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俩头抹黑，整个存在环境的状态却是来自存在过程中社群心态。西方社会观念与东方最大的不同在于：1] 存在的东西都是上天赋予的权力因而都是合理的，都应受到尊重；2] 生命是一个过程，因而这个过程应该是努力创造的过程，创造的财富与为存在而获得的资源应该具有延续性；3]生命之生依托于父母，生命之去依托于天道，而人类的信仰与灵魂、思想与创意应该具有延续性；4] 人类存在的公共权力与延续性、竞技规则与存在空间、...应该得到保护因而有义务纳税并制定法律，立法司法执法是政府（官）的职责，应该受到纳税人群体的监督。

中国老百姓对死者祭奠与伤葬的仪式本身，潜藏着活人们的内心寄托与希望，而这个心态反映在形式上就是“棺材”，意思是希望已去者继续“升官发财”！也就是说，把个人的希望祝福给已故者-做官的目的只因为要发财而且做了官就发财，升官不过是发财的一种门径，这个想法是普天下中国老百姓默许的。

土地、水木山林、矿产能源、公共项目建设定义为“国有”，就是说普天下在这块土地上存续的人们都没有-它们是大家的。但是人类存在过程都依托于这些资源，国有在实际生活与资源分配中就成为“官有”，谁做了官谁就有支配权。当人类把生存资源的支配权交给官的那一刻起，人类便彻底的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自由，只剩下会思维的脑袋和可以劳动的四肢！

大官管小官，中央管地方，地方管县乡，乡长管村庄......在民间“棺材”概念的默许下，官就不是民间纳税人的执法者而成为太上皇；光凭道德的自我约束与一脉相承的上级来监督实际上成了摆设。为纳税人服务的“官”一旦成为事实上的资源分配者，那么，真正创造劳动产值、生产柴米油盐、提供机具设备的人类主群体便变成为生存的奴隶——种地的叫农民、工程师叫木匠-石匠-油漆匠-画匠-教书匠...、生产流程管理者叫工头、销售的叫店掌柜...”；原本“官”是不直接创造财富的受制于纳税人的服务者，现在完全没有必要那么认真，认真了老百姓也不买账，终于在民众“升官发财”的期盼中成为上帝。

这种恶性循环始于民间善良的心态终结于民间无法忍受的不公与贫困。创造者不被社会尊重，专利得不到保护，生产财富的成为“奴隶”的结果是每间隔300年左右进行一次大毁灭，暴动、报复、毁灭，然后建立新的换“汤”不换“药”的制度，杀富济贫100年，新一轮重复创造再次开始。“药”是指民众的普遍思维素质与社会价值取向。

当西方持续积累的文明冲破东方的围城而席卷全球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是我们的心态滋养了“贪官”？还是承认“贪”是人类的天性而与官无关、合理的心态与法律制度下的“官”想贪也不能贪更有利于民族财富的延续发展更好呢？谁是滋生“贪的”官的土壤？

鲁迅先生说：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啰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只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倍，到是极确切的尊号。

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南移运动有三个十分集中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时的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晋室南迁，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移，中原文化随之南播，打开了南方经济文化的新局面。到唐初，南方已经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第二个时期是唐代的安史之乱。判军以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横扫中原地区，给那里的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经此浩劫，黄河中下游地区残破凋弊，加上紧随而来的藩镇割据和政局动荡，使士民再次大规模南迁。此消彼长，南方经济远远超过北方，为文化的南移埋下伏笔。北宋时，士人官僚间的南北之争日趋激烈，在渊源、风格、题材、情调上均具有南方文学品性的词的独领风骚等，都预示着文化均衡局面的即将打破，文化的即将南移。宋初，文化中心虽仍在洛阳，邵雍、二程、张载等或身处关中或足不出洛阳，但从其学者，却以南方人为多。邵雍曾以象数家的敏感，在洛阳的花园中预见到“气”已至南方，“南人为相”，导致亡国。果然，神宗以江西人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这在守旧的邵雍看来，也就是亡乱之始。虽然邵雍的预言带有神秘色彩，但他看到南方在文化上的反客为主，超出北方，却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

