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激流弹出的幽怨声

     我爱那浪涛上星星的回光

     我爱那为人祝福的痛苦

     还有那正在祝福的人民

     啊，我爱激流弹出的幽怨声

     一个战士不是战死疆场，就是回到故乡

     世事无常。

     如果说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2008年的中国和世界的特征，自然，也包括我曾经厕身的传媒界，“世事无常”最贴切不过。

     08年初，我在为我曾经服务的媒体撰写的社论《新中国元素》里，对08年中国社会发展表达了乐观的期待。然而，期待毕竟不是现实，随之而来的现实一次又一次粉碎了这种乐观信念，不由慨叹造化之弄人，世事之无常。

     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词语，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意料之外，是改变、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乐观进取者认为选择的机会增加了，变化将会提供各种可能性，诱惑勇敢者去尝试，并开创新的世界——奥巴马用“CHANGE”作为竞选的口号并赢得胜利，其实更是因为改变所蕴含的价值契合了向来达观的美国社会的追求——唯有超越陈规定数，一切皆有可能。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乐观主义者，甚至，在迭遭重创之后，乐观主义者也会陷于绝望境地。因此，在悲观主义者和保守型性格者看来，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背后同样蕴含着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个可能无法掌控的未来。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使墨守陈规拥有了政治正确，更是宗教和末世情绪产生的基础。

     然而，无论世事如何无常，伤痛如何难以承受，生活总要继续，活着的人，总会期待未来有一个美好的年景。新年的回望，其实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1．大时代小进步

     在许多人眼中，2008年中国传媒业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制度层面，与过去相比，一个较大的变化是，今年有些信息是政府主动公开的，比如新疆恐怖分子试图炸飞机、拉萨骚乱等，这与以前重大事件出口转内销的传播路径相比，似乎是不可思议的。除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虽然其价值还有待验证），外国记者在中国相对自由采访的政策，在奥运之后也已得到延续，虽然在具体执行时也可能会有障碍，但这不妨碍我们所看到的进步。

     胡总强调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强调重视都市类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虽然不脱传统政治术语的范畴，却也是新的提法。过去我们一味强调喉舌，谁都知道，喉舌只有一个，且喉舌只能被动地奉命行事，断无自己主张，而能力论至少从逻辑上说明媒体的能动性正在被认知，能力只有具有主体意识的东东才存在，此其一；过去我们把都市类报刊当作小报小刊，其背后的逻辑是政治上的歧视和偏见，虽然市场上的我们早已把都市类媒体当作主流，不过，毕竟在采访中，拥有巨大市场影响力的都市类报刊，在主流政治经济信息的获取上，还与那些所谓的党报党刊有距离，今天胡总的讲话，虽然未必见得有多少具体价值，至少，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个迟到的“平反”。——我以前服务的媒体记者在年底曾经跟我说，现在去采访，已经比以前方便了些，此其二；虽然互联网还无法获得记者证，但胡总强调新兴媒体的价值，也总会在具体操作层面得到一些应对的。虽然互联网的利害众所周知了，但鸵鸟还有的就是。

     毫无疑问，在威权国家里，政治权威的肯定，最终会被逐渐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层面，从而对被肯定者的发展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只是，一个原本已经存在的事实，需要一个国家最具权势的人认可后方能被承认，这是这个国家的悲哀。所以，这个意义上说，也只是个小进步。

     对于媒体和记者在地震、奥运等重大事件中的表现，人们纷纷给与表扬，甚至不吝词汇。确实，与过去遇到重大事件相比，今年媒体在这些大事上的努力，也是人所周知的。这是一个进步。不过，我们并不应该忘却这原本就是媒体和记者的责任，做的好，只是本分，更何况，在我看来，很多地方并不好。

     相对于这个时代，相对于媒体原本应该获得的进步，这只是小小的一步。

    2．偏见与傲慢

     拉萨事件之后，一些久负盛名的西方媒体在中国遭遇了信誉危机，一些网民甚至自发建立了一个anti-cnn网站，驳斥CNN的不实报道。而由此激发了激烈的讨论。有论者认为，cnn等固然在报道中国问题之际有偏差，但一个连cnn 都无法正常收视的人，又如何去批判人家？自然，能否收视cnn，是个复杂的问题，目前还无关民主与自由。倒是此次事件中，中西媒体以及媒体报道背后凸现出来的不同的民意，以及媒体不同的判断，值得我们重视。

     其时我写了篇言论《偏见与傲慢》，强调“一个可以问责的自由是媒体报道自由得以存续的前提。无论是出于疏忽、无知、偏见抑或意识形态的敌意而导致的报道失当，被伤害者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诉求，要求更正乃至补偿，而处在事件中心的媒体也有义务回应这种诉求。”

     然而，偏见与傲慢不仅存在于中西方媒体以及西方媒体与中方受众之间。在中国媒体与中国受众之间，在政府部门和媒体之间，这种偏见与傲慢同样存在。当我们去批判他者对我们的偏见之时，也要审视的是自己的行为，自己有无此权力。

     抗震救灾之间，记者以及一些媒体对受灾群众和救灾人员居高临下的无德的傲慢还少么？刘翔事件之后媒体名流们一边倒地不顾民众感受，把退赛行为提拔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不是傲慢又是什么？

     至于政府部门与媒体之间的偏见与傲慢，这种人所周知的潜规则或者明规则，不用说了。

     仔细检索，偏见的背后是因为无知，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偏见有刻意的，也有自造的。傲慢则是因为道德的优越以及知识信息层面的优势强势而成。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与傲慢，有信息不对称的一面，更有对我们在制度上不支持信息公开的制度和道德优势一面。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真相何在。这是问题的关键。

     中国政府和媒体对民众的信息遮蔽，其实另有传统，因为在中国，对信息的垄断曾经是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石，对此，我在《再见，2207，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亦已有阐述。信息被民众掌握，意味着专制主义的制度的瓦解，而媒体信息报道的自由化，意味着专制主义文化的溃败。因此，信息公开化的制度建设，才是最好的面对西方偏见傲慢的公关，更是中国民众和媒体自身彻底摆脱专制主义，获得新生的重要一步。

    3．失落的真相

     麦克卢汉在他的经典著作《理解媒介》中提出了冷媒介和热媒介的概念。在麦克卢汉那里，冷媒介通常是指低清晰度的媒介，提供的信息非常匮乏有限，可参与程度高，要求接受者（参与者）完成的信息多；热媒介使信息具有高清晰度，是充满数据的状态，没有留下太多的空白让接受者去填补或完成，允许参与的程度比冷媒介要低得多。

     套用麦克卢汉冷媒介热媒介的概念，作为我们考察2008年若干报道的框架，我们会发现，08年媒体的报道，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和疑点，让接受者无法获得清晰的信息，虽然，这些参与报道的媒体，无论是报纸、杂志、电视、广播，还是网络，按照麦氏的观点，皆是热媒介，提供的信息应该具有高清晰度：

     比如年初的冰雪之灾是人祸么？如果是天灾，为什么北方的电线年年遭受冰雪却未见像湖南似的困境？汶川地震有预报吗？为什么政府网站要在地震之后删除此前与地震预报有关的信息？为什么倒塌厉害的偏偏是学校？刘翔退赛，到底怎么啦？瓮安事件、川渝教师罢课、各地出租车停运、各地频发的警民冲突官民冲突，真的是有别有用心的人或者黑社会组织挑唆的么？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大义凛然的说辞敌不过别有用心者甚至黑社会组织？三鹿奶粉，政府真地为奥运而瞒报了么？其他奶制品的企业乃至其它食品企业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范围的集体性行为，事件之前，政府、企业尤其是专职的质量监督部门，无任何一方有任何负责任的行为？杨佳杀人案，动机到底是什么？一方面是媒体和香港的统计，说珠三角企业出现倒闭潮，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说没有出现“潮”，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

     即便是小小的传媒行业，追寻真相的人们，总是在存疑，比如，央视的徐娜到底怎么回事？京华时报到底发生了什么？南方周末又是怎么回事？江艺平怎么回事？李敏事件的真相如何？封口费如何？等等。

