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缘》一文   

读罢华的《缘》一文不胜感慨，四十多年前的如烟往事又一次如此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正如华所说的，咱三人间的朋友之缘源于特殊的‘文革’时期。正值豆蔻年华的我们怀着美好的憧憬倘佯在知识的海洋中，然而，突如其来的这场运动几乎在一夜间击碎我们所有美好的梦幻，平日书声朗朗的校园充斥着的是漫天飞舞的大字报，风度儒雅的教师被带上高帽子批斗游街。更可怕的是小小年纪的我们也因所谓的家庭问题而受株连，我们在迷茫，困惑和忐忑中度日。也许正是这相同的境遇使我和华，琪走到一起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我们常聚在一起偷着乐。推着华爸那辆‘兰铃’牌老‘坦克’学骑车，操场上荡漾着我们的笑声，遗憾的是，胆小的我至今都没敢骑车上路。带上俺爸那架‘莱卡’相机学拍摄，终于也懂得了如何调节光圈，速度和距离，直至今天，我们三人对摄影仍情有独钟。我们学绣花，彼此交流好的花样，令我惊讶的是去年回国见八十多岁的俺妈用的仍是我当年绣的枕套。我们还有幸加入了在虹口中学排练的全区学生毛泽东诗词大合唱队伍，当我们一身戎装出现在舞台时，心里别提有多兴奋。过后我还特意定制了一件军装，一直保存至今。。。。。。

然而更多的时间是三人围坐在一起海阔天空，在谈笑风生中释放着心中的郁闷，小小的空间成了我们快乐的天地。我喜欢听华沉稳清晰娓娓道来的谈话方式，也喜欢琪那风趣幽默侃侃而谈的说话语气，三人中年龄最小的我往往是她们忠实的听众。有时在华那仅6，7平米但又十分整洁的亭子间，我的视线会停留在桌上的镜框许久，镜中人便是我永远无法亲历却又难以忘怀的华那美丽而又端庄的母亲。我们是琪家的常客，闲聊时琪的母亲也积极参与，操着她那浓重的宁波话向我们讲述老上海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能笔录下来，那绝对是新版小说《上海的早晨》。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那物质和精神极其匮乏的年代，书籍成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一本本被视为封，资，修精神毒品的经典名著在我们间悄悄传阅，犹如一缕阳光，一片绿洲和潺潺流水，在我们的眼中，世界变得多彩起来。也就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莫泊桑，雨果，巴尔扎克，契可夫，托尔斯泰以及他们的作品，我特喜欢普西金的抒情长诗，甚至会不分昼夜地抄录。我们各抒己见交流读书心得，从个人不同的视角评价书中人物，而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就这样日子在一天天走过，三人的友情也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喧天锣鼓声中，华和琪分赴南疆北域战天斗地。分别在即三人来到四川北路上的洪流照相馆合影留念，当年为我们照相的那位年轻小伙至今是山阴路‘思妮’相馆的老板，去年回国陪儿子拍护照照，年近60的他竟然依稀记得当年拍照的情景并问候了华和琪，我真佩服他的好记性，我想有机会咱三人再请他为我们照张‘三老太合影照’，岂不更有趣吗？

好朋友离开了上海，令我这‘留守’小妹不胜伤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于是盼信，读信，复信便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确的一部分。我喜欢读华的信，喜欢她那娟秀的字，流畅的文笔以及充满诗情画意的描述，她仿佛把我带到七彩云南，阿诗玛的故乡，每每读她的信，给我的感觉她不是去接受‘再教育’的，而是一位在体验生活的艺术家。我也爱看琪的信，尽管和华的文风迥异，但鲜明率真的个性跃然纸上，集体户中每一成员在她笔下栩栩如生，插队生活的磨砺和快乐一一展现，特别是淳朴的延边农民的那份真情着实让我也感动。琪在回上海若干年后曾带女儿回访她的第二故乡，探望当地的父老乡亲，琪的那颗感恩之心不由我肃然起敬。此乃后话，想到提一提也无妨。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都相继为人妻，为人母，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虽各忙各的但无论是近在咫尺或千里之遥却时时牵挂，常常问候，。记得，几年前我随区教育代表团赴云南考察，华和其先生到我下榻的宾馆并接我去她家小坐。返程时，在机场侯机厅又见夫妇俩捧着一大束花匆匆赶来为我送行，给了我意外的惊喜也慕煞了全团的老师。如今这花早已枯萎凋谢，但友情之花却永驻我心间。偶尔华回上海，就会早早告之，安排聚会。三人的交谈依然无拘无束，却多了一份儿女情长。三人的合影中又多了我们儿女可爱的脸庞。两位朋友育女有方，分别毕业于清华，复旦的硕士才女现分别为公司的中流砥柱和医院的心内科医师，我真为她们高兴。如今，我们都已心态平和地进入了退休期，虽天各一方但通过网络，电话传递着彼此的信息，延续着我们的友情并将至永远。

