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http://www.wretch.cc/blog/MediaMatrix/1959515

Barry, Peter.(1995).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英國於1828年首次創設英文系。Barry強調，就文學研究而言，精讀比廣讀有用。他指出一種精讀方法，乃是所謂的「SQRRR」（亦稱SQ3R），分別是指「通讀」(Survey)、「問問題」(Question)、「精讀」(Read)、「回憶」(Recall)、「複習」(Review)。文藝批評理論通常共享著這樣主張：「我們無法擺脫政治的陰影，一切真實建構終歸是語言所致的，真理是暫且性的，意義是偶然的產物，人性只是個迷思。」

第一章 自由人本主義批評（自1930年代至1970年代）
自由人本主義(liberal humanism)的「自由」一詞通常暗指對政治問題的迴避態度或消極態度，而「人本主義」一詞則隱藏了反馬克斯主義、反女性主義、非理論性的負面意涵。自由人本主義批評的大本營是1920年代英國Cambridge大學英文系（1911年創設），主要學者有I. A. Richards、William Empson與F. R. Leavis等。Richards(1929)在「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中，從歷史脈絡中把文學文本抽離開來。他的弟子Empson(1930)在「模糊性的七種類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中，透過嚴謹的語言學分析方式來呈現出詩藝語言的模糊類型。Leavis則探討文學與新聞之間關係，生活(life)與體驗(felt experience)是其核心概念。
自由人本主義批評的特性有：它們是純粹文本導向的，強調文本的自主性與內在的價值意義，如Ezra Pound所說，文學是總是維持新聞性的新聞，排除了社會/政治脈絡、文學/歷史脈絡和作家自傳脈絡；它們強調文學形式與內容之間的有機整合性，因此關注文學作品的想像力(imaginative)與真誠性(sincerity)的特性，而且著重視覺意象的生動的與具體的展現，力圖避免抽象的概念化，如亞力士多德所說，文學是關於個性(character)的，個性又是透過行為（以及身體手勢、象徵）來展現的；它們相信有個先驗主體在，認為個體是超越著社會、經驗與語言力量的優先存在；它們在研究上堅持John Locke式的客觀經驗主義。

第二章 結構主義批評（自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
在英語世界引進了法國50年代及60年代的結構主義思想的主要英美學者有：Robert Scholes(1974)的「文學上的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美國批評家Jonathan Culler(1975)的「結構主義詩學」(Structuralist Poetics)、英國批評家Terence Hawkes(1977)的「結構主義與符號學」(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英國批評家Frank Kermode、英國伯冥翰大學英文系教授David Lodge(1980)的「循著結構主義做做」(Working with Structuralism)。
這裡「結構」一詞指的是：特定的文類傳統、互文網絡、文本深層的普遍的敘事結構模式、重複的模式或母題群集。

互相並置對應的因素(parallel) 情節(plot)
重複出現的表現與主題(echo) 結構
類似人物(reflection)與重複故事(repetition) 人物與母題
二元對立框架(contract) 情境脈絡與環境
重複模式(pattern) 語言與意象

第三章 後結構主義批評和解構批評（自1990年代）
我們如何看，就我們看到什麼。只有詮釋，沒有事實。文本並不受到意圖與脈絡的影響。代表性作品是Barthe(1968)的「作者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Author)一文與(1975/1973)「文本的快樂」(The Pleasure of Text)一書。Derrida(1988/1966)在「人文科學言說中的結構、符號與遊戲」(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一文中連結了尼采、海德格的哲學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凸顯出去中心化的自由遊戲世界以及怪胎(monstrous births)。他又在「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1967年)中不但提出「文本之外沒有其他」這一命題，同時強調解讀文本並不是重建的工程而是解構的工程。

結構主義批評的焦點 後結構主義批評的焦點
互相並置對應的因素
重複出現的表現與主題 矛盾與誖論
（言語階段）
均衡 語調、視點、時態、時間、
人稱、態度的變化與斷裂
類似人物與重複故事 衝突
對稱 缺場與省略（文本階段）
二元對立框架 語言的出爾反爾（語言階段）
模式 窮途末路(Aporia)
文本的統一性與連慣性 文本的分裂性

