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骂”与国安

国安夺冠是个事实，不管是“弱冠”，还是“被冠军”，总之，那座火神杯是要被北京保存一年的。在众多不是那么从足球角度出发的评论对国安夺冠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同时，更有言论：国安是“京骂”的胜利品。在面对“葡萄酸”的言论之时，可以泰然处之，因为在英语里嫉妒和羡慕是一个词。但生生要把“京骂”同国安夺冠强拉在一起，则有必要理论。

首先，所谓“京骂”并不是北京的土语与俚语，在语言节奏上就不符合北京话的传统，在老北京话的粗口中，“姥姥”就算到头了，在新北京话里，如此直白的秽语也不曾出现过。年龄在60岁左右的北京人都知道，他们知道“京骂”的时间不超过20年。也就是说1990年以前北京人不知道（所以不使用）什么“京骂”。而1990年正是改革开放10后的时间，这时候，北京已经涌进了大批的外埠人士，他们不但丰富了北京语言，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的粗口。有理由认为，被今天称之为的“京骂”很可能是京城之外的语言。

其次，“京骂”完全是一些外埠媒体强加在北京人头上的。如同“国骂”，那是全体中国人都认可的，“省骂”、“市骂”那也是要本省、本市的群众认可的。“雄起”、“龟儿子”是文雅的词汇吗？可人家四川、重庆人对此津津乐道。“你妈妈”是天津人侮辱人的语言，就那发音外省人就学不了，对此天津人士也是认可的。可对于“牛*”、“傻*”，北京人什么时候认可那是“京骂”了？只不过是有时候媒体为了表达方便，而不得已使用而已。反之，对于外埠通行的骂人话，北京人从来没有冠以什么“省骂”、“市骂”来去诟病，倒是有众多外埠的球迷在赛场上热衷于呼喊被他们口诛笔伐的“京骂”。

第三，“牛*”大概是从“吹牛皮”这句北京话之外的俚语演化而来的。“吹牛皮”省略为“牛皮”，又进而省略为“牛”，表示“最好”之一，在一些商业广告中常可见到。用到呼喊口号的时候，单音节没有力量，于是“牛皮”成为赞美的口号。在中国各地的骂人语中大多会带有女性生殖器的俗称，当喊起“牛皮”的时候，很多说话爱带脏字的人自然理解成为“牛*（B）”，因为这不但谐音相像，而且也很符合大多中国人的骂人理念和将诅咒当赞美的传统。至于“傻*（B）”则是另外的独立而成的骂人语，多在北方地区流行。傻女人随意与不相识男人的性交行为，当然是傻到极点的行为。“傻*”就是讥讽人到了愚傻透顶的程度，其行为必然是错之又错，得不到好结果的。“傻*”与“牛*”并列到一起，完全是一种巧合。是因“牛皮”一词被异化而引起的。

第四，“京骂”并不是北京球迷专门对付客队的“武器”，当国安队员踢不好球的时候，北京的球迷也同样用“京骂”揶揄国安球员。这倒反映出了北京人的大度和包容。当国安球员在客场比赛的时候，面对南腔北调的“京骂”不为所动，其原因大概是国安球员比外埠人更理解“京骂”的原因。

第五，不管是以什么字面、语言形式出现，只要是污言秽语都会受到北京人的厌恶和讨嫌，当然首当其冲的是“京骂”。对这个别人扣在北京人头上的屎盆子，北京人怎么会心安理得？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语言，我们抛弃掉没什么可值得留恋的。凭借北京人的幽默与智慧，一定会找出代替“京骂”的球场口号。当“京骂”消失的时候，我们同样不希望出现“省骂”、“市骂”，让鲁迅先生的愿望实现，国人不再干这等“卑劣的事情”。喻家卿 2009.11.6

