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桑集》是熊式輝40年政治軍事生涯的自我寫照，也是熊40餘年日記的摘要濃縮，更是中華民國一位重要歷史人物的最新史實披露。全書涵蓋43年（1907年到1949年），按編年體的風格將全書分為六大篇，包括“我與中國革命”（1907－1928）、“北伐成功之後”（1929－1935）、“中國之抗日”（1935－1941）、“中國與友邦共同抗日”（1941－1945）、“抗日勝利與東北禍患之勃發”（1945－1947）以及“中國在抗日勝利後之厄運”（1947－1949）。每篇之後，由章節目排列，“不費撰作，按年月之順序，標以事類，而次編章”。[1]
熊式辉日记披露了许多历史密辛，对江西地方史、民国史、中美关系史和国共关系史的研究，具有相當的价值。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海桑集》所反映的熊式辉在江西、东北和对外关系方面的經歷進行簡要评述。
一、 熊式辉与江西
熊式辉与江西的渊源很深。他不仅出生在江西，而且他的政治和军事发迹之地也在江西。
早在1926年6月，當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後，熊式輝主動請纓，提出 “進取江西策略”，“運用原駐瑞金一帶之賴世璜所屬之江西第四師部隊”起義，“順流席捲贛江兩岸，直下南昌”。[2]一般以為，當時的蔣介石捨武漢而攻打江西是一個戰略錯誤，因為在戰術上，奪取武漢，能夠截斷長江中游；在戰略上，轉攻江西，勢必進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地盤，將保持中立的孫傳芳逼向吳佩孚；同時，在攻下武漢後，蔣又不願逐鹿中原，進攻河南，而主打江西，也是一大失策。[3]但是，東南五省（江西、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是蔣的發源地，以後建都南京也是他的夙願，加上，蔣不願看到李宗仁、唐生智等諸侯功高蓋主，尾大不掉。所以，在此關鍵時刻，熊式輝能夠瞭解捨武漢、中原而打江西的戰略意圖，主動利用鄉情舊誼，策反江西軍閥賴世璜部，佔領贛州，擴編國民革命軍第14軍，協助主力，最後於1926年11月8日，攻克南昌。這樣，自此以後，不是嫡系的熊式輝逐漸成為蔣所信賴的親信，這是熊式輝政治生命的重要轉捩點。
1931—1941年，熊式辉擔任江西省主席，史称“赣政十年”。熊的日记完整地記錄了1931年到1941年江西社會的發展，并至少提供了下列四大方面的史料補充。
其一，有助于強化研究國民黨逐渐形成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起源于1928年的济南惨案，而从一开始，熊就直接介入和見證了济南惨案的过程。1928年5月1日，北伐軍佔領濟南，但在5月3日，日本派遣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進攻北伐軍。對此，中方派出以熊式輝為首的代表團與日方談判，因為福田是日本陸軍大學校長，而熊是該大學的畢業生。日方提出“濟南商埠幾條街中國軍隊不能通過，膠濟鐵路和津浦鐵路不能運兵。中國軍隊要退離濟南城20里以外”等無理要求。[4]隨後，熊立即與總司令蔣介石會面，斷定這是日方有計劃的挑釁行為，決定不予理會，主力部隊急速渡河。
5月7日中午，福田送來最後通牒，限12小時內答覆，提出“有關騷擾及暴行之高級武官，須嚴厲處刑；對抗我軍之軍隊，須在日軍陣前解除武裝；在南軍（北伐軍）統轄區域之下，嚴禁一切反日宣傳；南軍須撤退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兩側20華裏之地帶以資隔離”等。蔣介石在超過12小時最後期限之後，基本答應了日方的要求，並派熊式輝再度親自將答復信函，於5月8日上午面送福田。但福田等根本不顧校友情誼，一副“猙獰面目”，並要熊轉交一份類似“宣戰”的覆函，表示因為在最後期限內，未接到答覆，“為軍事之威信計不得不採取斷然之處置”。[5]5月8日下午，日軍向濟南實施進攻，5月11日，“蔣軍無力抵抗而屈服，濟南城內外遭到嚴重破壞，中國軍民死亡數千人之多”，[6]釀成著名的“濟南慘案”。據熊式輝稱，他為了將福田的宣戰覆函從濟南送到蔣所在的泰安黨家莊，歷盡濟南城中日軍的種種刁難、沿路的跋山涉水和餐風露宿，於5月9日晨向蔣面報結果。熊的《海桑集》未提蔣的反應和中方的死亡人數，只認為這次濟南事變“遲滯了我軍北進約有一個月時間，敵得安全撤退”。[7]其實際後果是北伐軍避開了日軍，繞道繼續北上。
