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多妻制是学术界很少注意的问题,节度使多妻制的出现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存在的多妻现象;二是归义军节度使通过多妻制达到与敦煌各个大姓之间联姻,以维护自己政权的目地。从张议潮、张淮深到曹氏归义军的曹议金等,都采取多妻联姻。归义军时期敦煌百姓中多妻是一种普遍现象,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为弥补因战争导致的性比例失调、人口锐减等采取的一项补救措施。
关键词: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多妻制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3)04-0038-08
晚唐五代敦煌婚姻关系中的多妻制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谭蝉雪先生在《敦煌婚姻文化》中,提出多妻制的原因主要是子嗣、妻妾现象和社会特权等[1](102-108);高国藩认为多妻主要是为了增加人口,多妻制具有普遍性[2](176-180);陈永胜认为是敦煌地区性比例失调造成的社会现实[3](162-165);郑学檬认为一是性比例失调,二是敦煌地区女性地位较高、不愿接受地位卑微“妾”的称呼[4](19-27)。针对归义军政权上层婚姻关系中的多妻问题,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多的研究。对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史的研究中,我们越深入越感到很多问题的疑惑,特别是对归义军节度使的夫人研究始终是一笔糊涂账,各有各的说法,有时一处一个说法,不但是论文之间的研究存在很多矛盾,即便是每个人的论述,也是一个阶段一个说法。关于首任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父亲张谦逸夫人,有的研究认为张谦逸娶妻安氏,也有认为张谦逸娶妻是其它人,因此张谦逸就有娶两个妇人的可能;研究张淮深被杀原因的专家学者中,也有将部分原因归结为张淮深的庶子所致,因此张淮深也有双妻制的问题。曹议金是曹氏归义军的首任节度使,从敦煌文献的记载及其学术界研究的成果看,曹议金有甘州回鹘天公主和宋氏两位夫人,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看,曹元德也有存在两个夫人的可能。这就给学术界提出一个必须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及其高级官员是否存在双妻或者多妻制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解决归义军政权很多问题的关键,也是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妇女问题的重要内容。我们根据敦煌文献及其莫高窟供养人题记,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研究,力图对归义军政权上层的婚姻状况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
一
张谦逸娶妻安氏,虽然没有直接文献资料表明,但是根据敦煌文书P3551《药师琉璃光如来赞并序》记载:“则有清河张,敦煌郡大都督赐紫金鱼袋并万户侯,其公则威光奕奕,皎似珠星;精彩岩岩,净如冰雪。授赐南朝,拜谢重恩;腾星进路,德奉天庭;承恩回还,暗色来侵,不遑本郡。则有都督夫人安氏,岁在笄初,花姿发艳;似春沼之开莲;素质凝辉,等秋地之堪同;念金兰义切,恩结发情深。”[5](306)表明吐蕃统治时期敦煌郡有姓张的大都督曾经娶粟特人安氏为妻,而安氏信仰佛教,出资抄写过《药师琉璃光如来赞》。这位张姓的大都督经过我们研究得知,就是张议潮的父亲张谦逸。P3554号《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并序》记载,河西节度使尚书张议潮以前曾经到过拉萨:“昔尚书曾赴逻娑,引道神人,祭水河边,龙兴紫盖,池现圣鸟,气运冲星,阵上回风,击添雷电。”[5](402)这次张议潮出使拉萨,很可能就是跟随其父张谦逸去的。安氏为乞求出使顺利,专门出资请人撰写了这篇《药师琉璃光如来赞并序》。这样,我们实际上就确定了张议潮的父亲张谦逸的夫人是安氏,出身于移居敦煌的粟特人后裔。张谦逸是否还有其他夫人,这是问题的关键。贺世哲先生经过对敦煌莫高窟第156窟研究,认为张淮深仅主持第156窟前室和甬道绘画,窟主还是张议潮本人。该窟主室东壁门上画三身男供养人像,题记漫漶,“画女供养人像两身(后面一身是侍女),面向南,题名为‘亡母赠宋国太夫人陈氏一心供养’。‘太夫人’是对长辈的尊称,张淮深母亲是巨鹿索氏,非陈氏。‘亡母陈氏’当系张议潮的母亲,陈氏对面的三身男供养人像当系张议潮的父亲张谦逸、哥哥张议潭以及张议潮自己”[6](194-236)。如果这个看法不误的话,张谦逸又有一位夫人姓陈,可能出自敦煌望称颖川陈氏家族。表明张议潮的父亲张谦逸最少有两个夫人,一个姓陈一个姓安。从文献记载看,二者的身份都是夫人,不存在妻妾尊卑高下之分。不同的是,从文献记载看,陈氏的年龄比安氏的年龄要大一些,主要是因为陈氏先于安氏而亡。至于陈氏不封颍川而封宋国夫人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就是陈氏不是敦煌的大姓豪宗。
