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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只在我梦里，

民生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涨价心。

华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已然是外国心，

我的立场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利益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有几斤?
不论何法，

不论何物，

价不涨不行。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涨价的声音，

就算生在中国也改变不了，

我的涨价心！

二、八荣八耻（资改派版）

[作者：majiali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以自由主义为荣，以共产主义为耻；

以三和两全为荣，以阶级斗争为耻；

以服务资本为荣，以服务人民为耻；

以伪善低调为荣，以敢作敢为为耻；

以随扈领导为荣，以独立调研为耻；

以贪污万万为荣，以贪污百万为耻；

以为Ｘ说话为荣，以为民说话为耻；

以惊人房价为荣，以降低房价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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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矿难损失的不只是上百条生命，也包括中国的国家形象。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英陈璟贝发自北京 2009年11月21日零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但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悄地降临黑龙江省鹤岗市新兴煤矿500米深处的528名矿工。“瓦斯浓度超标，情况危急！”1点37分，瓦检员告急。工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向地面撤离。2点30分，爆炸发生了。截至本报发稿，528人中有107人的生命终止在“11·21”，还有1人被困井中生死未卜。今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中国矿难发生了。

    “我们觉得很奇怪，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会像中国这样，矿难频发。这一点外国人很难理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首席记者吉米·福洛库鲁斯直言不讳，本报记者遇到他时，他的同事们刚刚就黑龙江矿难发了一条新闻，吉米说，“中国正在世界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矿难频发，给中国在国外的形象大大减分，影响很不好。”

鹤岗矿难成为世界话题

    这起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瓦斯爆炸事故被认为是近两年来最严重的矿难，事故发生后，许多外媒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起矿难的新闻，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均派记者赴鹤岗报道，中国矿难再次成为世界话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煤矿安全问题备受指责，这次也不例外。美国《华盛顿邮报》22日的文章写道：“一夜之间突然翻番的死亡人数，让21日发生在中国东北的矿难成为今年最严重的矿难，并再次突出了中国糟糕的矿井安全记录。”法新社的报道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中国的生产安全令人担忧，中国在矿业、工厂和建筑工地每年有数千人死亡，在利润和生产需求的推动下，安全要求往往不能被足够重视”。《纽约时报》认为，尽管中国高官对煤矿事故表示关注近些年越来越常见，并再三要求提高安全生产措施，但恶性矿难仍不断出现。因为最近6年，煤炭价格一直很高，吸引了很多企业加入这一行业。

    与以往有些不同的是这次爆炸矿井的身份引起普遍关注。“中国经常发生煤矿事故，但周六的这起煤矿爆炸不太寻常。”《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因为它涉及中国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的黑龙江龙煤集团经营的一座大型煤矿。”香港《苹果日报》称鹤岗煤矿是“黑龙江四大矿区中煤质最好、产量最高的煤矿；安全设施也是内地最先进，有地下定位及煤气自动监测系统。龙煤集团是黑龙江大型国企，内地520家国有重点企业之一。”

    以往的矿难大多数发生在一些政府设法关闭的小型无证煤窑，近年来，中央政府关停了数百家规模较小的私营煤矿，或将它们并入国营煤矿，后者通常被认为更安全。而在被认为比小型私人煤窑更安全的的大型国有煤矿发生安全事故，外媒用了“异常罕见”一词来评价，认为不排除是今年内地提早进入寒冬，能源供应紧张，为加快采煤而忽视井下安全导致出事。

    美联社的评论称“此次矿难凸显出政府在维持产量的同时加强安全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华尔街日报》则认为事故凸显出电煤大量需求背后的高昂的人命代价。

    事故不断损害中国形象

    矿难事故在中国发生率很高，虽然自2002年以后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依然保持在全球较高水平，这令中国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

    在众多外媒看来，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安全生产，是导致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国有煤矿还是私营矿井，老板都把煤炭产量提高到超出生产条件允许水平的程度而忽视安全措施。”尤其是私营煤矿，更是声名狼藉，“不少矿主生活穷奢极欲，却吝啬于投资煤矿的安全设备，只求最快最多地榨取利润。”以至于“中国工人死伤人数之多已经使中国在国际上出了名，蒙了羞”。

    中国的煤矿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煤矿之一”，而在中国当矿工则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这是中国经济全速增长景象的另一面。”法国《解放报》评论道，“矿工在为中国经济机器的全速运转付出沉重代价。”香港《东方日报》则将其称之为“带血的GDP”，因为“内地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就有一个人死亡。”

    在吉米看来，外国媒体之所以关注中国矿难，是因为这暴露中国现在迅速崛起中的社会问题：中国虽然成为了超级生产大国，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只注重片面地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而不关注劳动者的生存安全保障和基本权益保障。

    中国中央政府对减少事故所做的种种努力被高度肯定，但在频发的事故面前，这些措施的效果却受到质疑。“中央政府虽然三令五申，但是地方政府落实起来还是存在诸多漏洞。”吉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们关注这背后是否有地方政府和生产企业的权钱交易。”事实上，地方执法者常常与生产企业达成某种默契，为私人煤矿充当保护伞甚至直接参与开采煤矿的生意，“一些官员就是煤矿的大股东”已成为众人皆知的秘密，而“为了避免自己与非法企业的关系曝光，地方官员总是习惯性地瞒报”。这些行为常为外媒诟病，使中国地方官员形象不佳。

    为此，中央政府颁布问责制政策，要求“地方政府最高官员需对辖区内重大事故负责”。但在香港《南华早报》看来，“我们可以轻易让县长、市长甚至市委书记停职或免职，可我们却不能开除所有与富人有关系的各部门负责人，富人会向与他们直接联系的官员行贿”。德国《世界报》也表示，“中国曾自豪地宣称已开除了4500名与煤矿私下勾结的地方干部，却无法解决隶属利益集团的官员和监管机构腐败堕落问题。”香港《新报》同样认为，“仅靠摘除行政官员的乌纱对防治矿难成效不彰，不对有关责任人施以严厉的刑罚处治，不对矿主判以重罚，禁止其再涉足煤矿业，恐怕不足引起煤矿经营者对安全生产的重视，避免矿难一再发生。”本来有助改善中国形象的问责制反而成了诟病的对象。

治理需要上升到国家形象高度

    鹤岗矿难发生后，许多外媒都捕捉到了中国领导人与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画面，“但这种正面报道不会太集中，西方媒体习惯于报忧不报喜，各大媒体多把焦点集中在遇难矿工悲痛欲绝的家属身上，政府的安抚不到位，以及他们的抗议等都被突出，这会对中国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在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看来，“其实许多海外读者甚至都不知道黑龙江在中国的哪里，但如果一次次发生类似的事故，负面的效应就会不断积累，久而久之海外读者就会对中国矿难建立起一个相当负面的印象。”

    专家们呼吁，今后的矿难治理还需上升到国家形象的高度，因为不仅国人在看，世界也在看。曾担任过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的周世俭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矿难各国都有，但都没有我们的人员死亡率高，这一是因为我们设备普遍比较落后，二是安全检测系统跟不上，另外就是太过于强调GDP，这次鹤岗矿难就是为追求产量而忽视了安全。以后我们一定要重视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宁愿少出媒，也要保人保安全，不使中国的国际形象蒙受损失。”

    (国际先驱导报)

二、世界日报：负责任大国要从矿山安全做起[作者黄土高原]