濟南惨案的後遺症在於，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主義開始成形，並為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的“攘外必先安內” 的政策提供了基礎。最近解密的蔣介石日記提到：“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打倒張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無法進行了”。蔣介石當時認為，中國國力衰弱，無法和日本打仗。蔣甚至有“三日亡國”之論，憂心一旦開戰，日軍三天內就可以佔領中國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區，從而滅亡中國。[8]
这一“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被熊深刻领会，并大胆地运用在其江西省主席任内。熊式輝於1931年12月15日正式就任江西省主席，當時，日本人已經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並在1932年1月28日突襲上海。於是，為了加強抗日的力量，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於2月5日，命令在江西剿共的蔣鼎文師急調上海，但熊次日回電，強調由江西抽出一師赴滬，對日本人無致勝之望，對中共则有先敗之虞，而日寇如割肉之痛，中共乃腐心之病，“此時兩方兼顧，則兩方俱不能全也。日本之兵可隨時添加，我之增援有時自窮，故不如不予增援”，而且，江西的中共“可隨時爆發，我之防備不可或疏，故不宜稍予抽調。勿刳不可刳之肉，而補不能補之瘡，則國家生命尚能望苟延一息”。[9]
1932年2月20日和21日，蔣介石急電熊數次，命令調動正在贛州剿共的18軍赴浙江，並要求“贛江兩岸只有放棄，僅守新淦與撫州以北地區”，熊认为，贛南中共所控制地区決非現在軍隊所能剿清，如不早下決心，則所有軍隊反為中共所剿所化，“以無食之軍，非潰必變，不如早為之所也”。[10]結果，熊冒著“抗命之罪”，擅自動用18軍，馳援被紅軍包圍的贛州，並於3月7日，擊潰贛州外圍之紅軍，熊對此感慨地寫道：“抗命即可以救命也”。[11]也許是熊有先見之明，預見“攘外必先安內”必將成為國民黨的主導戰略，所以，他的違抗軍令的行为并沒有受到任何處罰。1933年5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的豫鄂皖贛湘五省剿共會議上﹐正式宣佈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其二，熊日记详细披露了第四、第五次圍剿過程中的軍事決策和政治戰略。
熊就任江西时，江西全省半數以上的縣已被中共控制，紅軍也取得了二次反圍剿的勝利，並在第三次反圍剿過程中，於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熊上任后，在軍事上，實行“圍剿” 總動員，改編地方武裝為15個保安團，推行“三保”政策(保甲制度、保衛團制度、堡壘政策)，有效遏制了中共根據地的拓展與鞏固，並最終幫助國民黨取得了第五次“圍剿” 的勝利，逼迫紅軍離開江西並進行長征。[12]有關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中共黨史的主流解釋一直强调黨內的分裂、機會主義路線的主導、毛澤東的失勢和李德的瞎指揮，很少提及國民黨的成功之道和熊式輝的戰略戰術。
