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说，这一波正部级高官调整将于下月展开，这也是今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后首波正部级高官调整。目前北京官场对这次人事调动有多个“版本”，最新版本包括胡春华出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孙政才接提王珉出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出任辽宁省委书记，卢展工出任河南省委书记。

　　按照中共规定，正部级官员应在65周岁退休。本月底，储波、张文岳和徐光春都将年满65岁，退居二线已成定局。同时，在岁末年初走马换将，也有利于新任省委书记部署新一年的工作。

　　在目前中共省、区、直辖市一把手中，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已接近67岁，新疆自治区书记王乐泉今年底也将年满65岁，但因他们拥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任职年龄可最多放宽到70岁。

　　在这波地方大员人事变动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同为46岁的胡春华和孙政才。胡春华、孙政才都出生于1963年，被视为中共新生代政治明星，二人如果出任省区“一把手”，将使他们成为2012年中共十八届政治局委员的有力竞争者。

　　胡春华出生于农民家庭。1983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没有像绝大多数同学那样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到西藏工作。胡春华主动要求到艰苦地区工作的事迹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广为报道，也受到当时主持共青团中央工作的胡锦涛的关注和鼓励。几年后，与胡春华同时进藏的4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中，只有六个人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胡春华。

　　胡春华在西藏的头两年主要做文字校对，这对一名北大毕业生来说似乎有些屈才，但胡春华不以为意，还钻研出了一套提高工作效率的校对方法。1997年，在西藏工作14年的胡春华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1年重返西藏任自治区常委、副书记。2006年，胡春华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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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晚报》报道，刘光磊介绍，为推动“平安重庆”建设，今年6月以来，重庆市按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开展了新一轮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11月15日，全市共抓获涉黑涉恶人员2905人。其中，立案侦办涉黑团伙61个1231人、涉恶团伙211个1782人，一审开庭审理涉黑案件10件152人，一审宣判涉黑案件9件121人。目前，还有一批涉黑涉恶案件已进入公诉、审理阶段。

　　刘光磊说，1月至10月，全市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3265件，打击处理30522人，现行命案破案率达91.35%，高出全国2.95个百分点。

　　三区县被列为挂牌整治

　　刘光磊称，今年，渝中区因“三电”(电线、电缆、变压器)设施盗窃发案居全市之首，被列为公安部挂牌整治地区；永川区因外流人员贩毒犯罪突出，被国家禁毒委纳入挂牌整治。此外，石柱县也因石柱籍外流人员撬盗保险柜犯罪突出，被公安部列为挂牌整治地。

　　市区相关部门迅速制定整治方案。其中，渝中区警方通过拉网式清查全区所属废旧金属收购站点，今年2月至10月，破获“三电”设施盗窃案217件，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人。

　　此外，全市警方还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天鹰”行动，对全市挂牌的100个社会治安混乱地区进行了逐一整治，目前这些地区已达到相关部门要求。

　110接警量下降30%

　　刘光磊介绍，今年1月以来，重庆市安监、食品药品、消防等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110报警中心接警量下降30%，群众安全感指数保持在90%以上。到2012年，全市安装电子监控摄像头将达到50万个，为城市防控构筑一张“天罗地网”。

　　此外，交通部门推进道路交通“生命工程”，每年新建1000公里公路防撞护栏，到2012年，将建成8000公里的“生命保障线”。截至10月底，公安交警部门开展了24次“渝安”系列交通整治行动，查纠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1万起，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数同比下降18.6%，交通事故死亡、受伤人数等指标降至3年最低点。记者 徐其勇

　　又一批涉黑团伙被起诉

　　●龚刚模、樊奇杭涉黑案起诉34人 ●王兴强涉黑案起诉22人

　　●陈知益、邓宇平涉黑案起诉26人 ●王天伦涉黑案起诉23人

　　另据重庆市检察院透露，日前，龚刚模、樊奇杭涉黑案等一批重大涉黑案件陆续被提起公诉。

　　据介绍，11月17日，陈知益、邓宇平涉黑案由市检二分院提起公诉；11月19日，王兴强涉黑案由市检一分院提起公诉；11月20日，龚刚模、樊奇杭涉黑案，王天伦涉黑案，分别由市检一分院、市检五分院提起公诉。此次起诉的这批涉黑案件，都由公安部挂牌督办，涉案人数多、社会影响大。其中，龚刚模、樊奇杭涉黑案起诉34人，陈知益、邓宇平涉黑案起诉26人，王兴强涉黑案起诉22人，王天伦涉黑案起诉23人。

