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书屋》 2006年第9期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风动一时，不仅为法国大革命之肇因，后来的“民主”、“理性”、“平等”、“人权”、“无神论”等理念亦发源于此。“在这场震撼西方的运动中，中国，至少是耶稣会士们看到的中国，有它的责任”，启蒙运动中的翘楚如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重要思想，很多都来自中国儒学，这一点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

法国人知道中国及儒学，是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开始的。

1600年，利玛窦进入北京，这是中西方交流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到1687年，共有一百六十多位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其中著名者有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他们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宗教、科学知识，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吸收中国的文化。利玛窦传教伊始有一策略，因为他看到中国是以儒教立国，便以基督教义附会儒学，倡儒耶同质之说。张尔岐《蒿庵闲话》云：“玛窦初至广州……言我儒也。遂就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意。”

之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大都走此“融通阐发”（Accomodation）路线，精通儒家经典是必修功课。

1688年2月7日，法王路易十四特派的五名耶稣会士到达北京，中法文化交流开始进入一个长达三十年的黄金阶段。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中的硕学大德，除肩负传教任务外，另有重大使命。宰臣柯尔伯（Colbert）给他们说：“我希望，诸神父们利用这一机会，在传播福音之暇在当地进行种种观测，使我们能够完善多种科学与艺术。”当时康熙帝雅好西学，对这些传教士礼敬有加，他们得以全面参与中国社会生活，如张诚曾八次陪同康熙出巡蒙古，并且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担任通译，他和徐日升提出的折衷方案最终为两国采纳；1709-1717年，白晋和后期到达的雷孝思、费隐等人，用近代科学仪器勘测绘制了二十七幅中国地图，在中国出版后，又于1730年在欧洲印刷，从此，中国在欧洲不再是一块“隐姓埋名的土地”。除此之外，教士们主要通过写信的方式，全面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如1712年殷弘绪写的信中，便详细记述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步骤，1726-1727年，他在另外几封信中又专门介绍了中国发明的种痘方法以及用通草制作人造花果的技术。

许多传教士开始翻译介绍中国的历史、哲学。据统计，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士将大约七千种西学书籍带到了北京，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了与中国有关的作品七百二十三种，其中以法国为最多。儒学方面，1662年郭纳爵出版《中国科学提要》，是《论语》和《大学》的合译本；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十五年后他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据信，莱布尼茨、沃尔夫等著名哲学家都曾受到此书的影响。沃尔夫有一次在哈雷大学演讲“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中国人“靠着治国之术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结果引起旧派反对，被当局勒令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哈雷大学，否则立即绞死。此事遂成为德国学界的一大公案，是非争论长达二十余年，结果搞得沃尔夫名利双收，中国儒学名声大噪。

杜赫德的两部书使法国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达到高潮。他主持编撰了来自中国的“即时通讯”，以“有益而有趣的书简”之名发行。这些通讯发行前后历时七十四年之久（1702-1776），后来编辑成著名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1735年，杜赫德划时代巨著《中华帝国志》出版，旋即轰动欧洲，几年内法文本出版三次，英文本两次，还有俄译本和德译本。当时法国一门新的学问——“汉学”刚刚诞生。

耶稣会士描绘的关于中国光辉灿烂的图景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成为轰动一时的事物，十八世纪是一个“中国世纪”，在当时的法国，“中国比英格兰更受青睐”，“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十八世纪时欧洲大盛‘中国风’，他们不仅对儒教的理性思想予以理想化，而且中国的建筑风格、瓷器、家具和室内装潢亦风靡一时”。曾有一个时期，“（法国许多家庭）所有的壁炉上面都摆满了中国的瓷人。”即便现在，很多有文化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十八世纪的中国“镜像”中。

1747年，一位作家写道：“伏尔泰追随杜赫德，这几乎是他唯一可以追随的人，而且是没有比之更好的向导了。”伏尔泰服膺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更做诗赞美云：

孔子，真理的解释者，

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

他说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

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最有趣的，就是伏尔泰是一个‘全盘华化论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均赞美有加，“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啊”。伏尔泰甚至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像这样的言论在九十七卷《伏尔泰全集》中几乎俯拾皆是。伏尔泰反对基督教甚为激烈，他主张一种自然宗教，或说是哲学宗教，其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成功的范例而得到伏尔泰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孔子学说同样痴迷的还有霍尔巴赫，此公以倡导坚决的唯物论而在哲学史上著名。日人五来欣造曾著有《霍尔巴赫与儒教》之论文，认为儒学对霍氏影响极深。他本是德国人，十二岁随父亲移居法国。父亲给他留下巨额资产，他在家里大开沙龙，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格拉姆、达隆贝尔等群贤每周四、周日必至，作政治、哲学、文学方面的研讨。后来更联合出版《百科全书》，形成“百科全书派”。“霍尔巴赫沙龙”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革命思想的策源地。

