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代洪武五年（１３７２），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臣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诏书中称其为琉球。从此乃成为正式名称。可见，连琉球国的国名也是中国取的。据《殊域周咨录》载，该诏书说：“朕为臣民推戴，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这份诏书除了以华夏自居中央，使用了中国历代皇帝习用的“蛮夷”之类词以外，毫无威胁恐吓的意思，是一种和平外交。因此，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首先领诏，并立刻派遣王弟泰期，与杨载一同来中国，奉表称臣。“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见１７２５年琉球国用汉语自撰的第二部正史《中山世谱》）继中山王后，琉球山南王承察度和山北王怕尼芝，也相继于翌年向中国皇帝称臣入贡。当时琉球“三山分立”，相互征战。明太祖知悉后，又去诏云：“使者自海中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弃农业，伤残人命。朕闻之不堪悯怜。”因此要求他们“能体朕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后三王果然罢战息兵。足见此时中国皇帝在琉球享有高度政治权威，当时的琉球实是中国的属国。

据琉球国史及各种史料记载，自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起，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正式确定君臣关系。这种关系延续了整整五个世纪，即使是日本庆长十四年（１６０９）发生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岛津氏入侵琉球，琉球国在受到萨摩制约的情况下，也始终未变。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朱元璋 “更赐闽人三十六姓”入琉。这批中国移民主要是向琉球传授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琉球王国也曾主动请求赐人，如１６０６年，尚宁王受册封时，便请赐明人归化。如从中国去的蔡氏为蔡襄的后人，林氏为林和靖家族的后人。与此同时，琉球王还经常选派子弟到中国留学。

从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以后，琉球王国一直使用中国的年号，奉行中国正朔。（直至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日本强行“废琉置县”为止）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外交条约、正史等，都是用汉文写的。连它的国都首里城的宫殿，都不是坐北朝南，而是面向西方，充分表示其归慕中国之意。琉球人也与日本人做生意，但每逢中国册封使到琉，必禁用假名、和歌、宽永通宝（日币），改穿唐服。琉球还配合中国抗倭，《明史》就有记载，如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先是，倭寇自浙江败还，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大歼之，获中国被掠者六人，至是送还。”

１６０９年，萨摩“以劲兵三千入其国，掳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明史》）。当时琉球王侍从写的《喜安日记》记载：“有如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珍万宝，尽失无遗！”萨军将琉球王尚宁等百余人俘至鹿儿岛，达三年五个月，逼迫尚宁王屈辱地承认向其“进贡”。同时还强行割占琉球北部五岛。但即便如此，也尚未改变中琉关系。如据《明史》记载，万历十四年（１６１６），“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当时忍辱负重的尚宁王在国家残破的情况下，依然不忘“遣使以闻”，通报中国防备日本侵略。清朝入主中原后，中琉册封关系继续保持，贸易和文化交流还更为扩大了。

然而，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原来萨摩对琉球的侵略掠夺，还只是日本西南某个岛藩的强盗行为；现在，日本则要进行整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了。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中，就提到了要侵占琉球。明治五年（１８７２），日本借琉球使者到访日本之际，突然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并列入所谓“华族”。这是维新政府强行改变日琉关系的第一步。而这些行径，当时都是暗中进行，对中国隐瞒的。从此，琉球便成为了所谓“日清两属”。而后，日本政府不断施加政治、军事压力，进一步胁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但每次均遭拒绝。如１８７５年８月５日琉球王尚泰答复日方的信中，便说不能“忘却中国累世之厚恩，失却信义”。还提到所谓“两属”之事，“以往对中国隐匿，恳请对中国说明，采取明确处置”，并表示“愿对两国奉公，永久勤勉”。但日本还是不肯罢休。