   感谢华的《缘》一文带给我的回忆和感动。我想，在漫漫人生长河中舟楫往来，千帆过尽，驻足回首，想一想：来一次世间容易吗？有一次相遇容易吗？叫一声朋友容易吗？让我们学会珍惜，真正感受她的美好之处。

                                                                            缘

“同学一场是缘”。是的，因为这份缘，我和刘珊、林佳琪三人结下了一生的友情。漫漫人生路上，寂寞和忧愁有人倾诉，欢乐和喜悦有人分享，千里之外有人牵挂着你，这是怎样的幸福啊。

这一切源于文化大革命。因为家庭都受冲击，感同身受我们也不忍目睹老师被批斗凌侮；怕重压下的家长再添担心，我们都不去串联。停课了那我们做什么呢？文化大革命据说可以摧毁一切，却摧毁不了少女活泼的天性。暗淡的青春岁月，因为友谊而有了几分色彩。

我们相约：到学校宝安路操场上学脚踏车，刚刚会骑还摇摇晃晃，就忙着带上另一个，结果是一起摔得四脚朝天，不觉得身上痛却笑疼了肚子。

我们学摄影，那时的老相机需要多实践来掌握光圈、速度、距离，那我们就互相拍来拍去，新沪校园里那两栋欧式建筑成了最佳背景。

我们搜索“漏网”的文学作品，传阅并交流读后感。

我们参加几所中学联合的毛主席诗词大合唱，由音乐才子梁佑仁校友（外号小皮球）激情指挥。排练和演出，我们一起感受了多声部合唱的魅力。

更多的时候，我们相互串门玩耍。我也因此认识了两位好朋友的母亲。她们都优雅而坚韧，是我成长中的榜样。

刘妈妈是干练的职业妇女。她总是忙碌，与她交谈觉得语速稍快，简洁而亲切。她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部门领导，她侍奉母亲，养育了四个好儿女。慢慢的我懂了：一个女人要象她那样做好生活中的每个角色，一定是有坚强的毅力，奉献精神和聪明才智。我常心中默祷，愿敬爱的刘妈妈快乐健康长寿。

林妈妈是贤能的主妇。我们喜欢在她家度过下午茶时光，听她讲一点人情世故，跟她学会了编织、刺绣，甚至翻丝棉、拌色拉之类的家务活。国和家都处在困难时期，外面的世界美与丑、善与恶全都概念颠倒，林妈妈依然坚守她的信条：爱美、爱家人、爱生活。买不到鲜花，她用一只漂亮的瓷盘养一棵白菜芯，也能开出温馨的菜花来装点生活。

忽然有一天，敲锣打鼓庆祝最高指示最新发表，让我们在接受再教育的大旗下，去实践老人家的教导。分别在即，我们三人到洪流照相馆合影留念。从此天南海北，相距千里。林佳琪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先去了吉林，我因畏惧寒冷稍后远赴云南。一直忘不了林妈妈来我家送行，她的临别赠礼让我感到忘年之交的情谊，那是古人谓之相思帕的手绢，她说云南天热做农活出汗多，多带上些去。已在天国的林妈妈啊，我是常常怀念她的慈爱。

时光倏忽，现在我们都成了退休老太婆，依然天各一方，刘珊远赴美利坚，我仍在云之南，只有林佳琪留守故乡。四十年来，靠鸿雁传书、海底光缆、因特网，我们传递感情。偶尔相聚，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这情缘，有诗为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莫佩华    
                                                                                                                      己丑秋日于昆明  

也忆张诚一老师

看了莫佩华同学回忆张诚一老师的文章后，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 也象又被拉回到那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年代。

我比莫佩华同学低一个年级，虽然也有幸得到张老师的教授。但由于初二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教学生活都被停止了，与张老师接触的时间比较短，印象也可能没有莫佩华深刻。但他的温文尔雅、耐心和循循善诱，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在他低调、谨慎的表象下，其实也很难掩饰住那横溢的才华。撇开他的书法暂时不说，高超、娴熟的琴艺和对民族音乐的理解及讲解，确实令我敬佩不已！

我跟张老师学的是二胡，由于这一类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大多数也都是某一门课的任课老师。因而有一天学琴之余，我曾问张老师在教哪个班、哪一门课？他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但仍然是很温和地回答说：“我是犯过错误的人，暂时还不能给同学们上课”。我的心一惊，隐隐产生一种同情，也立即悟出了他低调、谨慎的原因。因为家父早在1959年前就遭到了迫害，并被遣送甘肃劳动改造，“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实际是饿死在了那里。少年的我，其实早已在童年时代就有了一颗沉重、敏感的心！

