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附在后面，我的意思很简单，既然做学问总免不了“片面的深刻”，那就得处处小心处处留心，眼光和眼界要看能不能有意识“打通”学科规训，对圈子外保持好奇心和敏感。我没有说过“研究国际问题却懒于做文献学、目录学工作，不去做研究综述，难免会囿于一个国际关系研究的小圈子，看问题难免偏颇。”圈子界限是难免的，那是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与眼睛看哪里根本是两回事。研究国际问题没必要做文献学，那是专门学问，应该是有所分工的（例如孙越生先生主持的工作），更何况“目录学”是有专门指向的，在国关这样的学科谈什么目录学，那是很滑稽的事情。

要对文章做必要的改动，最好要在登出来之前经作者首肯。现在这做法，看来我只好说登出来的文章只是一个叫“汪卫华”的符号的观点，并不代表汪卫华本人的意见了。呵呵

修改和删减都不是问题，但是我觉得既然不是编辑部或者特约评论员来署名，那么还是要作者文责自负才对，突显一些媒体评论的特色，这不是作者的职责所在。至于说关于文章的意图，仅仅标题这一项改动已经是南辕北辙了，还无端加上了一个副标题，怎么叫“不为商榷”呢？陈乐民先生《欧洲文明扩张史》第一版在上海出，编辑部莫名其妙给加了张英国炮舰的封面，内容固然没动，但境界迥异；李慎之先生给陈先生打电话，戏言“佛头点粪”。

刊出来的样子恰恰就不是我的本意。“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与“情有可原，法无可恕”就是次序颠倒一下，意思能一样么？我的看法：学科发展大形势摆在那里，我们能做的是点滴改良、力求打通。到加工后的文章那里就变成了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一般。学术讨论于圈子内部要严厉，要一针见血。拿到公众视野，就不能剑走偏锋。以极端对极端，专家不真成“砖家”了？偏偏现在圈子里讨论你好我好，拿到公众媒体就成了芙蓉姐姐搏出位，游戏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

另外，语言风格这种事情是作者的取舍，妄加修改不只是一个礼不礼貌的问题了。最起码的，我不会写出来“中国学者陈乐民先生”这种极不得体的称谓。既然不是洋人会场，陈先生也没像大明星那样归化他国，一个中国作者拿这样的称谓套在老先生身上，几近滑稽。

【原文】

放眼、定向、打通

紧盯少数大国而忽略其余，好谈三大主义却不通实务，眼界局促，立论空疏——对目下国内国关学界这些流弊，余万里先生提出了含蓄却不失严厉的批评。如何改进？曰：“中国学者要放眼看世界”，关注那些以往我们忽视的国家与地区，研究战略格局之外的具体领域和现实议题。

国际关系这学问原本就是舶来品，且与其它学科相比根基浅、门槛低，在国内真正呈现“显学”气象，往远了说也就二十来年。如今，专家学者们身处现代学科规训拘束下，精力有限而信息爆炸，兴趣所至却经费不得。在讲求效率优先、计算投入产出的明制度、潜规则中摸爬滚打，加盟连锁搞分销即便算不得“帕累托最优”，总归比吭哧吭哧自主创新来的保险。巧的是，国内国关研究的繁荣兴旺恰与市场经济凯歌高奏一路相伴。底子既没打好，中气难免不足，传染上“学术圈市场型快餐消费流感”自然在所难免。拉美、非洲、能源、达尔富尔、热比娅，种种亟待研究的议题固然渊源久远，但大多只在最近三四年、甚至旬月间才突显其急迫。既然染上市场病，“看不见的手”就得显灵。以往需求不旺，供给自然不足，遑论存量储备？

余先生呼吁“放眼看世界”，前提却没说透：兴之所至登高极目，或望穿秋水，或冷眼向洋，那是主动在看；因人前趋，人之所指，目之所及，那是被动在看。放眼看世界，定向是前提。往哪里看不是关键，风水总归轮流转；由谁来“定向”，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却是受人欺凌，痛定思痛，被迫去看。改革开放以来，定准目标，积极接轨，由不得我，也是被动在看。现而今似乎有了自己放眼去看的实力与底气，但到底目光如炬还是鼠目寸光，那就得问问我们自己的方向感与意志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抗衡学术市场的“价格杠杆”。设若无此自觉，“看不见的手”继续独自显灵，可以想见，前述“亟待研究的议题”如今内需既已扩大，过不多时，专家学者们的兴奋点与创造力，以及必要 的研究资源自然都会被拉动起来、重新配置。但果若如此，到底意味着我们看得更远了？还仅仅是一轮“上涨行情”，提醒大家赶快“套现离场”而已呢？