　　在查办龚刚模、樊奇杭涉黑案时，专案组成员每天都工作至晚上12点以后。共审查案件材料2000余份，审阅案卷109卷，整理出各类法律文书、工作文书达50万字。检察机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重大涉黑案件的办案进程将及时向公众发布。www

　检方介绍案情

　　1、龚刚模、樊奇杭涉黑案：暴力特征显著，犯罪手段凶残，其策划实施的爱丁堡杀人案件中使用了高科技手段跟踪定位。该案涉案枪支众多，被控买卖、运输、持有枪支15支，其中冲锋枪3支，子弹500余发，手榴弹1枚。其团伙还通过发放高利贷聚集了雄厚的经济实力，非法敛财巨大。该组织成员多数有前科劣迹，反社会性、人生危险性强，严重危害社会管理秩序。

　　2、陈知益、邓宇平涉黑案：该案涉及命案多，涉嫌发放高利贷，赌博金额巨大，案情复杂，共被控22项罪名。其中，因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3人死亡、2人重伤、2人轻伤；以高档酒店为据点，大规模开设赌场，从中非法获取暴利。这是当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赌养黑、以黑护赌”发展新趋势的一起典型案件。

　　3、王天伦涉黑案：此为家族式涉黑团伙，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非法控制合川区生猪收购市场以及高新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等主城区的生猪销售市场，非法聚敛巨额钱财，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影响民生，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4、王兴强涉黑案：该团伙垄断部分地区猪肉销售行业，并逐步向建筑垃圾运输、河沙石子运输等多领域渗透，是目前提起公诉的涉黑案件中第一个被控洗钱罪的案件。

　　本文摘自：《湘潮》杂志2009年第9期 作者：李金明

　　1985年6月4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地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百万大裁军，是历史空前的大行动。消息立即震惊世界。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第一次“消肿”的夭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解放军一直是世界各国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 1975年，解放军总人数高达610万。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出现在治国安邦的第一线。他清晰地看到了军队的现状，决心把“消肿”作为军队整顿的主要任务。1月25 日，即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仅20天，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为此，他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同年7月14，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

　　但是，邓小平的治军方略并没有来得及实施。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邓小平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这次裁军，也随之夭折。

　　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

　　1977年，邓小平复出。年底，邓小平在召开的军委全体会议上旧话重提:军队中的“肿”字，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尽管我们部队这样大，但连队并不充实，而各级机关却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在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关于部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要求部队按确定的编制定额进行精简。他还提醒在座的领导同志:“以后精简，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 很显然，当时的邓小平已经对解决军队“肿”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考虑。裁军是必要的，但是，裁多少?怎么裁?依然是未知数。这受到了国际局势，特别是中苏关系的影响。

　　中苏关系从1969年到1978年这10年间，一直处于战争边缘。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两国间第一起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又再度发生更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双方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思想准备。众所周知，临战状态，不可能大规模裁军。

　　此后，中苏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尤其让人担心的是，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大量的机械化部队、飞机部署在苏联和蒙古一侧。在双方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随时都可能擦枪走火。面对强敌大军压境，解放军只能最大限度的进行战争准备。

　　1979年12月28日晨，苏联出兵阿富汗。这个突发事件震动了全世界。

　　中国军队高层一直密切关注着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直接关系着中国的安全形势。高层研判:以苏军的力量，不可能同时打两场战争，阿富汗战场对苏军是一个无尽的泥潭。

　　裁军的国际背景渐渐转好。1980年，邓小平曾说:“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前奏:撤销铁道兵、工程兵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根据国内外形势和经济发展需要，邓小平首先确定了要裁减铁道兵。铁道兵的前身是东北人民解放军护路军。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以护路军为基础，吸收东北各铁路局1200名铁路员工为技术骨干，并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