后来不久就听同学说，张老师是脱帽右派。从中也可看出，张老师他不仅真诚，也是一个对共产党信任和抱有希望的人。因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团体不信任和不抱希望，是不会提意见的；提意见正说明还有一种信任和希望。希望其听取、改进，或至少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相信其一定能从善如流，不断地有所提高、进步。当然，从中也可看出张老师的真诚。因为一个不真诚的人也是不会提意见的。其实50年代中、初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都是真心实意的拥护，并抱有很高的期望；太多的资料说明了这一点。遗憾的是，“反右”运动终究还是汹涌而至，至少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今天，历史已经证明：“反右”完全是一场浩劫！

张老师较快就“脱帽”，还说明他“改造”得也是不错的。从右派到脱帽，又到允许他当我们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想必他对共产党、对工作、对生活又燃起了希望。但也相信他万万没有想到，另一场更大的浩劫很快就会接踵而至。1966年下半年蓄谋已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铺天盖地而来，连我这个“黑五类”的子女，都被班上第一批加入红卫兵的同学点名叫出来，站在同学们的面前，狠狠地被警告、教训了一顿；更不必说张老师这个脱帽右派了。果然不久就听同学说全校有147个老师被带上高帽子、弯腰90度被罚站在一幢平房平顶上接受批斗，批判声、口号声可谓震耳欲聋。不用说张老师也必在其中！真不知他当时的心情怎样、还存希望吗？另一位才华横溢、心气高傲的“右派”张友白老师倒是绝望地自杀了；他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允许有个性的！闻知后我也是一阵惊悚。张老师肯定没有自杀，因为如自杀一定会听说的。就是不知他后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给家人带来了什么影响、连累？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以后他重上讲台了吗？有没有再练书法？张老师的书法这么有造诣，我先是模糊知道，后来听莫佩华同学说起才清楚了起来。“上海市新沪中学”的校名都是他的墨宝，真了不起！幸运的是镌刻在校徽上的，我至今还保存着。说来，如果他还活着，至少已经80多岁了。身体还健康、心智还清楚吗？如果能知道当年的学生还怀念着他，那该有多好啊！

所以，莫佩华同学的回忆文章也说明：世上一切真、善、美的东西，人们是会记住的！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记录下来，传播开来、传存下去；反之世上一切假、丑、恶的东西，人们也会记住的，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记录下来，传播开来、传存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相对更相信的一定是这些真实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现在的几代人和今后的曾、祖、父乃至老祖宗留下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而普通老百姓一般是没有必要说谎的。尽管这些东西只是历史的片段，而历史恰恰是由这些片段构成。最可贵的是这些东西的“真实”，因为只有这些真实的被还原了的历史，才是我们思考和判断是非的真正基础和条件。所以一个人、一个团体倒底给民族、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什么，不在于其怎样吹嘘、宣传，而在于他实实在在地做了什么。所以我想，不仅口碑、进而“思考和判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吧。

缪兴

2009年中秋写于昆明

附注：缪兴校友现任教于云南师范大学，我们曾经在一个公社插队落户。他也关注我们的同学网，并情不自禁地写下这篇回忆文章。
恰如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老三篇〉中的经典评论，张诚一老师“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不过我也疑惑，要是都象缪兴这样积极投稿参与，我们班的同学网岂不成了新沪中学校友网？   莫佩华

看达利艺术展

今年，适逢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逝世二十周年，8月，“达利”相隔多年后又来到上海美术馆。几年前曾在上海和巴塞罗那观赏过他的作品，再次站在魔幻大师的作品前，仍然感到新奇感到愉悦。这次展览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的达利作品展，看到了他最重要的青铜雕塑、一些以文学作品为题材的绘画、插图、玻璃雕塑、以及以达利为灵感的家具、拼贴作品等。尽管达利最精华的油画作品不在其内，但还是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非凡创造力。能在家门口看到世界一流大师的三百多件作品，是一份幸运，有些美术爱好者还特意从外地赶来。

萨尔瓦多.达利1904年出生于西班牙，他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与毕加索、马蒂斯一起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画家。达利青年时代在马德里美术学院接受过正统的美术教育，但他不喜欢循规蹈矩，他是一位不断探索和进步的艺术家，并且几乎在所有的艺术载体上工作，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大量的油画，水彩画作品，还包括许多雕塑作品、舞台布景、电影制作、珠宝设计等等。

超现实主义美术强调梦幻与现实的统一才是绝对的真实，力图把生与死，梦境与现实统一起来，具有神秘、恐怖、怪诞等特点。这个流派并非达利首创，但是，由于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美术作品而影响深远。20世纪30年代，达利逐渐将超现实主义推向高潮，他从探索佛洛伊德的潜意识出发，将现实世界的钟表、权杖、蚂蚁、蝴蝶……，精神世界的欲望、生存、死亡……，通过诸多荒诞扭曲的形象进行违反常理的组合，构成作品的狂想曲。如这次展出的雕塑作品《时间的轮廓》、《记忆的永恒》等形象，无不充满忧虑、荒诞、离奇和悲欢，同时又蕴藏着无尽的激情和想象，把内心的荒诞与梦境加入客观世界，使幻想具有真实性。

