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鄂商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鄂商

　　鄂，最早是楚国的属地。在明清时期，对湖北有了鄂省这一称呼，辛亥革命之后湖北的简称正式定为鄂。鄂商，也就是湖北商人。从明清至今，晋商、徽商、粤商、闽商、浙商，在不同的时期，各自成为声名显赫的商帮。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有着突出的商业地位。

　　在先秦时代，楚国的商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近代史上，汉口是万商云集的商业重镇；如今，在湖北省内外，鄂商也正在崛起。一个地区若没有大规模的商人群体涌现，这个地区的经济是难以持续发展的。而鄂商这一群体的壮大，必将直接推动湖北经济的快速发展。

　　楚人重商：商为“四民之首”

　　湖北的先人是楚人。鄂商的历史，要从两千多年前的楚国说起。先秦时期的楚国，有着繁华的都市，都市里面店铺林立，楚国的富裕程度、商业发达程度超过吴越，而且商人在楚国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一般的历史记载中，“四民”为“士、农、工、商”。而在楚国，“四民”为“商、农、工、贾”。楚人以商为“四民”之首，反映了楚国对商业的重视，以及商贾在楚国有着特殊的地位。

　　大量文献资料表明：楚国政府非常重视商人，大商人可以一次出境250艘大轮、2500匹马，楚国还扶持民间商人。楚国也有着全国知名的大商人。鄂君启就是这样的知名巨贾，他是楚国的封君，他组织庞大的水陆商队，在楚境内以及邻国长途贩运商品。被后人尊为“商祖”、“商圣”的范蠡，也是楚国人，只不过他后来在越国为官，在齐国为商。从“楚人重商”可见，鄂商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从明清起，直至1949年，汉口逐渐发展成为一大商埠，成为包括湖北商人在内的各地商人活动的大舞台。明清时，得江汉航运之利，兼居华夏腹地，汉口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号称“九省通衢”。

　　明朝中叶起，汉口的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粮、盐在汉口转运，汉口作为内陆贸易型城市、传统工商业城市，一直持续到汉口开埠。1861年汉口开埠，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了十五国领事馆，在汉通商的有二十几个国家。汉口成为一个繁华的商埠。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行的《汉口竹枝词》中有一句：“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清末，张之洞督鄂十七年，在汉大兴洋务运动，创办了汉冶萍公司、汉阳兵工厂及布、麻、丝、纱四局，为武汉打下了现代重轻工业的基础，并开通了京汉铁路。汉口号称“东方芝加哥”，与沪、津、穗并称近代中国四大商埠。明清直至整个民国时期，汉口成为各地商人活动的大舞台。

　　研究表明：汉口是徽商、晋商，以及后来的浙江宁波商帮重要的发展地。荆州商人米粮转运、咸宁商人的竹木转运……湖北商人在汉口经营着传统工商业。而外地商人则在汉口经营着众多新的商业行业。

　　明清以来，汉口乃至湖北在华中和全国的经济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使得鄂商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经营管理之道、地域商业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徐荣廷、刘歆生就是那个时代鄂商的代表人物。徐荣廷(1857年-1949年)，幼年随父打鱼，后到汉口药材行当学徒。1919年，徐荣廷投资210万两银元自办工厂。他还购机2万锭设石家庄大兴纱厂，就地取棉，以节约铁路运输费用。同时，他还与他人集资156万两银元，在武昌兴建裕华纱厂，购纱锭3万锭、布机500台，徐任董事长。1927年冬徐荣廷退休。抗日战争期间，裕华纱厂内迁，并发展成为西安大华、大兴二厂、广元大华、成都裕华和重庆裕华等厂，形成裕大华集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徐荣廷占有裕大华集团资金总额5000万银元的10%左右的股金。通过裕大华再投资，徐荣廷还在黄石利华煤矿公司、永利银行、华年进出口公司、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四川川康毛纺织厂、重庆庆华染料厂、上海庆华染料厂以及四川民生轮船公司等企业拥有股份。

　　“明清及至近代以来，鄂商群体的存在是无疑的，但作为一个商帮，鄂商的自我认知、群体意识、社会形象相较晋商、徽商，还比较弱。”

　　此外，湖北虽有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打拼，但没有形成地域性集团性优势。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于四方，“无陂不成镇”，但没有形成类似“徽商”“晋商”之类的强势流派。但，还是有一些湖北商人走出湖北，拓展自己的事业。徐荣廷在山东、四川、重庆、上海等地均有实业投资。

　　二、重塑鄂商：助推中部崛起

　　“发掘鄂商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培育当代湖北的商业文化，增强湖北商人的合作意识，共助中部崛起战略的实现。”