面对日本政府的百般逼迫，琉球国在不断向日本“请愿”要求保持中琉关系、不变琉球国体政体的同时，还向西方各国公使发出外交求援信。日本恼羞成怒，１８７９年１月１０日日本《朝野新闻》竟称“琉奴蔑视我日本帝国甚哉”！于是，日本决定不顾国际公法，不顾琉球国臣民的意愿，加快吞并琉球。１８７９年３月，日本向琉球秘密派出军警人员，采取突然行动，在首里城向琉球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命令交出政权。４月４日，日本悍然宣布“废琉置县”，即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随即大肆抢掠中琉往来的文书、文物和宝印，以及琉球国的政府档案，企图销毁和隐匿历史见证。并强迫尚泰王等前去日本。

这时，琉球王国仍拼死反抗，发出血泪抗议，并曾秘密派官员赴天津谒见李鸿章，请求中国“尽逐日兵出境”。清政府也据理与日本力争过，但终究未能派兵援助琉球。这当然也是与清朝政府腐败、实力衰落有关的。当时，流球国陈情通事林世功还在北京壮烈自杀，以死抗议日本侵略，以死请求中国出兵。然而“自为一国”的琉球还是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但反抗运动继续进行，大概到甲午战争结束后才渐息。这里，我们就引一封在琉球被亡整整六年后琉球国臣写给李鸿章的字字血泪的请愿书：

具禀，琉球国陈情陪臣国戚紫巾官向德宏等，为下情迫切，泣恳恩准据情奏请皇猷，迅赐兴师问罪，还复君国，以修贡典事。

窃宏奉主命，来津求援，瞬将十年（按，指１８７６年１２月，向德法·幸地朝常曾奉琉球国王常泰之命，秘密来华，陈奏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之事）。国主久羁敌国，臣民火热水深。宏不忠不诚，以致未能仰副主命。乃近住日本之华裔，带来敝国密函，内云“日人又胁迫敝国主再幽日京。且紫巾官金培义等，于客岁九月间由闽回国，才到国后，日人拘禁狱中，至今不放”等情，前来。闻信之下，肝胆崩裂！嗟乎，人谁无君？又谁无家？乃俾敝国惨无天日！惟所以暂延残喘者，仰仗天皇（按，指中国皇帝）之援拯耳！兹幸法事大定（按，指中法战争结束），天朝无事之日，即敝国复苏之时也。若复任日本横行，彼将谓天朝置敝国于度外。数百年国脉，从是而斩，其祸尚忍言哉！伏惟傅相老中堂，入赞机宜，出总军务，天朝柱石，久已上俞下颂，中外仰如神明，必救敝国于水火，登之于衽席。为此沥情再叩相府，呼号泣血，恳求老中堂恩怜惨情，迅赐奏明皇上，严申天讨，将留球日人尽逐出境，庶乎日人狡逞之心从是而戢，敝国主得归宗社，亡而复存。非特敝国君民永戴圣朝无疆之德，且与国共安于光天化日之下，是有国之年仰沐皇上恩施，实出傅相老中堂之赐也。敝国上自国主，下至人民，生生世世，感戴皇恩宪德于无既矣！临禀苦哭，不胜栗悚待命之至！须至禀者。

直到１９１９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组织人辑集清诗总集《晚晴簃诗汇》（１９２９年编成）时，仍然将琉球诗人的诗作为“属国”的作品收在最后一卷中。１９２５年，著名诗人闻一多发表《七子之歌》，将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七地，比作离开了母亲怀抱的七个儿子，哭诉着被强盗欺侮蹂躏的痛苦，在“台湾”一节里他也写到了琉球：“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流球灭国一百二十年后，日本政府别出心裁地把２０００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放在冲绳召开。日本还特意新印了面值２０００日元的纸币，上面的图影是当年琉球王国的遗迹。真不知那些世界首富国家的首脑，坐在当年琉球国的土地上，会不会回想起历史并不十分久远的那一幕灭人社稷的暴行？会有什么感想？