據Terry Eagleton，解構是為了呈現出文本潛意識，進行一連串「旁讀」(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或「倒讀」(reading the text against itself)的微觀過程。作者指出解構批評的三個過程，分別是「言語階段」(verbal stage)（尋找文本中的矛盾與誖論）、「文本階段」(textual stage（尋找危及文本連貫性的變化與斷裂，諸如語調、視點、時態、時間、人稱、態度的變化與斷裂，以及不在、沈默或省略）與「語言階段」(linguistic stage)（尋找質疑語言溝通之可信度的表現）。
在「論文字學」第二章的最後章節「脫軌：方法論問題」(The exorbitant: question of method,pp.157-164)一文中，他探討所謂「替補」(supplement) （即語言代替真實）的概念。我認為，他與索緒爾之間有共同之處，譬如，他的「文本體系」就是索緒爾的「語言」概念，其「文字書寫」概念就是「言語」概念。

「作者以某種語言和某種邏輯寫作，他的[論述]話語本質上無法完全支配這種邏輯的體系、[法則]規律和生命。他在使用它們時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勉強受這種體系的支配。閱讀始終必須關注在作者使用的語言模式中他能夠支配的東西與他不能支配的東西之間的關係（作者尚不了解這種關係）。這種關係不是明暗強弱的量的分配，而是批判性閱讀應該創造[生產]的指稱[意義]結構」（Derrida，1999/1967：229）。

「當閱讀文本時，我們不能合法地掌握文本之外的東西，如指稱對象（一種形而上學的、歷史的、心理傳記的實在，等等），或者掌握曾經讓文本內容得以存在的文本之外的、語言之外的和文字書寫之外的所指（在我們賦予「文字書寫」這個詞的意義上）。因此，我們在此冒險運用於一個實例的方法論觀點，完全取決於我們在上面提出的一般主張，這些主張涉及指稱物的缺席或超驗所指的不在場。文本之外並不存在。」（Derrida，1999/1967：230（中文翻譯版是錯誤的））

第四章 後現代主義批評
重新強調印象主義與主觀性，問題不是我看什麼，而是我們如何看。堅持反客觀主義的立場。文類界線的模糊。運用拼貼手法，主題是反思性。

第五章 精神分析批評（1960年代）
Sigmund Freud(1856-1939)把精神分成三個領域，分別是「自我」（意識）、「超我」（良心）與「本我」（無意識）。「生命本能」(Eros, life instinct)是一種種族及自我的生存本能。死亡本能(Thanatos, death instinct)。「曾被壓抑的東西總會回歸」。記憶錯誤(parapraxis)通常透過在日常生活中無意犯的失言、寫錯、犯錯行為的方式表現出來。替換(displacement)與凝縮(condensation)是夢機制的基本模式，這裡夢的表現不是說話的方式，而是展現的方式。在弗洛伊德看來，夢就是無意識領域的被壓抑的慾望、恐懼與記憶要越過意識領域時所要經過的入口或緩衝裝置。Lacan(1957)的「文字的主張」(The Insistence of the Letter)。「我存在於不思之所」(I am where I think not)。語言體系牽涉到「缺乏」(lack)與「分離」(separation)的概念。宛如意識，象徵界(Symbolic)是寫實主義文學所呈現的散文世界，是父權邏輯秩序的世界，反之，宛如無意識，想像界(Imaginary)是超越了邏輯與文法的反寫實論文本的詩意世界。