　　“历史上有晋商、徽商的辉煌，近代有粤商、闽商的显赫，当代有浙商的实力。而鄂商则一直以来没有成为一个强势的经济群体。”“从全省看民营经济占的比重依然偏低，怎么样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恐怕仍然是我们当前一个大的课题。”

　　今天，与一些沿海地区相比，湖北的大商人从数量上看，从实力上看，都还比较薄弱。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批批新时代的新鄂商已经开始崛起，无论是他们的事业在省外还是在省内。鄂商形象的塑造，则会推动湖北商人群体的影响力。

　　三、商业重镇，缘何未形成“汉帮”

　　历史上有闻名全国的晋商、徽商，近代又有宁波帮、广州帮等独立的商业流派产生。湖北人虽然热衷于商业，汉口商业也很发达，但却没有“汉帮”。湖北黄州帮、咸宁帮也有一定的名气，但武汉的本地商人却没有形成闻名全国的“汉帮”，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明清以来，晋商以票号闻名全国，徽商以徽盐、典当称雄大江南北，宁波帮、广东帮经营有优势的是近代五金机电产品，以及有地域特色的海味、广洋杂货等。汉口主要是移民城市，商业主要被外地人把持。

　　清代汉口商业的“八大行”中，徽商在盐、当、米、木、棉花、药材六大行业中占有极重要地位。晋商、宁波、广东商帮等也先后占领汉口市场，本地势力很薄弱。德国人利希霍芬对湖北人有个评价：“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湖北虽有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打拼，但没有形成地域性集团性优势。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于四方，天门商人甚至侨居到海外，但没有形成类似“徽商”“晋商”之类的“汉商”流派。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湖北武汉商人经营商品的业务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徽商、晋商闻名，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一些比较固定的行业形成较大规模的优势。如山西太谷县的曹家，到道光、咸丰时期，已成为在全国开设商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37000人的商业巨族。清道光年间，山西平遥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营存放款和金银汇兑业务的票号——日升昌，到咸丰年间，日升昌在全国各省城市设分庄多达75个。从日升昌，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号帮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全国70多个城市设立了400多个分号，甚至在日本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都设有分号，吸纳了上至税收、军饷等公款，下至官吏、绅富的私款等全国大部分的财富，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

　　而诸如黄州帮、咸宁帮都只在省内有名，不能再全国叫响。虽然有“无陂不成镇”的说法、但汉阳府黄陂人主要从事小手工业，小工匠多，黄陂商人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帮。天门人闯到南洋搞一些什么三棒鼓、挑牙虫之类的营生。武昌府咸宁帮主要经营竹木、茶叶，但经营规模赶不上湖南帮。黄州帮主要是由黄州府麻城县的商人经营湖北的棉花贸易。棉花贸易是湖北商人居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但在全国没有达到行业垄断优势地位。

　　武汉商人总的来说还有经营方式的差异。晋商实行股份制、连锁制。这种较为先进的商业经营模式，不仅扩大了晋商自身的经营模式，也增强了晋帮商人在同业中的竞争地位。武汉商人基本上是个体单干，分散经营，不仅缺乏地域性、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即使在同一个地方的武汉商人，也大都是老死不相往来，有时遇到利益纷争时甚至“窝里斗”。

　　当然，武汉商人也没有一致的商业理念。徽商的儒商色彩很浓，“取礼好义”，“以义取利”。晋商讲诚信，山西人特别崇尚关公的诚信义气。广州、宁波商人勇于承担风险，热衷于投资产业。湖北包括武汉商人多半喜欢做些诸如“赚过手钱”之类的投机买卖，商界对其有“精明滑巧”的评价。

　　武汉人背靠长江，面对汉水，可以说是两江水养育了武汉人，武汉人过去一直靠码头为生，因此外地人称武汉经济为码头经济或码头文化。在码头文化的熏陶下，武汉人大多有一种漂泊感，因此在做生意中产生了一种投机行为，什么都想干，什么都干不长，往往成不了最后的胜利者。这几年武汉出来的品牌特别多，但是这些品牌，属于流星的比较多。

　　武汉人缺少不安于现状、执著、具有创新精神、能承受风险等基因，而这些基因恰恰是当今中国富人具有的共同特点。

　　不东不西的武汉既赶不上东南沿岸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又挂不上钩，长期滞后的体制，导致武汉人观念的落后。随着中部崛起的号角吹想，武汉人开始意识到：武汉什么都不缺，天时、地利俱全，唯独缺少人和缺少的是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缺少的是“舍我其谁”的风险精神。武汉经济发展滞后是被自己打败的，是被思想打败的。武汉人思想比较保守，观念比较陈旧，缺少敢闯敢干的风险精神。这是长期身居内陆的环境造成的，是竞争机制滞后造成的，武汉商人是否该觉醒呢？