     太多太多的疑惑和不解。所以说大时代小进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媒体和记者，追逐真相的努力，在2008年并不顺畅，甚至在涉及我们自身利益的时候，也是如此。许多事件，我们和读者都无缘得见真相。至少，在面上，这是作为信息发布者的媒体的失败。

　　4．谁是封口之王？

     真相不彰，缘由何在？

     08年底，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时政杂志南风窗，在其一年一度无任何商业色彩的“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中，把简光洲孙春龙戴骁军3人列为年度人物。南风窗特别邀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展江先生为三人撰写了表彰语。南风窗的颁奖词称：“当记者群体在政经夹缝中市场遭遇生存尴尬的时候，将奖项颁发给三记者。本刊作为媒体同行无意多扬溢美之词，三记者的职业行为具有了超出职业之外的意义。”

     简孙戴3人既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也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职业行为具有了超越职业之外的意义，相比那些因为职业行为而遭遇牢狱之灾的记者，他们今天能够光鲜地站在聚光灯下，这是他们的幸运。而这恰恰是记者整体性的不幸，是记者在转型中国整体性遭遇南风窗所言的“生存尴尬”。

     所谓生存尴尬，是指媒体行业的从业的困境，政治和市场的夹缝。07年有黑砖窑事件假记者事件以及纸馅包子事件等等，而简孙戴3人在08年独得荣耀，背后更凸显的是这个群体的悲哀与失落。从年初法人杂志的朱文娜，到民主法制时报的景剑锋，第一财经日报的傅桦，到央视法制频道的李敏事件，网络报的关键，从财经时报到IT媒体名流刘韧事件，不论真相如何，凸现的就是生存的困境。

     无论幸运儿还是不幸的记者，背后牵涉的都是利益，以及与利益相关的“封口行为”。可以说，记者行业所有的幸与不幸，全因封口。封口费也算得上是今年的一个流行词。

     作为授权管理记者证的新闻出版总署在封口费事件发生后，与山西有关部门一起对此进行了查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中有据可查的涉案人员60人（其中发“封口费”封锁消息、阻挠记者采访者2人，收受“封口费”的记者4人、媒体工作人员26人，假记者28人。）已由有关行政部门、媒体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依法做了处理。涉案金额31.93万元，绝大部分已经追回。”并认为，发生在山西省霍宝干河煤矿的记者“封口费”事件是该矿领导违反事故报告和信息公开制度、隐瞒事故真相，少数媒体记者、媒体从业人员违反新闻采访规则、丧失职业道德而造成的一起恶性事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一开始就指示新闻出版总署要严肃查处，公开曝光，以此为训整顿和规范新闻采访秩序，维护新闻公信力。

     我在看到此消息后却不以为然，专门写了篇《谁是封口之王》作调侃式的解读。媒体和记者接受封口费，固然有违职业道德和法律，可恶，但封口费的源头却远不是这些不能自律的媒体和记者。把重点放在媒体和记者身上，难免本末倒置，无助于解决问题。权钱苟合的体制怪兽才是真正的封口之王。

     一个社会，不能建立有效地保障信息公开的制度，不能有效地保障信息披露者的权利，这个社会就永远难以使封口事件成为个案。

    5．偶像的黄昏

     一叶知冬。现在传媒业的冬天真的来了，尤其是传统传媒业。

     这个冬天首先掉落的叶子是发达国家的传媒业。受金融危机影响，欧美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榜样美国的传统媒体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刚刚搞完百年庆典的老牌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宣布停出纸版；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下辖芝加哥论坛报巴尔狄摩太阳报的论坛公司宣布破产；第一大报业集团甘耐特8—12月3次大规模裁员；纽约时报抵押曼哈顿总部以缓解现金流压力……

     与美国这样先发市场媒体遭遇经济困境和新媒体压力面临的冬天不同，新兴市场的中国，目前在政治保护下，尚不至于出现类似美国式的破产。但冬天同样来到了。

     “现在，传媒业真正的冬天降临了。与京华时报海民社长2005年提出的报业拐点的观点不同，我认为的传媒业拐点，并不是同业竞争或者新媒体压力导致的，而是传媒业传统理想主义精神的式微甚至堕落带来的。没有了精神支撑，传媒业不过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边缘产业而已。传媒业的冬天，首先来自于我们心中。

     “蓦然之间，抬眼望去，传媒业旗幡飘扬，只是，上面书写的不再是理想主义的激情誓言，而是政治和商业的智慧妙语。对于许多媒体而言，家国天下与铁肩道义已经不知为何物，更不用说愿意为此牺牲。曾经的理想，甚至普世价值，都成了权力和商业推销的包装，从外到内，绝大多数媒体已经成为利益交换的一个平台。君不见，红包处处有，封口随时见。推杯换盏中，满纸荒唐言。圈养也罢，软文也罢，总之，绝大多数媒体已经彻底向权力和商业投诚。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手中之笔正在变成害人之刀。”

     “当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的时候，当严肃的新闻报道不得不当成娱乐新闻社会新闻操作的时候，报刊内容和形态的任何改变，已经无助于挽回价值立场失落之后的发展颓势，而传媒业的精神衰落，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肯尼斯。伯克在《形形色色的历史观》中曾这样描述西方传媒界：商人们相互竞争的方法是采取比对手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夸耀自己的商品，政治家们互相竞争的方法是对反对派进行诽谤。总的说来，大众媒介多企业是一味的赞扬，而对政治则是一味的诽谤。套用这样的观察，我们发现，在中国传媒界，所谓主流则是对政治和企业一味的颂扬，而市场化的媒体，倒也颇有点伯克所描述的味道。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媒体从业，曾经是许多文科学生的梦想。1989年哲学系毕业的我也曾向新华日报投送过简历。然而，现在，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夹击下，无冕之王已经被新闻民工所取代。而且，如前所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牺牲”掉。

     08年德付兄离开京华之后，不同利益方的拥趸们在天涯、西祠、中华传媒网以及新浪博客纷纷开骂，其言辞之激烈难听，令我深觉可怕；与京华那些不着调的小啰啰们的对骂不同，我曾经喜欢的一个媒体内部的公开对抗之激烈，更令我感到可怕；而刘韧事件的背后，也让人看到一个名记的变化路径。至于这个行业里收买与投靠的事件，就更不在话下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有的这一切，如果让那些比我们年轻的人看到，让那些还怀抱梦想，试图投身这个行业并为之奋斗的年轻人看到，让那些行业外对我们这样的从业者还怀抱敬意的人看到，他们又会作如何想？表率何在？理想何在？

     那才是偶像的黄昏。

    6．新兴媒体上岸

     08年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经将近3亿。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相信还会不断增加。

     继07年互联网在周老虎最牛钉子户等事件中大发神威之后，08年的互联网媒体继续一路横扫，让各地的贪官污吏们头疼到死。在每一个重大事件中，都少不了互联网的参与。与传统媒体受出版节奏的制约，容易被和谐封口不同，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即时性使敌方贪官污吏们和谐封口的门槛成本大大提高，这也是互联网能够赢得受众一个重要原因。

     互联网不仅赢得了受众的青睐，同样也赢得了官方的认可。因为其被和谐的高昂成本（尤其是时间差造成的“损害”），官家企业对其皆是又恨又怕，但胡总竟然肯定其成就，难免也要当回事。胡总人民日报重视新兴媒体的讲话，一方面使互联网得以洗脚上岸，另一方面，也是互联网的舆论监督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背书。

     互联网所以受受众的喜爱，是因为它使传统媒体过去囿于地缘和时间限制的传播变得无远弗界，提升信息的总体到达率和影响力。同时更因为它容易突破限制，使容易被和谐的信息在第一时间传播开，同时是和谐变得不可能，真想也因此容易大白于天下。

     在07年的回望中，我曾经谈到，技术的发展是突破信息传播限制的重要途径。技术的发展，也是突破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要素。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新的变化虽然层出不穷，但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那些才能真正带来结构性的变化。怀特海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他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无线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就是打碎旧文明的基础。