张议潮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其夫人姓宋,这在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有很多记载,如第156窟是张议潮所建的功德窟,该窟甬道南壁有张议潮、张淮深的供养人像,甬道北壁第一身就是“敕宋国河内郡君太夫人广平宋氏一心供养”像,南壁下绘有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驱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北壁绘有司空夫人宋氏行李车马和“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另外在第94窟等供养人中,也有宋氏供养像和供养人题记,张议潮除了宋氏之外还有没有夫人?从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的记载看,张议潮的夫人除了宋氏之外还有其它人,如:从第156窟主室西壁龛下南向第六身“夫人索氏一心供养”,第八身“夫人傅氏一心供养”,第九身“夫人□□一心供养”。这样,这些女性是张议潮的夫人还是张氏家族其它成员的夫人?我们根据第156窟的窟主是张议潮,因此这些夫人与张议潮应当是同辈,主室不存在其它人重修的可能,所以我们认为其中肯定存在张议潮其它夫人。敦煌莫高窟第94窟号称司空窟供养人题记,正好证实张议潮的夫人决不仅仅只有宋氏一人,还有范阳卢氏。第94窟主室南壁中段有母武威郡太夫人巨鹿索氏一心供养像,北壁中段第一身是“叔母宋国太夫人宋氏”,第四身题名“叔母范阳卢氏”[6](72-74)。既然第二、第三身是叔母身份,表明张议潮最少有两位夫人,即河内宋氏和范阳卢氏,此外,还有索氏、傅氏等。
张氏归义军政权第二任节度使张淮深的夫人是颖川陈氏,在《张淮深造窟功德记》中,留有陈氏的记载:“夫人,颖川陈氏,柔容美德,淑行兼仁;闺门处治理之心,抚下施贞明之爱;居尊不弃于蚕桑,在贵不忘于……花笺出降于……虔诚奉讫,共建莲宫……”[5](267-279)根据《张淮深墓志铭》记载:“公以大顺元年二月廿二日殒毙于本郡……兼夫人颖川陈氏,六子:长曰延晖、次延礼、次延寿、次延锷、次延信、次延武等,并连坟一茔。”[5](301)张淮深与陈氏连同六子被杀,但是,在《张淮深造窟功德碑》中,记载的张淮深儿子却还有延思、延嗣没有被杀。所以,邓文宽先生根据这一点并墓志铭中记载到的“竖牛作孽”典故,认为张淮深是被其庶子延思、延嗣等人联合其叔父张淮鼎所杀,故称死不以道[7](70-80)。如果邓文宽先生的推断正确的话,张淮深应当还有一位夫人,即延思和延嗣的母亲,表明张淮深至少有两位夫人。敦煌莫高窟第138窟被北壁西向第十二身题名:“河西节度使张公夫人后敕授武威郡太夫人阴氏一心供养”[6](64)。这位节度使张公就是第156窟前室北壁《莫高窟记》东侧供养人题名记载的张公,即张氏归义军第二任节度使张淮深,武威郡阴氏就是张淮深的夫人。
二
曹氏归义军政权的首任节度使是曹议金,曹议金有两位夫人并见载敦煌文献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特别是释门发愿文中,曹议金的这两位夫人是一起出现的,表明她们两个地位相当,都是曹议金的正夫人。曹议金夫人敦煌宋氏,主要见载于P4638《曹氏夫人宋氏邈真赞并序》:
夫人者,即前河西陇右一十一州节度使曹大王之夫人也。广平鼎族,膺婺宿而诞质河湟;天假英姿,禀神沙而降临莲府。年当丱岁,播淑德于宫门。贵族千求,结婚聘于王。因得母仪婉顺,柔行每振于一川。妇道俱明,规范恒彰与五郡。温恭立性,名高传九族之中。愕节清贞,美响透六亲之内。冰清皎洁,桃李莫比其芳颜。玉貌争鲜,松柏难夺其神志。眉偷初月,颊类红莲。秀丽越于西施,雅操过于南蜀。三从实备,能遵姜女之贤。四德皆通,岂亚秋胡之妇。庭训善政,育子晓五教之风。治理宫闱,谋孙探四儒之术。方保坤仪转曜,同岳石而齐坚。桂叶恒芳,等沧海而长寿。奈何天夺人愿,祸逼琼颜。神起妖灾,并臻内阁。遥寻秘术,延生之效难陈。远访良师,再活之期何有。辞天公主,嘱托便照于孤遗。别男司空,何世再逢于玉眷。郎君辟踊,二州天地而苍黄。小娘子悲啼,百鸟同哀而助泣[5](225)。
在这篇邈真赞中,我们可以明显得到这样几种信息,即宋氏是曹议金的夫人而不是庶夫人,她迟于曹议金而早于甘州回鹘天公主而死,死时嘱托天公主便照其孤遗,表明她有子女。而在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甘州回鹘天公主与宋氏出现时,宋氏始终排列在天公主之后,这并不能说明宋氏的地位低或者宋氏是曹议金的庶夫人,而是曹氏归义军政权对外政策的产物。因为曹议金同甘州回鹘天公主的结合是一种政治婚姻,这种婚姻是畸形婚姻,主要为加强曹氏归义军政权同甘州回鹘睦邻友好的关系,所以回鹘天公主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处于宋氏之上。经研究认为,回鹘天公主是天复四年之前嫁给曹议金的[8](112-118),至于宋氏何时嫁给曹议金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们认为肯定要早于回鹘天公主。