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bbs上看到一篇关于转载本校几个抄袭的文章，后面跟帖颇多，大多都是认为举报者“动机不纯”、“矫枉过正”、多管闲事的……

想起上周在校车上跟毕设督导的一番关于工程硕士论文抄袭、雷同的谈话，真是分不清何谓正确了。目前我还是本来的我，以后，我还会是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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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集体功利主义成为剽窃庇护所

本报记者 雷宇 叶铁桥 孙海华 中国青年报2009-09-23 近年来，从硕士、博士，到教授、院士、大学校长，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不断被揭发出来。但是，一方面，这些被举报的不端行为很难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得到一个切实的结论；另一方面，即使是社会公众都有能力分辨的学术不端行为被曝光后，在面对所涉及人员为校长、院长、院士等人士时，监督处罚依然无力。 “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拿学术造假者没有办法。”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葛剑雄在今年两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他指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没有被授权对学术造假行为进行调查，“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倡导一下，呼吁一下”。 学界官员尚且如此，个人学术打假的艰难就更不必说了。 这不禁让公众感慨，学术不端行为到底该由谁来认定？“零容忍”为什么只是口号？ 学术造假几成显规则 今年年初，有“学术测谎仪”之称的“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开始登陆全国高校，检测的结果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不查也知道，一查真麻烦。”武汉一所高校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导师张胜（应要求化名）告诉记者，在应用此系统检测硕士生毕业论文后发现，问题异常严重，“复制、粘贴”者大有人在。 张胜说，对此学校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部处理面太大，但也得做出点姿态”。最后，该校“分类型、分程度”分别给予违规者以取消学位、重新答辩、修改论文等处理意见。 学位论文中的不端行为，也许只是当前学术不端行为冰山之一角。 7月10日，中国科协发布了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这份问卷量达3．2万人次的报告展示出一幅更加“宏大”的图景：调查显示，55.5％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分别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投”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高达51.2％。 造假行为几成学术科技领域“显规则”。西安交大退休副教授陈永江告诉记者，自己所在专业6名教授曾联名举报一名长江学者学术造假，学校领导前来做工作时的一番话让人感喟，“西方发达国家也有30％左右的学术不端，何况我们发展中国家呢？沿海地区70％到80％造假，西北的老实人还要打假，学校以后还怎么发展？” “上梁不正下梁歪”，6位举报教授之一、西安交通大学能动学院退休教授杨绍侃说：“如果我们教师都有抄袭、造假、捏造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那我们还怎么敢理直气壮地处理学生考试作弊？还怎么跟他们宣扬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 “风气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严重侵蚀了年轻一代的学术心态。”陈永江说，也正是在这种担忧之下，他才不顾各种压力多次举报造假。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往往一起举报案公布后，都有师生愤愤不平：干吗在一些小事上找高校老师麻烦，跟我们过不去？！看看周围，无数的贪官，无数的造假售假者，造成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社会巨额的损失。与这些相比，高校老师的一点剽窃…… 就在陈永江所在的学校校园网上，有网络跟帖认为：这种举报是“吃里扒外”。 “外界不穷追猛打，谁会自曝家丑？” 一年前，湖北一省属高校体育学院副院长杨明（化名）分管学院科研工作。尽管在他
中国青年报2009-09-23

近年来，从硕士、博士，到教授、院士、大学校长，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不断被揭发出来。但是，一方面，这些被举报的不端行为很难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得到一个切实的结论；另一方面，即使是社会公众都有能力分辨的学术不端行为被曝光后，在面对所涉及人员为校长、院长、院士等人士时，监督处罚依然无力。