霍氏亦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且比伏尔泰更为坚决。在被誉为“唯物论的圣经”、“法兰西革命原理第一指导书”的《自然的体系》中，他教人们“对于理性放出勇气与尊敬心”来。既倡导理性、唯物而反对神学，便有道德无处建立之问题，于是霍氏主张“理性宗教”，这一主张在本质上特别接近儒学，故霍氏亦多引孔子言论作后援。

在《社会的体系》中，霍氏主张“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因为“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此广土里面，道德成为一切合理人们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学之进一步的研究，遂成为获得职位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门”。

相比较而言，狄德罗稍为温和一些，在编撰的《百科全书字典》中，他认为中国文化在各民族之上，更赞叹孔子的儒教只需以“理性”便可以治国平天下，暗中讽刺基督教的“神道设教”。

赖克韦恩曾经说过，“孔子成了他们（启蒙者）的守护神”。遥想二百多年前的法兰西诸贤，意兴遄飞，英姿勃发，欲以一己“理性”之力，撼动基督教一千多年的传统教义，反抗实力强大的贵族专制政府的压迫，而扫除历史阴霾，摆脱因循桎梏，开出人类历史文化一番新境界来，如果没有强力后盾，几不啻于蚍蜉撼大树、螳臂挡巨车。这些“异端”在中国儒学那里找到了“正统”力量的部分支持，“孔子”成为他们敢于反抗的守护神，儒学成为启发他们理性思想的源泉。故有识者云，他们是“借孔子的名义，来办他们的革命”。

儒学在经济学方面也有深刻影响。法国学者魁奈，马克思称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他创立的“重农学派”名重一时，他另有一绰号为“欧洲的孔子”，因为他对孔子儒学的崇拜之情丝毫不亚于伏尔泰。魁奈创立的“经济表”，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三大发明，有学者认为完全继承自孔子。魁奈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远甚，一部《论语》即可打倒希腊七贤。因为他是路易十五情妇家的医生，故有机会在朝堂宣传他的学说。游说之下，1756年，竟使法王仿照中国皇帝，举行耕田典礼。

魁奈之所以崇奉儒学，是因为中国儒家倡导的经济政策恰好符合他的理论：一是自然法，这一概念非常类似于儒家的“道”，即尊重自然秩序，中国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也必须遵守此自然法（道），所以魁奈称中国政治为“合法的专制”；二是重视农业，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欧洲国家还不能如中国那样认识到农业的价值。魁奈更认为中国之自然科学不如人文科学发达，中国人更多尊重与人类生活幸福有关的学问，其结果造成人文科学成为社会的显学，自然科学则停滞不前，欧洲恰好相反，故建议欧洲应效法中国人文科学之发达，以求自然、人文科学平衡发展。二百多年后，我们重读魁奈的这一番议论，可能会有些耳热脸红的感觉吧。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特质，在于塑造人类“理性”的权威。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一口号广为流传：“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辖；今日以后，却是理性管辖的时代了。”革命领袖阿贝尔曾演出一场闹剧，他和党徒几百人在圣母院大礼拜堂举行一仪式，将一女优装扮成女神状而伙其众罗拜之，且拜且曰“敬礼理性女神”。故“尊重理性”也是大革命的口号之一。

此种理性精神之来源，学者说法不一，一说来自希腊，一说起源于中国儒学。朱谦之在《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认为：“到了启明时代，这种希腊的精神影响，已为中国的文化所替代了，中国成为十八世纪精神文化的诞生地，其力量之大，实远过希腊。希腊不过欧洲本土的产物，中国则为外来的生力军，影响所及，使欧洲文化为之划一新时代。”他认为，“理性的观念，可以肯定地说，有些是从中国来的”。

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提及，法国学者朗松专门研究了“大革命”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情况，认为在六个方面有明显的转向，其中第二“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似明显来自儒学。但顾氏以为其他五项，如“不向权威和偏见让步”，“善良和快乐是一致的”，“善非本有，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等，“每一种最终达到的地步是与《论语》中的和真正早期的儒学之间具有不同寻常的相似性”。而且不要忘了，当时正是儒学强势输入法国思想界的时期。

另外顾立雅还考察了“平等”、“民主”观念的来源，也都和儒学脱不了干系。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儒学的传入在法国导致了一种“精神的革命”，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这种相似还不是肤浅、表面、巧合性的，“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说，儒学的新知识只是这场革命所依靠的许多因素中的一项”。