曹议金除了回鹘天公主和宋氏之外还有没有其它夫人,根据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题记的记载,曹议金有三个夫人,该窟主室东壁门南侧北向第一身是回鹘天公主,第二身题名“郡君太夫人巨鹿故索氏一心供养”,第三身题名“郡君太夫人广平宋氏一心供养”。经过专家的研究,第98窟是后唐同光年间所开凿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一文称:“曹议金建成第98窟的时间应当在同光(公元923-925)前后。”,在这个时期索氏已经病逝,说明他才是曹议金的第一个夫人,由于死的时间比较早,或者死后没有留下来子女,特别是她的活动或者在世时间是在曹议金执掌归义军政权之前,发愿文中都没有她的记载。这样曹议金就有三个夫人,二汉一胡,宋氏、索氏是敦煌的主要汉族大姓,回鹘李氏是曹氏归义军政权联盟的主要对象,通过婚姻关系,建立多民族的胡汉联盟政权。
清泰三年(935)曹议金病逝,由曹元德接替曹议金出任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在位时间很短,到939年就病逝,前后仅仅有五年。在曹元德任节度使时期开凿的石窟中,明确记载到曹元德夫人的地方并不多,而且非常不明确。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所绘制的供养人中是有曹元德夫人的,但是在历史变迁中漫漶掉了,今天我们看不到她(或者她们)的供养人题记;二是曹元德在位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开凿像样的石窟,所以曹元德的夫人也就没有绘进石窟中。无论如何,敦煌文书和石窟供养人题记中,应当留有她们的记载。莫高窟第108窟甬道南壁西向第一身是曹议金,第二身题名:“敕河西归义军节度押蕃落等使检校司空谯郡开国公曹元德一心供养”。主室东壁门南侧女性供养人中,有郡君太夫人巨鹿索氏、郡君太夫人广平宋氏,这是曹议金的两位汉族夫人供养像,北壁东向第九身“新妇翟氏一心供养”,第十一身“新妇小娘子阴氏供养”[6](51-55),这两位被称之为新妇的翟氏、阴氏很可能就是曹元德的夫人。阴氏不但参加曹氏家族的石窟建造,同时还积极调解了曹元德与佛教高僧之间的矛盾。保存于敦煌文书中的S526《归义军曹氏时期武威郡夫人阴氏致某和尚书》,有的专家研究说这是阴氏同和尚的情书[9],实际上这是节度夫人出面调解节度使与僧团之间矛盾的书信,也是敦煌妇女参政和在佛教传播施加影响的最好的例证。文书记载道:
弟子夫人别有少事上告尊慈,幸望法德甫垂听念。前者东去之时,弟子情多恋切,意极思深,尽力接待,竭心侍足,如斯邀勒,不可听留,便是前行,违背迷士。已后诸官人口说:和尚去时于阿郎极有唱说不是。阿郎寻自知闻,转甚烦恼。只为和尚在此之日,小来如兄如弟,似水似鱼,递互谦恭,不闻弱事。今者不知为甚唱说恶名,左右人闻,名价不善,倍多罗塞,欲得和尚要回来,要知腹事。弟子如今渴仰法慈,请归上府,即为满愿矣。又缘肃州甘州世界不安,斗乱作恶。若和尚东去者,不同别僧行脚,师僧是州主尊师,或遭逢急难之时,便说阿郎不是。有此难事,阿郎猥私,共弟子颇甚烦恼。伏希和尚要假归回,在此止住;恒将惠药,每启智光,似除三毒之疾源,用超六尘之暗蔽,即可教化毕终矣。闰五月□日弟子武威郡夫人阴氏(印)上[10](38)。
根据内容可以确定,这位称作为弟子武威郡阴氏的女性是节度使的夫人,她出面给敦煌佛教教团的某位州主尊师写信,是因为传说这位和尚与阿郎唱说不是,有了矛盾,希望和尚回来和好。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位阴姓的节度使夫人是哪个时期,他的丈夫是谁,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线索,很可能就是曹元德的夫人阴氏。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敦煌其它文书得到证实,敦煌文书S2241《归义军时期君者者与北宅夫人书》称:“孟冬渐寒,伏惟北宅夫人司空小娘子尊体起居万福。即日君者者人马平善与□□□不用忧心,即当妙矣。切嘱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福,祆寺燃灯□劫不望。又嘱司空,更兼兵士远送,前程善咨令公,赐与羊酒优劳,合有信仪。在于沿路,不及晨送。谨奉状起居,不宣,谨状。十月十九日公主君者者状上北宅夫人妆前。”[10](23)司空是指曹元德,这位北宅夫人很可能就是曹元德的夫人阴氏。这是曹元德带兵马护送甘州回鹘天公主下嫁甘州的书信,表明曹元德的夫人在曹元德时期也是积极参与归义军政权事务,融合协调敦煌地区政教关系,并参与处理对外事务。但是可惜的是曹元德在位时间太短了,来不及发挥阴氏的能力和才智,就被迫退出归义军政权的活动圈子。不论如何,曹元德有两个夫人,一个姓翟、一个姓阴,也是胡汉联姻。