     历史上所有从军事上征服了汉民族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还是被汉民族文化同化了，洗脚上岸了。因此，我不知道新技术引用后，会否产生同样的情况，那些获得了背书得以上岸互联网媒体们，是不是像传统媒体一样容易被主动或被动和谐，这是个值得观察的问题。其实，看看08年门户网站新闻取向价值的变化，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毕竟，政治和经济利益永远是一对不能相互离弃的伙伴。

     这真有些可惜。

     单纯从媒体形态的发展看，08年风险资本逐渐远离新媒体，因为过度创新的新媒体，无法形成相对稳定的可以说服人的盈利模式。众所周知，新媒体就是依靠风险资本得以存活的，未来，虽然新媒体依旧会继续发展，但其模式值得重新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个人更看好依托移动和电信开发的新媒体。

　　7．谁的奥运

     就在2006年初，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2008，谁的盛宴》，后来首发于《中国报业》。今天回首看去，当年的判断，亦真亦幻，但我还是很欣慰。

     08年的奥运盛宴中，电视尤其是央视，自然会赚的盆满钵满；而体育类专业媒体则是回光返照，至少这两项判断变成了现实。至于北京广播媒体和门户网站以及网络视频是否获益，通讯社是否受损，虽然我无数据佐证，其实读者大致也可以得出结论。而至于交通视频的机会和体育名人博客的商业化，则是完全失败的预言。

     08年的奥运会，对于大多数纸媒而言，不是商机是“伤机”。其一，基于对奥运期间用纸量的估计，导致纸张价格在奥运之前便开始非正常上涨，使纸媒成本大幅提高；其二，奥运前后，奥运赞助商铺天盖地的广告投放（主要在电视、网络和户外），使非赞助商不愿撄赞助商之锋，导致一个是赞助商广告过于集中在部分媒体上，另一个使非赞助商广告的大幅下挫，使纸媒深受其害；其三，过于集中的奥运新闻信息，使其他相对重要的信息传播，湮没于对奥运金牌和运动员花絮的追逐中，导致纸媒奥运期间发行量的普遍下降；其四，奥运的管制，导致在北京等奥运城市无印点的纸媒市场成本大幅提升。

     当然，对于央视和央视网络而言，奥运会其实是个绝大的盈利机会。至于搜狐，虽然是奥运赞助商，却被模糊的条款所害，虽然也有收获，相较于新浪等未交巨额赞助的门户网站，心绝对有所不甘。

     更为悲惨的是伊利和一家寿险公司，花了那么多钱成为赞助商，伊利一方面碰上了竞争对手的山寨般广告行为，另一方面赶上三聚氰胺事件，使大把市场费用打了水漂，便宜了央视。碰上地震，那家寿险公司的广告怎么也抵不上“平安”这个词语吸引人，平安也是一家寿险公司，却因天灾大受其益，想想实在气人。

    8．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相对于美国媒体在金融危机下的窘态，中国的媒体可算是幸运，因为最滥的媒体也不会破产，真正称得上是铁打的营盘。

     然而，营盘铁打，兵却如流水。真可谓有人星夜赶考场，有人辞官归故乡。

     最有名的流水则是德付兄离开京华时报，作为朋友，我也为此写了篇《一个人与一个行业的背影》，南都周刊以《总编离职启示录》为名刊发，其实后半段也是我的心声，借朋友的生活，托寄自己曾经的梦想。12月30日，在同事们的送别中，我也离开了生活2年半的广州，回到了第二故乡北京。

     江艺平不再分管南方都市报，08年底也在网络上被年轻人好好炒了一番。

     牛文文离开中国企业家，做了本创业家，创刊号名家荟萃，足见牛兄之资源丰沛。

     林立博兄离开财讯，做了本睿，虽尚无刊号，却是FT 的资源，断断不可小视。

     。。。。。。。

     时评家十年砍材写了篇文章，昭示离开这个行业的理由，其实也可以看出这个行业变化的一些端倪。

     当理想不再，与其在蜗牛角上争雌雄，石火光中度此身，螺蛳壳里做道场，不如收拾行装心情，暂且归去。

     归去来兮，奈之何？奈之何！

    2008年度媒体关键词（排名不分先后）

     1.跑跑与跳跳。范跑跑的行为本不值一提，但在媒体的聒噪下，竟然差点成了英雄。当我看凤凰卫视的时候，我也为郭松民先生可惜。

     2.雷人。

     3.和谐。网络上的消息因各种原因被删除。

     4.封口费（其实与和谐有异曲同工之妙）

     5.俯卧撑。来自瓮安的独特词汇。

     6.打酱油

     7.山寨。其实这个词的意思古已有之。

     8.艳照门。呵呵，虽然一张没看过，听说很精彩，相关词汇是很傻很天真很黄很暴力

     9.做人不能太CNN

     10.人肉搜索。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隐私权了，比特务还厉害。

    2008年媒体年度事件（排名不分先后）

     1．纸价过山车。上半年一方面供大于求，一方面价格上涨，骇人听闻。年底则是直线下落。

     2．报纸杂志大规模提价，北京、南京、武汉等地激烈竞争的都市报，相约提价；杂志也是。

     3．央视网奥运期间总收入突破6亿元，成新媒体大赢家，央视广告也是大赢家

     4．拉萨之乱与火炬传递中中西媒体之对峙，隔空对骂。傲慢与偏见充斥双方阵营。

     5．开放境外记者采访。可笑的是，异地监督还是收拾国内媒体的一个紧箍咒。

     7．封口费事件。在利益交换的时代，看不到绝迹的可能。

     8．汶川之考，基本合格

     9．奥运之考，一般

     10．三鹿之伤。三鹿以及随之而来的毒奶粉事件，伤害的不仅仅有消费者，奶粉企业，政府，还有媒体自身。

     11．百度公关事件。封口到底有多厉害，可见一斑。

     12．中国时报转手旺旺集团，中时的创始人是我武进乡贤，好歹还在出版。

     13．京华之变。一声叹息。

     14．财经时报事件。中国的报纸竟然有这样一群人搞，唉，不死才怪。

     15．新浪分众的并购，谁会成为胜利者？没看懂的一着棋。让我想起了雅虎与阿里巴巴的交易。

    2008年度媒体

    年度媒体之报纸（排名不分先后）

     1．新京报。每次回家，太太总是会把前一段时间的新京报堆放在卫生间，而我大致要翻一翻，尤其他的文化版，或者北京地理之类，日志中国也是一个不错的回顾历史的栏目。需要说的是，现在的新京报，广告数量已非吴下阿蒙。

     2．京华时报。胜利者是不应受到指责的。期待中

     3．南方周末，纵有千般不满意，仍是中国最好报纸之一。

     4．广州日报。中国化报纸的典范，看这张报纸，你知道什么叫市场的成功。

     5．南方都市报。如果能把广告的品质在提升一些，我个人的评价会更高。

     6．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虽然已经商业化，是财经报纸的翘楚。

     7．第一财经日报。在财经类报纸中应该可以排到第二了，对于一张后进报纸而言，这应该是成功的。

     8．成都商报。地震中的表现，我钦佩，尤其是记者在国新办发布会上的提问，滴水见大海。

     9．时代周报。这个时代创办这样一份周报，需要勇气，需要金钱和耐心，更需要的是担当。没有宽厚的肩膀，这样的报纸能否走远，不敢说。不过，我还是要向他们致敬，并祝福他们一路走好。

     10．体坛周报。虽然我在06年说体育类媒体在08年是回光返照，但即便是在衰退的行业，也有领袖者。

     11．东莞时报。就在06年春天，在广州参加一个广告大会时，我与军波兄和晓晖聊到报纸的发展，强烈建议军波兄参与经济发达的地级市的机关报的运作，其时我还特意和两位到了佛山。军波兄后来回到东莞，筹创东莞时报，08年8个月间，成绩斐然。他所给我们呈现的，不仅是人的力量，也是中国这个发展不平衡的新兴市场可能给我们的新机会。

     12．舟山日报。这样一张报纸，原本不会有机会进入我观察的视野。08年最后一天，舟山日报的兄弟在MSN上转给我一链接，简直，唉，如此收官，如此名动天下，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年度媒体之杂志（排名不分先后）

