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本上平时很少在BLOG上讨论严肃的话题，就算有也是发发牢骚，老舍茶馆说了“不谈国事”。那天写稿子看到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实在是狗屁不通，摄于人民日报是大客户还非要摘一摘不可，于是转述了一句骂了一骂，没想到引起很多人的感想。

“文化应在创新中求发展，要不畏文化对话，系统地审视和整理“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相结合，形成中华文化的现代版。”——人大代表尹继佐。

一句话，不就是一个传统文化要有序发展的问题吗？犯得着用这种八股文罗里八嗦的拉七杂八的讲一大堆吗？又扯五四又扯马克思，竟拿些大帽子唬人，是，人大代表有文化的确实不怎么多，但也犯不着拿各种理论显摆自己。您怎么不干脆写篇论文在人大会议上做个报告呢——当然，人大会议没有时间听他做这种报告。

所以，撇开这句话背后究竟有没有道理不说，首先要看他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这话。一个代表既然发言，目的是给人大提建议，是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不是买弄学术，也不是搞学术讨论，他既然提到五四，就应该明白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就应该知道他这句话属于典型的新八股文风，跟我那篇闲得无聊所做反张艺谋八股檄文基本属于一个文风——只不过他的八股比我更高明些——但是八股高明有什么用呢——奸相严嵩还写得一手好青词呢！

2、再者，人民日报的记者如果把这句话写进文章里面，你记者也好编辑也好就必须要把这话用人话解释清楚了，而不是用程朱理学把四书五经里拿一句话出来再做一篇八股文。梁启超说为什么要办报纸，就是为了“启迪民智”，梁启超的办报理念在孙中山那会儿就已经落后了，你现在还弄一篇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文章拿出来放在报纸上占那么大一片位置，那记者想干什么？编辑想干什么？

3、抛开代表和人民日报的问题不说，也说说禁书的问题。《新闻界》和《伶人往事》我都买了，说说感想吧。

《新闻界》写得很好，触目惊心。一个朋友曾经在博里写，“与广州相比，北京上海的传媒人多为政客。他们往往以做官为导向，并不以经营好媒体，做职业传媒人为荣！”当然，广州的传媒人也未见得都是职业传媒人，恐怕政客也并不在少数。

但是更触目惊心的不是作者写的那些内幕，新闻界那些事——无外乎政治家办报，没有什么理想可言。更触目惊心的是作者并未因此而觉得无奈和悲伤，而是自觉的将主角升官当作一种荣耀，完全设身处地的站在了一个政客的立场之上，而丧失了身为报人的风骨——当然这些是实情也是必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谁会甘心只当个秀才呢？既然有衣食父母，当然是与有荣焉。

至于章诒和，其实个人倒并不喜欢她写的东西。她的激动是一种失去奢华生活以后的激动，而不是不被尊重的激动。她总是先描写一样东西怎么怎么好，然后这样东西就被人抢走了。

资产阶级的生活富足优雅，但未见得就真有那么高尚。更应当令人愤怒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被践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重点绝不是一个人的财产遭到劫掠。一味宣扬这种东西不一定就会引起同情，毕竟那时候的罪恶不仅仅是强盗那么简单。相比之下，我觉得陈丹燕笔下的红颜遗事反而有从容不迫的美感。上海永安公司的小姐，一瞬间失去了一切，丈夫也被政府枪毙，但还是依然能够保持宁静的心绪生活下去，这种贵族气质，才真正令人尊重。

为别人的苦难呐喊和为自己的苦难呐喊，本质上应该还是有区别的。章诒和之于伶人文人，与鲁迅之于祥林嫂润土相比，章先生尚有很长的心路要走。

所以个人认为章诒和的文笔固然不错，写作方式却不太高明。当然这也可能跟她的经历有关，1968至1978年，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董桥这样流亡在外的遗老遗少相比，她有大苦大难后的情绪激动，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