    中新网11月26日电美国《世界日报》26日刊发社论文章评论黑龙江的新兴矿难，文章说，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要从国内的事情做起，要从矿山的安全机制做起。

　　文章摘录如下：

　　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瓦斯爆炸的噩耗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世界的头上，也泼在海内外华人的头上，100多名受难者的家属呼天喊地的悲戚，展现在电视的镜头前，让人心碎，也让人深思。一个实时的反应就是，温家宝总理不同意中美两国带领世界的说法有道理，至少中国还是有许多内部的问题急需解决，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要从国内的事情做起，要从矿山的安全机制做起。

　　当然，煤矿瓦斯爆炸，在国外，在西方先进国家也会发生，只责难中国并不公平。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中国，矿难，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却始终无法解决，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更为严重的是，之前不少矿难是在非法经营的小矿山发生，可以责难贪婪的矿主，责难受贿的监管部门，但这次是国营的大煤矿，数字化管理水平较高，矿难发生，国家责任难以推卸，只求业绩，草菅人命的结构性问题昭然若揭。我们当然也要公平肯定，北京当局在处理类似大灾难的时候，进步很大。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第一时间批示，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实时赶到煤矿指挥救难，黑龙江省长栗战书实时承担主要责任，总工会立刻拨款百万救济受难者家属，事故责任认定也符合事实，没有文过饰非，危机处理可算及格。但是，仍然有几大问题必须正视。

　　首先，自然是发展与安全的矛盾，这体现在对生命的尊重上。这个季度，中国发展速度达到十个百分点以上，在世界仍然在走出金融海啸上挣扎的时候，中国的速度可谓是飞跑了，一枝独秀让全球羡慕，但是，一场大矿难，令人震惊，一如省长栗战书指出的，这是带血的GDP增长，请问，经济发展藐视人命，这样的发展目的何在？现在世界都在讲绿色GDP，但中国如果还是血腥的红色GDP，那大国强国的自豪感又何在呢？这个思路不改变，生产安全意识上不来。

　　其次，灾后处理的人性化措施。不错，现在的中国，大灾难发生后，官方媒体能实时报导，指挥救灾速度也快，但是，由于地方官员总是想蒙蔽上面，控制遇难者家属，不让造成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以至于每次灾难，都呈现出家属与当局的冲突，不像先进国家，一有事情发生，小区支持，各方祈福，共同疗伤，人性温情温馨成了遇害家属疗伤止痛的良药。这是中国成长为大国必须学会的功课，而成功必须建立在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小区的信任，对人与人信任的基础之上。

　　第三，权责相副，处理真实的问题，不错，自山西前省长于幼军类似人祸灾难道歉之后，省长主动承担责任道歉已经成为惯例，问题是，这样的道歉不应该只是成为例行公事，或者政治做秀，如果省长真的有问题，那就应该一鞠躬下台，不是转个圈又高升了，那是愚弄民众。实际上，民众要求的不是高官认错，而是实事求是，让那个该负责的官员下台，如果是玩忽职守，那就绳之以法，决不宽贷。如果在这样的国内事务上，各级政府不能成为负责任的政府，那怎么能期待，在国际上，中国真的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强国？

　　人们都说，美国无小事，因为它是超级大国，对世界影响巨大，因此，它国内的一个小事，都会成为全球舆论上的大事。同样，中国人希望中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享受那样的尊严，那么，中国就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所有在国内发生的事情，不要怕被用放大镜来观照，大国就是要有勇气不怕“家丑外扬”，在压力中完善发展，成为典范。中国的GDP发展，应该是绿色的、人性的、平衡的、完善的，而不是带着鲜血、哭泣、黑暗。

    注：这个命题好啊

[陕西李甲才]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wNote.asp?Board_ID=1-2&ID=614558

    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领土不断扩大，相继搞成了50多个州，俄罗斯也一样，彼得大帝以后，面积扩张到全世界最大，至今世界上很少有人敢去论证那一块地位未定，那些是强制划归到版图内的？强烈的强国意志和当时的实力、机遇结合在一起，既成就了超大国家的广阔地域，又增加了民族的爱国凝聚力。世界几百年的历史证明，越大的越大，越小的越小。捷克斯洛伐克有多大？硬分成两块；南斯拉夫大不大？分成了几块？还要再分出个科索沃。

    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同原属巴基斯坦的孟加拉国一样，地理位置无自然联结的一体性，但就是不能按那里的人民的愿望自决选择分与合。台湾的问题根本就无丝毫的地位争议余地，但却越搞越复杂，还有中印边界，原因在那里？为什么长期理不清？

    自1840年以来，国家领土领海丢失的太多了，一窝蜂地抢占中国领土领海的大小国家均得到领土领海的扩大。除毛主席时代中止了分裂割地的势头外，此后再无要拿回失地的勇气和魄力的当权团体。给外国惯了一个不愿改正的意识：中国的地方占的久了，有关当局表面上应付几句，之后就从默认转为“谈判”正式承认，因而觊觎中国领土领海的图谋始终未能停止，这是1840年以后的惯性反弹。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推行霸权主义的，想搞扩张的，和中国的分裂势结合在一起，能拿走的拿走，拿不走的先从中国割裂出去。台湾问题在这种国际和周围环境中成了难以解决的难题，是人不是人的都来插手涉足。不是“题难”难，而是怕麻烦不知难而进。

    自从毛主席在上世纪70年代，抓住有利时机逼走美国在台驻军之后，在此起点上，再无任何新的进展，一再退让，反而使其要价越来越多。不提解放台湾，忌讳讲“不放弃武力”，高调宣扬和平统一，反复讲些毫无实质意义的、每届都有增减或变动的、名词不断翻新的对台声明、谈话、决议之类，使台越来越有了独立性的内外部“氛围”。资本主义的西德吃掉了不是资本主义的东德，主办这件事的科尔应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榜样。对周边国家过去脱离中国大家庭的，如蒙古等，也可有针对性的做些收回的意向性工作，不进则退，不大则小。缅甸有些人想归集到中国，应及时大力支持。

    尽管制定了《反对国家分裂法》，如同其它的法律一样，没有任何可按法操作的可行性，又在具体行动上反复让步、让利、妥协，不但未得到趋于统一的实行和意向迹象，反使分裂行为和思想逐步蔓延扩大，还使台湾的资本主义方式直接冲击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又引发出钓鱼岛、南海岛屿的领土领海复杂纷争，产生了本不应有的领海纠纷。美国干涉中国的领土主权不正面抵制，看见装没看见的示弱表现，使其成为习以为常的家常便饭，轻蔑的对十多亿人的国家的欺侮行为毫不在乎。中华民族蒙羞屈辱。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应虚心学习美国新老布什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捍卫美国的利益垄断中东石油，有条件上（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打仗有了借口），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武器清查完了，无大规模杀伤武器，造假说有又发动战争）。大陆收回台湾有百分之几百的理由。以美国的国家安全意识为“榜样”，就能对比出中国的不足。1962年，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古巴开始安装几个威力不大的导弹时，还未搞成，其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限期撤离的讲话。就是古巴真有几个导弹，能把美国咋样，动得了几个毫毛？标准高了更求高，“福重了更惜福”。中国的国防近距离的摆上台湾这么大个缺口，放任无期限，国家国防安全何在？也可能是“虱子多了不痒”吧！台湾目前的武器装备绝对大于古巴，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是和平统一的象征？