     1．财经。虽然今年的报道较去年沉稳，但依然是中国专业化最好的杂志。年会与年刊的实力让我辈感慨。

     2．南风窗。没有一个媒体的内容像这本杂志似的干净。虽然可读性依然是个大问题，但并不妨碍它对读者的吸引力。08年8月底，时代周刊国际版头条曾以《中国向何处去》，专题报道南风窗的策划《法治，从限权开始》。

     3．时尚。作为中国“老牌”的时尚媒体集团，并没有沉浸在以往的骄人战绩中。创新领先也是他们成功的法宝。近些年他们开始涉足影视业，虽然成效不大，却是个值得关注的新事业。08年投资的电影时尚先生，上映正赶上国殇日，但依然盈利；而正在拓展的电视节目，也值得关注。

     4．第一财经周刊。何力第一次把第一财经周刊给我看的时候，我首先惊诧于他的版式之精致。通俗化平民化，假以时日，相信能够成功。

     5．新周刊。一本老牌杂志，其实翻翻他过往一年的选题，还是很有意思的。也难怪某一天我特别跟老封打电话说题目起得真他妈绝。自然，其每一年的锐年会，也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品牌推广盛会。

     虽然杂志也有不少新创刊的，也有不少老杂志成绩斐然，不过，作为一个个人观察者，我更多地看到的是资源越来越向强势媒体集中。遗憾的是，杂志发展中的重头时尚类期刊目前暂时远离了观察的视野，所以，无从更多地判断其中的盛衰易势。而我重点关注的时政类杂志，个个都是潜力型刊物，无论三联还是人物，无论新闻周刊还是了望东方，还是看天下。不过，如果排除了机会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些杂志应该都还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目前他们还是受网络冲击较小的媒体类型。

    年度媒体之电视（排名不分先后）

     1．CCTV10。探索与发现方面的内容确实不错，有质量，不浮夸。

     2．CCTV2—中国财经报道。今年的一些专题作的很抓人，是央视经济频道难得的好节目。

     3．CCTV新闻频道 新闻1+1 ，说实话，我原来不知道这样一个栏目，央视的朋友说后我特别留心看了些，虽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总是觉得比现在的一些节目好。

     4．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作为平民节目，专业性并不是最重要的，能够这样坚持，实属不易。

     5．广东卫视马后炮。相比之下，央视的同类节目简直是垃圾。

     6．CCTV1——我们。难得严肃的精神探讨中贴近现实生活。我也参加了一期。07年，与王利芬聊过之后，我就相信她能成功。

     7．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08年4月在婺源旅游期间与同事一起玩扑克偶然看到这样的节目，对于我等脑子早已是一团浆糊的人来说，这样的节目简直是一剂放松剂。好玩。

     很遗憾，电视看得少。不好做评。

    年度媒体之电影、电视剧

     看媒体报道叫好的不少，梅兰芳也罢，叶问也罢，非诚勿扰也罢，总之，无一看过，不敢妄评，暂时空缺。

    年度媒体之小说

     基于同样理由，空缺。

    年度媒体之网络（仅限于新闻角度，排名不分先后）

     1．网易。有进取心。受众转型应该比较成功。一些专题做得不错，尤其08年有些重大新闻，是网易首发。

     2．腾讯。有进取心。转型中，一些专题同样值得鼓励。

     3．搜狐。新闻页面的调整也是进取性的表现。08年还是奥运赞助商。

     4．新浪。越来越主流化。

     5．财经网。目前国内媒体的网站中，做得最好的。

　　年度媒体之户外

     分众传媒。08年315饱受打击，年底呈现大手笔。

    年度媒体之搜索引擎

     百度。呵呵，不用说了。

    年度媒体之佛山传媒集团。

     因为跨媒体，故无法归类。作为地方媒体地级市的媒体，美国大选能够派出一支队伍远赴重洋现场采访，需要的是魄力和实力（经济），锻炼的是队伍，提升的是媒体的品牌（与搜狐的合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008年传媒业年度人物（排名不分先后）

     1．杨兴锋：谁说领导不难啊。

     2．江艺平：盛名之下，更难。

     3．戴玉庆：守成之难。

     4．朱德付：一个人的命运，固然微亮如豆不足道，同样可以烛照一个时代。

     5．牛文文：意外和期待。

     6．喻华峰：转战网易，虽然报道较少，希望没有消磨斗志

     7．池鱼长平：2008年4月11日，北京晚报署名“文峰”发表文章，题为《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对长平及整个南方报系进行言辞激烈的批评，不久，长平被撤职。此事的背景是长平文章《拉萨真相从哪里来》，认为藏独分子制造的拉萨314打砸抢事件，应当允许媒体进行自由采访与报道，而不应由政府垄断消息发布。

     8．刘韧：当年互联网第一名记的滑落。名记与名妓，一字之差，内涵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个警钟。

     9．耙粪记者：中国已经逐渐进入了耙粪时代，这个时代，耙粪记者自有其空间。

     10．网民：06年，时代曾经把“YOU”网民作为年度人物。08年南风窗把年度公共利益的奖项授予了中国网民，也是实至名归。在08年，因为那些被称为公民记者草根记者的有名无名的网民，在网络上的信息发布和串联，使08年的舆论监督环境大大改善，有论者认为是公民问政年，往大了说其实也无妨。（朱学东）

一套人人平等的法治体系，正是防止及纠正“人治”弊端的良方

　　11月12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陈水扁家族海外洗钱案及“国务机要费”案取得重大突破，陈水扁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陈水扁由前“总统”沦落到“2630号”嫌犯，此消息震惊世界，登上了全球主要媒体的要闻栏（参见本期相关报道“收押陈水扁”）。不过，两岸中国人对此案的观察，不应止于观赏陈水扁高举手铐呼口号、绝食、拒绝服药等一系列闹剧表演，更应趁此机会，深入思考此案对于两岸建设法治社会的意义。
　　自2006年以来，陈水扁及其家人涉嫌不法牟利的案件即在媒体曝光，不仅引致台岛民众瞩目，也在大陆百姓中引发回响。此后，这起在当时仅涉金1480多万新台币（约合44.85万美元）的事件，并未随陈水扁下台而“大事化小”及至“化了”。今年夏季，瑞士联邦检察署要求台湾当局协助调查陈家海外账户，一纸公文很快见诸媒体，案件亦一跃为数亿元新台币的大案。在检方侦办过程中，除了绵密复杂的政商勾结让人眼花缭乱，还衍生出“调查局长泄密渎职案”“外交机密费案”等案中案，涉面之广令人惊心。纵使对高官腐败案并不生疏的大陆观察者，也为“扁案”恶劣的贪腐情节及其揭开的黑金政治内幕慨叹不已。
　　“扁案”可反思之处颇多。众所周知，所谓民主制度，包括三个关键性组成部分——选举、司法独立和以制衡为基础的监督。“扁案”显示，台湾的民主制度仍处于较早阶段，此案之发生，可谓当年选举结果及随之赋予的权力所无法预料的病变；其相当长时间的蔓延，则为台湾行政与监管机制失灵的警讯；而两年来此弊案从揭露到侦办步步突进的过程，当视为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原则的一次严肃实践和可贵演练。
　　眼下面对检方问讯，陈水扁以“政治案件多言无益”虚与委蛇、含沙射影，却又承诺“待到法院公开审理阶段，自会向台湾人民报告”，随之竟多以缄默权回应，其言行着实使人深切领教了一个政客的狡黠。随着案情审理的推进，两岸乃至全球具有理性思辨力的人士不难判断：当事人公平辩护的空间是否得到保障，办案的程序能否经得起公评，检审分立的角色是否清楚，广大民众对案情的知情权可曾被尊重。对于华人社会来说，当一名退职“总统”被押于普通囚室之时，“刑不上大夫”的封建陈规已难寻踪迹。无人无党派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正是法治的要义。
　　“扁案”的进展，还显示了法治意识在权力运行及制衡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台湾检方在侦办陈家弊案时，既有人指责其受外界“政治干预”，也有人指责其“办案不力”，但回应质疑声浪的最好办法不是让质疑的人闭嘴，而是让各种意见在规范的表达渠道里行使声张和诉求的权利。其中，媒体对公众了解案情、传播沟通民意的力量更是不可小视。至于所谓谨防“舆论公审”、民意“未审先判”，其实全在于多元舆论环境中的法治原则如何彰显，其本身就印证着民主社会自律成熟的进程。
　　具体到法制建设的技术层面，台湾朝野出于对陈家海外巨额密账过去八年竟被“完美掩饰”的反省，已经展开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修订，并着手“公务人员财产收入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研究，其举动值得关注。
　　台湾《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从1993年开始施行。从最高领导人到乡镇领导人的财产，均需定期动态申报并强制公开，现在任何民众在互联网上都能检索。然而，法律设计显然有欠完善，不仅监督对象偏窄，未要求对相关财产数据说明来源，且漏报的最高罚金不过400万新台币（约合12.5万美元），显著偏低。从今年10月起，立法部门对该法作了修订。其适用范围有所扩大，在官员之外，还囊括了出任官方投资事业或代表公股出任的法人董事及监察人。此前在9月间，台湾行政当局还对与之相配套的《贪污治罪条例》提出若干修订，要求将公务员及亲属财产来源不明的举证说明责任由检察官转到当事人一方；并规定若当事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最高可处三年以下徒刑等。
　　应当承认，虽然“徒法不足以自行”，但及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着手相应立法研究本身就意义重大。公务员申报财产制度是国际公认的最基本的反腐防腐制度安排，据现实教训及时修订相关法律，在立法的层面进行有效性研讨极有必要。在中国大陆也有由中共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5年）、《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2001年）等。在今年4月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经济罪案宣判结案后，我们曾主张吸取往昔规章内容与力度不足之教训，在立法的层面推出有效力的“阳光法案”；此次反思“扁案”教训，更深感此举已经是时不我待（参见《财经》2008年第8期本栏“陈良宇案的两个反思”）。
　　从“扁案”可以看出，法治意识的培育与发扬、法制规范的制定与落实，再到“人”的改变，是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时环环相扣的三阶段。而一套人人平等的法治体系，正是防止及纠正“人治”弊端的良方。隔岸观“扁案”，大陆人或难体会台湾同胞面对前“总统”获罪而生的恨怨交织之情，但两岸中国人的内心激荡与思考可以相通，推动我们共同走向明天的进步。■