第六章 女權主義批評（1960年代）
女權主義者區分出女權主義(feminist)（政治立場）、女性(female)（生物學立場）與女人(feminine)（文化規範的立場）。女權主義從1970年代以後開始進行分裂，其爭論的焦點在於三個主題，理論的角色、語言的本質、對精神分析學的評價。
Elaine Showalter把1970年代後期稱為自從「男性文本」(androtext)轉移到「女性文本」(gynotext)的焦點轉換期。並且用「女性批評」(gynocritics)一詞來指出對女性作家文本的研究方式。她又把女性書寫的歷史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女人階段」(feminine phase)（1840-1880）、「女權主義階段」feminist phase)（1880-1920）、「女性階段」(female phase)（1920年代以來）。
女性主義批評與語言
有沒有女性特有的語言形式？對此，法國女性主義學者預設了「女性書寫」的存在。例如，Helene Cixous(1981)在「美杜莎的笑聲」(The Laugh of The Medusa)一文中首次提出此一概念，指的是「使得意義在較鬆懈的文法結構框架中盡量暢發自由遊戲的書寫」，問題是在這女性書寫的概念背後隱藏了一種「性別本質主義」的立場。她探討歷來的書寫全都是「男性書寫」，指出「我認為，迄今為止，寫作一直遠比人們以為和承認的更為廣泛而專制地被某種性慾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經濟所控制。我認為這就是對婦女的壓制延續不斷之所在」。反之，女性書寫則「恰恰正是改變的可能，正是用來作反叛思想之跳板，正是變革社會和文化結構的先驅運動…」。
「要給女性書寫的實踐下定義是不可能的，而且永遠不可能。因為這種實踐永遠不可能被理論化、被封閉起來、被規範化—而這並不意味著它不存在。然而它將總會勝過那種控制調節陽具中心體系的論述。它正在產生於那些從屬於哲學/理論統治之外的領域中，而且將會仍然如此。它將只能由基於潛意識與靈感來書寫的破壞者來構思，由任何權威都無法制服的邊緣人物來構思」。(Cixous,1981，載於Marks & Courtivron,1981)
「女性必須通過她們的身體來書寫，她們必須創造無法攻破的語言，這語言將摧毀區分、階級、修辭、紀律與法則。女性必須蓋過、截斷並且超越其一開始一直保留的言說，包括如嘲笑著想要唸出『沈默』二字的念頭本身的言說，這言說以不可能為目標，在『不可能』一詞面前突然停住，然後把它書寫『結束』。這就是橫掃句法文法，切斷那著名的線[陽具]，即作為男性的代用臍帶的線的女性力量（雖然人們說這只不過是一根極窄細的線）。女性長驅直入不可能的境地。」(Cixous,1981，載於Marks & Courtivron,1981:256)
不同於Cixous的「極端本質主義」論點，Kristiva則把語言的兩個層面分別說為「象徵界」(the symbolic)與「符號界」(the semiotic)。據「體系與言說主體」(System and the speaking Subject)一文，象徵界牽涉到權威、秩序、父親、壓抑與統治：「家族、常態與基於古典心裡學的規範論述，這些都是法西斯意識型態所具備的數種特性之一」。在語言的象徵層次，預設了自我是固定不變，具有連慣性的虛構性，她將之稱為「具有被排除的主體或超越性主體自我的語言。反之，在論述的符號層次，就是替換(displacement)、斷層(slippage)、凝縮(condensation)所管制的領域，呈現出政治上的破壞力與顛覆力，不斷威脅習以為常的封閉的象徵秩序。象徵界與符號界就是意識與無意識的模式。另外，她還設想出柏拉圖曾說的「（母系）光暈」(chora)，指的是先於「（父系）言說」(the Word)的語言型態。
女性主義批評與精神分析學
社會權力對我們進行的一場「社會去勢」或「象徵去勢」，指的是一種自我否定本能慾望的過程，主要用來形容一群群缺乏社會權力及象徵權力的女性。

參考文獻
Marks, E. & de Courtivron, I.(1981)(eds.). New French Feminisms. Harvester.
Millett, Kate.1969. Sexual Politics.反對精神分析學
Mitchell, Juliet.1974. Psychoanalysis and Frminism.保衛精神分析學

第七章 酷兒批評
身份認同是進行鬥爭的空間，在主體性的建構過程中，自我與他者總是混在一起。身份認同是一連串的面具、角色與可能性，是偶然的即興的世界。例如據Judith Butler，「他者」既在我們之外，亦在我們之內，自我與他者總是混合交錯在一起。

參考文獻
Sedwick, Eve Kosovsky.(1991).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Harvester.
Zimmerman, Bonnie.(1985). What has never been: An overview of lesbian feminist criticism. In Gayle Greene & Coppelia Kahn.(eds.)(1985). Making a Differenc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Methuen.