    抓住解决台湾这个矛盾重点，就能推动其它矛盾的简便化解决，也可省去外交活动中无休止的没年没月的赞赏国外“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容人侵犯的国家没有人敢侵犯，在国家领土争端上，再合理的退让都难以取得争端的合理化解。暂时的停止是酝酿下一次的开始。如同体育比赛一样，最好的防卫是反击。

    理应规避以往这届领导讲几条，那届又是几条，以后的再来几条，这不是等于前几次的都无用了吗？现在讲的过几年不也成为以前的了吗？目前解决台湾回归统一问题，与领袖时代相比，缺魄力不缺时机，缺决心不缺实力，缺将帅发令不缺将士奋战的激情。顺乎民意，为了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就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次台湾人民，为民族再一次建功立业。解决台湾问题不能“引喻先义”，敷衍塞责，久拖不决。应有几条能顶事的不变措施，努力贯彻，方能解决。

    1、统一台湾，两岸均利。大陆事大，“台湾事小”，应有这个战略估价。强势督促台湾当局放弃“不统”的思维和言行，谁不统一谁就是在毁灭台湾人民。不必过分理睬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应有和大国相适应的强者气度，敢自己决定自己国内的事情。要有毛主席为珍宝岛巴掌大的地方大动干戈的爱国精神，可以免去诸多麻烦。

    2、大陆与台湾一水相隔，继续无期限分裂，海岸线始终洞开缺口，全中国的国防领土安全绝对高于一点人一小块地方的台湾，不有期限的接受和平统一的方案，必然是武力统一。依赖国外势力抗拒台湾回归，军事制裁就成为别无选择的唯一途径。已经过了60年，再久拖不决，全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3、争取和平统一应有一个内定的期限。台湾和平解决不了，一定要立足于武力解放。国家的统一是党和政府一项其码的职责。抓紧做好两方面工作，文武并举，以武带文，只有使武力意识上升到一定高度，才能达到和平统一。当年不打下天津，北京能和平解决？统一认识，旗帜鲜明的反对美化国民党的历史与现状的影视剧、出版物之类和报刊文章的传播，清理驳斥一些卖国分裂言论，扫清不利于回归统一的舆论和影响。

    4、明确立场。台湾继续进口进攻性武器就证明不配合和平统一方针，就应封锁台湾海峡，不宜计较暂时的经济得失。武力促使台湾回归祖国，两岸既能消除分离的不安全感，一心一意搞经济，又能一劳永逸解的消除国防“漏洞”，节省的费用绝对大于两岸军备的付出。

    5、要有必胜的信念，解放台湾，祖国统一是正义的事业，也有充分的理由。外国搞领土扩张，中国就不能把自己的领土保住统一在一起？不必过分计较美国的介入。当年解放战争、朝鲜战争都有美军，那时不怕，现在怕什么？没有武力便没有和平，立足于武力，才可能取得和平统一的功效。南海等岛屿，中国与周边国家有过不去的事吗？保持了不受侵犯吗？凡进入中国领土、领海、领空的要敢于打，一时打不好也不要紧，敢打就能打好。毛主席时代也不是对侵犯者每次都打击的很成功。此举可使内外清楚明白，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消除掉人家犯我，我不犯人，我必忍、必让、必退的已成定论，树立一个新形象。

    6、一个中国本来就是不用强调而台湾应自有的共识，应郑重声明正告这一点，独立分裂就意味着灭亡。“一国两制”已退让到底，是底线，还能再退到一国成两国？过分仁至义尽的友善和谈，在这类问题上适得其反，还使台湾当局还有了错觉的信号，反而不利于台湾的长治久安。
    统筹解决台湾回收要有进有退，在解决实质问题上应有进，在让利示好上，无效果应该退。台湾当局要甘当外国的附庸走卒，是西方反中国社会主义的前沿阵地，岂是一点让利便能回心转意。这边这么大，多少人？那边那么小，几个人？根本无任何抗衡的资质，反而抗衡至今，就显得成了对等的一方。最小化了大陆，最大化了台湾，难怪台湾几个头头到大陆来受到超级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拿不动、不想干的事还可请帮忙的吗？中国过去有，现在难道就没有能拿动解决台湾问题的人吗？如果国庆军阵不是摆设，解放台湾应该没有问题。几千亿美元买债券如打水漂一样，一个7·5疆独闹事就死伤几千，解放台湾能花几个钱？能死伤几个人？反共反社是不同政见的问题，可以争论，让社会实践检验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叛卖分裂历来为任何国家所不容。缺乏应有的爱国精神和主权原则，似乎台独、藏独、疆独也成了谈判桌上的问题，分裂国家是没有任何谈判余地的犯罪行为。目前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等事？美英法能坐视这种内外行为扩散？
    要有点突破性的创新思路，“抛砖引玉”，找理由谈事。台湾当局可否将台湾划出一半交大陆，大陆将福建邻近台湾的地方划出同等或稍多一点也可以交台湾，先彻底消除独立分裂隐患，还扩大了台湾的生存空间，则暂时统一不到一起也可以等待。过去国共谈判中解放区和国统区也有过地块调整的先例。

    当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剿共复国，免了“两个中国”的麻烦，后来者不叫嚣反攻大陆了，却产生要独立分裂的态势，历史的辩证法充满了“祸福”互变的“老子定律”。花点财力军力收回台湾，弥补了国防安全的缺口，绝对是得大于失，冒一点“险”值得，平铺直叙有什么意思？知识结构那样高，应有点不平铺直叙的胆识。

二、如果改革错了则比手术错了更为可怕（来源：人民网）

    写下这个题目，心情很沉重。

    这是从湖北通城县中医院一起手术事故引发的思考。患者赵荣彬老人，他右腿骨折，而该院的骨科医生却对他的左腿进行了手术。这一过去曾在相声段子里听说过的笑话，如今倒成了生活中的现实。

    这当然只是个案。

    这起手术事故，大概不需要太多的认证就可以确定的，因为它简单、直接、明确、鲜活。否则的话，鉴定一起医疗事故所要经历的程序，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们来说，那是难以想象的复杂和曲折。

    因此想到的是：如果改革错了则比手术错了更为可怕。

    掐指算来，我们的改革已经三十又一年了。它所走过的历程，相信大家都历历在目；它所取得的成就，相信大家都如数家珍。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至今有关方面从来没有承认过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所出现的错误或失败。

    好像给人的印象——中国的这次改革是圆满无缺的、是毫无瑕疵的、是天衣无缝的、是……

    俗话说，过于完美反而不真实。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桑国卫先生在“中国医药体制改革——机遇和挑战”国际高峰论坛上表示：“中国医改的关键在于恢复和维护医药卫生体系特别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笔者不想由此挖掘得很广很深。

    不过还是以为，桑国卫先生的“恢复和维护医药卫生体系特别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就是间接地批评了在医疗改革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的关键在于把传统的“医药卫生体系特别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改掉了。

    桑国卫先生很谨慎，他不得不以“中国医改的关键”为前导，才敢说出自己“恢复和维护”的观点。至于怎样才算是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桑国卫先生详尽地谈了许多的方面，而他所指出的这些确实都是被以各种改革的名义而改掉的。

    “恢复和维护”——桑国卫先生意味深长。

回复

如果改革错了则比手术错了更为可怕（原创首发） [ 高境先生 2009-11-27 10:42:10 ] 864字 [ 3/327/9 ]