“学者每东面而望，不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钱锺书语），这话不仅是揶揄，更是实况。如今学科分际日渐细密繁琐，能在一个学科里有所心得已属不易，跨学科而能不失肤浅者更数凤毛麟角。偏偏国际问题研究天生跨学科，举凡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文社会，关乎“洋务”就似乎无所不包、环环相因。陈乐民先生尝言，做国际问题研究需学习周总理那样“每事问”，做“通才”。通且能成才，自然不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的万金油或“知道分子”，而要视野开阔、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若以通才标准要求学人，放眼看世界似乎自不待言。

不过，现实中终归是通才少而专家多，要立竿见影解决某些实际问题，与其坐等通才或者恰好这个领域的专家现身，倒不如退而“每事问”，主动打通学科间的人为区隔，看看“圈子”以外是否别有洞天，或许倒有“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发现。吾生也有涯，术业各专攻。很多国关圈内认为冷僻的议题，如果细加检索，其实大都可在国内别的学科圈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笔者所知，似乎以世界史、边疆史及外语这些学科里最多最杂）。两年前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偶遇一位社会系的博士生（港人）在做有关日本铁路史的博士论文，觉得新鲜，心想这大概也是可以归入国际问题研究圈子里做的题目。但以笔者陋见，似乎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很少去做类似议题。（其实即便如茅于轼先生那样具有“从业背景”的学者，似乎也从没有碰过美国铁路发展之类的题目。）不久前，我却意外发现，其实苏州科技学院（原苏州铁道学院）一位教授早在五年前已出版了日本铁路史的专著，顺带还了解到他的一位同事是目前国内或许唯一一部《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的作者——若非意外搜索到，笔者还一直以为这两个题目国内压根儿没人碰呢！

归根结底，放眼看世界还是要使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做得更加脚踏实地。

【环球时报刊登版】

观国际关系，如看动物世界。霍布斯老先生鼓噪出自然状态的“丛林法则”，用来形容所谓人和人之间堪比狼与狼撕咬的无政府状态。还能有比这更适宜的，用来描述古往今来国际舞台风云诡谲的基本假定吗？鹰派、鸽派之争自是圈子里屹立不摇、历久弥新的“老生常谈”。更有甚者，索性把世界各国贴上狮子、老虎、豺狼、鲸鱼、羚羊、野兔等等形象生动的各式标签，俨然动物园重现、吉祥物展览，煞是好看。

干嘛？要么是让大伙儿觉着国际关系这学问活泼有趣、雅俗共赏；要么就是提醒列位看官：动物凶猛、生人勿近！

北京上出租，师傅立马就能五洲风云、时事开讲。随便哪家卫视的新闻，总少不了奥巴马、萨科奇的身影——这世界上再找不出比中国人更关心国际大事的。已然如此关心，犯得着把国际关系装点成动物世界来吸引眼球么？如果是想把事情拎清楚、道理扯明白，这“国关动物学”到底让人越来越清醒，还是越来越迷糊呢？

“国关动物学”异彩纷呈，基本预设无非两条：一是特性确定论，二是环境决定论。

早起的小鸟有虫吃，早起的小虫被鸟吃，这和早不早起没关系，取决于你是鸟还是虫，动物天性决定了。猛禽野兽胜过牲畜家雀，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依着特性确定论，丑小鸭能变天鹅，那是因为这“鸭”原本就是天鹅。野鸡变不成凤凰，因为压根儿就没凤凰。鹰就是鹰，鸽就是鸽，壁垒分明，一边儿就是生猛，另一边儿就是软弱。这样一来，剩下的问题就只能沿着动物学的思路：分分门纲目属种，看看生存食物链，画画迁徙路线图。

与动物不同，人既具有相对确定的生物特性，也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和思维能力。其行为不仅出于某些确定的本能，还受到时常改变的观念影响。作为人的集合体，国家的行为也是如此——不仅根源于实力、地缘这些相对确定的特性，也受制于意识形态、认同、情感、态度这些变动不居的观念因素。国际关系复杂的根源，就是那些确定的国家特性，必须透过不确定的观念因素“过滤”，才会给国家的行为确定形式、强度与方向。显然，国关动物学天然隐含的特性确定论是脱离国际关系现实的。