　　四、河南商人和湖北商人共同处

　　其主要表现为：

　　河南人湖北人在做生意，总是以保本为前提，小富即安，做生意的人多，但难有大作为。这主要是儒家道家精神和农耕文化形成的小农意识塞满了河南、湖北人的脑袋瓜子。

　　经营态势极为保守，不做亏本生意，保本心态强烈。

　　怕风险，缺乏风险意识。在生意场上，河南人怕担风险的念头比想做生意的念头还强烈。因此，多不会赚大钱。

　　没有长远的经营战略。

晋商、徽商 现代与历史的“龟兔赛跑”

　民营性不够、商贸滞后、资本利器不足，晋商、徽商重生之路漫漫

　　制造业崛起、能源领先，知本英雄登台，国际、国内经济大势优于历史，新晋商、新徽商力图超越

　　曾引领中国商界500年风骚的晋商、徽商，在沉寂百余年之后的今天终于引起社会的再次关注。

　　5月20-21日在杭州召开的“首届中国商帮峰会”，新晋商、新徽商无疑是参会的“主力部队”。这两支商帮代表团不仅请来了晋商、徽商的后裔———乔致镛的后裔乔燕和女士，胡雪岩的后裔胡维平先生；还组织了强大的企业家阵容。特别是徽商代表团，许多人前一天还在香港出席徽商大会，第二天就“直飞”杭州。晋商代表团则由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边鸣涛亲自率领。参会热情背后，是浓重的历史使命感！　新晋商、新徽商，中国历史上一北一南两大商业劲旅的后裔，现代商业社会中正在崛起的后起之秀。透过他们热切的目光、坚定的脚步，仿佛让人看见历史的沧桑和变迁。重塑或者超越历史辉煌，这是新晋商、新徽商们励精图治所希望实现的愿望。

　　有愿望，还得有理性的认识：今人、古人，差距何在；今时、古时，谁为“龟”、谁为“兔”？

　　-陈峰、尹同耀等高大身影的背后

　　知本英雄登台民营性今不如昔

　　若以参会的企业家和参选商帮领军人物的名单来看，新晋商、新徽商的阵容和气势决不亚于浙商、苏商。

　　新晋商的“领军人物”，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百度CEO李彦宏、山西安泰集团董事长李安民等可谓声名显赫、光彩照人。有趣的是，晋商代表团申报的“领军人物”候选人还有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这样的台湾首富，据说，香港富豪霍英东也是山西籍人氏。

　　而徽商的阵容里，不但有2005年的“年度经济人物”奇瑞汽车的尹同耀,还有江淮汽车的左延安，荣事达的仇旭东、马钢集团的顾建国等“久经沙场”的国企老将，和慈善榜人物余渐富、李炜等民营企业家。　在晋商、徽商没落、沉寂百余年之后，有了继承祖辈先志的“扛旗者”。人们对“知本英雄”陈峰、李彦宏、尹同耀、左延安们寄予了厚望。

　　但相比晋商“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的古时情景，今时晋商的阵容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当年的气势。徽商的情况也相仿。

　　先看晋商，确切地说，新晋商目前的群体并不大，除了山西当地比较知名的山西安泰集团的李安民、海鑫集团的李兆会外，其他如百度CEO李彦宏、深圳赛格集团董事长孙玉麟、天津顺驰集团董事长孙宏斌、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峰等都属于“晋籍商人”。这些山西之外的“晋籍商人”与省外发展的浙商所不同的是：后者大凡是在本土发展有了基础与实力之后的“外扩”行为，而前者则是“因为在省外”，才有了更好的发展。

　　如果剔除这些外省发展的新晋商，山西本省的民营企业家更少，非但民营企业家少，真正民营化的企业家更是少至又少。这样说，一是指山西的经济成分中，至今仍是国有企业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二是说当地许多民营企业的发展靠的还是资源的垄断性而非经营的市场性与民营性。事实也如此，山西的“轻民性”，使得左右逢源的浙商，在山西的发展进度也缓于其他地方。去年5月，记者曾赴太原参加山西浙江企业联合会的成立，并了解到：在山西的浙商大体停留于零散项目的投资与建设，而未能参与资源型、公建型等大项目的发展———“他们很少向民营企业放开”，一位山西浙商向记者介绍说。