　　1126年，靖康之乱，给文化中心的南移以最后的推动力，完成了文化中心的南移。南宋以来，文化中心的南移，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第一是学术中心的南移。北宋以前的学术中心，主要集中于洛阳及关中等黄河流域，但那时南方学术气氛已日渐浓厚起来，江西、福建各自成为文化中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都出自江西。南宋时，福建更成为学术中心。朱熹曾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而他本人学术上的巨大成变，更是促成这一“天旋地转”的巨大推力。第二是政治人物的南人化。关于这一点，“南宋四大家”之一的陆游最有发言权：“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 南宋之后，整个国家偏隅江南，朝堂之上，更是南人的天下了。第三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宋高宗虽以“居跸”之名在杭州停留，但他无意恢复，竟将杭州建成“东南第一州”的销金窝儿，与另一繁华之处——苏州，被称为人间天堂。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被陈寅恪如此极度褒扬的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文明、最富裕的朝代。宋朝虽处于中古，但其文明却近乎现代，其文明之繁盛在当时的全球独树一帜，可以说，宋朝是中国进入文明史以来，相对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言领先程度最高的朝代。

但就是这样一个文明程度极高的朝代，却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的武力压迫之下。公元1127年，北宋首都开封被金国军队攻破，宋室南迁至杭州，史称南宋。跟随宋室迁至江南的，还有高达500万的移民，可以说，中国的精英人口大部分都已经迁移到了杭州附近。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沦陷的北方，却陷入了一片战乱与民不聊生的境地，数千万的人口被屠杀，以至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区几乎回到了野蛮时代。

事实上，在南宋的精英南迁之前，晋五胡乱华、唐安史之乱等诸多北方战乱也导致了大规模的南迁移民，其移民的精英群体与南迁政权的目的地也都是江南一带。如此多次的大规模优质移民导致了江南地区人口素质的大幅度提高，其结果是，在南宋之后直到今天的1000多年时间中，江南地区所出产的人才都以无可争议的绝对优势高居全国之首，其数量之众、比例之高堪称奇迹。

关于这点，可以提供一些证据：
1、明清两代江浙两省的赋税占全国的70%，在经济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2、清代全国共有114名状元，其中江苏人49名，浙江人20名，仅这两省的状元就占了全国的60%。
3、在我进入北大的1997年左右，根据统计资料，当时北大共有30名院士，其中籍贯江苏的11人，浙江7人，上海3人，其余各省都少于或等于2名。仅江浙沪就占全国的70%。

传统意义上的“江南”，特指环太湖一带。这里土地富饶、气候温和，与中原地区相隔也不甚远，之间亦无大山阻隔。在北方战乱的年代，长江天堑又保证了江南的安全，故而这里成为南迁政权与精英移民的首选之地。但随着北方战乱的频繁与全球气候的不断变冷，出于安全的考虑与气候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太湖流域继续南迁至钱塘江以南。钱塘江以南是越人的传统居住地，尤其是绍兴，这是古越国的首都，也是越人（于越）的一个传统的聚集地，所以该地区人口带有一定的越人基因。于是，中原汉民精英与带有一定越人基因的土著开始融合。这就形成了今日的浙江人。

自南宋之后，太湖流域虽有长江天堑的保护，但却依然没有完全逃离战争。较大的几次战争有元末战争、满清入关、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等。

在社会生活常识中，被称为“老大难”问题的事情，通常是指“不好解决”、“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然而通过愚下对众多“老大难”问题现象的长期观察，发现“不好解决”、“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其实很多并非是“老大难”问题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各级“老大”们，遭遇到了种种“难”以言表的苦衷或者“难”言之隐的目的，才致使原本不是“老大难”问题的问题，最终变成了“老大”们之“难”的问题。

