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随着国学热的深入人心，关于如何“把中华文化的根传下去”、如何“把跟留住”等问题频起“热议”。反映在两会上，一方面是修建耗资300亿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一方面是推广“繁体字教育”。对于我们目前的文化现实来说，哪一个更便捷、更有效、更“能留住我们的根”呢？这应该不是太难看出的问题。

　　不消说，标志城不仅靡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有“新时代的阿房宫”之说，而且，对于孔子何以标志中国文化，标志城何以落户山东，圣人何以与当地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等等诸多问题，也是莫衷一是的。在我看来，“标志城”标志了一个时代的愚昧，而“繁体字”则教育了那些试图投身于繁琐劳作、思考和筹划的人们：先人精神的真髓、精义就在这“历史的决定”的一瞬，已荡然无存。几千年来农耕文明陶养起来的真精神绝不可能是奢华妄作、“彩丽竞繁”。先秦诸家和以后的历史虽然挤兑了墨家学说，但追求“厚生”、“利用”、反对奢侈的墨家精神，怎么可能从我们民族的血脉里一朝蒸发、散失殆尽了呢？

　　相比之下，繁体字教育则以其特有的便捷、实用、低成本的运作，真正实现了与圣人精神的交流。中国自古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因为古人相信，字是圣人的眼睛，见字如面，读圣贤书本来就是“与贤者通，与圣人游”，在圣人造就的繁体字里才能真能读到圣人们的真形象、真精神。但孔子好像从没有说过要“敬惜大楼”一类的“圣训”吧。

　　其次，针对眼下“民族精神的失落”、“信仰危机”的问题，繁体字教育更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拯救之道。稍懂一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现代哲学已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哲学家令人信服地指出：“语言破碎之处，世界不复存在”。正是在这里，我们读懂了推广普通话、简体字对方言、地方文化的暴力规范。当文字为着便捷、实用的考虑被肆意改造时，它的结构、形象、观感、意蕴，它所收留、持存的世界，“一切神圣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剩下来的只能是干瘪、枯燥、工具性的文化空壳。

　　现代人浮躁了、失落了、彷徨了、价值失范了、道德危机了，为什么呢？——失却了一个民族世界特有的文化根性！当现代化的“祛魅”工程无情地吞噬着传统的魔力和神性，深置传统之根的当代中国人只能招致虚无主义式的精神阵痛。事实上，寻根文学已经告诉我们“礼失而求诸野”的道理，——这个“野”是什么？在文化上，归根结底不就是被现代化边缘化了的文字、语言所笼罩着的民族传统的精神旨归吗？因此，用繁体字中依稀可辨的古老世界的形象和精神打捞残存的失落的信仰，不仅理应如此，而且早该如此了。伴随着普通话、简体字的全国性推广，用繁体字教育挽救起失落的民族精神已经不能再拖了。

　　第三，面对韩国向中国传统文化发出的咄咄逼人的挑战，我们似乎多少显得手足无措，我们的表达、反抗也似乎略显苍白无力，这是为什么？让人牢记传统，让民族之根深植人心，不是靠普通话、简体字的“大力推广”就能简单做到的，甚至说，对于民族根性的保护而言，这些做法实际上多多少少是背道而驰的。看看韩国的做法我们就明白了。韩国文字现行的“训民正音”本是取法于源自中国的“吏读文字”。 “训民正音”虽一度中断，二战期间又成了民族主义的标志，并于战后定为官方语言。韩国的文字没有经过太多“现代化”的修整，韩国人以其对自己文化的熟稔、坚贞和自信才敢于向“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发起这场文化进攻。是文字的一贯性保住了传统的连续性。可以说，繁体字教育的提出不仅以此为文化背景，更是价值独到的应对方略。韩语、韩文、韩文化始终不可或离，而我们的文字对传统而言走的就太远了。

　　最后，针对台湾问题，“繁体字教育”也是一套可行的应对提案。我们常常为大陆没有真正的国学大师而遗憾，我们也常常为“礼仪之邦”称号的价值失落而羞惭，但是，我们也常常没有想到，为什么台湾的现代化没有推行汉字简化依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呢？实际上，繁体字在海外华人世界的感召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从战略上考虑，实现收复台湾的伟大梦想，文化上就不能“按兵不动”。两岸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如果没有文化上的血脉相连就显得有些苍白、淡漠了。因此，繁体字教育是不是也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呢？

　　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中西文明的巨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文字差异的，文字与思维方式、文化类型、民族性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繁体字离我们已经很远了，民族传统的真精神也在渐行渐远。曾几何时，我们为我们辉煌灿烂的文明而骄傲，如今又不得不面对信仰危机、价值失落的尴尬。现在，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政策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其文化心理结构的最深层，究竟根植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