“改革”是个中性词。改好的可能性有，改糟的可能性也存在。也许提“改良”比较恰当。改良就是向好的方向改。 [ 59.175.199 2009-11-27 14:20:10 ] 0字 [ 0/0/0 ]

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也在这，什么都是绝对。1978年后开始算前三十的账，翻来覆去，到现在还没有完，这三十，又是绝对化，又要翻烧饼的。 [ 还是暮鼓晚阳 2009-11-27 14:14:10 ] 0字 [ 0/0/0 ]

如果改革错了则比手术错了更为可怕——那是肯定的！ [ 老泥头 2009-11-27 14:05:15 ] 0字 [ 0/0/0 ]

你也不想一想，改革怎么可能会错呢？改革中即便出现了问题，那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只要坚持不动摇。 [ 221.210.136 2009-11-27 13:49:04 ] 0字 [ 0/3/0 ]

这年头老百姓、精英谁说了算？精英说没错就没错 [ 风雨钟楼 2009-11-27 12:37:12 ] 0字 [ 0/0/0 ]

立意深远，构思精妙！意味隽永而发人深思！ [ 八字先生1 2009-11-27 12:31:34 ] 0字 [ 0/0/0 ]

我国现阶段最需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贫穷的物质生活基础与统治者奢靡丰富物质的生活! [ 113.65.184 2009-11-27 11:17:06 ] 0字 [ 0/4/0 ]

改革怎么会错？——精英们说了，连反思都不行！ [ 114.91.17 2009-11-27 11:16:05 ] 0字 [ 0/0/0 ]

在工人农民看来，改革的成就就是造就了一批富的流油的有钱人。 [ qtj6 2009-11-27 11:02:30 ] 0字 [ 0/0/0 ]

尊敬的xxx：您好！　　

前段时间我给您寄去的《特别起诉状》可能收到或转收了吧?一份关于国企改革的《特别起诉状》见 http://club.finance.sina.com.cn/thread-56525-1-1.html?retcode=0此函，我是想给您提意见。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的权利。意见如下：　　

　 　1、国企改革走偏了要予以纠正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讲话中指出：“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讲话中说：“ 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本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第二，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改革30年了，自始就影响着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国企改革（从1993年开始）16年了，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私营企业林立而起，国有企业改革实质是将国有企业改为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变“公”为“私”。阶段性改革（改革在进行中）的结果是贫富悬殊，两级分化。私营业主（民营业主）拥有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的财富，而普通职工，尤其是下岗职工的财产无几，生活困苦。这不能简单说句“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仅认识到这个层次；按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这不是邓小平设计的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标志着改革走偏了，失败了。　　

    既然改革走偏了，失败了，就应该认识“偏”在什么地方，“败”在何处，去认识“偏”、“败”带来的危害；还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就应该校正走偏的改革方向，转败为胜。现在是高举邓小平的旗帜，那就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的讲话，掌握其理论实质。　　

    人们没有忘了当年的“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是划时代的改革，是真正的改革。　　   而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连绵不断，30年了，仍处在一个攻坚阶段。那时我20多岁，现在我50多岁了，还没有看到改革的尽头！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大改造相反，这场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是将“国企”改为“私企”，是将“公有制”逐步改为“私有制”。如果这个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未走偏，是正确的话，1953年何必要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呢？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错的；如果那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话，那么，现在这场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就是走偏的，是错误的，二者不能趋同。　　

     “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个“坚”是指什么，“攻”什么“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深层次”的什么“矛盾和问题”？没具体说，我也不去猜测。但是，如果真的“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真的，“使改革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就按设计者的意图爱怎么改革，就怎么改革，哪还有什么“坚”、“攻坚”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问题？从原青城子铅矿、原杨家杖子矿务局多次发生的“群众性事件”，到10年后的现在通化钢铁工人反“公”改“私”的怒吼，没看到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符合党心民心”，“得到人们拥护和支持”，看到的是工人群众的坚决反对！　　

　 　2、不去认识私营业主及其企业的实质　　

    改革30年，尤其是国企改革16年，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让人看到的是私营企业的振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萎靡，破产倒闭，被私企吃掉。　　

    私营业主只想其获得高的利润，很少自觉兼顾国家及劳工（工人）的利益。其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克扣劳工（工人）工资是常有的事。我亲眼看到，一帮从吉林到辽宁来的劳工（工人），为一家建筑行业的私营业主打工，按月支付的工资并没支付，这帮劳工（工人）年终是穿着单衣服回家的！　　

    私营业主是腐蚀国企当权者、国企控股负责人、国家官员、滋生黑社会的根源。改革时期的私营业主及其企业与旧中国的资家及其企业没有本质的区别，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及其企业也没有本质的区别。旧中国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改革时期的私营业主同样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了的剥削阶级，在改革中又复活，有发展壮大了。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是官方不允许、控制私营企业发展，其也要千方百计谋求发展。私营企业，它所带来的利，远远弥补不了它给党，给国家带来的害。中国的私营业主及其企业，还处于发展阶段，处于吞噬国企及其资产资源阶段，在不远的未来时，私有企业发展成熟了，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的区域，就定会跟香港一样！我在网上看到了香港游行群众打的标语。　　

　 　3、对改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不予以认识　　

    现在一提到“阶级斗争”就是大错特错，谁也不敢提了。不要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说：“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前提下，“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那么，提“阶级斗争”何错之有？这个“一定范围”，至少可以说在国企改革，将“公”改“私”、将“公有制”逐步改为“私有制”或逐步削弱“公有制”的范围上。      　　

    中国存在着“阶级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能够消灭”，是依据“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为条件，即前者的成立，是依后者为条件的。看看中国的现状，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是将国企及其资产资源改为私企及私有资产资源，即将“公”改为“私”。私营业主及其企业遍及全国，其合法地位得到基本确定，及在进一步确定中。私营业主及其企业与旧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及其企业没有本质的区别。这说明中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形成或基本形成。　　

中国在改革时期产生及存在着“剥削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说：“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谁也没有忘了，毛主席当时讲“阶级斗争”，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像前苏联那样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同富裕，不搞贫富悬殊、两级分化。即毛主席讲“阶级斗争”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共同富裕。“阶级斗争”表现形式：一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斗争；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早有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早已赋予它的内涵。这里，我想说什么不是社会主义，那就是搞“公”改“私”，搞贫富悬殊、两级分化，不是社会主义。　　

    如果中国走非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就白流。没有一个先烈是为了中国还近于旧中国那样，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者、存在着黄毒赌黑社会、存在着官员腐败等献出宝贵生命。　　

    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有腐败，哪里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哪里就有反抗、反腐，就有斗争。当私营企业吞噬国企及其资产资源、腐败分子受贿及贪占国有财富，拥有千万，亿万元的财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时，私营业主、腐败分子希望“和协”，希望工人群众不要反对、上方、反抗、斗争；然而反抗、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4、惩治腐败的绩效与腐败现状差距太大　　

