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讲故事前，先来看一幅画：《马拉之死》。此画，据说存于卢浮宫，可诡异的是，我10月5日进卢浮宫时并未看到此画，按道理说，如此一幅名画，即使不能与尊贵的德乔孔多夫人共享荣光，至少也该跻身于《自由女神引导人民》与《大宫女》之中吧。
雅克-路易.大卫有比之更重要的作品--《皇帝拿破仑一世加冕》和《萨宾妇女》，也许就是马拉之死不能堂而皇之地摆在显眼处的原因。
马拉生于1743年的瑞士，死于1793年的巴黎，是个长袖善舞的人物，既是宫廷医生，又是物理学家和法学家。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立刻投身政治，写了不少引导舆论的文章和书，后来还出版报纸，专门煽动法国人对贵族和皇族的愤恨，同时大肆宣扬暴力革命的正义性。而他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了你的斗志，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
后人称他为煽动叛乱者。
马拉据说是个“个子矮小、形体畸形、面容丑陋”的家伙（short in stature, deformed in person, and hideous in face）。他还患有学名为“疱疹性皮炎”（dermatitis herpetiformis）的皮肤病，必须每日花不少时间泡在掺有药水的浴盆里以缓解病痛，因此，大多数时候，他也是在浴盆里处理各类与革命和政治有关的事务，例如记下可疑的“反革命分子”名单等。
让马拉死于浴盆的女子叫夏洛特.科黛，据说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政治女青年，她母亲是贵族后裔，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去，她父亲只好把她送到在诺曼底的姑母处，她在当地一个修道院里读了许多伏尔泰、卢梭的著作，完成了政治启蒙，拥有了温和的民主思想。科黛虽不是保皇党，但她不能忍受血腥的镇压，包括让法王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和1792年的大屠杀（总计约一千二百名多数属触犯普通法而被捕的罪犯未经审判便被屠杀），对于当时法国血流成河的革命暴乱事件，她认为马拉是元凶之一，他的煽动言论，让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也让许多无辜的生命葬送断头台。
出于这种憎恨，1793年的7月12日，科黛爬到马拉所住的那栋房子的二楼，要求见马拉，遭到贴身仆人的拒绝，理由是先生病了，不能见客。第二天，科黛再去，同样遭到拒绝，而这回，在浴缸里躺着的马拉听到外面传来的女子声音，就让人给她开门。进去以后，科黛坐在浴缸旁的小凳上，对马拉说，先生，我有一样东西，它能打动你心。然后，她就拿出一把短剑，直刺马拉心脏。
事后，科黛没有逃跑，静待抓捕。据说，在“革命法庭”受审时，科黛是这样为自己刺杀马拉的行动辩护的：
问：“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
答：“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
问：“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
答：“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问：“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答：“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接着，她就像罗伯斯比尔要处死路易十六国王时说的，大声说道：
“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
1793年7月17日，夏洛特·科黛被送上断头台。
故事讲完了，我不能说它是精确的，因为，我发现这个刺杀的经历有许多版本，细节都不一样。甚至是对马拉之死，法国人民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同是雅各宾派的雅克-路易.大卫本来就是马拉的好友，常到他家中商量政务。事件发生后，他马上到了马拉家中，开始着手创作《马拉之死》，几乎是将他描画成殉道的圣人，一个受难的英雄。而另一位影响力相对较弱的画家波德利却创作了一幅《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则将科黛塑造成一个英勇无惧的不凡女性。
这一段历史，应是不少人所知晓的，我之所以对它产生兴趣，其实，与一本书有关--《Walks Through Lost Paris》by Leonard Pitt。要说这本书，还得先介绍巴黎赫赫有名的莎士比亚书店，在LP手册里，高居巴黎“十大必看”之亚军。这家书店历史悠久，亨利米勒称它为“图书的仙境”，但真正让它成为传奇的是1922年莎士比亚书店出版了《尤利西斯》，当时，根本没有其它出版商愿意付梓这本现代派文学之高峰。1941年纳粹关闭这家书店前，它是海明威笔下“迷惘的一代”聚会地点，而在1951年重开后，又吸引了一群“垮掉派诗人”。可以说，这家书店，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和文学是没完没了的纠结。
巴黎的第二天上午，刚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拜访完王尔德同学，文学的兴致正盎然，转身就来寻觅这家传奇书店，感受一下诗人们遗留下来的气息，其实，他们离开并没有多久呀。
历史类书籍是放在书店的第一排书架，而我正好想找点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书，就驻足不前了，而这本《穿行逝去的巴黎》，被放在书架前的当眼处，显然是书店的重点推荐。
我拿了起来，翻了几页，原来是讲逝去的巴黎街区。作者是个美国人，曾旅居巴黎多年，后来因缘巧合，他发现自以为历史悠久的巴黎街区，只有区区一百来年历史，我想，这真相让他有点吃不消，随后，他一头埋进了国家档案馆，翻大量的旧资料和影像档案，东拼西凑，终于将那个失去的巴黎找了回来，再结合今日巴黎，成就此书。
确实是一本很适合即将造访巴黎的旅行者观看的书。
（附图：莎士比亚书店）
今晚，读到34页的“Rue de l'Ecole de Medecine”。这是一条街名，与Haussmann大力建造的Saint-Germain大道相交错。这条不显眼的小巷，却曾是污血横流之地，也是赫赫有名的谋杀马拉事件的发生地。因为，当年，马拉就住在这条街上。他的房子可以在下面这幅图中看到，就是街的尽头，那栋带尖尖角楼的房子。房子在马拉死后依然屹立，一直到1876因扩建医药学校而被拆除。
不过，马拉却不是这条街最有名的住客。那个最有名的住客是丹东，他的邻居。请留意左边那些带有拱形窗的建筑，革命者丹东同学和他的妻子Gabrielle就住在其中的一座二楼。这条街因丹东而得名，所以后来在小广场竖了一座丹东的雕像，那条街上还有一家丹东咖啡店，几乎上百年历史，有幸避过Haussmann的辣手而存留至今。据说，司法部长丹东被政敌以叛国之罪逮捕，并送上断头台时，对罗伯斯庇尔说过这样的话：我失去头颅的同时，这个国家失去了它的理性。当它的理性恢复时，也就轮到你的人头落地了。（I lose my head at the moment that the Nation loses its mind.When it recovers,you shall lose yours.）
这条街除了丹东和马拉外，还住了另一位与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的人，他是一名狂热的律师，名字叫Camille Desmoulins，正是此公在1789年的7月12日，率先在Palais Royal garden发表了他的公众演说，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攻打巴士底狱。
他也上了断头台，黄泉路上做伴的，还有他年轻貌美的妻子。
十八世纪，法国的断头台还真没闲着啊。
小曼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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