“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这是人们对解决一切“老大难”问题的精神态度。换言之，“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按照上述的“老大难”问题与“老大”们之“难”的问题，不妨选择高房价这个典型的“老大难”问题作一些简单的剖析，就能够发现“老大难”问题的结症所在。

众所周知，近年来不断高攀的住房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经济范围内的供需规律，而让不堪重负的高房价问题，严重地影响到了国民的基本生活质量和社会安定团结。土地供给猫腻不断、钱权交易公开秘密；官商勾结丑闻百出、贪污腐败层出不穷；房价攀升脱缰野马、行业暴利尽人皆知；宏观调控屡遭失败、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社会制度遭到质疑，政府信用受到削弱，……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使高房价问题最终变成了“老大难”问题，同时也变成了和谐路上的严重社会问题。

面对这个高房价的“老大难”问题，不同的利益获得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站在市场经济规律角度说问题的、有站在社会制度层面看问题的、有站在政治体制高度评问题的。然而遗憾的是，“不好解决”、“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声音，还是成了对高房价这个“老大难”问题的基本结论。时至今日，尽管国家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遏制高房价的任意泛滥，但不幸的是，脱缰野马般的高房价仍就一路飙升，房地产成了深不可测的可怕产业。

不过，只要冷静地思索，就不难看到高房价这个“老大难”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首先，实行了多年的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使得地方“老大”们管理地方的事权得到了扩大和加强，然而地方“老大”们的财权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扩大。也就是说，中央依赖地方“老大”们发展地方经济的“命令”，使得地方“老大”们在财政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地方“老大”们发展地方经济的最大资金来源也就“顺理成章”地寄托在了“土地收益金”上。这也就是形象比喻的“土地财政”，也叫“地方金库”。因为地方“老大”们的“土地收益金”不属于中央财政预算，完全属于预算外资金。也正是这样的国家财政管理制度缺陷，促成了地方“老大”们利用“土地收益金”不断投资地方的经济建设，同时也使地方“老大”们在大力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加依赖“土地收益金”的原因。不断控制土地市场，不断加价出让土地，不断迫使房价攀升，不断迫使公众购房。在这种不断的恶性循环中，官商勾结越来越多，暗箱操作越来越暗，“土地财政”越滚越大，投资冲动越来越大。 

其次，以GDP成绩为干部考核标准的升迁制度，“迫使”各级“老大”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利用“土地财政”这快最大的地方财权来疯狂的发展地方经济，以便拉动GDP百分点的年年上升，以期达到政绩效益的不断增加，根本无法顾及对于公益事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等领域的投资；也无力顾及对资源浪费、安全生产、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领域的投资改造。换言之，不论“土地财政”多么雄厚，除了投资单一的经济发展以获取GDP稳步攀升的政绩效益外，别无选择。

上述不难看出，高房价这个“老大难”问题的背后，其实都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造成的。“老大”们既有完成国家发展地方经济的“命令”之“难”，又有追求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绩之“难”。所以，“老大”们之“难”，“难”就“难”在上顾国家（统治者）利益，下顾自己利益，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来顾及百姓的利益呢？再加上房地产业种种黑幕推高住房价格的公开秘密，高房价的深不可测也就可想而知了，高房价成为“老大难”问题的结症也就有了根源——那就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

“老大难”问题的结症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举一反三不难想象，无数的“老大难”问题其实都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医疗体制改革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教育体制改革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民主进程改革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司法独立改革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新闻独立改革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监督体制改革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反腐倡廉改革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等等等等社会的一切“老大难”问题，说到底都是“老大”们之“难”的问题，而并不是“不好解决”、“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话在人说，事在人为，要解决无数的“老大难”问题，首先必须解决“老大”们之“难”的问题，只要“老大”们都是真心实意地站在人民的利益立场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老大难”的社会问题。反之，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就会不断重演。