    改革30年，国企改革16年，自始就伴随着腐败。腐败久矣，惩治腐败久矣，然而腐败愈演愈烈。　　

    以原青城子铅矿为例，从原青城子铅矿记载的资料看，“文革”时期产销量及经济效益是最好的，领导干部廉洁；进入改革时期后，就开始腐败了。国企未破产时，领导干部虽腐败，尚未到猖獗程度；国企人为关闭破产组建民营企业后，原国企的领导者腐败就猖狂了！国企破产后弃的几百亿资产资源，它仍应属国有的资产资源，原国企的领导干部可以任意贪占了。那个原国企副矿长（处级干部）赫荣清，他贪污的钱财都几千万（按破产政策，他的全民职工身份不变，所以仍属于贪污）！腐败就在这眼前，就在那，没人治！咱们共和国有得是金山银山，赫荣清贪污几千万（元）也不算什么，但是腐败及腐败未得到惩治，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影响着党的凝聚力！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这话说的对。“……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这腐败的“源头”在哪呢？就原青城子铅矿，改革前领导干部廉洁，怎么一喝改革开放的“水”人就变腐败了呢？！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公有制”是腐败的根源，要废“公有制”为“私有制”。我觉得这是用私营业主去取代腐败分子，是用“私有制”去掩盖腐败。再者说，就是废除了“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国家政府官员不能都成为私营业主吧？若不能，腐败仍未根治。　　

    腐败的“源头”在哪呢？腐败的“源头”是共和国决策层决策的失误。

    人们同样没有忘了当年的“三反”、“五反”，它实质主要是惩治腐败，不足一年时间就胜利结束了，腐败在萌芽状态就消灭了。而现在这个惩治腐败，也近三十年了，还没了解，遥遥无期，不见尽头！这是为什么呢？　　

　 　5、“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达到小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改革开放前人们生活水平不高，但绝不是“温饱不足”。当时说我们这代人，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吃得饱，穿的暖，过着幸福生活”。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吃粗粮，但不影响“饱不足”；穿带补丁的衣服，但不影响“温不足”。“吃得饱，穿的暖”也就是幸福生活一个标志。我们这代人，那时也确实感到很幸福。在学校，放学回家在街道，经常开“忆苦思甜”会，请贫下中农讲旧社会的苦，同时思新社会的甜。如果旧社会无苦，新社会无甜，我们这代人及人民群众，生活“温饱不足”，挨饿受冻，怎么能“忆苦思甜”呢？　　

    改革开放前，尽管存在个别家庭生活“温饱不足”及1960年“低标准”年份的情况，但它不影响人们生活“总体达到”了温饱水平；把那个时期说成是人民生活水平“温饱不足”，不符合事实。　　

    有人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有的人说饿死的人数更多）。1959年—1961年总死亡人数3086.8万，按正常年份推算的正常死亡人数为2808.3万，有争议（非常死亡）的死亡人数为278.5万，然而竟能饿死3600万人来！那是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改革开放前那个年代。　　

    改革开放30年的现在，人民群众生活“发展到总体小康”水平，我不去怀疑。“小康”的标准，没给定义，但它总不能与“温饱”标准相同。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不应包括下岗职工这部分群体。这部分群体“总体”上处于贫困，有的生活饥寒交迫，甚至死亡。　　

    原青城子铅矿工人王殿学，原国企人为“关闭破产”后不久，他患了肝病，“一次性安置费”的2万元钱很快花光了，没有钱治病，就那么硬挺着，病很快发展成肝硬化，很快发展成肝硬化腹水了。他想办病退（退休）。按规定，他应该符合病退的条件。2001年他去了病退检查，几个月过后，省有关部门没有批准他病退，由于病太重，才下个通知，叫他下次再复查。2002年他跟别人借了3百元再去病退检查。他满以为这次能批准他病退了。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能活多久，不关心病退后月退休金多少，而是想病退后，死了有一万来元的丧葬费，能把欠人家的钱还一还；如果不病退，死了就没有丧葬费。然而几个月后，“上边”下来的通知是，叫他再下次复查！此不久，王殿学含着没处诉怨恨，死了！　　

    就我本人下岗后，生活同样饥寒交迫，常为米、柴、看病犯愁。“总体小康”，确确实实也不包括我！　　“确保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那时真是美好！还有11年，到那时我就六十多岁了，但我这个身体状况，旧病未祛，又添新病，怕，只怕我活不到那个时候。我向往那11年未来时的美好生活。同时我更关心的是：那时中国腐败是否得到根治，还有没有腐败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那时是不是根本扭转？那时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否得到解决，还是依旧？国企改革是不是还将“公”改为“私”，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存活数，是改革之初的百分之几？“剥削阶级”是不是被再次消灭，“剥削”是否再次消绝？工人是不是还在下岗，是不是把下岗工人的“低保线”钱涨一涨就算达到“小康”？　　

　 　6、对党维系执政的基础不予认识　　

“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中国共产党维系其执政的基础是公有制，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是私有制，不是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网上出现奇怪的现象：左翼，大都反对私有化改革（这个特定含义的改革），同时反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民主，拥护党长期执政下去；右翼，大都拥护改革，坚决支持这个改革进行下去，同时提出改革不彻底，“政改”滞后，要求“政改”，也就是要求“大选”，不要在“小圈子里选”，不能一党执政。现在这个改革，连常人也知其尽头的结果怎样，难道高层次的决策者真的看不清？如果中国实施“大选”，党还能不能维系执政地位？分析一下：　　

    以前的党，是像太阳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人们把她比作母亲，现在听不到这样的话了。　　 靠军队？军队来自于民众，岂能长久？　　

    农民，区域的农民，都听该区域小土皇上村长的，村长都是富人，大多数村长本身就是私营业主，      ………………　　

    此信未完，体力不支，暂写到这。此信公开。病不愈，情绪也不好，该函中语言若有不当之处，望包涵（电话：0415 8551410）。　　

    此致　　

敬礼！　　

                                   [丹东 凤城市青城子镇 大东街 XGZGHYD　2009年11月26日]　　

                                               邮箱：yongdeqisu88@126.com

二、给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姜樑的公开信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wNote.asp?Board_ID=1-3&ID=614349

尊敬的姜樑副秘书长：

    你在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举行新闻通气会，通报“联合调查组”关于１０月１４日“孙中界断指维权、揭发钓鱼执法事件”的调查报告和区政府关于此事件的处理意见，认为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１０月２０日公布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向社会公众做出公开道歉时说“政府不能够保证不做错事情，但政府一定要保证是诚实的。” 这样就好。

    为了从根本上接受教训，举一反三，治标又治本，我们认为仅仅承认“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并向社会公众做出公开道歉” 还是不够的。为了把“政府不能够保证不做错事情” 的具体责任人和错误事实真像、错误性质和程度、错误根源和教训、错误造成的损失和影响都一一弄清楚。仅仅局限于孙中界个案是不可能达到上述要求的。因此, 我们建议（强烈要求）上海市委、市府、市公、检、法、市人大、政协都来帮助搞清下述几个问题：

1，“不正当取证手段”的使用是在何时、在何地开始的？

2，什么时间、在那里出现了“职业钓钩”？

3，“钓头”是什么时间、在那里出现的？

4，上海市有多少钓头,有多少职业钓钩,都在那个执法大队管区？

5，在这些时间点和地域的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领导应负什么责任？

6，不正当取证手段为什么长期存在，一定等到断指维权才解决？

    这样做并不是小题大做, 这是按照共产党的章程和习惯做法,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接受教训, 改正错误的有效方法；也是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加强党的建设, 提高执政能力的正确途径。这样做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因为“钓鱼执法”并不单纯是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它是执法单位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钩结不法份子陷害清清白白的人民，而同时将执法时间、地段透露给不法分子, 去给黑车司机通风报讯, 收取利益。这一错误由个别发展到相当大的范围；由自发而发展到有组织的程度；由业余发展到职业水平；有多少人身受陷害, 含冤受罚，投诉无门, 非得要断指维权, 才能得到自己原有的清白。这难道说是共产党、人民政府能够容忍的吗！这难道是简单一句话：“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 和简单一声道谦就能应付过去的吗！