　　1949年5月16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受军委铁道部部长直接领导。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1月，铁道兵团开赴朝鲜战场，担负工程保障任务，先后有3个铁道师、2个铁道团约2万人参战，后又有6个铁道师参战。1953年9月9日，中央军委命令:志愿军在朝鲜的6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现有的4个师、1个独立团，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从此，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专门接见了即将出任铁道兵司令员的王震，并亲笔为《铁道兵》报题写了“铁道兵”3个大字。

　　铁道兵司令部成立时，编制10个师、1个独立团、1所学校、2所文化速成中学，总兵力达到40余万。后来，根据建设北京地铁、援越抗美铁路修建等任务，又组建了铁道兵第十四师、第十五师，为出国的铁道兵部队配备了高炮团。到1974年底，铁道兵总员额达到43万人，是铁道兵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围绕铁道兵是否在解放军序列中保留的问题，有过许多争论。1981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尚昆在驻京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部队大量精简的指示，要求各大单位组织讨论。特别是铁道兵的精简问题。铁道兵军以上干部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根据铁道兵战时和平时担负的任务，铁道兵应予保留，但要减人。同时，提出了铁道兵与铁路工程局合并的方案。

　　铁道兵最后一任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

　　1982年1月31日，我前往杨得志(总参谋长)同志住地。当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大家都传铁道兵这回要脱军装，和军队脱钩，有没有这回事?”

　　杨得志若有所思，略顿片刻，点了点头说:“是的。”接着，他简单给我讲了一下情况。听完他讲的情况后，我内心很不平静。

　　1982年2月4日上午，我在铁道兵常委会上对大家说:“小平同志已经拍板，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与军队脱钩，脱军装。基建工程兵撤销，铁道兵并入铁道部。”

　　铁道兵常委会经过一天的发言讨论，最后大家表示:党中央、军委正式决定了我们就坚决执行。但大家一致建议保留铁道兵，以铁道兵党委集体意见，呈报军委邓主席。显然，铁道兵党委不同意将这个兵种撤销。

　　1982年3月25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召集我和两位政委以及铁道部刘建章、刘林祥同志开会，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杨尚昆同志说，撤销铁道兵的建制，已经决定了。铁道兵脱离军委，脱军装，合到铁道部。

　　对于撤销战功累累的铁道兵，很多同志感到遗憾，据说，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曾经给邓小平委婉建议:要不把铁道兵的部队转入各大军区，每个大军区接受一个师?

　　邓小平说，不留一兵一卒。

　　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至此，铁道兵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20多万官兵挥泪脱下军装。与此同时，撤销的还有基建工程兵。

艰难的百万裁军

　　铁道兵、基建工程兵撤销了，但远远不够，邓小平一直在思考: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怎么搞。1982年的精简整编，解放军“肿”的问题已有所改观。 但是，邓小平认为，军队没有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大动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1982年9月中央军委下达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邓小平的指示，为总参谋部落实裁军举措明确了方向。为了完成好这一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战略性任务，总参谋长杨得志深入部队调查研究，精心筹划。据刘华清、张震回忆:为了把精简整编方案搞得更科学、合理，他们亲自主持召开了40多次总参党委会、办公会和10多次专题会议。

　　1984年10月25日，一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

　　这是军委组织的座谈会。出席者包括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的最高军政首长。会议进行到第八天，即11月1日，邓小平在会上做了近90分钟的讲话。“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环视了一眼在座的将军们，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从哪里讲起呢……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顿了片刻，他说:“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邓小平的讲话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

　　会上，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并陈述了他的理由。首先是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20名之多，邓小平幽默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当时中国军费很少，只有191亿元，折合60亿美元，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2%;还不及苏联的一个零头。但是我军员额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军队员额多，结构又不合理。据统计，世界当时几个国家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4.56;美国为1:6.15;联邦德国为1:10;而中国为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1985年6月，在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果断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重要论断。根据“本世纪无大战”的结论，会议作出了军队战略思想实行战略转变的重大决策。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摆脱了临战状态的干扰，走上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因此，军委扩大会作出了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为百万裁军精心策划，尽责尽职的还有总参谋长杨得志。

　　杨得志知道，主张精兵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早在1984年，总参谋长杨得志就和总参谋部的有关人员一起，开始对军队进一步改革体制、减少员额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拟订和论证百万大裁军方案的过程，对杨得志来说，是一个理智战胜感情的过程。从某种角度说，这比起战争年代制订战役或战斗的作战方案要难多了。