借体制之力制造盛景，或者借助资本之力制造高烧，最终在狂欢过后，只会留下一片虚空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李多钰】寒冬真的来了。本周中国嘉德2008秋拍落槌，在“中国油画及雕塑”专场中，虽然多数估价降低，仍然挡不住近半作品流拍。
　　新京报为此发表《当代艺术的泡沫已经碎了》一文。全文精华在一句话：“中国当代艺术品是西方艺术市场链条中的次级债——是泡沫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
　　虽然谁都明白中国艺术品有泡沫，但是这个泡沫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成链条，上述这句话能起到瞬间点醒梦中人的作用。当德国已故新表现主义大师伊门道夫的大幅油画作品只能以10万元人民币计的时候，中国三流画家作品的售价零头都不止这个数。为什么荒诞如此？皆因艺术信用不足的艺术第三世界（此处的“第三世界”只形容其价值体系，不表示任何贬损的政治含义）也被强行打包，成为一种“卖猪仔”式的金融工具，不断转卖。其结果，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形成巨大泡沫。
　　泡沫链条的参与者在赌徒心态的作用下，不断希望把危险转移给下家，泡沫一度显得非常坚硬。终于，在世界性的金融风暴中，这个坚硬的泡沫再也支撑不住，破碎了。由于艺术第三世界范围广阔，其破碎风波覆盖面极大。《当代》一文的作者认为，这次破碎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甚至可能没有以后了。
　　艺术寒冬究竟会不会演化成没有未来的冰川纪？这个问题没人愿意回答。
　　我倾向于相信，艺术原本就应该生活在寒冬之中，不要被过度关注。过度关注必然包含掠夺性价值透支。
　　比如，我以前的经验是，选择学习美术的学生一般具有极大的韧性，他们的生存轨迹常常是要在不为人知的状态中生活很多年，碰到机缘才能一朝成名。近些年我发现，我的观念落伍了。自从艺术高烧以后，中国美术院校的学生也都过上了非常富裕的生活。他们甚至根本不用太多努力，进校没多久就可以接到订单。没有压力的艺术怎么可能是好艺术呢？人人的作品都是好作品，人人都是艺术家，其结果必然是人人的艺术都不值钱。
　　当艺术寒冬来临的时候，这些头开得太容易的学生将如何生存？我希望他们能够试着明白，并不是现在不好了，而是过去太好了。艺术照样还是那个艺术，去除了金钱的光环后，现在他们更能面对自己，表达自己。可能会吃苦。不能忍受吃苦的，可以做一些与艺术相关的应用性工作，比如设计和舞美；能忍受吃苦的人，也许能成就一番纯艺术的大事业。艺术从来都是这样，是少数人才能坚持到底的事情。
　　在这个寒冬里，热爱艺术的人们，不管是热爱哪一类艺术的，一定得去孟京辉的“蜂巢”小剧场看看。起码比看《007大破量子危机》值。《007》一张票价70元，观影体验无非是高科技电影标题下的幼稚电影剧本。在华丽、冷酷的揭秘与杀戮之后，007对抗的，只是一个控制沙漠水资源的环保话题。量子何在？危机何在？甚至最受热爱的人性化特务007何在？都成了疑问。而在孟京辉的小剧场里，稍微多出几十块钱，就可以欣赏一出极具创造力的话剧《爱比死更冷酷》。关于爱情与死亡的关系，《007》的新片中也有涉及，大致也就是《爱》的潦草变奏。（以上并非广告，《爱》剧座位已全部售空。）
　　《爱比死更冷酷》是1969年法斯宾德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孟京辉大胆实验，采用玻璃钢窗将舞台与观众完全隔绝开来，观众只能用耳机接收舞台上的视听信息，并且耳机里的声音不单是演员的台词与旁白，还包含很多奇特的音响效果。这种多媒体的方式和钢窗形成了一种刻意疏离的效果，既模仿电影，又与电影截然不同，我只能说，我受到了震撼。
　　在中国，无论哪一种艺术都比不上话剧艺术这么艰难。这种艺术几乎从来也没有体验过高烧的滋味，一直都在寒冬中。中国话剧只有两种生态：一种是在体制内养老，一种是在市场中挣扎。
　　孟京辉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有生存压力的人。虽然他是中国少数有票房号召力的话剧导演，但是从来没有失去寒冬意识。他不仅创造戏剧形式，也不断摸索话剧生存的小气候，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剧场“蜂巢”。
　　“蜂巢”非常窄小，正像蜂巢一样，对于喜欢大的文化做派的人来说，很不过瘾。但是这样的生存状态是可控的，踏实的。对于始终处于寒冬中的艺术家们来说，做自己可控的事情，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如果你试图借体制之力，制造盛景，或者借助资本之力，制造高烧，最终在狂欢过后，只会留下一片虚空。
　　蜂巢，是蜜蜂过冬的家园。艺术正需要这样的蜂巢，才能度过冬天。■