“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拿学术造假者没有办法。”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葛剑雄在今年两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他指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没有被授权对学术造假行为进行调查，“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倡导一下，呼吁一下”。
“其实他们很弱势，最核心的应该是教授、领导。” 熊丙奇认为，这恰恰暴露了当前学术委员会的致命弱点：它是不能独立运作的，因为它所在的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平衡，它往往受制于行政力量。 方舟子也认为，学术不端行为难得到处理，关键在于科教体制的问题，“体制上，我们的学术权力都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但对于部里的司长和处长而言，科研搞得好不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是被安排在那样的位置上管理这些资金而已”。 方舟子说，学术共同体要能够自我净化，学术的权力就应该掌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且是真正的活跃在第一线的科研人员而非专业出身的官员手里，“如果权力掌握在官员手里、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净化。” 西南交通大学处理副校长黄庆论文造假引入第三方的做法让熊丙奇眼前一亮。该校刚开始揭露这个事情之后就请了校外的专家，进行盲审得出结果，学校还成立了学术道德委员会再投票，最后让校外专家进行了一个鉴定。“这成为国内学术共同体无法正常发挥效用之后的修复。” 熊丙奇说，在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则成熟的哈佛、耶鲁、剑桥如果出现这种学术不端，只要是有这种苗头，那么这个学者马上就道歉辞职了。 “学校和社会之间还是应该有个防火墙。”熊丙奇说，不管社会有多少不诚信问题，都不是高校学术不端的理由。国外大学一直强调一种相对独立性，就是不希望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它的独立性来影响社会。 在熊丙奇看来，大学的灯塔作用正在越来越淡化。“我们曾经说过教授有学术的尊严，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学是象牙塔，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就会加速社会整体的迷失。” 方舟子相对要乐观一些，他认为，学术腐败不只是学术界本身的问题，“它是跟其他领域的造假和腐败纠缠在一块，不是学术界本身在搞的，各方面因素都掺杂在其中。”（实习生黄伟对此文亦有贡献）
学界官员尚且如此，个人学术打假的艰难就更不必说了。

这不禁让公众感慨，学术不端行为到底该由谁来认定？“零容忍”为什么只是口号？

学术造假几成显规则
“其实他们很弱势，最核心的应该是教授、领导。” 熊丙奇认为，这恰恰暴露了当前学术委员会的致命弱点：它是不能独立运作的，因为它所在的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平衡，它往往受制于行政力量。 方舟子也认为，学术不端行为难得到处理，关键在于科教体制的问题，“体制上，我们的学术权力都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但对于部里的司长和处长而言，科研搞得好不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是被安排在那样的位置上管理这些资金而已”。 方舟子说，学术共同体要能够自我净化，学术的权力就应该掌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且是真正的活跃在第一线的科研人员而非专业出身的官员手里，“如果权力掌握在官员手里、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净化。” 西南交通大学处理副校长黄庆论文造假引入第三方的做法让熊丙奇眼前一亮。该校刚开始揭露这个事情之后就请了校外的专家，进行盲审得出结果，学校还成立了学术道德委员会再投票，最后让校外专家进行了一个鉴定。“这成为国内学术共同体无法正常发挥效用之后的修复。” 熊丙奇说，在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则成熟的哈佛、耶鲁、剑桥如果出现这种学术不端，只要是有这种苗头，那么这个学者马上就道歉辞职了。 “学校和社会之间还是应该有个防火墙。”熊丙奇说，不管社会有多少不诚信问题，都不是高校学术不端的理由。国外大学一直强调一种相对独立性，就是不希望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它的独立性来影响社会。 在熊丙奇看来，大学的灯塔作用正在越来越淡化。“我们曾经说过教授有学术的尊严，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学是象牙塔，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就会加速社会整体的迷失。” 方舟子相对要乐观一些，他认为，学术腐败不只是学术界本身的问题，“它是跟其他领域的造假和腐败纠缠在一块，不是学术界本身在搞的，各方面因素都掺杂在其中。”（实习生黄伟对此文亦有贡献）
今年年初，有“学术测谎仪”之称的“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开始登陆全国高校，检测的结果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不查也知道，一查真麻烦。”武汉一所高校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导师张胜（应要求化名）告诉记者，在应用此系统检测硕士生毕业论文后发现，问题异常严重，“复制、粘贴”者大有人在。“其实他们很弱势，最核心的应该是教授、领导。” 熊丙奇认为，这恰恰暴露了当前学术委员会的致命弱点：它是不能独立运作的，因为它所在的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平衡，它往往受制于行政力量。 方舟子也认为，学术不端行为难得到处理，关键在于科教体制的问题，“体制上，我们的学术权力都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但对于部里的司长和处长而言，科研搞得好不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是被安排在那样的位置上管理这些资金而已”。 方舟子说，学术共同体要能够自我净化，学术的权力就应该掌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且是真正的活跃在第一线的科研人员而非专业出身的官员手里，“如果权力掌握在官员手里、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净化。” 西南交通大学处理副校长黄庆论文造假引入第三方的做法让熊丙奇眼前一亮。该校刚开始揭露这个事情之后就请了校外的专家，进行盲审得出结果，学校还成立了学术道德委员会再投票，最后让校外专家进行了一个鉴定。“这成为国内学术共同体无法正常发挥效用之后的修复。” 熊丙奇说，在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则成熟的哈佛、耶鲁、剑桥如果出现这种学术不端，只要是有这种苗头，那么这个学者马上就道歉辞职了。 “学校和社会之间还是应该有个防火墙。”熊丙奇说，不管社会有多少不诚信问题，都不是高校学术不端的理由。国外大学一直强调一种相对独立性，就是不希望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它的独立性来影响社会。 在熊丙奇看来，大学的灯塔作用正在越来越淡化。“我们曾经说过教授有学术的尊严，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学是象牙塔，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就会加速社会整体的迷失。” 方舟子相对要乐观一些，他认为，学术腐败不只是学术界本身的问题，“它是跟其他领域的造假和腐败纠缠在一块，不是学术界本身在搞的，各方面因素都掺杂在其中。”（实习生黄伟对此文亦有贡献）