在政治上，熊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為戰略思想，以“管(制)、教(育)、養(育)、衛(戍)” 為策略手段，強化省主席的黨政軍一元化領導體系，並將全省83個縣劃為9個行政區，垂直管理，深得蔣介石的高度信任和倚重，促使蔣介石在1938年1月，將愛子--蔣經國派到江西，做熊式輝的“學徒”。[13]
其三，有助于探討熊式輝在抗戰時期，與日本人、中共領導人、俄國人和美國人的互動與聯繫，包括熊對日本人的態度和對策、對新四軍的應變策略、以及對美國人和其他同盟國的觀感和建議等﹐尤其是熊與中共一些領導人的密談﹐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
例如，1943年6月16日，熊式輝在重慶張治中（文白）家，與中共代表周恩來密談三小時，內容珍貴，《海桑集》作了詳細記錄，要點如下。
一是周恩來抱怨國民黨實行特務政治，但熊答：這種特務殺人的手法是“中共抄襲於蘇聯，而（國民黨）中央又抄襲於中共”，也就是說，是中共教會了國民黨如何實行特務政治。二是周提出戰後的中國經濟建設，“不能抄襲他國成規，自由經濟固不可，計劃經濟管制經濟亦所不能，中國自有中國相宜之路，即在三者之混合，持論不可太左”。三是在軍事上，周建議，中央政府應該訓練“30個師，乃至60或90師，使全國優秀皆能加入，不分黨派，不分地域，儘管以三民主義為政治教育之中心，全國亦自無人有話可說，如此不獨於將來決戰有一種新力量，亦可以建立國軍之基礎”。四是周針對國民黨提出的兩點要求（即交出政權軍權、兩黨合併）答道，“我往陝北當盡力主張，對第一點多多具體表現，對第二點當待以時日。黨之合併，不外兩黨聯合，與一党中容有派之兩途，總裁在漢口有一次談及此問題時曾作細言：你們可在黨內成一共產派”。[14]由這一談話表明，周恩來確實是中共黨內的溫和派，但沒有實力將上述想法付諸實施。
而且，在抗日戰爭期間，熊式輝曾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陳毅、曾山等面晤，表示合作抗日，和中共江西省委在南昌召開各界人士抗日座談會，提出“保衛大江西” 。[15]
其四，能夠填補1934年後紅軍離開江西、開始長征後，江西省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狀況的空白，提供國民黨方面，尤其是熊本人親身經歷方面的史學資訊和理論解釋。
例如在教育问题上，1940年10月31日，熊式輝一手創建了國立中正大學（現為江西師範大學），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國民黨的中央“黨校”，培訓幹部。《海桑集》附錄了熊式輝在中正大學開學典禮上致詞的全文。其中提到：“本大學經過了七年的醞釀、15個月期間的籌備，29次會議的討論，才在全國歡欣鼓舞慶祝總裁54壽辰的今日舉行開學典禮”，並提出本大學不提倡學術中立和個人絕對自由，而主張“使學校為政府之研究部、政府為學校之實驗場”，“使學術理論與實際工作相貫通”，“實驗政教合一之理想”，實踐蔣介石的“黨化教育”。[16]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日江西師範大學校園門口的八塊精致、雄偉的石碑上，實事求是地公開承認與肯定了這位國民黨“戰犯”為該校的創始人。
在地方建設上，熊提倡與實施“贛人治贛”。農業方面，成立了江西省農村合作委員會與江西省農業院；教育方面，保證和增加教育經費，主持籌建泰和幼稚師範、江西省立蘇溪師範國民小學、實驗小學、天翼圖書館、江西地方政治學院、私立仰公中學等；衛生方面，創設江西全省衛生處，並設省立醫院、衛生試驗所、護士學校、助產學校及全省各縣醫院、診所等；市政建設方面，設立市政專員室，大力舉辦南昌市政建設，整治三湖(東湖、南湖和北湖)，建設公園，改建大橋，修築馬路。同時，又有萍鄉煤礦的整理、陶業管理局的設立、浙贛鐵路的修通，以及《江西通志》的續修，皆為熊式輝任內所為。[17]
另外在土地问题上，當初熊式輝最擔心的是紅軍走後，原有的蘇區土地已經分給農民、原有的地契必然已被焚毀、原有的地界也必被鏟平，這樣，一旦地主回來，必將出現許多土地糾紛。於是熊制定了60多條農村土地處理條例，作為處理糾紛的依據。可是，當國民黨收復江西黎川和廣昌之時，情況遠遠出乎意料，因為“黎川農民分得田地之後，竟有私自向逃亡在外縣之地主納租金者，而廣昌田地分配之後，仍各耕其原有之田，而對於新得之田，則多置之不耕”，原因是中國“土地制度根深蒂固，所有權的觀念等於天經地義，一旦無條件的奪他人田地據為己有，良心終覺不安”。[18]由此可見﹐當時中國農民的純朴與善良。