袁志刚：“输血”国企使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无法发挥

　　【背景】建银投资定位实业投资平台，告别金融控股。
　　10月22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召集下属机构开会，传达国务院对于中投公司下属机构汇金和建银投资重新定位的最新批示。据有关参会人士称，汇金定位为政策性金融投资平台，建银投资则被定位为实业投资平台。
　　建银投资的新定位不是金融控股公司，意味着其旗下七家券商除保留“一参一控”两家外，其余都将转手，汇金将接手其中几家，包括中金。
　　建银投资成立于2004年9月，由建行重组分立而来，注册资本人民币206.9225亿元，为汇金公司全资控股。建银投资成立之初被定位于投资性公司和处置金融资产的公司，后被赋予证券公司重组平台的阶段性使命。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袁志刚认为，中国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金融领域仍处于“婴儿期”，远没有美国那么发达。不可以美国为样本，停止中国金融改革的脚步。他指出，中国金融改革落后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还负担着对国有经济的“输血”功能，导致金融资源错配，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袁志刚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与银行的存贷差基本相等。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本质上就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
　　他指出，只要中国的实体经济相对健康，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中国应该是大有可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中国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他分析说，中国金融领域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基本以国有经济为主，产权结构残缺，导致治理结构难以与发达市场经济要求相吻合。同时，中国经济转轨采取双轨制渐进的方式，金融产业长期以来还充当着为低效国有经济“输血”的功能，以维持一定时期双轨经济的均衡。“输血”功能背离了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储蓄资源“配置”功能，结果出现了金融市场的价格扭曲现象，利率市场化推进步履维艰，坏账、呆账不断积累。
　　他还指出，直接融资领域如资本市场的发展亦如此，其基本目的也是为了“筹资”，金融资源的错配现象到处可见。
　　袁志刚认为，中国金融产业无法有效地为本国居民的巨额储蓄，在国内找到合适并有效的投资项目，原因就是金融领域的发展滞后和长期低效运行。储蓄过度使中国经济实际处于动态无效状态。
　　他提醒，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才刚刚起步，金融产业还处于“婴儿期”，GDP已占到全球GDP总量6%的中国经济，金融衍生产品量只占全球总量的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根本不存在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的问题。所以，不可以危机为借口，停止金融改革的步伐。
　　他说，“每次金融危机，从直接或表面原因来看，是金融问题。但是，从实质或深层原因来看，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背后一定是全球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均衡出了问题。把危机的责任全部推给华尔街是不公正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重点讨论农村工作，讨论农村的土地转包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农村依靠承包到户的确在一个历史阶段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到今天每个农民一小块地已经成了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无法实现规模效益的核心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实施新土改，让土地相对集中在较少的种粮大户，鼓励发展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与产业链合作方式，发展农业科技化与机械化，推动更多农村居民向种粮大户和农业工人转化。似乎只有这样，中国的农村与农业才有希望与未来。

但是我们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如果农村规模种植的理想能够实现，我们却可能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而最大的挑战恰恰是出现在三农中的农民问题上：首先我们在实现农业规模生产的前提下，现有农村人口中可能多达70%的人会成为农村富余劳力，继续向城市转移，而目前城市地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这些缺乏适当新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劳动力就很可能成为失业大军。其二出让了承包权的农民可能会得到一定的补偿，但是这些补偿未必能用到长期维护自己生计的方面，我就看到不少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在获得土地补偿款又没有得到合适的工作的情况下，很快因为染上了赌博或者其他浪费恶习，很快把补偿款挥霍了，然后就再也无法维持生计。其三种田大户出现以后将很快挤压一些仍然愿意依靠自己小块土地生活的种田小户，这些小户很容易被那些大户边缘化，也没有太大的竞争能力，如何控制土地过度集中的问题，也很需要未雨绸缪。否则三五年之后，我们的农村就可能出现新的贫雇农群体，而且规模还不小。

目前中国农村农民手上的土地依然具有很明确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色彩，无论怎么样你最后还有一块地在那可以指望。在新土改中不仅要特别考虑到因为土地集中而出现的富余劳动力疏通不畅而形成规模失业的问题，同时还要认识到土地转让必须与覆盖面更为周全的社会保障网的建设问题联结起来。

综合观察，新土改其实并非以正面收益为单一的收获，而是同时具有了大量风险。在这个时候搞土改，其实麻烦不小，尤其是对于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来说，让出土地将失去其长远的土地依附对象，他们的生活境遇将会被完全改变，而长期习惯了缓慢地按照刻板经验度日的农民则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那就是貌似进入了新生活但是却又是不确定非常强的新生活方式。我自己觉得，在新土改运动中，规模可观的无就业机会群体将会使政府面临着的最大的现实挑战。

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今年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去年同期上涨了8.7%，涨幅创12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政府有理由担心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他们请专家研究讨论如何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可不幸的是，这些所谓的专家提出的却并非什么好建议。
　　
　　令人痛心的是，最近在北京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就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该论坛自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每次为期三天，现已成为中国公开讨论政策的最重要平台之一。论坛被安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为少数国内外学术界及商界精英与众多中国政府高层领导（甚至国务院总理）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了机会。
　　
　　与会者大多认为，中国不应对最近的高通货膨胀率反应过度。他们的理由是，毕竟高通胀率很大程度上是由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所引起，此类价格反映出的“结构性”势力超出了国内宏观稳定政策的调控范围。该结论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无论是食品还是能源领域，最近的价格上涨都是全球势力不断增强的结果。于是，中国的通胀问题是“外部原因”导致的很快便成了惯常说辞。
　　
　　表面上看，各项数据似乎证明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如果除去食品，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只有1.6%。也就是说，上述8.7%的通胀率中约有90%可以完全归因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如果把能源价格变化也剔除，那么核心通货膨胀率会降到1.1%。假设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涨势不断减缓、甚至出现价格下滑，于是专家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公众对中国通货膨胀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的担心有些杞人忧天了。结果就是，专家们敦促政府放弃实施进一步的宏观紧缩政策，比如货币政策。
　　
　　广告这一幕我过去曾经见过。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我刚刚开始在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Federal Reserve Board)担任经济师。今天的宏观经济状况在很多方面都与那时惊人的相似。当时，世界各地的经济都在快速发展，引发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一边是厄尔尼诺在海上肆虐引起破坏性洋流，一边是陆地上农产品价格暴涨。当然还有1973年底的石油禁运，油价因此涨了三倍。听起来有些耳熟吧？
　　
　　时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主席的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认为Fed在反击外来势力的不断积聚上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他将这些外来势力称为“特殊因素”──这些不会重复出现的态势必会逆转，通货膨胀自然也将放缓。他指示Fed的研究人员将所谓的“特殊因素”从CPI中剔除，关注于“更纯粹”的美国“实际”通货膨胀率数据。这是现代经济学实践中的一个黑暗时期，正是那时诞生了核心通货膨胀率这一概念。
　　
　　伯恩斯的致命失误是让核心通货膨胀率成为了美国货币政策的指导，致使联邦基金利率远远低于总体通货膨胀率。结果导致短期实际利率成为负利率，进一步刺激了美国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幸的是，伯恩斯并不仅仅将食品和能源这些“特殊因素”从CPI中除去了，他最后还剔除了一系列其他“导致失真的因素”，即房屋产权、旧车、移动房屋，甚至还有珠宝首饰，当然可以认为珠宝首饰价格上涨是因为国外因素将金价推高至每盎司850美元。
　　
　　当时的Fed不但没有慎重考虑实际利率的概念，而且也没有认识到通货膨胀预期会对以后价格的上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物价与经通胀调整的工资之间的危险关系是造成工资－价格恶性循环的关键因素。持续时间越长，就越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问问Fed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就知道了，他最后不得不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19%，以遏制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以及通货膨胀预期。
　　
　　如果中国忽视了美国在通胀问题上最惨痛的政策教训，后果将难以想像。当然，眼下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限制了中国的猪肉供应。此外，50年来最严重的冰雪天气也使中国的能源价格出现了严重失真。
　　
　　不过，无论是否存在特殊因素，都有理由担心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了。新颁布的《劳动法》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而此时正值总体通胀水平不断加剧之际。有报导称政府对贫困家庭提供了特殊补助，帮助他们应对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
　　
　　工资和物价的同时上涨──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应该令任何央行将之视为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的征兆并引起关注。对中国央行(PBOC)来说尤应如此，目前该行将1年期存款利率保持在4.1%，1年期贷款利率为7.5%，二者都远远低于总体通货膨胀率，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70年代伯恩斯和Fed实行的负利率。
　　
　　去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超过11%，工业产值增加了近17%，面对仍旧处于“白热化”状态的中国经济，正确评估通胀危险已是迫在眉睫。经济过热只会使初显恶化态势的通胀预期进一步恶化。央行越早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情况就会越好。即便是在国外需求锐减可能导致中国出口增长减慢的时候，这一点依然无庸置疑。
　　
　　我在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听到的论调甚是耳熟。类似的建议曾令Fed在政策决策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时间常常会令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过我不会忘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如今专家们给中国提出的建议和几十年前Fed采纳的建议如出一辙。我喜欢以史为鉴，只希望中国的领导人和决策者拥有智慧和勇气来避免重蹈覆辙。
　　
　　Stephen S. Roach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区主席