    姜樑副秘书长：你是上海市委的副秘书长, 建议你将此信交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你们是上海市委、市府的实权人物, 掌握着上海市的党政资源, 查清上述六个具体问题是完全可能的。查清这些问题是贯彻科学发展观, 加强上海党的建设, 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突破口。这也是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实际检验。如果你们满足于就事论事的应付；对我们提出的意见不采不理, 那么你说的“政府一定要保证是诚实的” 就很值得质疑！望能公开给予答覆为盼！

    此致

敬礼

                                                          离休干部 岳求珍 2009年11月25日

    中新网11月27日电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去年7月发生特别重大炸药燃烧事故。为了为瞒报事故,矿主共支付260多万元用于收买记者。新华社消息披露,初步查明,共有10名记者涉嫌犯罪。

    2008年7月1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发生特别重大炸药燃烧事故。事故发生后,矿主隐瞒不报,转移尸体、破坏现场、销毁证据、收买记者、高额赔偿遇难者家属;河北省蔚县和南留庄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工作人员组织或参与瞒报。事故造成34人死亡、1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924万元。

    新华社报道称,国务院的批复认定,这是一起非法盗采国家资源、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恶意瞒报的责任事故。66名事故责任人受到责任追究。其中,蔚县县委书记李宏兴、县长祁建华、蔚县煤炭工业安全管理局局长平川、蔚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张建国、蔚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刘亮、张家口市安全监管局局长高继存、蔚县李家洼煤矿开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成奎等48名事故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予张家口市委常委、副市长唐树森,原张家口市政府副秘书长石满山等18名事故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依法没收李家洼煤矿新井非法所得并处罚款共计人民币12209万元,吊销有关证照,实施关闭。

    官方消息称,事故发生后,有多家媒体单位的记者采访,要求了解报道事故情况。为瞒报事故,矿主共支付260多万元用于收买记者。初步查明,10名记者涉嫌犯罪,待司法机关作出决定后,一并由党的纪律检察机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相应处理。

二、一国两制和平演变成一国两党的趋势

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wNote.asp?Board_ID=1-2&ID=614337

    现在的官方舆论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称之为设计师的创造发明，但是真正了解历史的人就会发现，最初的一国两制构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毛泽东时代解放台湾的政治口号，是以武装斗争为基础，防止国家分裂的政治决心，同时也不放弃和平统一的可能。因为大陆和台湾都坚持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双方都不愿意统一到对方的社会制度，那么提出一国两制就是照顾双方利益，对方可以彼此接受和平统一的基本条件。台湾作为中国大陆的一个特区存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给国民党蒋介石最大的政治面子，和实在的经济利益，蒋介石虽然有过几次试探行动，却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错过了启动和平谈判的机会。

    设计师重新提出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则是以实际上逐步改变大陆社会制度，来吸引台湾回归的，三十年的私有化改革，大陆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社会制度的改变，虽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特色资本主义制度，和台湾一样也是精英统治的官僚体系，双方的执政理念越来越相似，双方的既得利益越来越趋同，如果台湾不坚持国家分裂而同意和平统一，在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实际上就会演变成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党，随着大陆私有化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就可以从军事反攻大陆，变成了以政治反攻大陆了，与共产党轮流执政甚至将来彻底取而代之，都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毛泽东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本来是在台湾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为了两岸人民避免战火的政治策略，在和平统一以后，随着台湾人民和大陆的交往日益增加，达到逐步认同大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但是毛泽东去世以后，共产党自己逐步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私有化改革作为向台湾靠拢的政治基础，以全面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换取美国人的政治承认，如此一来，在经济基础全面改变的情况下，共产党不改旗易帜的政治保证，就成为一张忽悠人民群众的空头支票了。所谓的特色，就意味着原来的纯净颜色，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大杂烩，由封资修的黄绿黑颜色，取代了原来纯净的红色。真正的社会主义已经名存实亡，殖民地资本主义正在卷土重来。

    从大陆和台湾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由一国两制向一国两党的方向转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高层默许各种否定毛泽东人民革命，诬蔑毛泽东独裁统治，为国民党蒋介石评功摆好的荒谬言论，在社会上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只有民间爱国人士自发的进行批判和斗争，官方舆论却是心照不宣的来一个默不作声，甚至有一些官方舆论还在推波助澜，有意歪曲事实误导言论。所谓重新评价历史，就是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惜歪曲历史事实，胡思乱想、胡编乱造、胡搅蛮缠、胡说八道的政治造谣。

    私有化改革的社会现实已经证明了，不论哪一个党派执政，只要实行私有化制度，就意味着官僚统治反动本质的大暴露，就意味着阶级分化的严重对立，就意味着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不可避免，就意味着弱肉强食从林法则的残酷竞争，就意味着人民群众永无翻身出头之日，就意味着老百姓沦落成为内外地主资本家奴隶的悲惨命运。

三、重庆黑帮底层：小姐、肉霸、赌徒【2009年11月26日　新民周刊】

重庆赌业的滋生有着广阔的基础和肥沃的土壤.

重庆警方国庆前夕集中销毁3378支各类非法枪支.

中国为什么会有涉黑组织

权力和黑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这样的轶事大量流传在民间。在重庆这场自上而下的打黑风暴中，王立军端掉了文强，“无间道”由传闻变为确凿的现实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会有黑社会组织滋生与蔓延的土壤？这是很多民众普遍带有的疑惑。法律专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确不应该允许黑社会的存在。然而，不幸的是，黑社会组织并不会自动选择国家体制，它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而远离我们的生活。“权力寻租”成了中国当代黑社会犯罪滋生与蔓延的祸首。

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政府官员的角色由‘保护伞’转变为‘黑老大’，并不仅仅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因此，重庆扫黑行动应该让我们深入关注。(陈冰季天琴)

重庆黑帮发迹史

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城市贫困人群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当重庆站在经济腾飞的路口时，这两个条件同时都具备了。

撰稿·季天琴(特派记者)

现实生活中的黑社会，已不是电影里好狠斗勇的斧头帮，它通常以“公司”的合法名义出现，伴随着暴力，以及权力阶层的寻租。

重庆掀起的打黑风暴，犹如撕开了一道社会伤口——黑恶势力与腐败分子、经济部门交叉感染，其盘根错节已渗透经济命脉，触及执政利益。

如此险恶的江湖，似乎也只能依靠某种超常规的方式来冲击。

此前，铁血人物王立军“空降”重庆，在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力挺之下，一人单挑一个江湖，不仅当地民众对这个传奇警官寄予厚望，在重庆以外，无数的人也在网上盼望：王立军什么时候来我们这里？

以暴力甚至假借公权力开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绝非重庆独有，只不过川渝地区浓重的码头文化和袍哥传统使其更为显性和乖张。

滋养黑恶势力的土壤宽广而肥厚，但是王立军式的打黑英雄总是可遇不可求。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此天下无贼？ ——我们离法治社会还很远，“打黑风暴”无法改变这个判断，只会让人对此认识得更清晰。

“换个地方耍嘛”