公元939年曹元德病逝,曹元深接任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在位时间也不长,仅有五年就病死了。关于曹元深夫人,无论是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还是敦煌文献,都没有明确的记载,这为我们研究和考订曹元深夫人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曹元深于944年病死,由曹元忠接替他出任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是归义军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节度使,关于曹元忠的夫人活动,最频繁的是翟氏,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她出身于胡姓家族,很可能与回鹘或者粟特人关系密切。曹元忠夫人翟氏对佛教的信仰不但对翟氏家族有巨大的影响,同时更重要的是对曹氏家族的影响和带动作用。龙兴寺和灵图寺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主要官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官经主要收藏在这两个寺院,曹元忠任归义军节度使阶段,曾经利用敦煌佛教教团的力量转读龙兴、灵图二寺的藏经一变。而夫人翟氏是这次活动的倡导者,并积极参与了这次转经活动,带领曹氏女性供养具如经巾、幡等。S3565《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浔阳郡夫人等供养具疏》记载,之前是曹元忠为启扬鸿愿设斋功德疏称请大德九人于龙楼上开龙兴、灵图二寺大藏经一变,供养疏称:“弟子敕河西节度使检校太保曹元忠,以浔阳郡夫人及姑姨姊妹娘子等共造供养具疏。造五色锦绣经巾壹条,杂彩幡额壹条,银泥幡施入法门寺,永充供养。右件功德今并圆就,请忏念。赐紫沙门闻。”[11](98)曹元忠的姑姨姊妹等女性都加入这次作功德活动中,其中没有见到曹元忠的其它夫人。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很多关于曹元忠与翟氏夫人在佛教法会活动中发愿舍施的文体,这对于研究翟氏夫人的活动很有帮助。P2982《后周显德四年(957)九月梁国夫人浔阳翟氏结坛供僧舍施回向疏》:“结坛三日,供僧壹柒人,施小绫子壹匹,充经亻亲。土布叁匹半,充见前经亻亲。羊皮两张,充坛主。纸壹帖,充法事。右件结坛供僧舍施所申意者,奉为龙天八部,护卫疆场。梵释四王,保安社稷。次愿亡过尊考,早游极乐之宫;见在枝罗,长临福禄之庆。然后灾随风卷,祸逐云奔;雨顺风调,俱沾吉庆。今因坛罢,令遣诣就道场,谒仰慈门,希垂回向,谨疏。显德四年九月□日弟子梁国夫人浔阳翟氏疏。”[11](96)而在其它的舍施发愿文中曹元忠虽然没有和翟氏夫人一起发愿,但是每件发愿文中都有与翟氏夫人有关的发愿内容,这也充分表明翟氏夫人在曹元忠时期地位的重要。S5973《宋开宝七年(974)正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施入回向疏》、《宋开宝七年(974)二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施入回向疏》发愿文中,帝王、大王之后提到的“夫人花容,同桂兰而永茂”可能就是翟氏夫人。
我们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佛教史,基本上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归义军时期的佛教是一个平稳的发展时期,这种平稳的发展既得之于政治上的稳定,同时也与曹元忠和翟氏夫人的推动分不开。没有他们的推进,佛教进入这样的大发展时期是很难的。莫高窟大型的石窟主要开凿于晚唐五代的归义军时期,特别是曹氏归义军时期,其中以曹元忠夫妇开凿的石窟最多也最大,这不能不说是得力于曹元忠夫妇对佛教的信仰和弘扬。
曹元忠夫人翟氏,对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曹元忠执政时期佛教传播的推动上。曹元忠执政时期,敦煌地区的百姓官吏开窟造像,都要将翟氏作为主要供养人画在石窟的显要位置,如莫高窟第5窟窟主是杜彦弘,这个石窟是敦煌杜氏的家窟,该窟甬道北壁西向第一身绘制的是“敕受凉国夫人浔阳翟氏”[6](3),就是曹元忠夫人翟氏。在翟氏的带动下,曹氏家族的女性不是在依附其家族或者丈夫名下进行开窟造寺,而是曹氏家族女性联合起来单独开窟造寺。第61窟是她所开凿的石窟,主室南壁有施主敕授浔阳郡夫人翟氏一心供养像,同列还有几位女性值得我们注意,第十三身至第十五身:“新妇小娘子阴氏一心供养”、“新妇小娘子翟氏一心供养”、“新妇小娘子邓氏一心供养”[6](20)。虽然翟氏不在主要位置,从供养人题记看,她是主要的倡导者和出资人,是这次开窟造像的核心人物,由此可见翟氏在曹氏家族中的影响力。绘制于翟氏之后的这四位新妇,显然不可能是曹元忠的哥哥曹元德和曹元深的夫人,也不可能是曹元忠的儿子曹延禄等人的夫人,因此这里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些女性是曹元忠的其它夫人。
