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veston是休斯顿东南边的一个港口小城。

船。

很多娱乐设施。

两条桔红色的救生艇。自从泰坦尼克之后，海船上的救生艇就足够装下所有的乘客和船员。

大烟囱。

一路风平浪静，没有遇上加勒比海盗。

船到Cozumel。这是加勒比海中的一个小岛，离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约20公里。

从两船之间下船。

上岸后回头远眺。

海边的景色，随处都像明信片一样。

这张更像。

这张构图有点问题，但仍然很漂亮。

岛上居民主要居住在西边，靠近大陆的方向。而岛的东岸，面朝加勒比海，人烟稀少。

日光浴圣地。

野渡无人。

El Cedral是岛上的一个小镇。住着玛雅人的后代。

回到船上，来一杯Margareta。

回程中。墨西哥湾上空云层很厚。后来才知道，今年第一场飓风“Bill”正在东边的大洋上成长。

再来一张日落照。

三

台北与巴黎，这两个符号般的城市，象征着两个无法沟通的世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语言，甚至是阴阳之异——小康死去的爸爸出现在巴黎。

剧中几个人物，至少遭遇着两种隔阂。小康与湘琪之间是时间的分隔。有现代交通工具，空间的分隔已不成问题，但时间仍然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说巴黎台北间的那七个小时时差。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评述他的《三色·红》时说，“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再合，可是，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抛到无何他乡，一半遇到（哪怕一模一样的）另一半的机会已近于零。”在《红》中，瓦伦婷与退休法官像被切成两半的同一个苹果，但他们却相逢在错过的时间中——老法官比瓦伦婷大40岁。所以，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完全相契的个体在爱欲中相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刘小枫《爱的碎片的惊鸿一瞥》）。

时间之隔隔开的是两个本来天生一对的人。也许小康与湘琪正是一个苹果的两半，影片数次告诉我们他俩在冥冥之中的联系。小康的表戴在湘琪的腕上，伴随着她在巴黎孤寂的日子。湘琪数次试图打电话，我们不知道她会打给谁，但我们记得小康曾给湘琪留过电话号码。思念湘琪的小康想看一部关于巴黎的片子，就在黑暗中观看《四百击》，片中的小主人公Antoine在逃学和偷牛奶。而湘琪在巴黎的一个墓地彷徨时，竟遇到了Antoine的扮演者Jean-Pierre Leaud（值得一提的是，小康看到的是青少年时代的Antoine，而湘琪遇到的是中年以后的Jean-Pierre，再一次提醒观众他俩在时间中的错过）。在片子快结束时，两人都丢了箱子。小康那装满手表的皮箱是他谋生的家当，而湘琪的旅行箱则是她在巴黎的全部财产。两人同时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他俩漂泊无根的共同命运？

小康妈妈与小康爸爸则是阴阳相隔。除了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外，小康爸爸的出场就是一副遗像。但影片暗示我们，阴阳之隔与台北—巴黎的时间之隔，实际上是同构的。小康妈妈为了与亡夫一起用餐，坚持要在午夜开始晚饭，说是“配合一下你爸的时间”。台北的午夜，正好是巴黎的晚餐时间。“你爸的时间”，原来与湘琪的时间是一致的。影片最后，小康父亲出现在巴黎的公园里，出现在熟睡的湘琪附近。

时间之隔就是阴阳之隔。小康和妈妈在台北，湘琪和小康爸爸在巴黎。两个城市，两个世界，把一对潜在的couple和一对曾经的couple分开。虽然小康拼命地把身边够得着的各种钟表改为巴黎时间，虽然小康妈妈尽力在巴黎的时间吃晚饭，他们却无法逾越那无尽的隔阂，达致自己思念之人。

四

就算跨越了两个世界，又能怎样？在蔡明亮的下一部电影《天桥不见了》中，湘琪回到台北去找小康。车站旁的天桥已经拆除，没人知道表贩小康的下落。湘琪在烈日下漫无目标地寻觅时，与去应聘做A片演员的小康擦身而过。双方谁也没有认出对方。“纵使相逢应不识，”这是比不能相逢更大的悲哀吧？

小康妈妈对着亡夫的遗像思念无比。但在小康爸爸生前（在《河流》中），这对夫妻已形同陌路，同在一个屋檐下，几乎没有话说；妈妈有外遇，爸爸则在外寻找同性恋伴侣。就算两人能跨越阴阳再次相会，又能怎样？

片末，死去的小康父亲神奇地出现在巴黎。他向着一个巨大的转轮走去。那转轮，既像一个巨大的时钟，又令人联想到灵魂的转世，人生的循环。。。人生相逢却未必相识的宿命，还会一圈一圈地轮回下去。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徐志摩《偶然》