张胜说，对此学校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部处理面太大，但也得做出点姿态”。最后，该校“分类型、分程度”分别给予违规者以取消学位、重新答辩、修改论文等处理意见。
本报记者 雷宇 叶铁桥 孙海华 中国青年报2009-09-23 近年来，从硕士、博士，到教授、院士、大学校长，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不断被揭发出来。但是，一方面，这些被举报的不端行为很难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得到一个切实的结论；另一方面，即使是社会公众都有能力分辨的学术不端行为被曝光后，在面对所涉及人员为校长、院长、院士等人士时，监督处罚依然无力。 “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拿学术造假者没有办法。”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葛剑雄在今年两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他指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没有被授权对学术造假行为进行调查，“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倡导一下，呼吁一下”。 学界官员尚且如此，个人学术打假的艰难就更不必说了。 这不禁让公众感慨，学术不端行为到底该由谁来认定？“零容忍”为什么只是口号？ 学术造假几成显规则 今年年初，有“学术测谎仪”之称的“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开始登陆全国高校，检测的结果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不查也知道，一查真麻烦。”武汉一所高校参与调查的博士生导师张胜（应要求化名）告诉记者，在应用此系统检测硕士生毕业论文后发现，问题异常严重，“复制、粘贴”者大有人在。 张胜说，对此学校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部处理面太大，但也得做出点姿态”。最后，该校“分类型、分程度”分别给予违规者以取消学位、重新答辩、修改论文等处理意见。 学位论文中的不端行为，也许只是当前学术不端行为冰山之一角。 7月10日，中国科协发布了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这份问卷量达3．2万人次的报告展示出一幅更加“宏大”的图景：调查显示，55.5％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分别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投”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高达51.2％。 造假行为几成学术科技领域“显规则”。西安交大退休副教授陈永江告诉记者，自己所在专业6名教授曾联名举报一名长江学者学术造假，学校领导前来做工作时的一番话让人感喟，“西方发达国家也有30％左右的学术不端，何况我们发展中国家呢？沿海地区70％到80％造假，西北的老实人还要打假，学校以后还怎么发展？” “上梁不正下梁歪”，6位举报教授之一、西安交通大学能动学院退休教授杨绍侃说：“如果我们教师都有抄袭、造假、捏造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那我们还怎么敢理直气壮地处理学生考试作弊？还怎么跟他们宣扬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 “风气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严重侵蚀了年轻一代的学术心态。”陈永江说，也正是在这种担忧之下，他才不顾各种压力多次举报造假。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往往一起举报案公布后，都有师生愤愤不平：干吗在一些小事上找高校老师麻烦，跟我们过不去？！看看周围，无数的贪官，无数的造假售假者，造成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社会巨额的损失。与这些相比，高校老师的一点剽窃…… 就在陈永江所在的学校校园网上，有网络跟帖认为：这种举报是“吃里扒外”。 “外界不穷追猛打，谁会自曝家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