曹元忠死后,由曹延恭出任归义军节度使,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甬道南壁西向供养人第一身,是皇祖敕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节度使检校侍中兼中书令托西大王曹议金,第二身是叔父敕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天册西平王曹元忠,第三身是窟主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关内营田押蕃落等使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五百户曹延恭,第四身是新敕授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供养像,主室南壁东向第四身“窟主敕授清河郡夫人慕容氏一心供养”[6](454)。显然这位慕容氏就是曹延恭的夫人,至于曹延恭是否还有无其它夫人,由于文献记载和石窟题记记载的缺乏,我们只有留待以后研究,但是从慕容氏供养像所处位置看,她的前后还有女性供养人像,这些供养人像中,很可能还有曹延恭的其它夫人存在。
曹延禄出任节度使的时间并不短,但是关于曹延禄夫人的资料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少,曹延禄有几位夫人及其这些夫人出身的家族姓氏,都有待在以后的文献刊布中去解决。
曹延禄死后,由曹宗寿接任节度使,关于曹宗寿的夫人,根据俄藏敦煌文献Ф322《宋咸平五年五月五日曹宗寿夫妇施经题记》记载,是济北郡氾氏:“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氾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造帙子及添写卷轴,入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12](415)敦煌氾氏是敦煌的大姓,敦煌文书中保存有记载氾氏家族的家传,S1889《敦煌氾氏人物传》,对氾氏家世记载比较清楚:敦煌氾氏源自济北郡卢县,汉成帝和平元年徙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孝廉纪世,声誉有闻”[13](120-124)。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氾国忠带领玉关驿户发动了一场针对吐蕃驻守敦煌官吏的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吐蕃节儿等官员被杀,足以证实氾氏家族对敦煌地方政治的影响和势力之强大。另外从吐蕃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看,氾氏家族有人担任都法律之职。晚唐五代敦煌氾氏家族根据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记载:“龙沙鼎鼐,盛族孤标。”[5](41-43)敦煌地区有以氾氏命名的村落如氾家庄、氾法律庄、氾都知庄、氾押衙庄等[14],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有这样多的氾氏村落,表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氾氏势力和人数上都有很大的优势。另外,敦煌归义军政权中任职的氾姓人也很多,上自都押衙、都知兵马使、都头、马步都虞候,下至节度押衙、团头、宅官、孔目官、乡官、十将、教练、兵马使等,都有氾氏家族人担任。敦煌邈真赞中,就记载有曹氏归义军节度内亲从都头兼左厢马步军都知兵马使氾府君[5],还有瓜州衙推氾愿长带领瓜州合城僧俗百姓上书敦煌归义军节度使请求为慕容使君(即慕容归盈)建立神庙[15](179-209)。足以看出氾氏对归义军政权特别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影响之大。曹氏与氾氏的联姻非常早,从敦煌莫高窟第98窟女性供养人题记中看出,曹氏家族与氾氏家族联姻实际上从曹议金时期或者更早已经开始了,有很多曹氏家族的女性出嫁给敦煌氾氏家族,或者娶氾氏家族女性为妻:“故婆沙州诸军事夫人氾氏供养”;“妹第十四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氾氏”,“侄女小娘子出适氾氏”。从供养人题记看,敦煌曹氏家族与氾氏家族联姻时间比较早,到曹议金时期,曾经将妹及侄女出嫁与敦煌氾氏,曹氏与氾氏家族的这种联姻,使曹议金在代替张承奉再建归义军政权的过程中,得到了氾氏家族的强有力支持。晚唐五代敦煌氾氏家族信仰佛教,并在佛教教团中也有很大的势力,有大唐敕授归义军应管内外都僧统充佛法主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氾福高[5](371-372),都僧统氾嗣宗[5](510)。所以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发展与氾氏家族关系密切,曹宗寿与夫人氾氏造经帙等,也有加强同佛教教团的联系和取得佛教界的支持有关。报恩寺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主要官寺之一,根据我们研究,报恩寺收藏有《大藏经》[16](338-357),曹宗寿与夫人氾氏向报恩寺施舍这样多的经帙和卷轴,表明曹氏与报恩寺关系密切以及报恩寺在敦煌佛教教团中地位之重要。
曹贤顺是曹氏归义军政权,也是整个敦煌归义军政权的最后一任节度使,敦煌文献中保存他的资料非常少,特别是关于他的夫人的资料几乎看不到,我们只有留待以后研究解决。
三