重庆的老百姓对这些官方数据并不敏感，对于打黑，他们有自己的民间判断标准，其中之一，即看“亮点”茶楼是否被查处。

重庆的热辣和率真在夜色中袒露得更为恣意——午夜过后，“摩的”轰鸣着穿街过巷，马路边还有喧闹的火锅店和大声吆喝着划拳的食客。那些数不清的洗脚房按摩室，只在夜里闪耀出暧昧的桃红色的光。

这些都是重庆黑暗森林里，最市井最底层的风景。

夜生活发达，娱乐业在这个城市的地位举足轻重——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就是在重庆市大世界酒店云梦阁夜总会被警方带走的，事发当时陈明亮正在和一群人在豪赌，桌子上放了毒品、现金和刀具。

陈明亮是这次被抓的“涉黑”老大中最有钱的一个，在“棒棒”还是满城跑的西南山城，他的座驾是价值500万元的宾利轿车，又花了200万元进行了改装。

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这样的风景况味在重庆出现还不过是近10多年来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还处在开放力量和谨慎力量对峙的阶段。一位解放后就在重庆市公安局任职的警察回忆，当时重庆市有关方面要求娱乐场所还有宾馆等服务业的开放尺度大一些，但是市公安局的领导比较保守谨慎，最后，双方采取了中和的态度——只开放大宾馆，宾馆的旅客登记簿，每天都要送市公安局。

不过，谨慎很快就遭到了瓦解。以“为了经济发展”为由，要求放松盘查，歌厅和舞厅开始兴起。

重庆夜晚的人间烟火也因此越来越璀璨，重庆人的娱乐生活开始进入夜店时代——2001年，陈明亮、马当、雷德明等人在大世界酒店开设了云梦阁夜总会；2004年，王小军、雷德明等人在渝中区海逸酒店开设豪城夜总会。

在上述人士中，马当被认为比较“干净”。相熟人士透露，马当接手大世界酒店后，为了不受“骚扰”，找到了时任渝中区公安分局局长的彭长健，后来又跟陈明亮合作，以求扩张势力，结果陈明亮带来些东西，“有刀有枪，马当也就进去了”。

雄踞重庆高端娱乐业霸主地位的，是传奇式人物岳宁。重庆万豪白宫会所成立时，岳宁才32岁。此前，这个音乐爱好者苦练手风琴12年，因为一场失败的考试砸琴从商；远渡重洋后回国，在市歌剧团旁边开过药膳饭馆，并成功积累了第一桶金。

在很多人看来，商人岳宁身上颇有文学青年的气质——此人偶尔写一些“脱离了俗世烟尘”的诗，他在白宫会所的办公室里还放了一架年代久远的老式钢琴，有一次，面对采访他的当地记者，他还随手弹了一首法国音乐家的曲子，并告诉记者，“这是我最喜欢的现代浪漫风格”，他甚至还说出了这样富有哲理的话：一个人最值得炫耀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财富。

另一个认识岳宁近20年的媒体人士认为岳宁的这番话极度不靠谱，因为他的记忆与此大相径庭：“我对岳宁90年代的印象是很崇拜金钱，见面时有事没事喜欢掏一把大票子在你面前拍来拍去。”

能够肯定的是，伪文化人岳宁不是什么善茬。这次打黑行动中，此人因涉嫌6项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逮捕。

如今，较场口那座金碧辉煌的万豪酒店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显得十分落寞，白宫会所在6月底就关了门。而在大世界酒店的五楼——云梦阁的所在地，保安也告诉别人：“换个地方耍嘛。”

截至11月初，据重庆官方统计，重庆已经抓获涉嫌黑恶及其他犯罪人员共2954人，查扣涉案资产17亿余元。

不过，重庆的老百姓对这些官方数据并不敏感，对于打黑，他们有自己的民间判断标准，其中之一，即看“亮点”茶楼是否被查处——这是分别在重庆市渝中区一号桥附近、七星岗捍卫路口及大溪沟等地开设的卖淫场所。

不到重庆，便无法体会“亮点”深刻的知名度，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政府官员，闲聊中都不免提到此地。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介绍说，“此处物美价廉，价格也十分规矩，比物价局管得还要好”——还不忘加一句，“当然，我没去过，我认识的人去过的不少”。

在网上，甚至流传着不少军事化管理下“亮点”小姐的屈辱故事，不过，十几年来“亮点”从未被正式查处过。一位律师告诉记者：重庆人民都知道一号桥附近有个亮点，文局长开的。

这次风暴中，这一个处在市中心，与市公安局、渝中区公安分局隔街相望的色情场所，总算被端掉了。

“麻托”，疯狂的赌场

当赌徒被刺激得血脉贲张时，赌场更像是一辆上演生死时速的汽车，所有影响利益的东西都要抛掉——怜悯、道义、契约，以及法律。

10月底，两名夜总会老板正在重庆一家茶楼里谈转场的价码。一位在此次“打黑”风暴中处境危险的老板试图把自己的小姐、保安转去另一个场子里。

无论是小姐、还是保安，在谈判中都被称为“资源”。

“他们需要在这个城市中求得活路，但仍然缺乏和城市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成为黑社会最容易控制的群体。”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说。

汪力是国内第一批研究黑社会的学者，在他看来，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城市贫困人群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

当重庆站在经济腾飞的路口时，这两个条件同时都具备了。

对重庆警方而言，那是一个坏的时代——虽然这时“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在官方话语中，但是治安确实不比从前；但是现在看来，那确实又是最好的时代——当时的情况还不像今天这么复杂纠结。

当时，几乎所有的“涉黑”势力几乎都处在初级阶段，盈利模式简单又相似——除了娱乐业，犯罪团伙还会选择在重庆各大酒店以及城乡接合部，开设赌场，以骰子、金花等形式聚众赌博，从中抽成，当然，也包括在赌场开设放高利贷等一条龙服务。

赌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开始兵不血刃地杀入了重庆的市民生活。

这个城市的麻将声令人深刻。11月初，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附近，一家小超市的老板用冻饮料的立式冰柜挡住了自家门口，即便如此，你还是能通过“哗啦啦”的洗牌声轻易地断定，里面有一群正在码长城的能工巧匠。

新的工种由此产生，不少“茶楼”甚至招聘“麻托”——此地，“茶楼”基本上都不是正儿八经喝茶的地方。

曾当过“麻托”的李扬(化名)解释，“麻托”的工作主要就是陪客人打牌，输赢自负，每月可从茶楼老板处支取工资1500元左右。这个薪水在当地已属可观，在这里，一室户每月租金才800元左右。

在赌场上，赌博者的兴奋阈值总是很轻易地提高，更敢冒险的人也就应运而生，“放水”人员开始进入赌场。“放水”主要是向赌客放高利贷，每天利息为所借出赌资的5%。

当赌徒被刺激得血脉贲张时，赌场更像是一辆上演生死时速的汽车，所有影响利益的东西都要抛掉——怜悯、道义、契约，以及法律。

聪明人一向都针对有钱人放贷，陈明亮由此勾结了一家澳门洗码公司。重庆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透露，陈明亮的惯用手法是“邀请”老板们去澳门赌博，并提供吃住行一条龙服务，由陈明亮拿码。

表面的“亲热”至少暂时遮蔽了陈明亮残酷无情的本来面目。在澳门，陈明亮专门安排手下负责接待赌客，并随时报告输赢情况，而洗码费赌场则按赢金额的千分之九点五划到他的账上。