                          谁在乎你的身体

郭德纲近日有篇名为《杀鸡谁看》的博文，其中写道：“8月28日，连续八天《济公传》直播告一段落。……第7天的时候，刚登台，大批的观众大喊：坐下说！我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不是观众，这分明是家里人的话，只有亲人才在乎你的身体。”这篇博文当然不是只说观众、听众对郭德刚的爱戴，但我读到此处，却有了许多感慨。

我自幼体弱多病，尚在幼年便几乎夭折。5个半月大，因保姆看护不慎，换上了肠套叠。当时我家住在一个离天津120里地叫茶淀的地方，那是个刚创建不久的农场，人烟稀少，在土路上，别说汽车，连牛车都少见。所谓肠套叠，就是幼儿的小肠在外力的作用下进入了大肠，如果诊断不及时，在肠体的蠕动下，小肠就会从大肠里出来，幼儿的小命那就凶多吉少了。面对哇哇大哭的我，我妈急得不知所措。

当时农场的医院虽然非常简陋，但有一位医术不错的军医郝大夫。他对我坐了检查后，诊断为肠套叠，让马上去天津手术。我爸我妈轮换抱着我，疾走小跑了5里地，赶上了一天一次停一分钟的火车……手术后，医生说：再晚30分钟，那就相当危险了。在我手术的时候，我妈用她的O型血为我输了300CC。我虽然是B型血，可至今我的血管里有我妈300CC的O型血存在。肠套叠在我的腹部留下了一个12针的大刀口，又赶上我是结疤体，使我的肚子上有了一个如毛毛虫般的疤痕伴随终身。

原以为大病一场的我会平安无事，谁料到更大的灾难还在等着我。当我长到18月的时候，一天发起了高烧，待第二天烧退了，我的右腿却变得软弱无力，站不起来了。保姆告诉我妈的时候，我妈一阵眩晕，立即想到了小儿麻痹这个恐怖的病名，因为农场已发生几例。第二天，我爸我妈第二次带我去了天津。天津儿童医院的医生马上确诊我确实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医学名词叫脊髓灰质炎。这个病在没有预防药物的当时，挺普遍，轻度感染占80-90%，不会留下后遗症。我不幸成为另外的那10%的一员。

医院采取的治疗是针灸，我妈说：针灸时我疼得大哭，她也陪着流泪。也不知道针灸是不是管事，我妈说她是一路哭着抱着我回的家，出生时10斤的大胖小子，从此残疾了，做母亲的是个什么心情，谁都该知道。5、6岁的时候，我爸背着我到来北京，在朝阳门那的假肢厂为我定做一个腿部的支撑架，帮我重新站立起来。8岁的时候，父母终于轮到了在天津人民医院的住院挂号，等到了骨科专家方先知教授的手术安排。1965年，我住进了医院。我记得我妈带我走进病房，迎面是一幅雷锋的画像。我妈对我说：“看，雷锋叔叔。”可我心里全是要第一次离开父母的恐惧。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第300页上，记载着被业内喻为“骨圣”的医学家方先知。书中评价道，方先知不仅手术技术精湛而且重视理论探索，不仅是一位临床家还是位教育家。方先知教授的手术我不知道是否算是成功，因为术后一个月的时间，一位医生让我抬病腿的大脚趾，我无能为力，从那时起我对手术有了疑惑。

在人民医院住院的日子我很开心，那里的护士都非常亲切，病孩子们都管她们叫“姑姑”。可“姑姑”们再好，也不如妈妈。我妈那时在农场的医院当护士，每次有病人转院天津需要护士护送，我妈都争着去，就是为看我一眼。有一次天降大雪，当我妈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裤脚全被雪水浸湿了。我妈每次来看我都带不来多少食物，可我还是盼着她来。转眼50多天过去了，我腿上打的石膏越换越小。一天，我妈又来了，这次是说来接我出院的。我有些舍不得朝夕相处的病友和那些“姑姑”，我对我妈说：“我不想出院。”我妈说：“儿子，咱回家养着吧。”我有些伤心得跟我妈回到了家。多少年后我才知道，我住院一天要24块钱呢，那时我妈一个月的工资才32块钱，我住院不算手术费治疗费，就要1300多块钱，那是我妈4个月的工资呀！