通过以上我们对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中几位担任节度使的夫人及其夫人数量、出身家族进行研究考证,除了曹延禄、曹贤顺的夫人没有办法考订出来外,其它节度使一般娶妻都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种情况不仅仅是节度使本人娶几位夫人,即便是其家庭的其它男性娶好几位夫人也习以为常。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一夫多妻的情况比较普遍,我想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同时也受到了其它民族习俗的影响。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由于经常进行战争,特别是张氏归义军时期发生了很多的战争,而且战争的规模都比较大,男性是战争的主要承担者,因此,晚唐五代敦煌男性的损耗是比较大的,出现了性比例严重失调,这样,政府就有意放松对男性娶妻数量的限制,特别是作为归义军节度使,没有人能对他们娶妻多少进行任何限制。其次,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僧尼出家比例来说,女性在很长时间一直远远超出男性,这不仅仅是政府对女性人口控制较松的原因,而是女性人口过剩所致,放松对女性出家限制是政府调节人口性比例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政策结果使人口数量减少,又与政府目的相互矛盾。为了保证人口数量稳定持续增长,又使性比例不至于严重失调而产生社会问题,所以允许部分男性在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多妻或者纳妾是归义军政权采取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措施。
问题是归义军时期节度使多妻还有其另外的原因,就是婚姻是作为一种政治的辅助手段出现的,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大姓执掌政权的情况比较严重,每位节度使的上台或者政权的取得,与其它大姓的支持分不开,婚姻是他们取得其它大姓支持并加强合作关系的主要手段,所以,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几乎每位都娶好几位夫人,夫人之间的地位有时并不因为她与节度使本人成亲的时间迟早分尊卑贵贱,而是决定于她们家族或者本人在敦煌的影响力,婚姻的多元化实际上是畸形政治的产物。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的多妻制出现有其深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虽然唐律规定一夫一妻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因时间地点不同而面临的社会问题各异,并没有一成不变地彻底执行。中原地区是这样,在边地由于战争频发、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调而彻底放开。在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敦煌和高昌地区,多妻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如《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记载,户主47岁的程思楚有三个妻子:妻马载36岁,职资妻空;妻常载32岁,职资妻空;妻郑载31岁;职资天宝五载帐后附漏,空。弟39岁的思忠有妻二:忠妻郑载27岁;忠妻郑载22岁。弟35岁的思太有妻二:太妻李载29岁;太妻白载28岁。户主程什住78岁,有妻二妾一:妻茹载68岁;妻王载47岁;妾茹阿妙载57岁。户主77岁的程仁贞有妻二人:妻宋载69岁,妻安载61岁。户主51岁的程大忠有妻二人:妻张载53岁,妻宋载22岁。户主47岁的程大庆有妻二人:妻画载45岁;妻卑载35岁。户主49岁的程智意有妻二人:妻郑载45岁;妻薛载36岁[17](171-181)。所记载的程姓六户九个已婚男性中,有三妻1人,二妻一妾1人,二妻6人,一妻者仅1人。另外S514《唐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籍》安大忠户中记载到:亡叔妻张年37岁,寡;亡叔妻张年44岁,寡[17](154)。表明安大忠叔娶妻二人。从这个记载看出一夫一妻制度形同虚设,而沿用成俗的是多妻制度,这一制度在唐朝敦煌的实行,对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的多妻制的实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但敦煌地区是这样,就是临近敦煌的西州地区同样也执行一夫多妻制,如68TAM103:18/4(A)《唐男粟粟户残籍》记载,粟粟的父亲娶妻最少三人:妻李年20岁、妻赵年15岁、妻范年16岁[18](125)。表明西州同敦煌地区一样,一个男性可以娶几个妻子。