二、熊式辉与中外关系
1942年，熊式辉奉命率领中华民国军事代表团赴美，由此卸任江西省主席一职。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熊亲身经历了许多中外关系的重大事件，其日记对此作了详尽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第一，熊日记首次全面披露了熊式輝在1942年3月到1943年4月帶領中華民國軍事代表團，出訪美加和歐洲的具體過程。
自從1941年12月7日日本進攻美國珍珠港之後，亞洲盟軍對日作戰共分為四個戰區，包括以尼米茲為首的中太平洋戰區、麥卡亞瑟為首的西南太平洋戰區、英國蒙巴頓為首的東南亞戰區，加上蔣介石的中國戰區。1942年1月2日，蔣介石接受羅斯福總統的任命，成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並希望羅斯福推薦一位參謀長協助指揮，結果羅斯福推薦了一位不聽蔣指揮的史迪威。[19]
在此背景下，蔣介石計划在中國戰區籌設一个聯合軍統帥部，並組織一參謀部，以美國高級將領為主，熊式輝為副，熊“即以此資格赴美出席華盛頓軍事會議，為中國軍事代表”（其後參謀本部終未成立）。[20]除了軍事任務以外，熊還在1942年1月26日，接到機密甲6398號蔣介石手令，具體指明熊赴美的主要使命是致力於戰後中國建設計划的研究，包括增修東南西北四鎮的鐵路、西南西北國防工業計劃、籌設軍事科學大學等。[21]
1942年3月18日，熊式輝啟程赴美，途中折騰了25天，於4月13日抵達華盛頓，受到時任外交部長的宋子文和駐美大使胡適的接待。在美期間，熊在5月26日和7月2日兩次代表中國出席太平洋軍事會議，中國作為弱國能夠被接納參與如此高層次的盟軍軍事會議，是中國外交和軍事的重大成功。熊在美期間，連續會見了羅斯福總統（4月21日上午11時20分至下午1時）、副總統華勒斯、參謀總長馬歇爾上將、財政部長摩根索(Morganthou)、陸軍部長史汀生(Stimson)等美國決策人物，成果不小。
尤其是在4月24日會見時任美國作戰廳長艾森豪威尔(D. D. Eisenhower)少將時，得到承諾，美國同意派飛機456架、驅逐機300架赴華作戰前，准許派華運輸機100架，並已有34架在途中。[22]但由於大環境不甚理想，熊的美國行並沒有爭取到可觀的軍事援助。不過，在返國前，蔣介石要求熊考察美國重要的軍事基地、飛機製造、軍火工業等，收穫很大。在返美途中，經過英國，熊分别在1943年3月11日和3月19日受到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和英國首相邱吉爾的接見，尤其是實地考察了英國先進的軍事設施和工業基地。最後於1943年4月15日抵達重慶，歷時近13個月。
《海桑集》所記錄的熊式輝出訪歐美過程，在史學研究方面主要提供了三大新的資料。
其一，熊式輝在拜見英美主要巨頭過程中的談話內容，直接反映了他們對中國戰區、蔣介石、中共和太平洋戰爭的看法，真實體現了他們對各自盟國合縱連橫的謀略，記錄了與法西斯各國作戰的戰略構想和具體戰術，有助於中國方面及時、準確地瞭解美英雙方對中國的戰略評介與基本看法，尤其是羅斯福和馬歇爾對蔣介石既支持、又不信任的雙重心態，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且，熊式輝在1942年和1943年直接面見羅斯福和邱吉爾兩巨頭，為1943年11月21日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躋身四強之一，提供了牽線搭橋、投石問路的催化效應。
其二，《海桑集》披露了許多熊對宋子文的負面評價，還記錄了宋子文與胡適之間的過節，十分具有史料價值。另外還披露了熊與胡適之間的一系列密談，由於正值熊訪美期間，胡適於1942年8月15日收到免去駐美大使一職的電報，並於當年9月18日正式離職，所以，胡適與熊的密談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同時，熊還介入了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恩冤，尤其是將有關華盛頓高層對蔣史關係的意見﹐及時電告蔣介石。