昨天看奥运开幕式，感觉有点复杂。

气势的确恢宏。比较喜欢那个太极的节目，首先队形很整齐，不过这是中国人大型开幕式的拿手绝招，暂且不多赞。其次，近景可以看出来，每个都是练家子，不是充数的，真佩服导演，我在想，是不是把全中国所有的太极高手都招来了？

构思的确周到。把所有的中国元素都顾及到了。四大发明，功夫，戏曲，茶道......不过仍有堆砌之感，而且和体育也没啥关系，感觉像中国文化展示会。展现中国特色是好，相信这也是所有领导人希望看到的，中国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在自己家里办一次奥运，不强调一下自我身份认同怎么行？但我老担心，老外看不懂，有些东西的表现方式太深奥、太微观。像那个指南针，一个人站在那么大的鸟巢中央，他抱着的那个罗盘再大，不用望远镜谁都不知道他在干吗。还有孔子三千弟子，他们一直在念孔子的名句，可是因为念得太响，人也太多，中国人都听不清在念什么，估计外国人只会以为他们在呐喊助势。还有戏曲，那四个站在台上的老人提着那么小的人偶在那里舞，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不找四个真人在那里表演，这样不是醒目的多吗？

花费的确巨大。看看有多少人，服饰道具多少考究，灯光烟火多少热烈。只是，转播的水平实在不咋样，拍出来的观众不是在使劲摇扇子，就是左顾右盼不知做啥。拍到的演员都在神色紧张的用余光瞟旁边的人使队伍对齐。还有拍领导人的镜头都是晃晃悠悠的，架个三脚架也不麻烦啊。

网上都是各国外媒的溢美之词，相信中国观众心里都有自己的评价。不过，不管怎样，中国人这次是high了一把了，说到底，这只是一个晚会，关键还是看体育比赛的结果。对体育之外的东西，还是怀抱一颗平常心为好。

顺便说说，说到队形整齐，我是有深刻体会的。小学时我们小学的学生被荣幸的安排为八运会的开幕式表演，离开幕式还有一年时，我们就开始担起重任了。整整苦练了10多个月，其中还变换过节目。本来是要表演大型儿童体操的，可能因为我们三年级了，骨头太硬，很多人柔韧度不够，一字开下不去，倒立倒不起，有的人被老师硬压身体，疼得泪流满面的，训练了几个月，估计领导们看我们实在艰难，结果改成了小金牛表演，就是穿着件牛衣，戴着个牛头，穿着双牛靴，拿着拉拉队的道具在那里挥舞，排队形。那十多个月真叫个苦，大太阳下被晒得退了皮。最后演出时最大的优惠就是在刚刚建成，还散发着甲醛味道的八万人体育馆里演出，而且每个人拿到两张彩排票子，所以老爸老妈们可以荣幸的在八万人里看彩排表演，记得当时俺爸妈还买了个望远镜，据说看到我了。最后，自己看开幕式的重播，竟然有个惊奇的发现，就是镜头基本都是远景，所以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吗，唯一看得出的就是，几千人的队形神奇的不断变换，并始终保持整齐。真没想到，我们苦练的动作最后没有被看到，而在我们看来身边一坨人乱七八糟跑来跑去跑出来的队形，远远看去竟那么赏心悦目。

小布什在很多方面都经常丢分扣分，但在体育方面，他总是加分的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张晓舟】越是呼吁“不要把奥运政治化”，其实越是说明实际上奥运确实容易政治化。奥运政治化与否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一个事实。奥运从来都是政治化的——当然，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政治化”又如何去运用“政治化”。要反对的其实是把奥运过度政治化，以致伤害到体育本身。说穿了，就看在体育与政治之间如何把握分寸、保持平衡。
    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美国奥运体育跟中国的举国体制几乎南辕北辙。体育在美国有更多更纯粹的游戏精神，而不是金牌主义。但这绝不说明他们不在乎当不当金牌老大——实际上，奥运会从来也都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大舞台。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爱到令人发指，几乎见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国家——停车场有那么多的汽车上插着国旗，又有那么多人把星条旗套在屁股上（短裤内裤）。众所周知，美国人对奥运会并没有像其他体育强国的人那么狂热。这个体育独立王国自己玩得更欢，奥运会期间，橄榄球，棒球照打不误，8月8日，也许奥运开幕式的收视率只有在美国才会被别的玩意儿压过——当天橄榄球和棒球都有多场重磅比赛。但四年才一届的奥运会毕竟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最大的爱国集体仪式。平常在体育版面上难得一见的很多项目也终于露脸一次，菲尔浦斯式的夺金游戏当然太受欢迎。然而，即使在奥运期间，美国人耗费在奥运上的时间也未必会多过橄榄球和棒球等“国球”。
    但篮球是个例外，“梦八”将摘走所有美国体育迷的眼球。北京时间8月10日晚，他们会乖乖收看“梦八”的出场。而白宫已宣布，布什向胡锦涛索票成功，他将在中南海会见胡锦涛之后当晚亲临现场看“梦八”。
    早在北海道八国峰会上，布什就向胡锦涛索要“梦八”球票，既满足一下资深篮球迷的兴趣，又玩一把体育外交。在利用体育宣扬爱国主义并开展体育公关、体育外交方面，布什向来是打体育牌、打奥运牌的高手，他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关注和支持奥运的美国总统。
    最近有美国媒体专门调查分析了美国总统们的电影趣味，尤其是与代表美国精神的西部片的关系，从他们对西部片的喜好程度来分析其个人性格。当然，一位理想的美国总统应当具备勇敢的牛仔精神，但这种牛仔精神也可能转化为穷兵赎武——布什父子当然都被归入约翰·韦恩（西部片经典偶像巨星）式的好战分子。
    不知有无媒体详加研究美国总统们的体育趣味，那是牛仔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布什父子在体育方面肯定名列前茅。一是为了显示健康体魄与浪漫豪情；二是为了亲民形象，政治家的体育形象太重要，毛泽东的游泳，卡斯特罗的棒球，老布什的跳伞，普京的柔道，都是经典。当然，紧跟其后的还有胡锦涛的乒乓球和小布什的山地自行车。
    每个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家伙都明白，吹嘘自己在大学时的体育履历是赢得选民的重要手段，但像里根那样混到校队明星级别的还是少。里根不只是好莱坞演员，此前他的工作是电台棒球解说员兼记者，这大大锻炼了他的口才，他甚至能够在看不到比赛现场画面时杜撰场上情形（而且恰巧蒙对）。这等天花乱坠的口才，是他后来击败吉米·卡特赢得大选的一大原因。
    小布什既没有里根的棒球天分，也不像克林顿吹得一手不错的萨克斯……但是他太善于利用自己老爹的跳伞绝技了。80多岁的老布什至今仍然动不动就从私人飞机上直冲美国大地跳下去。前几年，他邀请戈尔巴乔夫到美国他家农场参加他的生日派对，当场以跳伞庆生。他邀请戈尔巴乔夫也跳一把，但从未练过的苏联人不敢冒险，于是美国人就这样不战而胜。
    继雅典奥运之后，老布什再次被儿子任命为美国奥运代表团荣誉团长。在宣布这个任命并对美国奥运选手发表誓师讲话时，小布什说：“我听说这次我们团有一位58岁的帆船选手，也许你们在北京还需要一个山地自行车选手。”
    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开幕式上，小布什以一面在“9·11”遗址上找到的美国国旗亮相。而在“9·11”发生不久他去灾难现场的时候，也高举一面美国国旗走过废墟。
    小布什在很多方面都经常丢分扣分，但在体育方面，他总是加分的。■