一

人与人的交流何以可能？这个存在主义式的问题，是蔡明亮几乎所有电影的主题。老蔡的回答也一以贯之：人与人的隔阂难以逾越，或者说，人与人不可能达成真正的交往。这一主题在《你那边几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康在台北车站旁的过街天桥摆摊卖手表，陌生人湘琪买下他戴在手上的能同时显示台北和巴黎时间的表，然后去了巴黎。小康莫名地想念湘琪，把他身边的钟表都拨慢七小时，体味巴黎时间。

小康父亲去世了。小康妈妈固执地认为丈夫的灵魂会回家，用布帘把家里包裹得严严实实，不见一丝光亮；对着鱼缸里的大白鱼喃喃述说对亡夫的思念。

湘琪在巴黎孤独地活着。不会法语，没有朋友，想打电话始终打不出去；在公园的长椅上默默流泪。

三人都生活在焦虑中。湘琪躺在巴黎的黑夜中听着楼上的各种声响；小康妈妈把自己包裹在黑暗里，随时检查亡夫有没有吃自己做的食物；小康则害怕黑暗，夜里不敢上厕所。

大量的固定机位加长镜头，使观众像一个漠然的旁观者，观察着片中人物乏味、压抑、毫无意义的生活。人物对白非常少，两个人物很少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他们所处的空间常常是屋角、过道、门框内，昏暗而狭窄，就像那只反复出场的大白鱼——在狭窄的玻璃缸中漫无目标地漂动着。

二

存在主义的老祖宗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说，每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包含着欢娱、愤怒、痛苦、欲求、胆怯、恐惧等等，这些情感只能由每一个人自己去领会。我们无法通过语言、符号、逻辑、推理等，把我们自己的情感完全表达出来。就好比一个恋爱中的人，他/她的甜蜜、焦虑、幸福或忐忑，只有他/她自己知道，别人是无法领会的。再精妙的语言，也无法描述出每一个个体的独特和丰富，每一个人的真实存在。这种观点可以很自然地推论出：本真的人是孤独的，是无法与他人交流的。

在《你那边几点》中，几个人物都游走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在自闭中。对于周围那个熙熙攘攘的都市来说，他们只是“局外人”、“边缘人”。小康从逃学的高三生（《青少年哪吒》），到骨灰盒销售员（《爱情万岁》），再到摆摊卖手表，一直没有在城市中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位置。湘琪原因不明地只身来到巴黎，却不会一句法语，不认识一个人，在这个城市中漂泊着，不知如何能扎下根来。小康妈妈则整天把自己关在黑暗的家中，与遗像和鱼缸为伴。

但人是害怕孤独的，他/她渴望摆脱孤立无助，渴望在荒诞的世界中找到确定性。影片中的人物都渴望爱，都在主动追求爱。但他们的情感，终究是单向的投射，没有任何回应，所谓“多情却被无情恼”。

小康自遇到湘琪后，就思念不已，打电话给电信局问巴黎的时间，然后逐只将他卖的手表拨成巴黎时间，后来甚至爬到商场顶上，拨慢楼顶的大钟。为了解巴黎，他去租来特吕佛的《四百击》，在静夜中独自观看。而这一切，湘琪一无所知。

小康妈妈思念亡夫，每顿饭为死去的丈夫留个空位，为丈夫添饭和加菜，还把晚餐推迟到午夜，以便丈夫的灵魂能回来一起用饭。

湘琪在巴黎的餐馆里遇到过一个法国男子帮助点菜，在地铁站里与一个华人男子（陈昭荣）对视，在咖啡店里与一个香港女人（叶童）短暂相聚。经过简短的交谈、对视、或身体接触，他们仍然是陌生人，以后也许再也不会相遇了。

邂逅而不能成为缘分，这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秦可卿出殡一节，在往铁槛寺途中的一个村庄，宝玉邂逅村姑二丫头。二丫头不知规矩地阻止宝玉动她的纺车，却让宝二爷怦然心动，情不自禁。可惜，离别就在当下，“车轻马快，一时展眼无踪。”宝玉虽然“恨不得下车跟了她去”，但也无可奈何，“怅然无趣。”

蔡明亮的世界似乎比《红楼梦》里更加无情。宝玉虽然“怅然无趣”，但总有美好的东西在心中留下。而小康等人，在相遇之后，得到的是无尽的荒谬。三人对爱的追求得不到回应，欲望被压抑，只好以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方式去宣泄。小康与一个妓女做了“车床族”，湘琪吻了陌生的香港女人，小康妈妈则对着亡夫的遗像自慰……

加缪说，荒谬是“一种遭遇和一种无休止的挣扎”,它“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张先云、乔东义《新生代电影的“ 焦虑” 与“选择”》）。“你那边几点？”小康等人呼唤了，但一片沉默。