　　福州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一个在东南沿海，一个在西北边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们都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他们曾经做出的奉献和牺牲，是难以用简单的数字来计算的。而今这两个军区也都要被撤销或合并。 多少次夜深人静，当杨得志一个人面对着裁军方案时，常常陷入久久的沉思。感情告诉他，这是多么好的单位，怎么能撤销呢?他也真想找出l000条理由，将它们保留下来，可理智又告诉他，在人民军队的行列里，哪一支部队都是可爱的，都能随时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一切任务。但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和未来作战需要出发，总得精简，不撤这一些，就得撤另一些。 在主持制订精简整编方案的日日夜夜里，他不止一次心热眼湿，最后还是在方案上签了名字报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选择尽管是痛苦的，但仍然得作出选择，而且只能是这样选择了。最后方案就是撤销武汉军区、昆明军区、福州军区、乌鲁木齐军区4个大军区。此方案，最终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

　　杨得志在军委扩大会上作关于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报告时曾强调说:“对军人来说:这就是命令，是必须执行必须做到的。全军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都要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严肃认真地、坚定不移地抓好。要切实加强党委领导，强调实行责任制，严密组织，稳步前进，务必保持部队稳定，保证战备、训练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比整编前精简了近一半;原先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0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从这一年起，3年内将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官兵比例降低到1:3.3。

　　裁军，对于全世界不是新题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1945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五花八门的裁军方案和机构，令人眼花缭乱。人人都在喊裁军，喊了40年，结果却越“裁”越多，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裁军”成为一种政治把戏，来掩盖军备竞赛，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主地滑向危险的深潭。

　　中国要裁军，实施这一重大决定也决非易事。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何正文，作为分管军务动员工作的总部首长，自始至终组织并参与了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

　　早在酝酿大裁军预案时，邓小平就多次召见何正文，明确指出这次裁军要“消肿”，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完成，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后来他又几次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了人，但体制变动不大，这好像光拔鸡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哇哇大叫，精简整编方案的实质却落实不了……

　　身负重任的何正文，带领分管部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项历史性的系统工程。那段时间里，何正文整天夹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着各种涉及到编制、精简、统计、意见等方面的文件、资料，一会儿在开会，一会儿又听汇报。

　　其实，作为百万大裁军的承办人，何正文“割”的不仅是别人的肉，同时也是在“剜”自己的心!被裁减的部队，那个没有光荣历史，哪个没有赫赫战功。

　　一天，何正文开会到深夜，刚到家，就有一个电话追到家里，是一位在外地休养的老首长打来的，他想知道有一支在红军时期组建的老部队是否保留。这支部队也在撤并之列，但在方案未公开之前，何正文不能说，包括对这位老首长也不能讲。所以他只能答应老首长去了解一下。老首长没再继续追问，但他非常明白，一个管军务的副总长怎么会不知道裁减那个部队呢?次日凌晨，这位老首长又来电话，力陈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历数出了多少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部队的将军，言下之意还是要保留。看来这位老首长为此事整夜未睡，其实，何正文同样也是彻夜难眠。

　　在百万大裁军中，何正文遇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要把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成为7个军区，这意味着有4个军区将被撤销。

　　何正文该如何面对?无论情况多么复杂，他自有他的16个字:出以公心，胸怀全局，坚持原则，不徇私情。话虽这么说，可当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面临撤谁留谁或是谁合并到谁的问题时，在成都军区工作生活了近20年、担任过副司令员的何正文，难道就会没一点感情色彩?不少人都在冷眼观察着。

　　最初，包括何正文在内，大家的基本倾向是成都合并到昆明军区，但在后来的上上下下反复论证中，认为昆明合并到成都更为合适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成都军区距离西藏最近、最便利，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保卫西藏、作为西藏战略后方的重任。而且成都又是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代军事重地，交通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军区指挥机关如果设在昆明，战略纵深比较短，一旦有情况，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调动。于是，大家又一致认为还是昆明合并到成都更合适。于是，他下决心向军委领导提出这个建议，建议很快被军委采纳了。

　　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十万官兵已经脱掉军装，走上了经济建设的岗位，初步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百万裁军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

　　一次裁军的阵痛，提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在全世界赢得了朋友。

　　二次房改导火线

　　或是三次房改“上书”