老大难问题说到底是利益取向的问题。老大们如果不考虑眼前利益而考虑社会竞技良性发展，创造良性竞技的社会环境，健全并严格社会各项执法机构的执法力度与监督执法的力度，严打猫腻竞技，则老大之难将会不难。反之，恶性循环，国有变成谁当官谁有，则猫腻竞技将永久没完。

第一，世界杯是让大家了解其球队情况以及该球队如何设法参与赛事的一项活动。大家由此了解谁得了分、怎样得分和在比赛的哪一分钟得分；大家由此了解谁空门射球不进；大家由此了解谁救了罚点球。我希望我们国际大家庭中也有这类竞争。各国在尊重人权的竞技场上公开争取最佳表现，并争先恐后地提高儿童存活率或中等教育入学率。各国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公开展示它们的业绩。各国政府对采取何种行动取得这一成果接受问责。

第二，世界杯是全球每个人都喜欢谈论的一项活动。人们分析本国球队哪些动作得当，哪些情况本来会有所不同——更不用说对方球队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北京，任何地方的人们都可坐在咖啡馆，喋喋不休地争论球赛的细节，不仅探究本国球队的详尽情况，而且还探究许多其他球队的情况，并就这个问题清晰无误而又情绪激昂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通常言语羞涩的青少年突然成了侃侃而谈、充满信心和思辩敏锐的专家。我希望我们全世界有更多的这类交谈。希望公民们沉浸于探索其国家如何能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或在减少碳排放量数值或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方面取得更好的业绩。

第三，世界杯是在公平竞技场从事的一项活动，每个国家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比赛中只有两件事至关重要，即智慧和团队协作。我希望我们全球舞台上有更多的公平竞争者。有自由而公平的交流，但没有补贴、壁垒或关税的干扰。各国都有真正机会在此世界舞台上一显身手。

第四，世界杯这项活动体现出人民和国家之间相互交流的益处。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队欢迎来自他国的教练，他们带来了新思维和新踢法，同样地，越来越多的球员在各届世界杯之间代表外国球队，他们将新素质注入其新球队，他们总结经验不断成长，因而能够在回到国家队的时候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往往在他们效力的国家成为英雄人物——促进开阔心胸。我希望人们也同样显而易见地认识到人类移徙通常是三赢局面——移徙者、其原籍国和收容他们的社会全都获益。移徙者不但改善了本身及其家庭的生活而且还促进了他们前往工作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而当他们回返家园时则会利用新思想和专门技能发挥启发作用。

对任何国家而言，参加世界杯比赛是深刻体现国家骄傲的大事。对首次取得参赛资格的国家，例如我的祖国加纳而言，这是荣誉的象征。对多年处于逆境后有机会参赛的国家，例如安哥拉而言，这给予它们一种更新的感觉。而对目前正因冲突而分裂，但其参赛球队又成为国家统一的独特而强有力象征的国家，例如科特迪瓦而言，这又简直是国家重生的希望。

我现在要谈到的或许是我们所有联合国人员最羡慕事：我们在世界杯这项活动中确实看到各项目标获得实现，我说的不仅是某一国家的得分进球；我说的还有最重要的目标——参与其事，成为国家和人民大家庭的成员，赞美我们的共同的人道精神。6月12日加纳与意大利在汉诺威比赛时我将设法记住这一点。当然，我不能承诺我一定做得到。

传统概念一直认为农业社会对待妇女角色的态度要比经济发达社会保守得多，来自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Ronald Inglehart和来自哈佛大学的Pippa Norris，西欧和美国的这两位政治科学家已经在检验这种观点。他们分析了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这项价值观研究仍在进行当中，它估量人们对不同陈述的反应，例如大学教育是否对男孩比对女孩更重要，妇女是否必须生育子女才算完成人生的使命等。研究人员构造了0到100的分值等级，以评价61个国家中人们对男女平等的态度。