钗头凤 Beat Back

Even Though, To Do So, How Can I Be So Slow

I Dont Know, I Been Told

Tear Drop, Hair Blow

GO GO GO

Blue Day,Going Down, My Heart Will Be Go On

Revenge, With Gun

Now You Weak, I Am Strong

Bang Bang Bang

学习材料一：灾区政府采购忙，北川出手最大方

学习材料二：活着的人要更好的活下去

学习材料三：北川政府继续说谎

乘船出海看珊瑚，船底是玻璃，可以看到海床。

珊瑚。

早晨的Sombrero Beach，有岁月静好之意。

正前方，加勒比。在Bahia Honda State Park，这里的海水极清极浅。

这个大肚柱子就是美国大陆的最南端，叫做the Southernmost Point Buoy，或称“南天柱”。

迈阿密的South Beach，人满为患。

一家三口晒太阳，在Everglades国家公园。

顾影自怜。

流放者之路？

就是在这里拍的，从迈阿密到Key West的路上。这里是美国大陆（除了夏威夷和一些海外领地之外）的最南端。

一条highway把一长串珊瑚岛链接起来，车行路上，人游画中。

岛链的最西端，就是Key West。这里离古巴不到一百海里。

Key West的街头。

看手相、读塔罗牌。

海明威的故居。

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作品包括《乞力马扎罗的雪》和《丧钟为谁而鸣》。

老海当年养的猫的子孙们还住在这里，每猫一个小屋子。这种猫叫做polydactyl cat，有6到7个脚趾头。

Mallory Square的日落。这是Key West的胜景之一，类似咱们的“雷峰夕照”。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慈禧养育光绪的方式，要搁今天，可以被诉家庭暴力了。而他的婚姻，更是一场灾难，因为皇后是这样被册立的：

十三年（1887）慈禧为帝选后，本属意她的侄女那拉氏（即隆裕后），所以与选五人将那拉氏排在第一位。慈禧手指诸女对光绪说：“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光绪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臣不能自主。”但慈禧故示大方，坚持要光绪自选，也许是要测验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吧。等到光绪快要将玉如意授给另一人时，“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手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

另一段是孟森记载的皇帝成年后的生活：

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人活到这个份上，真的是不在沉默中灭亡，就要在沉默中爆发。维新变法，给了光绪一个爆发的机会。设身处地，我们就能理解他不太可能有耐心去争取慈禧对变法的谅解，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指派袁世凯包围颐和园除掉西太后，我们就能理解他明知触怒慈禧，却在百日内连下300多道变法诏令。前面提到的那些成功政治家该有的推动改革的crafts，诸如谨慎中庸妥协等，在这位皇帝的凄凉身世面前，是多么地不合时宜。

余英时说光绪帝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份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李书磊说他是“知其不可为之而为之的壮士，为求败而必作的大英雄”。无论是小零件还是大英雄，我想，他首先是一位悲剧人物。所谓悲剧人物，就是对于命运的安排不服气，奋起搏斗，最终被命运撕得粉身碎骨。如果没有那一百日的维新变法，我们可能只会看到一个被父母严厉管教而性格孤僻终其一生碌碌无为的庸人；有了那一百日的抗争，我们看到的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性的光辉。

就在两个星期前，现代科技告诉了我们光绪被命运撕碎的细节：他死于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他是被人下毒害死的。

历史走过了100年，崇陵的松柏已成参天老树，光绪帝和他身边的是是非非，早已湮没在岁月深处。但他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宪政理想，仍远如镜花水月。在这个意义上，我格外同情这位悲剧人物，遂作此文，以纪念他和他的理想。

回过头来看看戊戌年光绪帝面临的情形。首先是慈禧荣禄一派的利益并不一定完全不容于维新变法。毕竟甲午战后，中国已处危急存亡之秋；中国亡，大清的“族天下”也将不保。萧功秦就指出至少在百日维新的最初阶段，慈禧是支持变法的。其次是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实力人物，也是以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的，与维新变法的目标并无二致。要在这三派力量之间达成共识，共推宪政改革，并非绝不可能。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曾考虑过学习英国贵族院和日本华族的做法，以厚禄把满洲贵族养起来，换取他们交出权力。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会按事后分析所得的最合情合理的道路前进。光绪帝和康梁等人，作为三派中实力最弱者，疏远洋务派在先，开罪老佛爷于后，一旦招致反扑，便不堪一击。

光绪一派为何未能与各派力量达成共识，有论者列出种种原因。比如，康梁等人政治思想中的激进成分，使他们不愿与其他派别妥协；亡国危机的紧迫，使改革者寄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没能选择渐进谨慎的策略；光绪等人欠缺政治谋略，空有热情而无技巧，关键时刻不知进退等等。好像还没有多少人指出光绪个人的生活经历对他施政的影响。