唐代敦煌地区的一夫多妻制度在吐蕃和归义军时期得到继续沿用。根据S542《戌年(818)沙州诸寺寺户妻放毛簿》记载,安均有妻和小妇;S3782《子年(9世纪前期)五月左二将百姓泛履倩等户籍》记载,泛国珍有妻张念念、小妇宠宠;还有另外一户有妻和小妇。表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一夫多妻制仍然被沿用,只是称法有所变化,年龄大的称妻,年龄小称小妇。
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后,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人口,因此归义军政权一建立,就着手户口清查和人口登记,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归义军建立初期的各种户籍簿中得到证实。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的多妻制度,一方面是继承了这种传统的婚姻状况,因为多妻制度在中国有其悠久的历史,但是妻妾分明,作为妻子只有一人,即一嫡多妾。但是在唐代敦煌地区出现了双嫡、多嫡现象,这种现象直接影响到归义军政权最高管理者的婚姻关系,利用和沿用敦煌地区已经行用很多年的多妻制度,以加强归义军政权与敦煌诸大姓间的政治联盟关系非常必要。不仅仅在归义军最高层是这样,就是一般普通百姓,只要经济情况允许,都可以续嫡多妻。S4577《癸酉年(973)十月五日杨将头遗物分配凭据》:“癸酉年十月五日申时,杨将头遗留与小妻富子伯师一口,又镜架匮子,又舍一院。妻仙子大锅壹口。定千与驴壹头,白迭袄子一,玉腰带两条。定女一斗锅子一口。定胜鏊子一,又匮壹口。”[17](154)杨将头有两房妻室,即富子和仙子,表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一夫多妻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这种敦煌地区历史上的多妻制度的实行沿用,就构成了归义军政权多妻制度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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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茂海】
Research on Jiedushi’s Polygyny of the Guiyi Arm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ZHENG Bing-lin, XU Xiao-li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of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Polygyny of the Gui-yi-Army of Dunhuang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has not attracted scholarsdanyinghao 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 According to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not only did Zhang Yichao, Zhang Huaishen, Cao Yijin and other local rulers own more than one wife,but, at the same time, polygyny was very popular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 Besides Tibetandanyinghaos influence and population proportion, political demands needs can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Key words: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Dunhuang; the Gui-yi-jun Regime; Polygy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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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3-7-25
作者简介:郑炳林(1956-),男,陕西黄陵县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中古西区域史和敦煌学研究;徐晓丽(1966-),内蒙古通辽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妇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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