另一方面，动物不能有意识地改造环境，而只能适应环境。动物迁徙也罢，恐龙灭绝也罢，都是外部环境变迁的结果。当年恐龙排放的甲烷气体长期积累，造成温室效应，引起环境巨变，“自食其屁”最终导致恐龙灭绝。这一“妙解”根源于1970年代欧美科学家对牛放屁的研究。据此，美国曾有参议员提出全世界牛群放屁造成的甲烷长期积累，终有一天会使地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从而提议要给牛上“气税”。对养牛者来说，这还了得？全美牧人协会赶紧提出一份他们自己的报告，认为全世界牛群放屁造成的甲烷，只占大气层中甲烷总数的0.5％，无足轻重。由于没有更权威的数据，让牛缴“放屁税”的提议，最终也就不了了之。放屁和呼吸一样都是动物本能，不管是缴“放屁税”，还是把牛屁收集起来，或者是减少牛群的数量和肉奶消费，人们显然都不满足于对环境“逆来顺受”。哪怕不去战天斗地，也不至像恐龙般坐以待毙。就算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他们的行为与定期迁徙的候鸟也大相径庭。总而言之，如果用环境决定论来分析人、群体或国家的行为，显然忽视了人的主观意志和能动性。

动物在长期进化演变过程中，也会为了适应环境的变迁逐渐改变自己的特性，但这是自然选择，不是动物们主观选择的结果。相反，从特性确定论和环境决定论出发，最无法理解的就是人们自觉的“理性”选择。丘吉尔是共产主义的死敌，铁杆鹰派，但临到希特勒的威胁迫在眉睫，西方世界最早提出联合苏联抗击法西斯的还是他。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无非是一只“披着鸽子毛皮的老鹰”或者“披着羊皮的狼”，并没有从鹰派变成鸽派。但这又如何？我们到底关心丘吉尔是“鹰”是“鸽”，还是关心英国外交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用“国关动物学”套路来解释、处理具体的国家行为、政策变化，无异于引喻失义、本末倒置、南辕北辙。从特性确定论和环境决定论假定出发，看不到为了适应客观环境变化，人们基于得失利弊的盘算，持续不断、自觉地进行着自身行为的调整。反过来，这些有选择、有目的的举动又推动外部环境发生着变化。正因为人类行为与外部环境之间同时存在这种双向的适应与改造过程，清醒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必须时刻小心：那些为吸引观众注意力使用的动物标签背后，是不是蕴含着某些脱离实际的理论预设，过分剪裁了现实，进而令我们混淆了真正重要的问题。

在京开会，蒙方银兄惠赠《解码西游记》一本，不亦乐乎！

学问者，与其钻牛角尖，莫若放虎归山。

昨晚离开办公室已经快11点了，回到宿舍，上海的手机上有好几条短信的问候，感谢LSM, PXY, LQ...，尽管我没有回短信，呵呵。

今天TL大婚，也要祝贺一记！

另一段则是关于散文有没有新潮派的问题，老头儿却承认自己说了不免轻薄的话，“这反映出我的文艺思想还是相当的狭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我想和我一样狭窄的人，甚至比我还狭窄的人还有。在文艺创作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要以权威自命。不要对自己看不惯，不对自己口味的作品随便抓起朱笔，来一道‘红勒帛’，‘秀才辣，试管刷’。至于有的把一切现代派、新潮的作品，无论是诗、小说、戏剧一概视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大人物，则宜另当别论。”我怀疑这段话是有所指向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篇《再版后记》中有关新潮派的议论有点碍眼，作家出版社在1994年出《蒲桥集》第二版时，不仅换了版式装祯（黄色封面，“四季文丛”四字也不大醒目了），而且一并撤去了这篇《再版后记》。倒是此后的数个汪曾祺的散文选本中，还时常可以看到这篇有趣的《再版后记》——其实严格说起来，只是《二刷后记》而已。港版的《蒲桥集》也是1994年印的，倒是保留了这篇《再版后记》。

《蒲桥集》中有一篇《云南茶花》，历数滇茶与浙茶之别后，文章结尾这样写：“茶花女喜欢戴的是什么茶花？大概不是滇茶，滇茶太大。我想是浙茶。而且无端地觉得，是白的。”

绝倒！

方腊就是利用“吃菜事魔”这样一个素食主义者的组织举兵造反，自然他本人也是这样一个素食主义者。但是宫崎又考证说，根据《宋会要稿》的记载，方腊等人又是私营茶盐的商贩（合乎一贯的历史模式），于是宗教性的秘密结社和地下商贩的秘密结社本自一体，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事就这么成了。

俺忽然联想起前一段政府致力于打击的传销组织来，从行为模式上来说，好像这个道理还是蛮有解释力的。可惜了素食主义者方腊终究没有抵挡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好汉们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