第八章 馬克斯主義批評（1960年代）
George Steiner把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流派區分為恩格斯派與列寧派兩種。前者主張藝術應擺脫自露骨的政治決定論，例如1920年代俄邏斯形式主義批評，其代表人物包括Victor Shklovsky、Boris Tomashevsky、Boris Eichenbaum，等。他們區分出日常語言與基於陌生化方式的「文學語言」，而後期的「新批評派」亦是具如此看法，新批評同時凸顯出文學批評上的「語言轉向」。還有1930年代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創立於1923年）健將Walter Benjamin以及戲劇作家Bertolt Brecht。
然後是法國新馬主義者Louis Althusser(1918-1990)。他提出一些具創意的理論概念。例如，「多重決定論」（反對單一決定論）、「相對自律性」（文化與經濟互有關係，但各有其獨立自主性）、「去中心化」（指的是沒有本質、焦點與中心的結構，反對經濟化約論，即經濟是社會的本質基礎而上層建築是對它的反應，反之強調文化藝術的相對自主性，這展現出將藝術從經濟的牢房中解救出來企圖）。
更重要的是，他區分出「壓抑結構」與「意識型態結構」：「國家機器」（國家權力基於一些壓抑結構，這結構包括如法律、監獄、警察、軍隊等一些依賴外在物理力量的制度）、「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即意識型態結構，包括政黨、學校、媒體、教會、家庭、藝術等團體，國家機器用這些機器來巧妙地掏出人們的內在同意；如Antonio Gramsci(1891-1934)區分出「支配」（是指用武力暴力的直接政治統治）與「爭霸」（是指透過世界觀、價值與信念來不斷進行的社會化過程）、「召喚」(interpellation)（意識型態力量的一種「自然化」騙術，即我們其實沒有自由，沒有任何選擇餘地，但透過召喚機制使我們錯認為自己是自由的、獨立自主的、有選擇權利的，此概念強調人民對意識型態的內化過程，即意識型態支配是紮根在人民同意的一種內化的社會爭霸方式）等論點。阿圖色把「理論」升格為位在經驗、實踐與行動之上的獨立自主領域。
反之，列寧派則主張藝術應隸屬於左派的政治目的，例如列寧於1905年說，「文學應扮演共產黨的工具」。