又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一段历史，在现在中国和日本的课堂上，都是不讲的。

　　围三阙一动中歼——蒙古军的常胜之法

　　从1220年起，蒙古军在花刺子模展开河中战役及阿姆河流域诸城战役。这一地区的撒麻耳干、玉龙杰赤、不花剌3个城市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都城撒麻耳干是花剌子模的战略防守中心。1219年秋，成吉思汗与拖雷率主力军，以速不台部为前锋，渡锡尔河南下，攻克和招降了沿途的数座城镇，于1220年3月包围了有“伊斯兰教罗马”之称的西域名城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

　　成吉思汗围攻不花剌时，采取了先紧后松、围三阙一、运动歼敌的战术：先以精锐的先锋军在不花剌的12座城门下屯营，后续部队随即包围外城四周，驱使以战俘为主组成的“哈沙尔”军摆开强盛的攻势，然后故意示弱于某处，网开一面放出守军，随后在蒙古军擅长的运动战和野战中歼灭之，以减轻攻坚战的消耗和损失。当花剌子模的大将阔克汗带领两万名守军退出不花剌城后，蒙古军紧迫至阿姆河边展开战斗。阔克汗全军被歼。

　　成吉思汗设计、指挥的两河及河中地区的一系列战役不仅使蒙古军攻占了大片土地，而且基本歼灭了花剌子模汗国的精锐主力部队。特别是不花剌、撒麻耳干、玉龙杰赤3城的攻取对蒙古远征军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撒麻耳干是花剌子模的政治中心，玉龙杰赤是该国国王阿剌丁母后一党军事势力的根据地，不花剌是河中地区贸易、宗教、文化集中地，其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意义可想而知。回头看，成吉思汗将西征主力军的首攻目标定为不花剌极具战略眼光。得此城既可切断东西两部的交通和援兵，又能扼控撒麻耳干与河中地区的咽喉，并可断绝锡尔河被围各城之援，恰似狼咬羊脖。仅此一招，花剌子模国的灭亡便成定数。《元史·太祖本纪》对成吉思汗的评价只有10个字——“帝深沉有大略，运兵如神。”

　　坚韧耐劳赖轻骑——蒙古军的制胜之制

　　如果以欧洲骑士的标准来看，蒙古骑兵充其量算是一种轻骑兵。因为蒙古骑兵的装甲多为皮革制成，轻便坚韧，虽然其防护性不及欧洲重装甲骑兵身上的锁子甲，但负担轻，容易保持长时间的战斗力，此外穿着它不会像穿铁制铠甲那样在严寒酷暑时节成为难以忍受的酷刑。

　　成吉思汗从未像西方军的首领一样对兵种的武器进行严格的分工，加之不像欧洲和中亚军队使用的武糊那样笨重，所以蒙古骑兵随身携带各种武器，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蒙古骑兵随身携带的武器通常有弓箭、马刀、长矛、狼牙棒。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的弓箭。他们的弓箭较长较大，需大约相当于80公斤的力量才能拉开（电视剧《马可·波罗》中有马可·波罗始终无法拉开蒙古人硬弓的场面)，射程远，是蒙古骑兵的最重要的杀伤武器。此外，蒙古骑兵常常根据个人爱好装备其他武器，譬如套马的绳套和网马的网套。这在正规的西方军队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也是防不胜防的。

　　蒙古军队同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从小玩的玩具就是弓箭，一到成年就可以算是职业军人了。由于在严酷的环境中长大，蒙古人大都具有极为坚韧耐劳的性格，爬冰卧雪为常事，远距离跋涉更是其从小的习惯。对物质条件的不讲究使蒙古军队的后勤负担很轻。蒙古军人拥有东方和西方农耕定居民族所缺乏的连续作战的意志和能力，这是西方养尊处优的贵族骑兵们和中国中原地区穿上军装的农民永远比不上的。这种从艰苦环境和游牧制度中磨炼出来的精神上的素质优势就是蒙古军在天才统帅成吉思汗指挥下能够横扫中亚和欧洲的最主要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