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学者发现，只要个人策略得当，往往能成功突破“体制”的制约。民主改革好比在万丈深渊上架桥梁，需要精巧的技艺（crafts）。成功的改革家，当是高超的政治工匠。当改革者处于弱势时（如光绪帝的情形），一种可行的策略是在各派力量之间建立共识（pact），在共识的基础上推进改革。这个共识，必须能够容纳所有主要政治派别的利益，让各派都能接受改革带来的新的游戏规则。推进改革的过程必须是渐进的、谨慎的、中庸的、充满妥协的。

回过头来看看戊戌年光绪帝面临的情形。首先是慈禧荣禄一派的利益并不一定完全不容于维新变法。毕竟甲午战后，中国已处危急存亡之秋；中国亡，大清的“族天下”也将不保。萧功秦就指出至少在百日维新的最初阶段，慈禧是支持变法的。其次是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实力人物，也是以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的，与维新变法的目标并无二致。要在这三派力量之间达成共识，共推宪政改革，并非绝不可能。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曾考虑过学习英国贵族院和日本华族的做法，以厚禄把满洲贵族养起来，换取他们交出权力。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会按事后分析所得的最合情合理的道路前进。光绪帝和康梁等人，作为三派中实力最弱者，疏远洋务派在先，开罪老佛爷于后，一旦招致反扑，便不堪一击。

光绪一派为何未能与各派力量达成共识，有论者列出种种原因。比如，康梁等人政治思想中的激进成分，使他们不愿与其他派别妥协；亡国危机的紧迫，使改革者寄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没能选择渐进谨慎的策略；光绪等人欠缺政治谋略，空有热情而无技巧，关键时刻不知进退等等。好像还没有多少人指出光绪个人的生活经历对他施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