參考文獻
Dowling, William C.(1994). Jameson, Althusser, Marx: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Methuen.
Williams, Raymond.(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九章 新歷史主義批評與文化唯物論批評（1980年代初）
美國文藝批評家Stephen Greenblatt(1980)在「文藝復興的自我形成：從摩爾到莎士比亞」(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一書中首次提出「新歷史主義」一詞。
新歷史主義是「歷史的文本性與文本的歷史性之整合」，即試圖共同解讀同一歷史時期的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兩者在研究者而言是作為歷史資料的一種「共同文本」(co-text)，後者被稱為「插曲」(anecdote)。
他們強調歷史文本的意象再現，每個再現是一種「改寫」、「轉換」。據此，每個文本形式皆經由三重過程：首先，經由該文本當代的意識型態、思維方式或言說實踐，其次，經由我們現代的意識型態、思維方式或言說實踐，最後，經由語言本身的被扭曲的過濾網。
新歷史主義是反體系的，一方面總是暗地保衛「個人自由」的自由主義理想，同時各種「多元性」與「逾越」或「脫軌」，另一方面，對解放的可能性而言就抱持了悲觀態度。
傅柯的「言說實踐」概念在與「爭霸」、「召喚」之間具有選擇性親和力。據Hall(1992)，每個概念或觀念至少扮演四種功能角色：分類工具、形象再現體系、比較的準據或模式、正負評估標準。表意是意義生產的實踐，簡言之，英國文化研究者所謂的「表意實踐」(signification)就是傅柯說的「論述實踐」。而傅柯提出「分散的體系」，指的是有關陳述之間的關係與其差異的規則性。
英國的文化唯物論
英國學者Jonathan Dollimore與Alan Sinfield(1985)首次使用「文化唯物論」一詞而被普及，其主要特性在於：強調歷史脈絡（反對文本的超歷史性）、紮根於理論的批評方法、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不同於美國的新歷史主義，具政治樂觀論，肯定變化解放的可能性）、關注文本分析。R. Williams的「情感結構」一詞類似於傅柯的「論述」概念，指的是我們所經歷體驗的意義與價值，此概念凸顯出對主流意識型態的對抗意識。情感結構往往相反於普遍價值與信念體系，以及社會的支配意識型態。
Stuart Hall & Bram Gieben(1992)把現代性的形成史，分成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此四種過程來探討，即探討世俗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現代階級、種族與性體系，以及個人主義的世俗文化的建構史。

第十章 後殖民主義批評（1990年代）
殖民地文學史的三種演化過程：「挪用」(adopt)階段、「改寫」(adapt)階段、「成熟」(adept)階段。這裡，知識是事實與幻想的雞尾酒，真理世界是基於類比與隱喻的敘事舞台。
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研究
東方主義凸顯的是如何再現他者的方法及其後果：「東方主義立基於東方與西方間本體論與知識論差異之上的思想形式」（Said，1999/1978：3）。對此，Said基本上提出底下五種論點。
首先，東方主義出現在霸權式的脈絡裡：歐洲對東方的觀念是文化霸權的，依賴於一種彈性的位置優越感。
其次，東方主義運用一整套慾望、壓抑、投資和投射所支配而作用的細密邏輯。例如，東方刻板化成二元意象，如「高尚的」野蠻人與「卑賤的」野蠻人，乃至「無禮的」他們與「有文化」的我們之間的刻板印象化。
第三，東方主義具有資訊圖書館或古文檔案，這主要包括四種來源，即古典知識、宗教及聖經式來源、神話、旅客的故事。這些「檔案」指涉西方人在談到東、西這條界線時的集體夢幻、印象和使用的字彙。也就是說，「東方主義就是有關東方的知識，應該展現於課堂、法庭、監獄或指導手冊上，以便研究、評審、判斷，乃至統治、操縱」(Said，1999/1978：56)。
第四，東方主義給東方人提供一種精神結構、系譜與情感。東方主義是西方在把東方設想成一種學習、發現與實踐的主題的「理想化過程」中，為有系統地接近、馴服及文明化東方所運用的一套「紀律」。基於東方主義，西方以外的他方異域就轉換成為一種夢及烏托邦式語言的主題和一種強烈幻想的想像對象。西方對東方的理想化主題通常包括如下隱喻及意象：烏托邦式黃金世界、極樂淨土；單純純真的生活；社會組織的未發展與公民社會的不在；生活在純粹自然環境的人們；率直開放的性(sexuality)，裸體、女性之美。值得留意的是，探險、征服與支配的語言尤其充斥在性別場域之中，往往西方（歐洲）被呈現為文明化的男性形象，東方（新大陸）則被再現成野生的裸女形象。在東方的理想化的過程有雙重的鏡像機制，也就是說，同時投射「慾望」（純粹、自然）與「墮落」（食人、野蠻）的幻想。
最後，東方主義加強了「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異。東方主義透過歐洲的範疇與規範來試圖再現他者的差異，即透過一連串西方知識與再現方式來誤認其差異，因此總是無法認知與尊重其中的差異。

第十一章 文體論批評（19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