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往往以物质为先导，它不受政治疆域的限制，也不因语言、文字隔绝而受阻。某种新的东西传了进来，人们发现它比固有的东西更好、更优越，很快就会形成一种自发追求的趋势，迅速传播开来。包谷、洋芋、甘薯、柞蚕、楠竹、烤烟，在今天看来并非稀奇之物，丝毫没有新奇之感。然而，它们在几十年或几百年前传到贵州时，却都是些新奇之物。当我们理智地对它们进行历史考察时，蓦然发现，这些寻常之物在贵州开发进程中有过极不寻常的意义和作用。引进一种新的物种，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技术、新的开发手段，从而提高了开发水平，以致改变原有的生产状况和经济结构，突显某种优势。     引进新的旱地作物，农业开发提高一步     包谷、洋芋、甘薯都原产美洲。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不但中国，而且欧洲也不知道的这些物种，大约在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陆续传入中国。明末徐光启编纂的《农政全书》有此记载。包谷原称玉蜀黍，初传到中国时为皇家所用，谓之为御麦，后来越传越广，在北方称为棒子，而南方则称包谷。洋芋原名马铃薯。中国人当时认为它是芋头一类，因系从西洋传来而称洋芋。甘薯传到中国，当时的中国人视外国为蕃邦，于是把它叫做蕃薯。包谷、洋芋、甘薯都是舶来品，是“大航海时代”给中国带来的农作物。它们传入的途径大抵是东南沿海或东南亚，然后逐渐向西南和内地播散。不过，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往后的发展也不一样。     贵州是典型的“山国”，山地多、平地少，旱地多、水田少，平地只占全省总面积的7.5%，适宜种植水稻的耕地有限。大面积的山区，在这些作物传入以前，主要是栽种小米、高梁、麦子、红稗、荞子之类低产作物，故明代在贵州所征夏粮统称为“麦”。包谷传入贵州的时间在明末，《遵义府志》引明万历年间(1573—1620)绥阳知县母扬祖的《利民条约》说：“县中平地，居民只知种稻；山间，民只种秋禾、玉米、稗梁、菽豆、大麦等。”经过百余年，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贵州各地已普遍种植包谷。据爱必达《黔南识略》记载；“山地多种包谷”，产米不多的地方“有包谷杂粮等项，足敷民食”，而以旱地为主的山区则是“民间赖此者十之七”，例如威宁、普安等地。包谷是“旱地之王”，产量高，而且耐干旱、耐粗放，这在“刀耕火种”盛行的贵州山区，很快就得到了推广。     洋芋传入中国最先是台湾，以后传到湖北，在西北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东北最盛，继而在贵州黔西北的高寒地区也兴盛起来，成为当地的重要粮食作物，其他山区也有栽种。甘薯传入中国后，大量种植的地区主要在南方。据有关资料记载，甘薯1717年传入台湾，1733年传入四川，1735年传入云南，1746年传入湖南，1752年传入贵州。甘薯是单位面积产量很高的粮食作物，通常亩产可达几千斤。它的适应性很强，能耐旱、耐瘠、耐风雨，病虫害较少，适宜山地、坡地和新垦地种植，且不与稻麦争地，所以在贵州农村普遍种植，既作主食又作副食。     也许是一种历史的机遇，自“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几大洲联系起来，上述三种旱地作物在贵州都找到了它们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而且因产量较高普遍受到欢迎，成为贵州杂粮的大宗，是仅次于大米的粮食品种，甚至成为相当一部分山区人民的主粮。而高梁、小米、荞子、红稗等低产旱地作物压缩到很小空间。看来，几种旱地作物的引进，对贵州的开发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大量山地被开发出来，扩大了耕地面积，这对山地多而平地少的贵州来说，意义非同小可。其次，由于粮食总产量有较大幅度提高，有可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其三，山区得到开发以后，坝区多余的人口逐渐向山区移动，有利于偏远山区的开发。其四，粮食作物的结构起了很大变化，杂粮的比例提高，产量高的包谷、洋芋、甘薯逐步取代低产的旱地作物。     引进山蚕、桑蚕、楠竹，遵义富了起来     “遵义富于丝”一语，精炼地概括了遵义地区的经济特点。可是，遵义并非自古以来就有蚕桑之利，而是自乾隆以来，丝绸勃然兴起，“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路”，“每当茧成时节，贩运之人，十十五五，络绎于道。秦晋之商，闽粤之贾，纷至沓来，捆载而去。遵义丝绸名遐远尔，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中州”。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在《遵义府志》中找到了答案。     乾隆三年(1738年)，山东历城(今济南)人陈玉任遵义知府，朝思暮想如何为民谋利。他常在乡间走动，往来路过地方，但见槲树(青冈)成林，当地人把它当作柴薪。他忽然想起故乡，家家户户在槲树上放养山蚕，于是满心高兴，拊掌而笑，找到了一条富民之路。第二年冬天，他派人到山东收购蚕种。