　　引发本次房改热议的，表面上看似乎是来自三次房改上书。

　　第一次是在2008年6月，发改委专家刘会勇是“二次房改”提法的最早建议者。他指出：企事业单位应自建廉租房，租给单位职工居住作为过渡房，建房资金可以来自房改售房款。

　　随后的今年4月，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建议：“二次房改”应该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平租房等由政府提供的房子应该占到50%，将目前未纳入政策性住房的中等收入群体纳入其中。

　　而掀起高潮的，则是今年7月住宅法专家李明等14位学者提出的“二次房改”建议。其内容是：建立第三种能够满足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的公共住房制度，以“定地价、定建房标准、定税费率、定5%利润率，竞房价、竞建设方案，综合打分高者得”的方式，提供准市场化的平价住房。

　　李稻葵认为，房价水平已经超过职工正常的支付能力，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在当前房地产业的制度规则下，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赢家。”他表示。

　　梳理十年房改得失

　　肯定市场化方向

　　房改得失瑕不掩瑜。“改革的第一步应梳理十年房改得失。”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认为。

　　上一轮房改始于1998年的23号文件。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并建立职工住房补贴制度，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成功已成共识。陈国强表示，尽管其中暴露了问题，但市场化方向是正确的。作为开发商，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也深有体会：房改意义重大，改变了供给体系，形成了市场竞争格局，许多人实现了从无产到有产的突破。

　　姜伟新在总结十年房改时表示：“在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1978年的6.7平方米提高到2000年的20.7平方米，2008年达到28平方米以上。”

　　二次房改方向

　　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

　　面对不断增长的高房价，相关部门在此之前也曾尝试解决这一问题。200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简称24号文件)，强化了政府的住房保障职能，对一部分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保障住房制度，但房价依然我行我素。“23号文件是将住房市场化，而24号文件则是住房双轨制的开始，让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成为可能，但没有时间表也没有制度性的约束。”陈国强分析说。

　　二次房改矛头再次指向土地财政。“这些探索未明确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上的投入和责任，要想彻底地进行二次房改，必须改变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局面。”李稻葵认为。北京远东新地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姜炜认为，二次房改的实质就是平衡房价过高和保障房滞后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李稻葵看来，实施二次房改，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购房者之间可以实现多赢局面。

　　不过，新的住房体系则牵涉到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各个环节和部门，并非住建部一家所能完成。李稻葵认为，二次房改应成立国务院住房改革协调小组，将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发改委、央行等纳入其中。此建议与上述知情人所言完全吻合。

昨日得到热线报料后，记者随后拨打了报料人电话，号码显示为石家庄。该报料人告诉记者，他也是从朋友那里听说的，而他的朋友也是听说的。记者立即在网上查询发现———2009 年10月13日深夜，有网友在百度贴吧发帖称“据说方宏进被抓，有一位河北省邢台市的朋友说，方宏进被抓进隆尧县看守所了，是不是真的，最近有没有人看见他。”15日，一位网友回帖表示:是真的，昨天上午走的，听说是和华龙的事吧。随后又有人跟帖称:在隆尧看守所住了两天，昨天(2009年10月14日)上午走了，不知道啥原因。

随后，记者联系到石家庄同行。在一番调查后，石家庄同行证实了方宏进被抓而后被释放的消息。据介绍，被捕原因系方宏进利用职务之便向华龙面业有限公司借了120万元现金，但规定时间内拒绝还款，而且去向不明，华龙公司便报了警。于是，就出现了方宏进在河北被捕一事。虽然不知道被捕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方宏进被关押在河北省隆尧县看守所。根据网友报料，方宏进已于14日离开看守所。石家庄同行从当地公安部门得到证实:在归还了120万元之后，方宏进已被释放，也有说是取保候审。

无独有偶，早在2009年1月，百度“方宏进贴吧”就有人发帖揭露方宏进的劣迹。在《老方也乱搞？》的帖子，这位网友称，有人声称方宏进是“无耻男子，又赖钱又玩女人”，“打着财经节目幌子到处骗钱，某保健品、安信地板、今麦郎统统被他骗，现在已被SMG辞退。这口说无凭，现实中骗子多，网络上更多，当然要核实一下。网络搜索了一下，相关内容几乎没有，或者显示帖子删除。 ”随后，这位网友发现“东方卫视与第一财经，主持人名单中果然没有了他，原先主持的《深度105》及《中国经营者》也改作他人主持。在第一财经网站中能查寻到最后一篇跟他有关的文章已是2007年1月23日，之后就人间蒸发了。 ”