有人说，中国在21世纪初比20世纪初离宪政更远。我深以为然。

清政府在灭亡前的最后几年，立内阁，颁宪法，设咨议局，订《公司律》，行现代教育。虽然极不情愿，但在向着宪政的方向迈进。数年后，武昌的一次小小暴动，让大清帝国轰然倒地。因为改革来得太晚了。

在接下来的100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一轮又一轮革命，一次比一次激进。直到今天，尘埃尚未落定，宪政迟迟没能成为努力的目标。回首往事，令人唏嘘。清末的那些改革措施，多半是在其数年前的维新变法中试图推行的。如果早在戊戌年开始各项改革，中国的宪政史就该完全不同了。

（崇陵）
          

在钱余等人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光绪帝的维新变法不可能成功。因为他要推行的宪政，“保中国不保大清，”从根本上动摇了满洲统治民族的“一族专政”。就算他爱新觉罗家的人（包括慈禧）答应，其他八旗贵族大臣也绝对无法容忍。简单地说，个人扛不过“体制”的力量。

但是，“族天下”并不一定阻挠宪政。相反，有一个强大的特权贵族阶层，常常更利于限制王权，确立宪政。世界第一个立宪政体，就是从“族天下”演化来的。英国人的主体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但自威廉一世的征服以后，从国王到贵族都是说法语的诺曼底人，建立了一个法国裔的“族天下”。这个法语统治民族在13世纪发生内讧，贵族们合伙打败国王，逼着国王签下著名的大宪章，以法律限制君权。不久以后，又建立议院，让贵族参政制度化。这是英国宪政的开端。可见，“族天下”有可能推动政治现代化，光绪帝的改革并非全然无望成功。

对异族王朝的恨，历史上曾经有过，最近几年有复兴的迹象。我感兴趣的是，为啥咱们有时候“不恨”，有时候会“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庄廷鑨明史案”，三百年来一直在那里。但据我所知，十几年前就没有这么多人恨满清。为啥最近几年就恨者云集？

说起我们东边的那个邻国，无数国人恨得牙痒痒的。确实，从“甲午”到“九一八”到“七七”，无一不是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事件。但是，我们北方的那个邻国，比那个东邻更早地欺负我们，对我们的伤害，未必少多少。谁都知道，在1860年之前，地图上的中国是一片秋海棠叶子。而现在，是一只雄鸡。是谁把秋海棠啃成了鸡？主要是那位北邻。甚至到了1945年，当北邻出兵到东三省，帮咱们打击东邻时，还没忘了顺便捞一把，烧杀抢掠一点不含糊，能搬回老家的都搬走了。不过，不知为啥，我们并不怎么恨北邻。

说这些并不是要煽动对北邻的恨。只是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有趣：当A和B都伤害过我们时，为什么我们会恨A而不恨B？

社会科学家告诉我们：政|||治仇恨都是被建构的（constituted）。我们谁也没见过“扬州十日”，我们中绝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对于这些事件的认知，是从哪里来的？是政府、媒体、教育机构、意见领袖，或其他可以书写历史的人物和群体教给我们的。在这个过程中，每个角色都可能对信息进行有意无意地增删和编辑，这就是建构。建构者可以根据需要，轮换着把某些事实——或者编辑过的事实——搁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另外一些则藏在阴影处。这样一来，我们对历史伤痕的认识就会是此一时、彼一时的。

另外，传播技术的变迁也在影响建构。十多年前，我们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来自官版的教科书。在那里，大清朝的文治武功是辉煌的，王朝建立过程中各民族间的血雨腥风，则被一笔带过。近十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各种非官方知识的传播。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亿万网民通过编辑和转贴，把关于那段血雨腥风的许多似真似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广泛传扬。新的仇恨开始建构起来。

另外一个例子更生猛。因为某种尚待考察的原因，广州一家小报从两年前开始相继发表如下文章：《韩国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遗”》，《韩国将在2008年前完成“风水申遗”工作》，《韩国试图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该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韩国大学教授研究孙氏族谱 称孙中山有韩血统》，《韩国最新历史研究成果：释迦牟尼是韩国人》等等。这些文章通过网络被大肆炒作。尽管后来证明所有这些文章都在造谣，但辟谣的文章显然远远没有造谣的文章流传得广，因为就在上个月，韩国政府通过民意测验发现，中国青年中流行“厌韩情绪”，而主要原因就是韩国篡夺中国的“文化财产权”。对一个国家的恨，就这么被造出来了。

总结一下。当我们要恨一个对象时——尤其是因为历史原因，可以先想一想：我为啥要恨？是谁告诉我恨的？他有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