作者系乐评人，专栏作家，长年撰写体育评论

今天看第一财经的中国经营者，财经评论员罗振宇采访河南建业董事长胡葆森。罗振宇是我挺欣赏的财经评论员，这个人在其主持的节目《中国经营者》中经常会以“从这次访谈中我对。。。又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视角。。。”然后阐发某种全新的论调，偶尔还会说出很有意思的词句。很巧，前两天采访博世的时候对方正好谈到河南建业这个公司，对此起了兴趣。听了这席谈话，发现胡对中国地产业有很有趣的理解，值得在这里记录一下，方便以后参考。

首先，他提出，中国近6万家房地产公司可以分成4类：

1.50%多的企业靠一两个项目维持生计，这种企业死不了，它做一个卖一个，资金链松紧适中，不会暴富也不会暴毙。

2.30%企业手上有不少项目，但资金链太紧，干不了，只能不停“卖儿卖女”来维持生存。

3.20%左右企业去年没有拿到地，今年资金链反而松了，躲过危机。

4.1%-2%，巨头企业，正好能够趁此机会进行内部调整、资源整合，停下脚步，好好布局未来战略。

针对好友潘石屹的“白日剧变”论调，他认为有些片面。

他认为，对于中国地产商而言，不太可能出现危机降临，然后大量企业纷纷倒闭，最后“大鱼吃小鱼”，形成若干巨头的格局。一旦出现某种危机，只会产生这种现象：一流的企业在一级市场不行了，转站二级市场；二流的企业在二流的市场不行了，转站三级市场；三流企业在三流市场不行了，转站四流市场。。。。以此类推，不会发生优胜劣汰，“倒下一大片”情况。原因就是，房地产市场不同于传统工业产品市场，后者的需求具有单一性，而前者有明显的需求多样性特征。比如电视机的需求单一，谁做得好谁就活，干不好就没有选择只能转行。房地产不一样，我做不好商业楼盘，现在有小户型需求，我就做这个，我总能细分出某种需求，我满足它就能活下来。

谈到河南建业的“根植河南，造福人民”的战略，他说得也头头是道。

他的核心主战场是河南郑州，在他的预期中，由于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省会地位，在未来10到20年里，郑州的城市化进程将会迈出一大步，这对房地产的发展是极好的机会。河南其余地方则是次级战场。由点及面，他以“始终追求深度与广度的平衡”来回应主持人对这种战略的疑虑。把郑州市场做大才有能力去占领其他河南地区市场，而把整个河南做强便可以反过来反哺郑州的发展。

很多投资者都会问他一个问题：如果像万科、碧桂园、富丽这样的巨头来到河南，你怎么办？他的回答很巧，但仔细想想也再正常不过。河南对这些巨头可能就是二十分之一甚至四十分之一，但河南是我们的百分之百，我们用百分之百来对抗他们的二十分之一，你说谁的赢面大？因为我的资源有限，所以我只能攻河南，万科力争世界第一，我们甘愿只当河南第一。

这不是一篇关于安全套的文字，而是一篇介绍文化与学术如何沦为“安全套”（工具化）的文字，因为1000年前那个中国男人，因为1000年后一座呼之欲出的“城”……

宋真宗，一个无能却可爱的男人，他有一个天真无邪的梦，渴望着在精神上过一把“秦皇汉武”的瘾，学术圆了他的白日梦，让他“爽”得惊世骇俗，却又心安理得……

文化的标新立异，让人们精神“休克”

在19世纪末，人们正在收获着工业革命带来的丰硕成果，西方社会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繁荣和富足，然而，有位社会学家，叫涂尔干，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的信仰陷入了困境；传统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个体判断从集体判断中解放出来……突然出现的新生活还没有完全地组织起来。”正是涂尔干，第一次告诉人们：你们尽管富足了，但是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在城市里，一个人尽管有了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机会，更强烈的物质刺激，但是也面临着丧失社会纽带，缺少归属感，生活方向困惑等问题，思想奔放了，呼吸却局促了；腿脚发达了，眼睛却茫然了，有人把这些问题形容成“文化休克”，在后工业革命时期，人的灵魂在迷失……

今天，我们很多人已经或多或少地开始体会这种“文化休克”，三十年的中国文化似乎在遵循着德国人弗里德里克·腾尼斯的划分——改变，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礼俗社会是小规模的，有凝聚力的，紧密团结的小群体，比如一个家族，或者在一个四合院里，长期比邻而居的人们；法理社会是现代城市或者国家组成的“大社会”，庞大而又复杂，我们经过了三十年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走进了以法制和逻辑为根本原则的社会文化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我们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人文的大同，反而在这个“大社会”里，文化名目繁多，标新立异，给人们的不安感与日俱增。

中华文化标志城，一个文化赝品

近期，“中华文化标志城”诱发了巨大而又广泛的“文化休克”，兴建的原因冠冕堂皇，学术的主持人竟是当代学者葛剑雄，有地方部门的扶持，又有雄厚的资本链条，审批的过程似乎滴水不漏，法制和逻辑此时此刻已经失效，“中华文化标志城”已经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扬首奋蹄，但是就有一点，这个标志城让我们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困惑。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多元化并存的形态，齐鲁文化、燕赵文化、陕晋文化、楚越文化、两粤文化等等，多元文化并不是一座城所能标志的，如果每个文化发源地都自己建设一个城，那么需要近乎天文数字的资本，即使经济和意志上可以担负，可是，学术上最荒谬的地方在于，这种标志城本身就是一个伪文化的赝品，孔子、四大发明、《红楼梦》……，我们的文明标志从来没有用过“城”来表示过，也并不需要用一座“城”来象征和承载，文化建设首要的在于维护文明的传统，而非发明出新的文化赝品。

其实，这个标志城今后的命运不重要，我们更无法预测，但是我们可以解释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学术已经沉沦为某种目的的工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葛剑雄为首的学术小组不是去探讨标志城的真伪，而是竭尽全力地去为这座虚假的赝品作出“合理性”的鉴定，学术的真伪本来不难鉴定，难度却在于如何把“虚假”科学地解释为“真实”，这是老人葛剑雄的烦恼，却是某些人财富和贪婪的目标所在。

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的热闹的地方，今天我们将用300亿元去生造出来的标志城，其实并不是历史上最轰动的文化赝品。整整一千年前，也就是公元1008年，当时的宋真宗皇帝来到山东，封禅泰山，表面上看这是一代文化盛事，可是这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造假运动。

原来封禅泰山必须要有前提条件，要么国泰民安，要么天降福瑞。宋真宗也明白离国泰民安差得远，就唯有天降福瑞了，于是君臣共谋的文化闹剧开场了，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君臣正在上朝议事，皇城司官员忽然来报：守门卒发现宫城左承天门南角挂着一条两丈多长的黄帛，上面隐约有字迹。宋真宗立即对群臣说，他去年曾做一梦，梦见神人对他说今年正月天降“大中祥符”三篇，想必这黄帛正是天书下降！真宗当即率群臣至承天门，焚香跪拜，取回天书，由枢秘院院长陈尧叟启读，其上有“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等谶语。“天降福瑞”就这样被捏造出来了，于是文人知识分子，异口同声：“天书”是真的，不是假的。封禅大典也因为有了“天书”这一客观而又真实的学术根据，而顺利成章地展开了，轰轰烈烈……

1000年前，文化赝品（天书）被生生地捏造出来，1000年后，又有一种文化赝品（文化标志城）已经箭在弦上了，这即使不是历史的荒谬，也是一份文化的讽刺，1000年前，宋真宗操纵文化，让自己在天地之间大大的“爽”了一把，学术在此时的价值就是要保证宋真宗“爽”得安全，“爽”得心安理得，“爽”得浩然正气，“爽”得名垂青史……

葛剑雄的烦恼是自欺欺人，他的任务就是用文化的力量去帮助某些人“爽”，“城”是一个文化概念，还是一个地产概念？事实是各地那么多的古城墙遗址保护缺少资金支持，而有限的资源却要倾斜到一个赝品城的方向。我们不能指望着资本的力量可以求真不求利，但是我们知道葛剑雄的文化自赎之道，唯有掏出自己的学术良知，去坚守这个年代已经边缘化的学术原则和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