在我3岁的时候，我又得了百日咳，整天干咳不止。青霉素、链霉素一起上，那时没有先锋多少号，否则也要用上了。我妈整夜地抱着我，真是欲哭无泪了。我妈说，唐僧受的难也不过如此了。我爸找来偏方：将大蒜捣成泥，拌入蜂蜜，每日一池羹。那时候，偏僻的农场那里去找蜂蜜，都是我爸利用出差的机会从北京和天津带回来的。2、3个月后，在西药和偏方的共同作用下，我才痊愈。

近来，还是一位顶级的教授李铁一怀疑我患上了间质性肺炎，我如临大敌，我妻子也内心惊恐。妻子反复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医生说，吃白色的食物润肺，妻子便为我熬银耳羹、煮梨水、做豆浆、拌白萝卜、买杏仁……就差吸白粉了。刚得到患病消息的时候，我几乎有了末日到来的感觉，寝食不安。是我儿子一遍遍发短信给我，帮我从自虐中挣脱出来。已经80有余的我妈给不了我太多的帮助了，她只是认定我没事。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虽然，我的病情还不明朗，但我已经找到了战胜我内心恐惧、焦虑的途径，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珍惜与亲人、朋友的每一时、每一刻。真有一天……也该愉快地离去。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的病的？当一个人得了病的时候，会备感亲人的重要、友情的重要。他会特别注重亲人、朋友的态度。人常说，情绪能当病的半个家。病人的内心脆弱，不是他自己就能克服的，他需要亲人给予的力量。一个人无病无灾的时候，有的人会关心他的前途；有的人会关心他的钱财；有的人会关心他的职位；甚至有的人会关心他能不能喝酒、能不能玩儿牌、能不能找路子到公安局“捞人”……只有亲人才会在乎他的身体。郭德纲说的对。一个没有亲人、朋友关怀的人，如同死去。喻家卿 2009.10.1

关于树

对于树，人们再熟悉不过了，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较大型的植物，那就要数树了。我生活在北方，认识的树也是从在北方多见的树种开始的。

柳树。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可以说是湿地环境的农场里。那里沟渠纵横，水洼遍布，有点水就能抓到鱼，有个洞就能掏到螃蟹。农场里到处可以见到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柳树，有些柳树是人工有意栽的，而有些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农场里的住户都是平房，每家都在自家的门前范围扎起个篱笆院，似乎有了自己的领地，又似乎这样就安全了似的。我在我家篱笆院的拐角处立了一根胳膊粗细的柳树棍，以使篱笆墙牢固。柳树棍插入地下一个多月，竟在顶端拱出了些许嫩芽。到了秋天，嫩芽变成了稀疏的柳条。经过一个严寒，柳树棍在春风里滋生出茂盛的嫩芽。到了夏日，那原本的柳树棍已成长为可以洒下一片绿荫的树了。当我若干年后离开农场的时候，当年我亲手栽下的柳树棍，早已是腰粗尺余的柳树了。柳树的生命力确实顽强，不论是粗是细的柳树枝杈，只要它的肌体里尚存水份，只要将它插入潮湿的土地，它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大树，无私地为人们制造氧气、营造绿荫。不仅如此，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它还用它在春风里萌发出的鹅黄嫩芽，使多少饥民度过了难捱的日子。它的枝条，人们用来编筐；它的枝杆，人们可以用于农业生产诸多地方，实在成不了材料，还和一用来取暖、做饭。柳树把全身都奉献给了人们，而人们却从来不曾恩赐给它什么。