“中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原动力之一”这一结论如果已经让人感到意外，顾立雅另一论断是否会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的影响，主要地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富兰克林1767年到达法国，与魁奈过从甚密，彼时魁奈《中国的专制政治》初版，富兰克林即进行过深入研究。另外，也有“明显的可能”证明，“杰弗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例如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及其“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的原理，其根源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

孔子及其儒学，难道真的在家乡父老毫不知情的情形下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参与了人类“民主”、“理性”、“平等”等观念的制造过程？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思想影响不能简单地被量化处理，特别是当一种思想被置换为实践行动时，还必须考虑一些外衍意义上的社会因素，例如文化传统、经济体系、权力结构等等。尽管如此，顾立雅、朱谦之在儒学和西方启蒙思想之间的相似性上寻找立论的依据，还是能够说得通的。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张云江)

浙江在线10月13日报道 在美国，“常春藤联盟”家喻户晓。无论是哈佛、耶鲁，还是这个高校联盟的其他成员，都是那些学习拔尖、特长突出学生梦寐以求的求学场所。

现在，中国也开始尝试建立了自己的“常春藤联盟”。昨天，包括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在内的9所首批“985工程”建设高校“强强联合”，共同签订了《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共同培养拔尖人才。根据协议书，9所高校(中文简称“9校”，英文简称“C9”)将加强深层次合作与交流，利用优质办学资源互补优势，更好地培养各类人才。

九校聚首七年终成中国大学联盟

建立中国版常春藤高校联盟，一直是诸多国内顶尖大学的心愿，因为一来可以通过交流互补优势，二来又能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早日让中国的高等教育赶超世界一流。

为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9所国内一流学府在2003年共同发起了“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每年召开一次，今年是第七届。

第七年，深化合作跨出了重要一步。有了“九校联盟”这个平台，名校掌门人脑中的独特想法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比如建立起数字化快速通道；定期进行校长远程战略研讨会；共享名师和优秀网络课程资源等，以此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互认交换生的成绩和学分共同培养年轻学者

交换生，这个以往只存在中外高校间的名词，今后将扩展到国内高校之间。因为中国版的“常春藤联盟”将联合推进本科生交流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在本科生层面，9校将开展课程学分互认和学生第二校园学习交换，这意味着交换生可以在另一学校进行学习，获得的成绩和学分得到9校的互相承认；在研究生层面，他们将设立学科培养平台，申请面向9校研究生，获准者可进行半年以上的访学研究，获得的课程成绩与学分同样得到互认。

在学科建设上，9校将联合开展教材建设，共同培训青年教师，建立和发布以精品课程为主的学分互认课程目录，建立共享的远程教育平台。此外，还将建设专门网站，建立博士学位论文网上相互评审系统，并增加以本科生为主参加的野外考察、生产实习等专业实践活动。

不仅如此，初出茅庐的“C9”还将加强与美国常春藤联盟、澳大利亚“G8”等国际著名大学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扩大“C9”的国际影响。

　　 lào zh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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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落枕或称“失枕”，是一种常见病，好发于青壮年，以冬春季多见。落枕的常见发病经过是入睡前并无任何症状，晨起后却感到项背部明显酸痛，颈部活动受限。这说明病起于睡眠之后，与睡枕及睡眠姿势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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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

