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佛、道史料，常见『道王』一词。如：

《高僧传·释慧基传》：『道王江东』、『道王荆土』；《释僧审传》：『道王京邑』。
《比丘尼传·道馨尼传》：『及馨道王，其术寝亡』。
《弘明集·破魔露布文》：『道王三界，德被十方』。
《道学传·杜炅》：『嫉炅道王，常相诱毁』。

以前不明白。近看王叔岷《世说新语补正·雅量第六》『太傅神情方王』条云：

案『方王』犹『方盛』，『王』借为『暀』，《尔雅·释诂》：『暀暀，美也』，郭注：『暀暀，美盛之貌』。俗作『旺』。

豁然开朗。唉，其实就是查一下《汉语大字典》的事，自己手懒。读书先识字，此话不假。

又《司马兴龙墓志》：『公受五行之秀气，应百世之余祉。风力爽俊，志气如神，动为准的，发作模楷。雅好博古，备涉文词。尤习短长之书，弥重从横之说。虽幅巾在御，藜杖未投，养素闾里，寄情丘壑。萧条身世，道王一时。于是德高遐迩，声动真俗』。『短长之书、从横之说』盖指《战国策》之类。但『道王』、『真俗』都是释门常用语，此处亦用，比较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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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倾读钟国发先生新文《杜子恭与江东天师道》（《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5辑），发现钟先生也对『道王』一词犯了混。他引了《道学传·杜炅》『嫉炅道王，常相诱毁』一段，说杜子恭从张鲁手上继承了最高领袖地位，『《道学传》遗文也称他为“道王”』，又云『他以“道王”的身份……』。显示出钟先生将『道王』作尊称的名词解，比较遗憾的硬伤。

彭林《仪礼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购于明德，半价。翻阅一过。相当枯燥。以前还很有兴趣看一看传说中的《仪礼正义》，现在全没了胃口。《丧服》一篇倒是在中古史常见讨论，曾经问过焦学姐为何南朝人对《丧服》这么感兴趣？焦学姐有一个意外的回答，她说南朝喜欢研究那些有逻辑学、数学意味的东西。想一下确实，南朝是有大批“有闲阶级”的时代，章太炎说过六朝的玄学盛，六艺方技亦盛、历算学亦盛、医学亦盛，玄学与礼律相扶，所以礼学亦盛。汤先生说玄学者，本体之学也。哲学是科学之母，哲学兴盛，诸学亦盛。时下哲学定于一尊，沦落至极，是以诸学不盛，拿不到诺贝尔奖。

林尹《周礼今注今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购于门口新华书店，10元。自上年在公园买来字极小的备要本《周礼正义》，就一直在断断续续的点读。范爷说研究古代史的都该看看这部书，倒是一句好话。上次刚看到一条注疏“寺侍通近”，想起一篇研究“侍臣”的文章，搜罗了不少史籍中“侍臣”的记载，但却没有考虑到也很常见的“近臣”的称呼，是其疏忽。

刘知幾《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订自卓越。本书即浦起龙《史通通释》+吕思勉《史通评》，超值。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购于明德，半价。半夜在床上读完一遍，极为精彩。特别是书后附录论文，印象深刻的有《馆藏嘉靖汪刻本文心雕龙校记书后》和《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讨论的嘉靖七子与清代考据学的转承关系，及其精彩，以前看余英时的“新解释”，不记得有提到这方面。另外还有《宋略存于建康实录考》、《从采石瓜州毙亮记看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都是非常精彩。《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一文云：“后寓北平，始一一发南渡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又说“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并于一途也。”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订自卓越，重印无修订。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云峰诸山北朝石刻讨论会论文选集》，齐鲁书社，1985。购自山师地摊，3元。

黄朗村《诗品印谱》，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购自山师出版社书店，原价4.5元。买两册，送新桥一。此乃《二十四诗品》。

『精进』是佛教习语，六度之一。《法苑珠林》专有一个《精进部》，搜罗相关典故。查《佛学大辞典》，精进是梵语Virya的汉译，音译为毘梨耶、毘离耶。以前以为此词就是勤奋努力的意思，现在看了两位大师的说法，才觉得它的本意可能是读书。

刘盼遂《文选校笺》释任彦昇《天监三年策秀文》『闭户自精，开卷独得』一句，引《广雅·释诂二》：『诵、说、精、讲，论也。』又引《吴志·严畯传》：『广陵刘颍，精学家巷』。《后汉书·乐恢传》：『恢闭户精诵，不交人物』。云此三事皆精训为诵读之证。

蒋礼鸿《义府续貂》释《淮南子》『精摇靡览』一句，谓摇通籀，《说文》：『籀，读书也』。（此句许注云：『楚人谓精进为精摇』。）

据此则『精进』本谓诵读。征之于此词早期用例（多用于形容道人道士），也多与诵读有关。最显豁的例子：《太平广记》卷一〇九引《幽明录》：赵泰『公府辟不就，精进典籍，乡党称名』。不过到了后来，此词渐由读书引申为勤奋，如东晋郗超《奉法要》云：『勤行所习，夙夜匪懈，精进也』，虽也能看出和读书有关，但显然其中勤奋的意思更多了。

早期的用法有个特例：《汉书·序传》『乃召属县长吏，选精进掾史』。颜师古解释为『精明而进趋也』。案《说文·叙目》引《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云云（张政烺先生《说文解字叙引尉律解》疑『九千字』当为『九章』，『八体』当作『八曹』。案参照出土《二年律令·史律》，张先生此说当误）。段注云：『得为史，得为郡县史也』。如此则《汉书·序传》之『选精进掾史』，也有可能是说班伯从能读书的青年中选任掾史，与上文『召属县长吏』一个意思。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揆之文意，个人也不是很相信：）