这次展览中的大亮点，是全球现存的最大的达利油画《着魔》，作品约有5米见方，几乎占据了展厅的大半个墙面。这幅画是1945年达利为著名悬念大师希区柯克导演拍摄的好莱坞电影《爱德华大夫》而特意创作的。画面上无数巨大而惊恐的眼睛张望着四周，和电影里梦境片段中出现的眼球相呼应，从中可窥出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忧虑，充分表现了达利所特有的奇思妙想。

达利经常用超现实主义来解释古典宗教故事，在青铜雕塑《天使印象》中，他用一个拇指来表示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力量，而生命则用树的枝杈来体现。在右边的神表现出人类的特点，左边沉思中的天使，翅膀用一支拐杖撑着。神性在宗教中的含义被提升，他的创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观看达利的版画、水彩作品，有许多是根据世界文学名著而画的主题创作，如《哈姆雷特》、《神曲》、《十日谈》等。展览中居然还有一件跟中国有关的作品，即达利创作的一套8件版画《毛泽东》，除了一幅用凹凸版印刷的毛泽东书法作品《沁园春·雪》之外，画面上出现一条龙，这是达利根据诗意和他的想像力进行的插图般的创作。还有一件雕塑，达利拓展了法国巴比仲画派米勒的名画《晚钟》，运用对比的手法，两个在原野上祈祷的农民被缩小，而他们所祈祷的面包却被无限放大，由此可见他异乎寻常的想象力。

解读达利是一次快乐而有意味的视觉旅行，三百多件作品让上海美术馆成为达利的世界，成为一个想象的磁场。观众以年轻人居多，也包括一些年轻的老外，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看达利。 现场总会看到一些家长，不时地弯腰俯身为儿女来点启发或指点迷津。由于雕塑作品的文字说明都直接贴在作品底座上，而且字体极小，为了要看清说明，许多观众都俯下身去贴近了看，因此，展馆内随处可见对着达利雕塑躬身致敬的人们。他们专注的眼神，透出对美术的喜爱，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的探求，还有父母对孩子的期待——打开想象力的翅膀。

“魔幻达利几人识”这是〈文汇报〉达利专版的标题。是的，习惯于传统审美方式的我们，面对达利要达到真正的感悟，并非易事。可喜的是当今社会文明、开放和包容的程度，与二十年多前，将西方现代派艺术看作离径叛道、视为洪水猛兽的状态，已截然不同，这是时代的进步。现代艺术的重要特点，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事艺术创作，任何写实、抽象、梦幻的风格都可以尝试。达利原创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作品回味无穷，并不是所有的经典都可以如此令人反复回味的。在设计无处不在的今天，达利以惊人的想象力，奇妙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和时尚。

                                                                                           Wangchao

                                                           回忆张诚一老师

   一枚新沪中学的老校徽，竟有同学还知道上面是总务处张诚一老师的墨宝。可见记得他并敬重他的，不止我一人。
    初一进校不久，学校民乐队组建招人，大好机会积极报考，因此而认识了民乐队唯一的指导老师张诚一。我们班有三位同学加入乐队，吴漪雯和我选修扬琴，张高瑾学秦琴。
    张老师当时似乎刚摘了所谓右派分子的帽子，没能上讲台。也许领导觉得只让他在总务处打杂实在可惜，由他来组建指导这个课余文艺团体确是慧眼识珠。民族乐器的“十八般武艺”，张老师真是样样“来事”，而琵琶是他的最爱。
    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进步很快。由于当时的环境，主要是练习“学习雷锋好榜样”之类的曲子。也曾在校内外演出过。为了提高队员的艺术修养和演奏技巧，张老师总有他的办法。他将自己收藏的扬琴专业书借给我们，做为在家练习的曲目，那是一些经典扬琴名曲“旱天雷”“紫竹调”等等。他曾组织星期天古典民乐欣赏课，听大师们演奏的唱片，大开眼界。他为我们演奏琵琶曲“十面埋伏”用琴弦来描叙楚汉相争垓下之战，当他激情表现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之势时，拨断了琴弦，也让聆听的少女倾倒。
    这一切都随着文革的到来嘎然而止。而我对张诚一老师的记忆也永远定格在1966年：四十来岁正值壮年，外貌俊逸儒雅，总给我们笑容来表示鼓励和赞赏。

                                                                                                                   莫佩华

附记：莫佩华同学还邮来昆明四季调照片一组，请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