　　而新徽商代表团推荐的10名领军人物候选人，国企老总占了7个。“安徽的民营经济最近几年有了较大的发展，占了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这里面还包含了不少在安徽发展的浙商企业的成分。”安徽省《决策》杂志的陈新主任如是说。

　　而历史上的商帮，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其发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官商勾结”，但在产权上是清晰的。可以说，民营性，本来就是商帮的一个特性。

　　-蔡文龙、李光忠等孤独地微笑　

　　能源产业独领风骚商业资本今逊于昔

　　近年来，“山西炒房团”的风光几乎盖过了“温州炒房团”。这让人们注意到山西财富阶层的出现。

　　但山西富豪似乎都比较低调。他们愿意一掷千金购豪宅而不愿意畅谈创造财富的苦与乐。其原因，在于山西富豪大都为“黑色”，即因煤炭而成富豪。有数据表明：2003年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13家山西民营企业，11家是做煤炭行业出身。

　　与此相应的，山西的产业结构，能源原材料的“一枝独秀”尤其突出。山西省经济协作办主任马建设告诉记者说：山西省煤炭、冶金、焦炭、电力、机电、化工、建材等七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94.8%；能源原材料等传统产业占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无独有偶，安徽的产业结构中，主导产业也是钢铁和煤炭。能源产业的兴盛应该是新晋商、新徽商的幸事。相比历史上晋商、徽商因商业资本的兴起而发展，又因商业资本没能及时转为产业资本而渐趋衰落的历史宿命来说，产业基础和产业积淀，是新晋商、新徽商重振雄风的新起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奇瑞汽车的尹同耀、江淮汽车的左延安，马钢集团的顾建国、荣事达的仇旭东、海螺集团的郭文参等“制造英雄”的崛起，为新徽商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后发制人”打下了很好的产业基础。

　　但经济社会，商贸流通始终起着血液般的作用。“流通”，要“流”才能“通”。曾几何时，“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无晋不成行”的“约定俗成”变成了“无浙不成市”的说法？

　　“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是晋商、徽商叱咤风云的看家本领。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

　　与晋商相对的，徽商不仅以盐典茶木等行业著称，而且也插手海上贸易；边陲海疆无不留下其踪迹，控制着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纵穿南北的大运河商道。

　　爱跑的晋商、徽商到了今天却变得喜“静”不喜“动”了。这样的性格特征也许可以从太原、合肥等的机场建设可见一斑。当记者“飞”往山西太原，诧异地发现太原的机场建设不但简单，而且候机的人员稀少。难怪乎有人抱怨，连山西汾酒、山西陈醋的“足迹”都越来越少见了。

　　当然，新晋商、新徽商的队伍里也有善于经商，在市场的浪尖上历练的弄潮儿。把“徽商”这一历史上著名商团的名称变成注册商标，且当作集团商标———徽商集团董事长蔡文龙演绎了徽商善“商”的传奇。2000年，他将由原安徽省物资局转制而来的国有企业更名为徽商集团，并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不仅迅速使企业扭亏为盈，还使徽商集团排上了中国企业500强第146位；2004年，国家确定的重点培育20家大型流通企业中，名列第九，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经营规模最大的流通企业。山西大同华林商厦的董事长李光忠在整合了贵都金帝之后，开始了商业联合的整合之路。但怎奈这样的商贸界精英在今日晋商、徽商的队伍中实属凤毛麟角。

-李彦宏武大安们神情从容

　　资本新贵势单威猛之势赶超“票号爷爷”

　　商帮峰会召开之前，有本报记者邀约百度的李彦宏。李在电话中声明：不喜欢被人贴上晋商的“标签”。

　　不管李彦宏是否以晋商为荣，山西人还是不由分说地把他当成了新晋商的领军人物之一。不但推选他为新晋商联合会的副会长，还推选他为此次晋商领军人物的候选人。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的成功也许在于承继了晋商的血脉又超越了晋商文化的局限。生长于山西，学成于北大，又走入华尔街，迈入全世界IT精英的汇聚地———美国的硅谷，回国之后成为“海归”创业者。这样的“东学西就”，终于造就了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挂牌即以354%的涨幅创造了美国股市213年来外国公司首日涨幅的最高记录。

　　凭借资本之翅，“一夜暴富”、平步青云的财富故事相比先时晋商的“票号爷爷”们，要潇洒得多、快意得多了。

　　同样因资本运作令人叹服的还有新晋商代表，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12年的艰辛打拼，海航这个最初由海南省政府投资1000万元发展起来的公司在他的率领下成长为拥有中国第一家A股、B股上市的航空公司，总资产达400多亿元人民币，位列中国企业500强前200位之内，创造了中国航空界发展的奇迹，创造了在两种体制过渡中中国企业发展的奇迹，被中国经济界称为“海航现象”。