杨树。1977年，我调动到位于北京大兴区（那会儿叫大兴县）团河的单位工作。团河是清朝皇帝围猎时的行宫，很是有名。我第一次到团河，便被好奇占据了心间，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的高大杨树。白色的树皮、碧绿的树叶，挺直躯干的杨树一棵挨一棵地排列在每一条路边，不见尽头。尤为惊奇的是树皮上那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如人眼睛形状的疤痕，就仿佛使杨树有了与人交流的功能。我久久注视着那些杨树的“眼睛”，那眼神分明充满了善意和热情，我感到了团河对我这陌生人的欢迎。生活久了，只听到夏日里杨树叶在风中相互碰撞发出的“哗哗”声，而不再注意那些永不知疲倦的杨树的“眼睛”。据说，这些杨树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当年创建者们在沙丘上一棵棵栽种的，人们不舍得砍伐它们，以致使它们长得如此的高大。杨树的木质疏松，含水分高，没有韧劲，据说只能用来做火柴梗。虽然如此，但在绿化环境，防风固沙方面，杨树却功不可没。每到春天，杨树开花时产生出的杨絮漫天飞舞，犹如雪花。在诗人眼里，杨絮婀娜多姿，可它们又确实在污染环境的同时，还会让一些人过敏。当人们诅咒杨树的时候，杨树的眼睛里定会充满委屈与无辜。几年之后，当我调动到市区工作离开团河的时候，在车中望着那些杨树和杨树的眼睛竟生出依恋和难舍。那些杨树的眼睛也似乎流露出了伤感，是那样的深情。“持手相看泪眼，却无语凝噎”，记不起这是谁的诗句了。

槐树。槐树中最常见的是国槐和洋槐两种，国槐树冠球形庞大，枝多叶密，绿荫如盖，而外形与国槐近似的洋槐树皮是灰褐色，浅至深纵裂粗糙，木质的颜色成黄色，坚硬似铁。由于洋槐易于种植，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见到它们。我在那个农场生活的时候，真正接触洋槐只有两次。一次是我们家要在院子里盖一间只有2米高的小屋当厨房用的时候，由于缺一根柁而让我大哥犯难。柳木到有但木质含水分多易变形而不能担当此任，于是大哥的目光落在我家旁边的那片全是洋槐树的小树林。那会儿虽说还没有什么森林法，但也不敢明火执仗地砍公家的树。等到了月黑风高的时候，我大哥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砍了一颗碗口粗细的小洋槐树回来，为此，母亲和我惊恐了好几天。再有一次是我工作后，特别爱帮助个人。见到同事家的一把斧头的柄坏了，就自告奋勇地要替人家重新安装，为了一劳永逸，我到处寻找，找来一段洋槐木……看着那合手光滑金黄色的斧头柄，我都有了难舍之情。30多年了，那个洋槐木柄想必依然和斧头紧密在一起。1982年我结婚后，住家的窗外是棵老洋槐树，那是真老，有80年的历史了。中国的第一座区别衙门的新式监狱于1903年在北京落成，当时在监狱周边栽种了80多棵洋槐树。邻近老监狱的我家是2楼，大玻璃窗就如同是个镜框将窗外的槐树冠镶嵌在里面，向我和我的家人展示着它一年四季的不同容貌。冬季，它枝杈似铁，在寒风中犹如会动的雕塑；春季，它又叶芽萌发，一夜春雨之后，它便绿茸茸地宣告春的开始；夏季，洁白的槐花缀满它的枝头，香气四溢，美丽得仿佛是位新嫁娘；秋季，金黄的树叶不时地飘落，它好似那夕阳，恋恋不舍地在为人间添加一抹最后的亮色。我曾不止一次想要用相机记录老槐树的四季，但终未如愿。如今，这座有价值的监狱遗址被拆除了，建成了商品房小区，在钢筋水泥的建筑群里，一些侥幸残留下来的老槐树，还在顽强地延续着它们的生命，证明着自己，也延续着过去。喻家卿 200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