　　图表描绘了所选则国家的分值，显示出当社会从一个经济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时，人们对男女平等的态度也越来越自由。在农业社会，由于婴儿与儿童的死亡率非常高，人口出生率非常重要。因而，任何妨碍生育孩子的事情，例如离婚、同性恋、堕胎，以及妇女离家工作等，都受到强烈抵制。而在工业化社会，婴儿与儿童死亡率显著降低，从而缓解了妇女生育的压力。大量妇女加入有偿劳动力的大军，通常是工厂、办公室文员和零售工作，同时她们更有文化，受到更好的教育。她们已经开始参与代议政府。

　　后工业社会，妇女在管理和专业性工作上占有相当的比例。出生率下降，晚婚日益为人们所接受，而传统的以双亲为核心的家庭观念在弱化。但是即使在这些社会中，妇女在参政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男性。在各个社会，妇女的观点都比男性自由一些。

　　经济阶段的差异还不能完全解释各个社会对性别态度的不一致。宗教、政治传统、教育以及其他因素都有巨大的影响。例如，与基督教传统的国家相比，伊斯兰国家的妇女通常经济地位比较低，这至少能部分解释，同为农业社会的秘鲁和孟加拉国在分值上的不同。日本的儒家传统可以解释，为什么与其他后工业社会相比，其观点倾向于更保守。在后工业社会，人们对待性别的态度将进一步继续自由化，因为支持较传统观点的群体，不属于有偿劳动力的老人、文盲和妇女的经济重要性在减弱。难以预测的是，更加自由的思想将会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些证据表明，由于妇女角色的改变，后工业社会的婚姻将越来越成为问题。根据2000年一份研究的报道，与1964至1980年相比，在1981至1997年间结婚的美国人经历的婚姻不和谐曲要多得多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记载说：
　　
　　
　　“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

         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员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满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

         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 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暴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
　　“这样，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满洲人的血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
　　“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残忍暴行继续了很多年，凡太平军所到之地，都浸透了无辜者的鲜血：不但参加革命者的家属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以嫌疑处死。我们难道不记得野蛮的钦差大臣叶名琛的夸口么？仅在广东一省，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杀了七万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和平的乡民，他们并没有犯任何罪(因为当时太平军距离广东很远)，甚至也不知道株连他们的亲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只是一个满清官吏的屠杀成绩，试想：一批一批戴花领拖尾巴的满清屠夫，将要冷酷无情地屠杀多少生命?这批屠夫从来不敢在战场上抗拒太平军，纵使在深沟高垒之内，倘无外国人帮助也不敢抵御太平军，现在他们却被派来对这些男人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家属， 滥施可怕的报复行为了。”
　　
　　“为了彻底消灭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鞑靼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结社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 “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习，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在外貌上大为改善，和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人显出了巨大区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农民）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辩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 “在农村，村民们同样蓄了长发，在新政体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中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丧．政府腐败，学者萎靡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j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专制淫威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吸食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 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达到的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称的，我们要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值得称庆的情况．”
　　
　　“太平军的行为则与之相反，他们的纪律的严明，成功的神速，以及对于人民的爱护，约束部属不得犯甚至在文明国家中也常有的各种罪，这一切措施都深深获得广大人民的爱戴。援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切地方起义军，一切被暴虐专制所迫害的人们，一切不满异族统治的人们，一切燃烧着爱国之火的人们，都奔集到天王的旗下。”
　　
　　鲁迅先生回忆说：

     “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地铁站里，某西式快餐厅有一则醒目的广告，上书：“你是哪一派？苹果派！”

不知道西装革履的白领们在等车时，看到这句广告语有何感受。 小A坐在我对面，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竟显得憔悴不堪。他说，近日被公司的派系斗争折磨得身心俱疲，正好从朋友那里听说我正在收集这方面的案例，因此主动找到了我。 “因为派系斗争，我放弃了心爱的工作，没想到现在又陷入了办公室政治的泥潭……”小A说。他的故事，也许能给处于同样境遇的职场中人一点借鉴。

