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终于在新桥兄那里看到了最新一期《中华文史论丛》上刘淑芬先生的长文《玄奘的最后十年》，果然是一篇极好看的文章。细腻的分析、新颖的观点只是这篇文章之所以好看的一个方面，更吸引人的则是作者有一种融入历史，直探古人之心的情怀（从方法上说就是面对史料的想像能力）。而且，玄奘本人在光环之下的落寞，也使文章本身具有了如悲剧小说一般的张力。读过文章之后，才知道作为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高僧之一的玄奘，并没有与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相当的圆满生活，他只是一个摆脱不了权力约束的普通凡人。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也是历史的魅力之所在。历史记忆的不断遗忘和扭曲，正是历史学得以成立的最重要原因。

这篇文章让人想起徐高阮的《山涛论》， 与刘文揭示出玄奘光环背后的落寞类似，徐高阮也通过细碎的史料，融入历史，指出一般认为“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的山涛，其实有着骂名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山涛与玄奘都是困于权力的悲剧型人物。一般的评价与历史真相之间的矛盾，产生张力，让这些文章有了超越学术论文的美感。同样给人这样的感觉的还有王家葵先生《陶弘景丛考》一书第一章中“陶弘景与梁武帝”与第四章中“再论陶弘景尊钟卑王之论”两节。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所以一般认为其生活比较滋润。但王氏也是通过对历史的融入，指出了事实并非如此，陶弘景有着“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的困苦。（王氏的研究相对而言没有刘淑芬、徐高阮文章照顾地周到。如果说王文主要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麦谷邦夫《梁天监十八年纪年有铭墓砖和天监年间的陶弘景》一文则可以从“精神史”上对其论述进行补充。但二者有个差别较大的地方，就是对《周氏冥通记》信与不信的不同。）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宗教史、思想史也都是政治史，都摆脱不掉政治上和人际上的权力关系的影响。所以宗教史的研究完全可以避开迷惑人的教义的约束，直接通过其与权力的关系来探讨。强大的皇权需要占领意识形态上的制高点，不能允许有着欧洲中世纪一样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神权存在。既然历史发展了，君权神授的天命论没人迷信了，皇帝只能退而求其次，做个“哲人王”，怎会愿意看到有人显得比自己还要“聪明”，利用宗教或其他名目替自己为臣民指引道路。【《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帝、谛声训。古以最明察之人可为帝，故训谛。】

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占不到最高峰，皇帝就不能成为皇帝了，充其量只是官僚头目——就像美国的总统一样。所以大凡有为的中国皇帝（包括想成为皇帝的人），一般都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统一战争，势必要抑浮华、杀名士、制沙门致敬人主，或者反右派、网络控制；手段厉害的就兴法难、大革文化命；次一些的没有自己理论的就抢占别人的理论，做菩萨皇帝、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不是反智主义的传统，而恰恰是统治者本能的对知识力量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