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中考那天，一个小孩在古塘中学的教师宿舍里呱呱落地了，他就是我。从此我在古塘中学开始了我童年的生涯。

我的名字是有来历的。在我快出生的时候，大姑看到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筼筜竞长纤纤笋”，筼筜就是水边的大竹子。她觉得筼筜这两个字很好，所以我出生后就用了这两个字做名字。爷爷用纸写上我的名字，贴在了门上。下学期新分来了一个老师叫刘伟奇老师，说筼筜老师是哪位。我们一家人都笑了，爷爷指着襁褓中的我：“那就是筼筜老师！”这都是我长大后听到的事。

那时，古塘中学的老师比较少，小孩子就我一个，于是许多老师轮流地带着我，我也成了他们的开心宝。小时候的事我也记不清了，只知道我吃饭喝水都喜欢去别人家，好像别人家的好吃些。还有，爷爷挑了一大水缸的水，我站在缸边，大概是发现缸中有一个人，还在动，于是我找来一条板凳，扔进了水缸。至于被大人们哄着在地上打滚之类的事，我也记不起那么多了。

刘叔叔师父，就是那个叫我筼筜老师的刘伟奇老师，是他要我叫他师父，我也就听他的。他很喜欢我，我也就很听他的话。他给我的最高奖励就是一个耳光。别误会，他怎么舍得打我呢？我是他亲爱的徒儿，其实只是摸一摸我的脸，再把我高高地举起，挺好玩的。我非常喜欢他“打耳光”，只要他说不给我“打耳光”了，我都会着急得要哭。

随着古塘的发展，中学又来了不少老师，自然也来了一些小孩。刘叔叔师父生了个刘翃宇，刘一婷也在五喜老师家出生了，中心小学的康鹏一家也调来了中学，吴强也住在了我们屋下，中学更有了生气。后来建起新房，我们一起搬进了新房，同班同学吴觉也住在了我家旁边，一楼还有五六个小孩。

有了一群孩子，玩的事情也就更多了。约定星期五黄昏到老石灰窑上烧火，这一个玩的项目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或许是我们长大了，也可能是大人们不允许我们再去烧，这个坚持了很久的“开心一刻”也就不知不觉的消失了。后来我们又看中了窑边的那堵老围墙，那上面的砖块有好多都松动了，墙面可能只有一尺来宽，到上面去玩本来就不安全。但我们大大小小都爬上了那里，一点也不怕，也没有人摔下来，而且还很自豪地在上面设了很多陷阱，好让那些中学生来爬的时候摔下来。中学生摔下来是肯定的，而且还是我们的朋友燕红姐姐。至于把农民田里的水放干去抓鱼之类的事，印象是很深的，旧事不再重提了吧。

当然我们也不是尽做坏事。看着电视里《足球小子》中精彩的表演，我们这群孩子也踢起了足球。我们费尽千万苦找来了一个橡胶小球（当时有那个东西已经很好了），还让中学的海华老师给我们当教练，我们因此叫他师父。每天早上六点不到，大家就互相叫醒，一起到那个还没水泥地的篮球场踢足球。这件事情还得到了大人们的支持，不知是谁家买了一个橡胶足球，相继妈妈也给我买了一个，康鹏还有了一个比赛用球。只不过我摔了一跤，头晕了一个星期。后来我们又成立了中学队，天天和农民街的小孩比赛，我们有时踢不赢，可师父是裁判，他就判农民街队犯规。虽然他们知道我们师父偏心，但还是喜欢和我们一起玩。

实际上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印象不是太深了。我记得，我们经常打开公共龙头玩水，但我们也经常去关那些没关的龙头，玩水的时候都是校长爷爷把我们抱开的，但我们关了龙头，他总会伸出大拇指说我们乖；开学前我们帮中学搬书，康爷爷还奖了我们每人一毛钱；下雨了，我们给老师们收煤球，还得了很多表扬；如果老师忘记拿钥匙，要我们帮他爬窗子开门，这样的事我们肯定会抢着干。刘叔叔师父还带着我们在小林子里栽了一排小树，那时是很小的，到我离开的时候，树干也有拖把那么粗了。

比我大的康鹏和吴强去上高中了，我也随父母到了外地。每当我们回到古塘中学的时候，白粉墙上依然记满了我们的稚气，旧石灰窑上还浸染着我们的童心，老围墙已经新建了，墙脚下仍记载着我们的往事，我们亲手栽种的小树也长大了，它们憧憬着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