监狱派斗的镜像-OFFICE“政治派系”

小A以前在一家规模不大的股份制公司工作，由于年轻、肯吃苦、专业知识过硬，很快成了公司须臾不可缺少的技术骨干。老总和副总都先后对他表示了栽培之意，小A高兴极了，自己的成绩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吧！可是时间不长，就有老员工悄悄给他递话：“你没看出来啊？老总和副总不合，站哪边，你看着办吧……”小A懵了，刚从学校出来，遇到这种事情，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仔细盘算了一番，决定严守中立，任何一方都不掺和。“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谁能挑我的刺？”小A想。

公司小，老总和副总都喜欢越级交待工作。虽然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小A决定，宁可自己加班加点，也要做到两边不得罪。几个星期下来，小A累得够呛，但两位领导似乎并不怎么领情。他们开始变得热衷于教训他，常常是他前脚迈出总经理室，就被隔壁的副总经理叫去，换个角度、换套说辞再骂一遍。小A不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到底做错了什么？

百般烦恼之际，部门经理看不下去了，走过来点拔了一下：“公司现在离不开你，你帮谁，谁的位子就坐得牢。你都不帮，两边都得罪，何苦？”小A冥思苦想一整夜，终于想通了：受夹板气的日子太难受了，还是得找个靠山，通俗地说，就是得有人“罩”着。他想，当初是老总一眼相中他的，有知遇之恩，今后就跟着老总吧！

第二天，副总又过来交待任务，小A一反常态，冷冷地说：“您今后有什么事，还是向我的经理交待吧，需要我做的，经理自然会分派。”副总一怔，恨恨地走了。从此以后，小A的日子的确好过了很多。副总再想找他的碴，老总总会挺身而出为他说话，他终于体会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滋味了！

“派哥 ”被转狱，与老地方说再见

好景不长。这天下班，老总邀请“老总派”全体人员去唱歌。大家正唱在兴头上，老总突然接过话筒说：“今天，我递交了辞职报告。”大家顿时惊呆了。原来，老总在和副总的斗争中落马了，副总取得了董事会的支持，马上要“扶正”，而老总只能出局。老总告诉大家，他将去另一家公司担任老总，希望大家都跟他一起走。

小A的心很乱。他不愿意走，作为元老和技术骨干，公司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每一点成长，都浸透着他的心血。这次老总带走一大半人马，公司无疑会受到重创，自己真是不忍哪。

这边厢，小A还在为公司命运伤怀；那边厢，老总和副总已经轮番上阵，展开了攻心战术。副总说，只要你留下，我不计前嫌，升职加薪不在话下；老总说，副总这人睚眦必报，你留下不会有好日子过，跟着我，保证不会亏待你。几番拉锯之后，小A的天平还是向老总倾斜了。他想，这时候改换门庭，不会被人说是见利忘义的墙头草么？

再次陷入“政治”漩涡

老总说到做到，果然对小A相当照顾，让小A如沐春风。小A迅速适应了新公司的节奏，并再次成为技术骨干。但没过多久，他又苦恼地发现，新公司的政治斗争仍然是暗流涌动、凶险非常。

这天，老总和一个部门经理B起了摩擦，当场翻脸。下班时分，B约小A去酒吧喝酒。小A没看见吵架一幕，不了解情况，心想同事之间，喝喝酒又何妨？于是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上班，就有同事把他叫到一边，说：“你真不怕死呀？怎么跟B搅在一块？B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找老总摊牌了。他说，你最得力的手下都和我私下交好，你镇得住谁？”小A一听，心口一下子凉了半截。