其三，熊詳盡記錄了他考察英美最先進的軍事設施、空軍部隊、工業設施、科研設備、大學研究等資料，對研究美國軍事史、科技史和二戰軍工史等，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回國後，他整理了美英軍事和工業的考察報告，對戰後中國的重建與規劃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第二，熊日记披露了熊在废除中國近代以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方面的努力与贡献。
1942年5月4日，熊式輝在美國與曾任駐美公使和大使的施肇基，談及如何在戰後廢除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列強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並提出：中國政府應該“乘日軍猶在佔領時，即于本年8月29日不平等條約一百周年紀念時明白宣言，自動取消”。[23]雖然施肇基表示贊同，但駐美代表宋子文則不以為然，時任駐美大使胡適也反映平平，而且，外交部門大多不表樂觀。
此後，熊式輝利用訪美良機，繼續不斷努力，包括遊說羅斯福總統顧問、電告中國政府高官、面見在美的中外要員。尤其是在6月29日和9月7日兩度從美國發電給蔣介石，希望蔣考慮在1942年8月29日或同年的雙十國慶之時，自動取消不平等條約。熊同時與時任駐美大使魏道明密切合作，積極推動美方廢除不平等條約。
最後，美國在1942年10月10日宣佈，將通過談判廢除美國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所有其他治外法權、特權和租界。羅斯福總統同時說服英國也這樣做，除香港問題外廢除全部在華不平等條約。1943年1月11日，中國與美英分別簽訂了《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與換文》和《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及換文》，簡稱《中美新約》和《中英新約》。這項活動在歷史上又被稱為“四三年廢約”。但由於《中英新約》沒有包括九龍，所以在1943年2月，當中國駐英使館舉行慶祝酒會時，正在英國訪問的熊式輝拒絕出席，因為他“在美曾電呈政府主張英如不包括九龍租借地在內，應拒絕其與美國同時加入簽訂廢約，今九龍租借地依然如舊，在英有何慶祝廢約之價值”。[24]
第三，熊日记还披露了他参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过程。
目前流行的史書主要強調宋子文行政院長、王世杰（雪艇）外交部長和蔣經國，在談判和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作用，忽略了熊式輝在這一過程中的重要角色。其實，早在1945年7月5日，熊式輝在蔣介石官邸就參與討論如何對付蘇聯要求蒙古獨立的高層機密會議。《蔣介石評傳》提到，“我們從他（蔣介石）的考慮中可以看到，他想以滿蒙的高價來收買蘇俄不支持中共的用心，十分明顯”[25]，但汪榮祖和李敖沒有提出直接的證據證明，蔣介石試圖通過中蘇條約的簽訂，賣國投俄、消滅中共。
而《海桑集》卻明確提到，熊曾在7月5日的會議上提出，承認蒙古獨立的交換條件是“國家之真正統一，蘇聯再不得助長中共之在中國私擁武力，割據地方”[26]。同時，熊在7月7日奉命給正在蘇聯的宋子文發電，指出：“對外蒙讓步必須換取國內統一，蘇聯對中國共產黨，不能仍有任何支持，使與政府對立，形成武力之割據。外蒙疆界必須根據我國地圖明白劃定”。[27] 8月5日，熊以中蘇協同對東北日軍作戰的軍事代表之身份，與宋子文、王世杰等從重慶飛蘇聯莫斯科，進行最後關鍵性的談判。《海桑集》專列一節“關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一二事”，提到他與王世杰堅決主張“外蒙疆界必須根據我國地圖明白劃定”，而斯大林方面則堅持主張以現狀為界，由此意味著新疆阿爾泰山之大部及哈密區之一部盡歸外蒙。對此，宋子文和蔣經國等力主妥協，滿足蘇聯要求，宋甚至要求駐蘇大使尋兩枚銀幣，“欲卜以決之”。直到8月13日晚十時，收到蔣介石覆電，允許代表團全權處理之後，代表團才於8月14日上午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28]中國從此失去了蒙古的主權。