如果颜师古的说法是对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特例了。『精进』的下一次出现是《后汉书·章帝纪》：『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如果作读书解，显然可通。在网上搜到一篇《精进语义古今谈》，解释南开大学校训『祈通中西，力求精进』，引此文说：『我们据《后汉书》这段文意，精进是继承、创新、超越之义』云云，不敢苟同。能按着此词本意勤奋读书就不错了，谈什么创新、超越。

本月里常起不来，变成下午去公园转。公园没什么好书，追求的是逛书摊的过程，而不是买书本身。虽然，也买了不少闲书。其中最得意的是陈衡恪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中华书局，1931），以极廉之价格拿到。还有一次下午去，买了杜石然主编《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1986）和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古籍，1984）。因为记得陈寅老写过相关的诗，就买了本戴胜兰、徐振贵校注的《小忽雷传奇》（齐鲁书社，1988）。最近一次去，碰到了一位高中老师的藏书在卖，书品很新，买了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中华书局，1980）、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1）、吕叔湘《语文杂记》（上海教育，1984）、褚斌杰《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杨伯峻的书，前一阵子刚买过一个90年代印的版本，这次因为书新，就又买了本。《李清照资料汇编》，显然是买了也不看的书，但因为书品好，加上有“中华书局敬赠”和“李清照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印章，也买了。最后，又白拿了两本小册子：高亨、董治安《上古神话》（中华书局，1963）、安作璋《班固与汉书》（山东人民，1979）。自己的书多而芜，就是这样形成的。

自鸣柳书坊在明德书店借壳上市后，学校旁边终于又有了特价书店，使学校更像大学了一些。在明德陆续半价买了许倬云《求古编》（新星出版社，2006）、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2001）、冯承钧《多桑蒙古史》（上海书店，2003）、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世纪，2005）、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世纪，2006）。除了陈老的书之外，其余也不怎么用到，但名气响，也买了下来。多次见人推崇梁先生用数十年时间写成的《明代粮长制度》，囫囵吞枣看了一遍，果然牛气，从史料到史识都看不出是几十年前的作品。《多桑蒙古史》，大学曾翻过，当时对蒙元史也很感冒，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最近看《海遗丛稿》，才知道冯承钧是因身体瘫痪，转而以翻译糊口，渐成内行的。

这一月里，在网上趁新版《世说新语笺疏》打六折，也买了一套。旧版的不忍乱划，现在可以藏起来了。加上手头有《刘盼遂文集》里的笺释、《慕庐论学集》里的补正和周一良先生的批校，可以择要过录了。还买了天津古籍新出的吴振清校注汤球《三十国春秋辑本》。另外，和宿舍诸人一起订了一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我要了第3、4册。本来第三册自己花5块在公园里淘过一本，可惜无人分摊这一册。

另外，宗教所的朋友送了一本李远国的《神霄雷法》（四川人民，2003），书后附有《道教符箓学讲义》。

最近终于在新桥兄那里看到了最新一期《中华文史论丛》上刘淑芬先生的长文《玄奘的最后十年》，果然是一篇极好看的文章。细腻的分析、新颖的观点只是这篇文章之所以好看的一个方面，更吸引人的则是作者有一种融入历史，直探古人之心的情怀（从方法上说就是面对史料的想像能力）。而且，玄奘本人在光环之下的落寞，也使文章本身具有了如悲剧小说一般的张力。读过文章之后，才知道作为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高僧之一的玄奘，并没有与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相当的圆满生活，他只是一个摆脱不了权力约束的普通凡人。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也是历史的魅力之所在。历史记忆的不断遗忘和扭曲，正是历史学得以成立的最重要原因。

这篇文章让人想起徐高阮的《山涛论》， 与刘文揭示出玄奘光环背后的落寞类似，徐高阮也通过细碎的史料，融入历史，指出一般认为“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的山涛，其实有着骂名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山涛与玄奘都是困于权力的悲剧型人物。一般的评价与历史真相之间的矛盾，产生张力，让这些文章有了超越学术论文的美感。同样给人这样的感觉的还有王家葵先生《陶弘景丛考》一书第一章中“陶弘景与梁武帝”与第四章中“再论陶弘景尊钟卑王之论”两节。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所以一般认为其生活比较滋润。但王氏也是通过对历史的融入，指出了事实并非如此，陶弘景有着“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的困苦。（王氏的研究相对而言没有刘淑芬、徐高阮文章照顾地周到。如果说王文主要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麦谷邦夫《梁天监十八年纪年有铭墓砖和天监年间的陶弘景》一文则可以从“精神史”上对其论述进行补充。但二者有个差别较大的地方，就是对《周氏冥通记》信与不信的不同。）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宗教史、思想史也都是政治史，都摆脱不掉政治上和人际上的权力关系的影响。所以宗教史的研究完全可以避开迷惑人的教义的约束，直接通过其与权力的关系来探讨。强大的皇权需要占领意识形态上的制高点，不能允许有着欧洲中世纪一样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神权存在。既然历史发展了，君权神授的天命论没人迷信了，皇帝只能退而求其次，做个“哲人王”，怎会愿意看到有人显得比自己还要“聪明”，利用宗教或其他名目替自己为臣民指引道路。【《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帝、谛声训。古以最明察之人可为帝，故训谛。】

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占不到最高峰，皇帝就不能成为皇帝了，充其量只是官僚头目——就像美国的总统一样。所以大凡有为的中国皇帝（包括想成为皇帝的人），一般都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统一战争，势必要抑浮华、杀名士、制沙门致敬人主，或者反右派、网络控制；手段厉害的就兴法难、大革文化命；次一些的没有自己理论的就抢占别人的理论，做菩萨皇帝、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不是反智主义的传统，而恰恰是统治者本能的对知识力量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