小A决定赶快找老总说个清楚。推门进去，老总倒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笑容可掬地请他坐下，亲切地说：“最近公司准备抽人去外地分公司搞技术支持，你是个人才，我准备派你去。你要珍惜这次机会啊，很能锻炼人的……”小A头皮嗡地一下，原来，不知不觉中，他又卷入了派系斗争。

故事点评与中国现象：

在派系争斗中，小人物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小A先是因为选错了“大树”而被迫离开心爱的岗位，后来又因为无意中与“敌对阵营”交往而被上司抛弃。小A说，事已至此，他不得不离开公司。好在再入才市，他自忖有足够的竞争力，相信能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派系斗争的结果实际上最终损害的是俩类人：一个就是企业投资人，一个就是普通工作人员和消费者。而造成派系的土壤则应该是投资人与员工的中国式投机心理。这就如同中国部分地区农村家家户户做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有这个需要假货的土壤，于是产生所谓的“经理人”阶层；而最终最大的受损害对象也包括“经理人”自己：因为制假者不可能制造天下全部的假商品。

对于投资人而言，投入的是资本，生产的过程是一个制造社会满意度的过程。如果公司存在派系斗争，那么，在这个生产研发制造的过程中，必然相互扯皮，人为破坏而团体掩盖事实真相，对于斗争的双方看来，执行的项目可能是责任与奖励或者被提拔等相互对立的俩个部分；而对于投资人而言，是一个联系的完整的项目，由于斗争使决策、组织执行、销售等无论时机选择还是技术含量以至生产时间等都被耽误，产生低效率的项目，从而增加了资本的投入，增加了上市的风险，而往往争斗的俩派员工为了利益与保护，常常心照不宣，而绝对不会越过派系头目越级透露事实真相，最终投资人损了利益而对负责人无可奈何。

而对于老老实实做事情的打工者，如果他在夹缝中左右不投靠，只想着投资人的利益，那么，根据中国逻辑，投资人也不会冒然舍弃高一层而直接面对下一层，而工作人员如果不希望掺乎斗争，那么很快就会被俩股邪恶力量挤走。这样，经历了多家企业情况之后，年轻人就会明白内中道理，于是一进公司就开始观言察色，寻求自己的大树，这个过程一般是3年。这就是说：每一个正直的科班人员将会有三年的价值浪费，这种浪费体现在货币上就是“好人”穷困潦倒、“小人”仗势欺人，企业亏损，社会原地不动，只有投机者和那些久经考验的“经理人”获得利益。

这种“中国式派系漩涡”美其名曰“政治”，实质上是一种财富的掠夺与消耗，价值创造的扼杀，人力资源心力的衰竭，全球经济与族群斗争中的自我消磨与社会资源的沙漠化过程，是一个损阴德、耗生命、秃废衰败的过程。短期行为体现为“社会资本的第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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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出现在清代，20世纪后形成了移民高潮，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被当时人们认为“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注：《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到东北的移民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