　　但李彦宏、陈峰等“资本新贵”在新晋商的队伍里毕竟有些“势单”。山西省的A股上市公司仅22家，就是比起安徽省43家上市公司的数字来也是一个小数。　数字的差距，体现的是安徽本土的“资本新贵”比本土新晋商更多、更活跃。这次出席商帮峰会的武大安———安徽经贸投资集团的董事长，两天的交往中让人看到的始终是他平和的微笑和从容的气质。

　　作为一家专业的资本运作公司，武大安的公司主要业务是参与安徽省大中小企业的改制，就是通过改制、重组、收购等“手术”改造国企，并进一步把这些企业推向资本市场。

　　让武大安感到自豪的有这样的案例：他所领导的公司曾经帮助国内一家高科技企业到海外上市，经过规范的辅导和改制之后，这家最初注册资本只有300万元的小企业，最后在海外筹到60亿元的资金，完成了上市融资的目的。

　　如果说，武大安手上的资本之剑受之于国有企业的授权，安徽民营富豪魏超则向人们展示了现代徽商的资本才能。

　　从魏超身上，人们还看到了徽商的经商天份。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在1995年创建“新长江集团”，开发商贸交易市场，并拥有国内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之一的“中国商务王牌网”，这使传统的商贸流通加上了电子商务这一现代载体。1998年“新长江”又建成了中国商品交易安徽分中心，并在1999年收购上市公司“华联商城”，之后改名为“渤海物流”。而透过并购及早先的资产运营，由魏超实际控制的新长江集团总资产已达25亿，而其个人财富早在2004年就已达4.2亿。　然而，无论李彦宏、武大安们怎样的努力，其掀起的资本之浪都难及晋商票号的大势磅礴。与当年“票号爷爷们”叱咤风云相对应的，今日之中国，成了国外风险投资家们的乐园。资本软肋，急需振作。

　　-郭台铭、霍英东、史玉柱猜想：

　　“龟兔赛跑”的现代结局？

　　不知道台湾首富郭台铭闻听自己被推选为晋商领军人物时会作何感想？对自己的晋商身份是认还是不认？

　　听说海航的陈峰是个很念“本”的人。他经常跟人说，“我是山西人，我的根在山西。”在海航最为典型的也最为重要的是“中西合璧”的管理理念：即海航的企业文化带着浓厚的晋商特点：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在海航，陈峰还要求所有的干部必须看纪录片《晋商》，所有的财务工作者都要背四句话，“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之外他又加了一句“固本求新”。这也成了他多年来所致力的新的晋商理念：就是真正的晋商精神和文化再加上现代的资本运作方式。

　　拉出郭台铭和陈峰来说晋商，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一种趋势：现代社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中国商帮，其地域性的特点逐渐淡化。

　　事实上，淡化的应该是地域的局限，地域文化中的精粹应该得以继承和发扬。为什么山西省外新晋商的名号更让人怦然心动？就是因为他们的骨子里既有晋商文化的精髓又有开放城市大融合的素养提升。

　　史玉柱的起起落落演绎在中国不同的城市之间。但他的精神深处，始终荡漾着徽商的情愫与顽强不屈的徽商精神。

　　当然，时代在变，不但企业家在“逐水草而居”，古老的中原大地也在变迁。

　　走近山西太原的平遥古城，你会发现：当年闻名天下的“日升昌”票号，这座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的所在地，如今与其相隔约3000米远的地方，树起了一座叫做“晋源泰”的民营金融机构———去年12月28日，这里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小额放贷试点的民营银行(同时获批的还有“日升隆 )。历史，在这里交汇，构成了新的风景。

　　于是展开联想：晋商、徽商，500年的辉煌，曾经演绎了“龟兔赛跑”的喜剧。在历史剧中，晋商、徽商显然是清醒的“兔子”，遥遥领先于古代中国的商圈。拿现在的晋商、徽商和历史比，和浙商、苏商、粤商、闽商等商帮相比，大概算得上是“龟”，且是比“兔子”贪睡的“龟”。

　　如此类比，并不是给晋商、徽商泼冷水。因为，现代版的“龟兔赛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比赛环境的改变。如果说，先前的“龟兔赛跑”是在陆地进行，现在的赛跑是在“海”里展开的。

　　“龟”的生命基因善游泳，这是他们在现代版“龟兔赛跑”中所拥有的优势。事实也如此，无论晋商、徽商，无论是要打造商业资本、还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市场经济观念的革新，以及对传统商帮文化的继承是其畅游商海的根本“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