同时，记者在某保健品生产商健特生物2006年年度报告上发现这样的内容:2005年4月13日无锡健特与方宏进签订协议，同意方宏进于2003年12月20日到期的800万借款延期至2005年5月31日止归还，但到期后方宏进仍未归还，为此，无锡健特依法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2006年2月22日，一审判决无锡健特胜诉，判决方宏进归还无锡健特借款本金800万元及相应利息。2006年3月方宏进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6年6月26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方宏进上诉，维持原判决。截至2007年2月末，无锡健特已收到方宏进归还借款800万元。本报记者 王潇

■1961年6月10日，方宏进出生于天津。

■1986年起在深圳大学管理系当教师、系副主任。

■1991年，他在北京电视台参与制作并主持了《18分钟———经济与社会》栏目

■1992年7月进入中央电视台《观察思考》。1994年方宏进加入《东方时空》，1995年参与创办并长期主持《焦点访谈》。

■2003年方宏进加盟东方卫视，当时肩负卫视新闻评论员、大型早间节目《看东方》制片人及总策划三重身份。他在东方卫视还曾担 任频道总策划、《今日新观察》节目评论员、《中国经营者》《深度105》《创智赢家》的主持人。

■2006年底，方宏进与东方卫视“和平分手”。

老同事证实方宏进已离婚 确实有经济纠纷

昨晚，记者联系上两位东方卫视的著名主持人潘涛和骆新。对于方宏进被“抓”进看守所的消息，他们均表示并不知情、很震惊，不过他们表示曾经听说过一些关于方宏进经济纠纷的传言。

骆新是方宏进多年的朋友，两人曾经在东方卫视的《东方夜新闻》中担任评论员，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达三年多，颇有私交。对于方宏进被“抓”，骆新颇为吃惊，“不会吧？前不久我一个朋友还见过他，他好像还在做生意。”骆新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应该是今年5月份吧，我在北京出差，遇见了一个朋友，他告诉我在杭州的一个浙商的商务会议上还见过方宏进，不过听说那时候他好像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情绪有些低落。”骆新说这就是他最后一次听到关于方宏进的消息。记者询问是否能够代为联系方宏进，骆新却表示自己也很久没有联系上他了，“他离开东方卫视后还主动给我打过电话，后来渐渐地我就联系不上他了，我有4个他的号码都联系不上，不过我打电话过去，他也会回电话过来，但是号码都没法显示，挺神出鬼没的。2007年的时候我在新疆时，有朋友联系上他，那时他仿佛在香港正在和朋友喝酒，据说那时和妻子离了婚。”骆新表示在和方宏进共事时对方也曾表示有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我当时也没觉得什么，觉得做生意一时钱周转不过挺正常的。”本报记者徐云霄 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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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是沙，再缠绵也到不了天涯，擦干了泪，明天早上，我们都要上班。
89、曾经和朋友一起仰望星空，随之我们泪流满面，他是因为失恋，我则是因为扭伤了脖子。
90、其实你我都一样，人人都在装，关键是要装像了，装圆了，有一个门槛，装成了就迈进去，成为传说中的性情中人，没装好，就卡在那里了。就是卡门。

一位是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一位是国际奥委会现任委员，尽管他俩身上还有许许多多令人炫目的头衔，但在大众眼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中国体育的元勋”。随着《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在近日公开发售，书中首次披露了诸多中国体坛的内幕，其中北京申奥成功背后的揭秘打破两位德高望重老人间的静默，袁伟民在书中直指何振梁“不听招呼，自作主张”令读者一震。袁伟民在新书首发仪式上表示，出书是为了还原真相，他并不怕引发争议。但实质上，争议已经产生，何振梁今日通过本报开始回应袁伟民在书中的指责。两位大腕较劲了，真相究竟是什么？随后几天，本报将连载《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的精彩章节，并就其中的重大事件和敏感话题重新采访新闻当事人，与读者一起去探寻新闻背后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