在早期，山东的移民大都“泛海”在辽东的营口等地登陆，然后再向周围地区发展；直隶的移民则大都“闯关”从陆路到辽西。到了20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发展，便利了渤海沿岸之间的运输，烟台和龙口等沿海港口几乎成为山东移民的输送地，每年有大量的移民出入。光绪初年，华北大旱，“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37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马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1928年和1929年烟台、青岛、龙口三港对东北地区的客运量分别为61万人次和64万人次。（注：丁抒明：《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第128页，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同时，近代铁路为华北农民赴东北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通工具，移民的规模逐年扩大。民国《胶澳志》记载，“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戴，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注：袁荣叟等：《胱澳志》，第3卷，第130页。）据胶济铁路调查，二三十年代“每日乘胶济车由青岛转赴东三省求生者，达三千余人”。（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8页。）在京奉线，天津铁路局出售可移民一家的移民票，1922年仅售出8340张，到1928年增至13224张，1930年达98201张。据海关统计，20至30年代初由天津经铁路去东北的总计在40万人以上。有的专家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至50万人，最多的年份超过百万，其中循京汉、津浦、京奉等铁路前往的约占1/3。（注：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到东北的移民大约分两种，其特点从季节性迁移逐渐变为永久性移民。季节性移民如同候鸟，初春从家乡出发，深冬即回乡过年或探亲，第二年过了正月十五再去。经过单身或乡亲结伙数次候鸟式往复后，有的在东北境遇改善了，有的在家乡实在无法维持生计，即携妻带子，到东北安家落户，变为长居的永久性移民。早期以季节性移民为多，到了2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自然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华北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华北农民定居东北。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等地，因“数年以政令之烦，军匪之扰，移出之数倍于往昔，且多货其田庐，携其带子，为久居不归之计。”（注：袁荣叟等：《胶澳志》，第3卷，第130页。）根据1921至1930年历年移民东三省的统计，10年内共移入618万余人，移出326万余人，留居者为291万余人，（注：转引自赵中孚《一九二○——一九三○年代的东三省移民》，（台）《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留成者近50%，且多全家定居东北。
　　向东北移民的规模举世闻名。有的学者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后裔）的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注：参见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下册，第326、342、3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孔经纬：《东北经济史》，第135、2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中国人口》各省分册。）有的估定，1920年后的十年中，每年至少有32万人留居东北。（注：《钱业月报》，第13卷2号，1933年2月。）另外，从东北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反映移民的规模。据统计，19世纪初东三省总人口不足200万人，1840年增至304.8万人，到50年后的1911年增加了1500万人，为1811.7万人；又过了20年的1930年，人口增长近一倍，达到3008.7万人。（注：《东方杂志》，第32卷19号，第71页；193　年　月　日。）其中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长，绝大多数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大批的移民所致。

30年代初，日本侵入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日本制定了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大陆殖民主义政策，公布了针对华北移民的《取缔外国劳动者规则》，并严加限制移民入关；民众们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致使大批的移民回乡。如山东“自前年九一八事迹发生后，因受日阀之蹂躏摧残，多裹足不敢前往。即原在东省之商民，亦因不得宁处，相率扶老携幼转回故乡，是以日来由东北过青回籍之农民，异常众多。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注：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92页。）从此，“闯关东”的移民潮停滞。1937年七·七事迹后，出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殖民当局从山东等地诱骗和捕捉当地农民到东北的矿山等充当劳工，到1940年达到130余万人；1942年至1944年每年也有百万以上的华北劳工到东北。据统计，从1930年至1942年进入东北共有504万余人，离开的327万余人，留在东北的176万余人。但是，这是日本侵略者有组织有计划的强掠的劳工，带有强烈的掠夺性、惩罚性，这些劳工或是当地的青壮年，或是战俘，在东北作劳工没有人身自由，有着浓厚的殖民色彩，被当时称为，“与以前的流动农民的性质完全不同”，“简直与南洋的贩卖猪仔无疑”；（注：参见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山东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他们简直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纯粹的奴隶”。（注：赵文林等：《中国人口史》，第475、51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已经不是抗战前原来意义的移民。

珠江、长江、淮河、黄河并称中国四大江河，多数时候，我们忘却了偌大的黑龙江水系。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聚成浩浩江河北转直上，扭头在库页岛附近注入太平洋。然而历史的原因、人文的习惯等使得这条黑龙支离破碎，黑龙江成为北部中苏的界河、乌苏里江成为东部中苏的界河，而我们东方祖祖辈辈的民族仅完全占有松花江这条支流。成吉思汗给西方带来的是东进；而给东方带来的是西方的入侵。

俄罗斯，这个从被蒙古人灭亡300多年的废墟上崛起的民族，怎么能在远离欧洲的遥远的东方之太平洋之滨与中国、日本、朝鲜划开了国界，真是天大的愚弄。而东方还在内斗、还在相互诋毁、还在复仇的阴影里互相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