到澳门赌钱的重庆老板，最后都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离开赌场之前，老板们才发现自己的赌债至少已经以千万计了，于是“押回重庆，逼其还钱”。

“放水”凶猛

黑社会大佬背后，涌动着300亿元的高利贷黑金。在官员跟黑社会勾结的堡垒里，到底是谁在为黑社会提供庞大的黑钱？

1997年，重庆直辖，主政者不再战战兢兢地为经济基础而发愁。这个城市现在有3000多万人口，数不清的高楼，还有无数个工地——重庆市长王鸿举曾这样向中外媒体形容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每3个月就要更新一版地图。

重庆搭上了中国GDP突飞猛进式的快车，后来的“涉黑”老大们纷纷在此时涉足经济领域，重庆“摩帮”成为这个时期改革片段的最好脚注。中国制造业的“军转民”这个突破口，成就了在“摩帮”这个名头很响、江湖味很浓的摩托制造群体，成为重庆的一纸重要名片。

彼时，作为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龚刚模被称为摩托车行业中的销售奇才。不过，龚刚模在这次“打黑”风暴中落网，缘于他灰色领域的逐利野心。

“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总结。

对重庆而言，这趟经济列车奔得过快了，脆弱的车身似乎跟不上轮子飞驰的节奏。随着重庆经济的空前活跃，金融、房产领域的“放水”，触目惊心得可怕。

重庆市工商联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重庆90%的房地产公司都借高利贷，相关金额高达100亿元，“房地产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

不少地产公司的老板为了躲避放贷方的逼债恐吓，甚至被迫开始了逃亡生涯。作为常见的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运作高利贷向房地产业“谋财”的典型样本，重庆市金龙房地产公司经常被业界提起。

了解金龙内幕的一位企业家透露，其老板为人活络，又抓住了房地产开发的黄金时期，公司巅峰时期一年能开发5万平方米的项目，总资产数亿计。

这样的好故事却因为高利贷的出现早早收场。由于向高利贷借款400多万元，在每月高达160万元利息的重压之下，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其老板被迫将3000多万元的房产过户给放贷方，“不敢不配合，否则不是伤就是残，控制你的人身自由就更正常了”。

不过，高利贷还是没有放过他。为躲避放贷方的逼债恐吓，最后，该老板不得不将股权拱手送给一个朋友，逃往云南、西藏等地躲债。

据已查证的事实显示，金龙高利贷案的背后操纵者，正是此次被缉拿的龚刚模等人。龚与曾当过警察的陈坤志共同成立了重庆万贯财务咨询公司，该公司的实际业务就是向企业放贷。

金龙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重庆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运营，借用民间高利贷，逾期难以偿还。这些高利贷不仅数量惊人，利息更是高得离谱。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坦言，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才导致了放水公司的盛行，“银行只会去支持大企业，而它们却未必一定缺钱”。

黑社会大佬背后，涌动着每年上百亿元的高利贷收入。官员跟黑社会勾结的堡垒里，到底是谁在为黑社会提供庞大的黑钱？

在此次打黑过程中，王立军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多亿元，相当于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

“我接触过这些人，据我了解，这些资金来源一些是贪官的非法所得，通过放高利贷达到洗钱的目的，还有部分是国有银行通过职务之便弄出来的钱，”律师周立太如此分析。

可以得见的是，在游动着数亿高利贷的重庆，讨债事业相当红火。无论是在卖小面的弄堂里，还是在希尔顿酒店的围墙上，随处可见“追债维权”的“牛皮癣”。很多追债公司为了取得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甚至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出现。

追债的技术也随之升级，龚刚模甚至给他的手下配置了自制砍刀、手枪等武器，并有严格的内部分工。在这些监管缺失的灰色领域，一些团伙甚至有了AK47，以及警方专用的移动电话定位系统。

黑金和权力的媾和

在袍哥传统和码头文化交融的重庆，各种建立在金钱、亲情和友情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国前茅的城市里，被紧密地织成一张网。

时间再倒回到本世纪初——那个时候，大佬们的江湖还远远没成气候，陈明亮最大的生意还是夜总会，陈坤志则被清除出公安局，而王天伦仍在乡下杀猪。

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些大佬们在不同的领域拼杀，手段各异，但是最后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了财富的金字塔尖。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永恒的定律，财富新贵总是迫不及待地走向政治前台。

2005年，“有刀有枪”的陈明亮当选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那年他已成功进军房地产，斥资1.4亿元在人民广场打造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被称为重庆最大的古玩商。

禁忌越多、垄断利润越诱人，争抢利润的人就更狠，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更肥沃的土壤。追溯重庆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在交通、物流、土地、娱乐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都可以见到黑恶势力的阴影，以及政府的保护伞。

在“重庆屠夫”王天伦的发家史上，不难找出政府主导的痕迹。

作为草根中的草根，出生于重庆合川农村的王天伦刚出道时不得不靠智慧和能力求生存。19080年之前，王天伦的愿望就是从村里收购更多的生猪，然后他琢磨起稻田养鱼，这一方式后来受到四川省政府的表彰。

此后，他逐渐走到了事业的最高峰。到王天伦案发，他的公司已垄断重庆市场七成以上的生猪供应源。

“屠宰行业打出了一个老大，王天伦，绰号叫王三儿。猪肉行业的垄断特点，在于控制生猪来源和批发渠道，他势力范围内的生猪，只能送到他的屠宰厂，否则就收拾你”，某个从事过屠宰行业的人士说。

“2003年，全市有108家屠宰厂，市政府砍掉了100家。不用说你也晓得，要成为幸存的8家有多难。市里还新成立了一家屠宰有限公司，据说投资两个亿，但是只以每年100多万租给了一个姓周的人，也就是说200年才能收回投资。这种游戏，我们是参与不进去的。”

2005年5月，王天伦给当时的重庆市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组建重庆市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中心，3天后就得到批示。此后，在发展成“猪霸”的路上，重庆市政府官员也一手促成了上海梅林集团对其公司的收购。王天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大渡口区政协委员。

建立在威逼、恐吓甚至殴打上的垄断，几乎在每个行业都盛行。而在个别市场，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进一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具体到重庆人民热爱的小面，还存在着个“小面联盟”。

血腥的故事于是经常发生。2006年，沙坪坝的一个“牛肉霸”为了教训一个不到公司进货的经营户，雇人将该经营户砍死，一条人命的“酬金”仅为1万元。

早年为派出所警员的陈坤志因殴打他人受到撤职处分，脱下警服后进入了商界。公司成立后，便接连发生了该公司以4300万低价获得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21亿元的不良债权、以低价拍得“奥妮土地”地块的蹊跷事。

“奥妮拍卖案”曾遭央视《新闻调查》曝光，在这条黑社会和权力勾兑的利益链上，牵扯到了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以及重庆高院原执行局局长、重庆市法官学院院长乌小青。

曾参与此次拍卖会的当地记者对当天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无论是进门处，还是拍卖场里，都是一排排穿着黑西装的“小平头”壮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南山高尔夫会所接受央视采访时，陈坤志不忘吐露自己的委屈：“什么黑帮、流氓，那是很低级的。”

当“涉黑”势力与公权力勾结时，司法腐败在所难免。在重庆，不少律师都有司法界的“及时雨”之称。

这个说法得到了一位律师的赞同，“现在抓了些法官和律师，但是有问题的还很多。你看那些年收入上千万的律所，基本上都是有人脉的。”■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