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社会，受激进理想主义的害很深，而后堕入更深的虚无主义也已日久。无论精英的宏大思考，还是小民的市井盘算，转眼点都是切实的利益格局，而不会在是否符合道德。而我也一贯认可在现实层面的考量要尽量杜绝道德因素的左右，道义始终是利益的遮羞布，鼓动平民的利器而已。当然这些解释也没有错，但如果翻看美国历史，又有不同的解释，似乎同样在理。根据亨廷顿叙述，美国社会中有四个信念高涨节点：独立战争、杰克逊时代、进步党时代和民权诉求时代。而这四个时代又恰逢美国政治体制做出重大修正时期，可以说是道德信念的空前高涨与广泛重申促使了利益集团的重新划分与运作。当然，独立战争采用利益角度解释更为妥当，但后三者无疑是对美国信念的进一步阐述同现实政治制度之间鸿沟的弥合行为，而美国信念在美利坚民族中的确认无疑起源于独立战争。总而言之，道德因素在社会变革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陌生的体验，却已经失去了借鉴的可能。

    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中，越来越被公众所疏远；所谓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其影响力与表现方式已经达到了异常微小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尽管是官方再三强调与宣传的，却早已失去了受众市场。在这样一个广泛玩世不恭的犬儒化社会中，社会变革的动力只能存在于眼前利益。道德与价值判断只得退守到微观的市民社会之中。

    即便如此，当调解人问该男友：“你知不知道百善孝为先，是不是应该首先想到未来的丈母娘？”时，我还是不由得笑了起来。是啊，我已然默认这种道德观念在生活重大作用业已消退。这个男友确实该善待女友母亲，但在我这里，理由只是作为中专学历卖信用卡的他对抓牢膀紧身价不菲的女友一家的需要。自然，在这一判断中，也隐含了对所谓爱情的存在的否定。

    原来，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犬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