被雅典人击溃.此后,波斯再次帮助斯巴达人重建舰队.公元前405年,这支舰队在埃戈斯波塔米附近的交战中击败雅典舰队.公元前404年4月,陷入海陆重围的雅典投降.胜利者斯巴达迫使雅典接受以下媾和条件:解散提洛同盟;交出雅典舰队;拆除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筑垒工事,与斯巴达结盟并依附于斯巴达.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是:希腊所有国家——不论胜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希腊奴隶制度加速解体,希腊的国际威望下降,波斯强国的地位有新的加强.公元前四世纪,由于城邦政体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发生了危机,希腊论为马其顿的附庸.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交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促使小农经济与手工业者破产,不少城邦丧失了大批劳动力,土地荒芜,工商业停滞倒闭.大奴隶主,大土地所有者,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乘机而入,大肆兼并土地,聚敛财富和奴隶,中小奴隶制经济逐渐被吞没,代之而起的是在大地产,大手工业作坊主为代表的大奴隶主经济.大批公民破产,兵源减少,城邦的统治基础动摇了.贫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不满富人和豪强的统治.因此,在斯巴达,科林斯等城邦,都曾先后发生贫民起义,打死了许多奴隶主,瓜分了他们的财产.风起云涌的起义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进一步加速了希腊城邦的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结束了雅典的霸权,而且使整个希腊奴隶制城邦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地位.战争促使军事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交战双方都根据各自政治斗争的目的和武装力量的特点,预先详细制定作战计划.争夺盟邦和制海权是这场战争的根本问题.战争进程中,完成了由自由市民组成的民军向雇佣军队的过渡.职业军人的出现使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复杂化了.战斗行动持续的时间更长,并且一年四季都在进行.希腊军战斗队形编成的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方阵仍是战斗队形的基础,但步兵的一种——轻皮盾步兵的出现,改变了交战的性质,这种步兵能以密集队形和散开队形在起伏地进行机动作战.于是,战斗中以重步兵和中等装备的步兵协同行动为基础的机动,已成为获胜的重要因素.夺取要塞的方法有所改进:强攻部队列成纵队,两侧和上方用盾牌防护;使用水淹,火焚和挖掘地道.舰队的使用方式更加复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争夺海上交通线,从海上封锁和侵入敌国领土等行动都达到了很大规模.这些都对希腊以及西欧军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斯巴达克起义
公元前73年—前71年,在斯巴达克领导下,罗马帝国爆发的一次最大的奴隶起义.
起义的主要原因是罗马奴隶社会内部(即奴隶主和被剥夺人权,遭受残酷剥削的奴隶之间)的阶级矛盾.列宁指出:"斯巴达克掀起的战争就是为了保卫被奴役的阶级"(《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起义由伦杜鲁斯·巴奇亚图斯(卡普阿城)角斗学校逃出的一伙奴隶角斗士发起.公元前74年末—前73年初,斯巴达克起义军迅速壮大,大量收容了坎帕尼亚省的逃亡奴隶,角斗土,破产农民,以及从罗马军团逃出的士兵,多次打败了罗马军许多小部队.起义从坎帕尼亚扩展到意大利南部地区.斯巴达克仿照罗马军队的形式改编军队,除步兵军团外,还有骑兵,以及侦察兵,通信兵和小型辎重队.武器从敌人手中夺取或起义军自己制造.军队指挥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对土兵进行训练,宿营和行军都有严格的制度.
公元前73年秋,罗马派大法官瓦里尼乌斯率军队讨伐斯巴达克,结果遭到起义军痛击.受起义军的声势所震惊的罗马元老院,于公元前72年年中派执政官楞图鲁斯和盖利乌斯率两支军队讨伐斯巴达克.正在这时,起义军内部产生了分歧.大部奴隶,包括斯巴达克,主张离开意大利,冲出阿尔卑斯山,获得自由,或打回家乡.但参加奴隶起义的贫民则不愿离开意大利.这种分歧使3万起义军离开了主力,在加尔加诺峰下(阿普利亚北部)全部被罗马军队歼灭.斯巴达克军队虽已削弱,但他利用罗马军兵力分散作战的弱点,将其击溃.公元前72年,斯巴达克军队沿亚得利亚海岸转战整个意大利.斯巴达克在南阿尔卑斯高卢省(北意大利)穆蒂纳会战中,击溃了卡修斯总督的军队.斯巴达克本应越过阿尔卑斯山继续北进,但不知何故,他竟中途折返,绕过罗马,挥师南下.
为了粉碎斯巴达克军队,罗马元老院再派统帅克拉苏率兵4万人进行征讨.公元前72年秋,斯巴达克军队在意大利布鲁蒂乌姆半岛(今卡拉布里亚)集结,企图乘奇里乞亚海盗船渡过墨西拿海峡.但海盗不守诺言,没有向斯巴达克提供船只,想利用自造木筏渡过海峡的企图亦未能实现.这时,克拉苏在起义军军营后面构筑了一道防线,切断了起义军去意大利的退路.这道防线是一条两端通海的壕沟,沟上筑有围墙.但是,起义军用土和树木填平了壕沟,强攻筑垒,突破防线.斯巴达克在强攻中损失兵力约2/3.斯巴达克军队很快得到补充之后,于公元前71年春试图奇袭意大利南部主要港口——布林的西,乘船渡海直奔希腊,然后到色雷斯(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欧洲部分).罗马元老院力图尽快镇压起义军,派遣格奈乌斯·庞培和玛库斯·路库鲁斯两支军阶段分别从西班牙和色雷斯驰援克拉苏.为了阻止罗马军队会合,斯巴达克决定对克拉苏举行总决战.他以急行军率军北上,迎击克拉苏.在阿普利亚省南部一场激战中,斯巴达克全军被击溃.斯巴达克奋战在最前列,直至牺牲.约5000人逃往北意大利,被庞培歼灭,6000名俘虏被罗马军钉死在罗马至卡普阿沿途的十字架上.流散在各地的起义军,尽管没有统一的领导,在意大利许多地区仍坚持战斗若干年.
斯巴达克起义失败的主要社会经济原因是:罗马奴隶社会还不具备废除奴隶制的先决条件,奴隶本身也没有提出这一任务.奴隶只求自身解放.奴隶以及参加起义的罗马社会各阶层分子的社会成分和民族成分不纯,对起义失败亦有影响.起义军没有一个联合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总纲领.然而,斯巴达克起义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起义本身,它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统治阶级,加剧了罗马奴隶制的经济危机,加速了罗马政权由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过渡.斯巴达克在起义中表现了英勇的斗争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人民群众争取社会解放斗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迹.马克思称他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列宁也说"斯巴达克是大约2000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评价斯巴达克起义时列宁指出:"在许多年间,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就当时来说,极大地动摇了罗马奴隶制基础.奴隶主被迫对剥削奴隶和经营田产的方式作出某些改变,并开始改变控制奴隶的方法和对奴隶的态度.他们尽量收买不同种族的奴隶,避免把同族的奴隶集中使用,提防他们联合在一起.奴隶主开始把土地分成小块,交给奴隶耕种,奴隶可以分享一部分收成,奴隶就在这样的方式下开始演化为"隶农",而释放奴隶的数目也渐渐增多.上述情况到公元1世纪后就更为普遍.斯巴达克军队士气高昂,作战勇敢.其军事学术特点是:力求外线进攻作战,组织步骑兵协同,采取攻势,力求夺取和掌握作战主动权,巧妙运用部队机动,行军隐蔽迅速,伏击出其不意,善于各个击破.斯巴达克起义军组织体制坚强,故能长期成功地抗击罗马精锐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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