三、熊式辉与东北
熊式輝的《海桑集》還對熊主政東北兩年（1945年8月－1947年8月）的經歷，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資訊。
熊式輝是在幾經周折之後，才決定擔任東北行營主任。其實，蔣介石在骨子裏還是不信任熊，因為畢竟熊不是蔣的嫡系。蔣原先要求熊任上海市長，但熊對蔣表示：“對上海收復，屆時重在軍事，余無指揮部隊之權，難期有所效用”。在1945年7月30日，蔣再度要求熊改任東北軍事代表兼行政長官事，熊始答應[29]，因為希望能夠實行軍政統一，掌握實權。但是，到1945年8月30日正式出任時，熊又被剝奪了軍事權力，只任東北行營（後稱行轅）主任兼行營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
對此，熊在日記中提到：東北行營主任，原是軍事最高長官，但事實是，東北軍事則由東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指揮，而杜聿明卻離職養病。對此，蔣於1946年3月4日以手啟電令，命熊坐鎮錦州，直接指揮軍事，但不及一周，即3月9日又令鄭洞國為副長官並兼任代長官。在4月6日，蔣又接連發了四份手令，要求熊直接指揮，在四平打一個硬仗。面對蔣介石出爾反爾、又疑又用的狀況，熊深感自己處於有責無權，遂於1946年6月9日向蔣提出辭呈，此後，熊不斷要求辭職，一直到1947年8月才如願。[30]
《海桑集》在記錄熊式輝接收東北、執政東北兩年的過程中，至少具有四大史料價值。
其一，國民黨軍隊與蘇聯軍方的互動。基本上，熊對蘇聯軍隊深惡痛絕。熊認為，蘇藉口對日宣戰，深入中國東北，“其為禍或將有甚於九一八時之日本”。[31]在熊眼裏，蘇聯人比日本更壞。尤其是，《海桑集》詳盡記錄了中方接收東北的具體過程，包括蘇軍的重重阻擾、國民黨軍隊與蘇軍的摩擦、蘇軍或明或暗地支持中共等許多史實。《海桑集》還特別詳盡地記載了在1945年10月－11月期間，熊與蘇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的幾次會談，十分珍貴。
其二，《海桑集》還記錄了國共在東北的內戰過程，其中披露了許多蔣介石與熊之間的密電，反映了國民黨軍在東北的秘密部署、對付中共軍隊的戰略戰術，尤其是國共之間打打談談的幕後策劃與心機，包括如何應付馬歇爾使華和三人小組訪東北的計謀等，十分精彩。
其三，記錄了熊與蔣介石和杜聿明之間的矛盾與角力。熊對蔣既要他承擔責任，又不給他軍權的狀態，在日記中多次予以陳述。其實，蔣是刻意通過熊式輝和杜聿明來達到互相監督、互相制約的目的。《海桑集》還直接反映了國民黨嫡系與雜牌兩大部隊的勾心鬥角。另外，熊對杜聿明的成見甚深，尤其對他沒病裝病、好大喜功等行为，十分不以為然。
例如，儘管身為東北行營主任的熊式輝有責無權，但在蔣的要求下，他還是直接指揮了陳明仁打四平戰役。當熊知道陳明仁給其夫人有一遺囑，表示三日內不見援兵，將無見面之日時，熊在1947年6月19日親覆陳一信，提到：兄部最艱苦之時，亦即共軍總崩潰之日。“自古各將勳業，無一不在危疑震撼、骨山血海中得之....兄策立殊勳﹐此其時也”。[32]1947年6月30日，四平戰役結束當天，熊親自飛往四平視察，慰勞將士，當熊見到陳明仁時，陳是“囚首垢面，眼赤唇黑，衣履汙敝”。[33]
這次四平戰役令林彪終生感到羞辱，因為它導致林彪部隊傷亡慘重。值得注意的是，《海桑集》首次披露，蘇聯軍隊介入國共內戰很深，熊提到，當天視察四平時，據林彪部隊的俘虜供稱：指揮中共炮兵射擊者，“多為蘇聯人”。[34]