山东与遵义有千里之遥，走一遭大约要一二月光景。购蚕的人，千辛万苦把蚕种运至湖南沅州地界，蚕蛹大出，尽皆死去，差人掩面而归。翌年又去，夫差日夜兼程，终于把蚕种运回，放养在遵义府侧的小山丘山。春蚕蠕蠕出茧，但三伏天气，农夫不知避暑，幼蚕又都死去，蚕家心急如焚。陈玉为民之心坚如磐石，再派人去，又募蚕师、织师一同归来。山蚕累累成茧，争相告慰。玉欣然出访，与民畅谈养蚕之利，又发给蚕种、器具、资金，百姓受益，“争趋若取异宝”。他又召集民众传授缫丝、纺织技艺，遵义丝绸渐渐兴起。乾隆八年，陈玉任期已满，百姓忽闻知府即将离去，泣不成声，临别时成群结队，尾随相依，牵衣顿足，一路远送。     数年之后，遵义养蚕、纺织蔚然成风，“邻叟村媪相遇，惟絮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蚕之善否?”稍后，正安州吏目徐阶平大力推广桑蚕，“其茧色美质精，不下中州所产，而价昂于山丝”。道光年间，遵义知府黄乐之三下《劝民种桑示》，又刊印《种桑捷法》。此后，遵义“独富于丝”，成为贵州富庶之区。陈玉一任清知府，使遵义走出了一条富裕之路。在人民心中，陈玉是为民的官，是造福的神。在遵义城中，在尚稽乡下，人们为他建立了“陈公祠”，表达内心崇敬，寄托悠悠情思。     也是在乾隆年间，贵州引进了楠竹。往昔，贵州虽然盛产竹子，但无大口径的楠竹。乾隆三十四年，流寓贵州仁怀厅(今赤水、习水)的黎理泰回福建上杭探亲，拟把母亲接到赤水安度晚年。理泰再三垦求，母亲不愿离乡。为慰思乡之情，理泰将三根楠竹置于大木桶中，历尽千辛万苦，把它运到后槽(今赤水胡市乡)栽种。赤水气候炎热，楠竹生长旺盛，数年间蔓延成林。楠竹粗大，材质优良，冬笋可食，人们纷纷引种。经几代人努力，三根竹子竟成竹海。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有诗赞云：“前生莫作竹王看，千尺梢云又一般。记否无诸台上客，八千里外报平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进山蚕、桑蚕，遵义“独富于丝”；引进楠竹，赤水“万竿成竹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有适合的气候、土壤，竹子不可能成活，养蚕不可能兴盛。然而，谁也没有把槲树看成是什么优势，若不是陈玉一心为民谋利，若不是黄乐之等人坚持不懈，遵义也不可能走上富裕之路。楠竹的引种虽然纯属偶然，但“天时、地利、人和”使它蔓延生长，从陈熙晋的诗就可看出官府的提倡态度。     引进烤烟，贵州经济出现新的面貌     贵州是全国四大烤烟产区之一，烟草工业的利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优势的形成，归根到底，是以开放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引进新的品种、新的技术使然。抗日战争期间，一批有实干精神的科学家来到贵州，1938年成立贵州农业改进所。这个研究所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贵州试种烤烟。结合贵州的气候和土壤，科技人员用许多品种进行试验，最后选定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黄金叶”。他们深入农村，指导农户进行栽培，首先在贵定县取得成功。1942年，农业改进所与贵州企业公司合作，在贵定、龙里、贵筑、清镇、平坝、瓮安、麻江等9县进行推广，两年之后，全省已有36个县种植烤烟。经过长期努力，培育出“佛光”和“特字400号”新品种，色、香、味俱超过美国的“黄金叶”，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     由于烤烟的大面积推广，贵州农村经济起了较大变化，经济作物的比重显著增大，商品化程度也明显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贵州的烟草工业从此诞生。1940年，贵州企业公司创办了第一家机制卷烟企业——贵州烟草公司。在此之后，烟厂犹如雨后春笋，1948年多达50余家，生产出“企鹅”等名牌产品。贵州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烤烟生产与日俱增，烟草工业蓬勃发展，对贵州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烤烟的引进，对贵州的农业、工业、商业、消费、财政等方面影响极为深远。     回顾贵州开发的历程，凡是处于开放状态的时期都有较大进步、发展和提高，农作物和养蚕的引进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然而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面。研究贵州开发史，绝不能只从一些概念出发，把几个新名词套上去就以为有了“新的创见”。开发是具体的，必须认真研究它实际的过程和细节，从真实的历史中得到启示。特别是经济，它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规划、决策总是要受到惩罚的。贵州的发展，必须以开放为前提，以科学为依据，以实干为保证，群策群力，艰苦奋斗，发扬先辈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省文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