其四，東北的行政建設、經濟重建和軍隊整頓等重要的重建措施，也在《海桑集》中得到體現。儘管忙於內戰與接收，熊式輝還是對東北的重建花了不少心力，包括建立軍隊補給制度、建設東北行政區、實行東北少數民族政策、成立幹部講習會、設計國民黨黨建政策，尤其是提出了一系列穩定經濟、消滅投機、打擊暴富、平均財富分配、防止勞資鬥爭、穩定流通券、增加生產和流通等計劃。儘管限於內戰的大環境，許多計划難以實施，但熊的勵精圖治之雄心還是處處可見。[35]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史家認為熊式輝是蔣介石的“小諸葛”，足智多謀，並能夠精確地猜測蔣介石的所思所想，並沒有什麼個人創見與實際政績。其實，根據《海桑集》所反映的細節表明，熊式輝經常拂逆上意，違抗指令，並為戰後中國的發展藍圖和江西、東北的各種建設，不僅提出了許多富有創意的觀點，而且實施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專案和工程。
總之，深入研究熊式辉的日记《海桑集》，有助於發現研究民國史的新史料、開拓研究國共和談與內戰的新思路、探討中外關係起伏跌宕的新路徑，尤其是，通過《海桑集》能夠進一步研究熊式輝的全部日記手稿、詩稿、電報、書信和照片，並推動一系列與熊式輝有關的口述歷史、江西地方史，豐富和深化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注释
[1] 熊式輝：《海桑集》，“敍言”。
[2] 熊式輝：《海桑集》，第二篇第一章第二節。
[3]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4年），頁128－129。
[4] 熊式輝：《海桑集》，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節。
[5] 熊式輝：同上。
[6]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頁174。
[7] 熊式輝：《海桑集》，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節。
[8] 引自藍慧：“蔣介石日記曝光讓他走下神壇和祭壇”，《亞洲週刊》，2007年9月，21卷39期。
[9] 熊式輝：《海桑集》，第三篇第二章第二節第三目。
[10] 熊式輝：同上。
[11] 熊式輝：同上。
[12]熊式輝：《海桑集》，第二篇第二章第二節第四、第五目。
[13]熊式輝：《海桑集》，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節。
[14] 熊式輝：《海桑集》，第五篇第三章第一節第一目。
[15]熊式輝：《海桑集》，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節。
[16] 熊式輝：《海桑集》，第四篇附錄三。
[17]熊式輝：《海桑集》，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節。
[18] 熊式輝：《海桑集》，第三篇第二章第四節。
[19]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頁417。
[20] 熊式輝：《海桑集》，第五篇第一章第一節第二目。
[21] 熊式輝：同上。
[22] 熊式輝：同上。
[23] 熊式輝：《海桑集》，第四篇第一章第二節第六目。
[24] 熊式輝：《海桑集》，第四篇第一章第二節第六目。
[25]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頁505。
[26] 熊式輝：《海桑集》，第五篇第二章第一節第二目。
[27] 熊式輝：同上。
[28] 熊式輝：同上。
[29] 熊式輝：《海桑集》，第五篇第三章第一節第二目。
[30] 熊式輝：《海桑集》，第六篇第三章第四節。
[31] 熊式輝：《海桑集》，第六篇第二章第三節。
[32] 熊式輝：《海桑集》，第六篇第三章第五節。
[33] 熊式輝：同上。
[34] 熊式輝：同上。
[35]熊式輝：《海桑集》，第五篇第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