　　落枕病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肌肉扭伤，如夜间睡眠姿势不良，头颈长时间处于过度偏转的位置；或因睡眠时枕头不合适，过高、过低或过硬，使头颈处于过伸或过屈状态，均可引起颈部一侧肌肉紧张，使颈椎小关节扭错，时间较长即可发生静力性损伤，使伤处肌筋强硬不和，气血运行不畅，局部疼痛不适，动作明显受限等。二是感受风寒，如睡眠时受寒，盛夏贪凉，使颈背部气血凝滞，筋络痹阻，以致僵硬疼痛，动作不利。
　　著名中医褚建飞先生认为落枕是指人在睡觉或外伤后突感颈部肌肉疼痛，尤以头颈部转动时更甚，引起落枕的原因有：
　　①睡眠时头颈姿势不当；
　　②枕头垫得过高、软硬不当或高低不平；
　　③颈部外伤；
　　④颈部受风着凉；
　　⑤如为颈椎病引起，可反复“落枕”。
　　前四种只要去除病因就可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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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落枕的临床表现为晨起突感颈后部，上背部疼痛不适，以一侧为多，或有两侧俱痛者，或一侧重，一侧轻。多数患者可回想到昨夜睡眠位置欠佳，检查时颈部肌肉有触痛由于疼痛，使颈项活动欠利，不能自由旋转，严重者俯仰也有困难，甚至头部强直于异常位置，使头偏向病侧。检查时颈部肌肉有触痛、浅层肌肉有痉挛、僵硬，摸起来有“条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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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落枕的治疗方法很多，手法理筋、针灸、药物、热敷等均有良好的效果，尤以理筋物法为佳。
　　家人可帮助落枕者进行按摩、热敷以减轻痛苦：
　　（1）按摩：立落枕者身后，用一指轻按颈部，找出最痛点，然后用一拇指从该侧颈上方开始，直到肩背部为止，依次按摩，对最痛点用力按摩，直至感明显酸胀即表示力量已够，如此反复按摩2～3遍，再以空心拳轻叩按摩过的部位，重复2～3遍。重复上述按摩与轻叩，可迅速使痉挛的颈肌松弛而止痛。
　　（2）热敷：采用热水袋、电热手炉、热毛巾及红外线灯泡照射均可起到止痛作用。必须注意防止烫伤。
　　（3）选用正红花油、甘村山风湿油、云香精等，痛处擦揉，每天2～3次，有一定效果。
　　（4）伤湿止痛膏、膨香止痛音外贴颈部痛处，每天更换一次，止痛效果较理想，但病人自感贴膏后颈部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孕妇忌用。
　　（5）耳针：耳针埋穴于颈、枕区，以食指尖按压上述耳穴5～10分钟，或以食指端按摩上述耳穴。
　　（6）针刺：不能前后俯仰者，取大抒、京骨穴、昆仑穴；不能左右回顾者，取肩外俞、后溪、风池穴。一般可取悬钟穴，位于足外洞上三寸，针4～5分，灸3～7壮，亦可按摩此穴，每次15分钟。
　　（7）口服去痛片1片，有临时止痛之效。
　　（8）改变睡眠姿势，调整枕头高低，自己扭动脖子。
　　（9）如为颈椎病引起，在体疗科医师指导下，进行家庭自我颈椎牵引疗法。
　　（10）落枕严重者，局部注射0.25％奴夫卡因10毫升，止痛效果明显。
　　另外提供按摩治疗法：
　　①将左手或右手中、食、无名指并拢，在颈部疼痛处寻找压痛点（多在胸锁乳突肌、斜方肌等处），由轻到重按揉5分钟左右。可左右手交替进行。
　　②用小鱼际由肩颈部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轻快迅速击打两分钟左右。
　　③用拇指和食指拿捏左右风池穴、肩井穴1－2分钟。
　　④以拇指或食指点按落枕穴（手背第2、3掌骨间，指掌关节后5分处），待有酸张感觉时再持续2－3分钟。
　　⑤最后进行头颈部前屈、后仰、左右侧偏及旋转等活动，此动作应缓慢进行，且不可用力过猛。
　　〖落枕〗
　　治落枕按摩法
　　本人由于睡姿不好或受冷风吹等，时有落枕发生，颈、肩部剧痛，工作不便，多次去医院治疗，后看按摩书，讲到落枕治疗之法，各书不一，归纳起来是按摩天牖、风池、哑门、天柱、肩中俞、肩并、秉风，或乳突、发后、手三里等。经我实践，肿下是最佳穴位。用指压法指压，手到病除。如再配以上述穴位，疗效更为理想。遇到有人落枕，多次使用此法，效果亦佳。
　　防治落枕一法
　　我过去常常落枕，要两三天才好。一老人告我一法，从心向下，耸肩缩颈，然后脖子慢慢转到左边看到肩，再从左边慢慢转到右边，再转回到左边依次做七八次就行了。一下不能做七八次，可以少做，每天坚持活动一次。
　　醋敷法治落枕
　　取食醋100克，加热至不烫手为宜，然后用纱布蘸热醋在颈背痛处热敷，可用两块纱布轮换进行，痛处保持湿热感，同时活动颈部，每次20分钟，每日2至3次，两日内可治愈。
　　牵引疗法
　　对于落枕后是否用牵引疗法，则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可以像颈椎病一样采用颌枕托牵引，且重量可适当加重，常用重量为4公斤一7公斤，牵引时间为20一30分钟。但也有人认为，落枕后牵引不仅无效，反而使疼痛加剧。在与颈椎病颈型作鉴别诊断时，若用两手稍用力将患者头颈部向上牵引时，颈型颈椎病症状可消失或缓解，而落枕者则疼痛加剧。一般认为，因为落枕后肌肉处于痉挛状态，所以牵引时的重量大小尤其要讲究，过轻往住效果差，过重又易加重损伤。因此，可用其它方法进行治疗。当然，是否使用牵引疗法，也可以在临床工作中进行探讨、研究。有些医院应用牵引疗法治疗落枕已积累了不少经验。根据实践，也可使用牵引疗法。
　　物理疗法
　　落枕的物理疗法主要为电兴奋疗法。将一电极置于痛点，另一极置于其周围，电极间距2厘米一3厘米。治疗后，患者作头部运动数分钟。每日1—2次，数日即可痊愈。亦可用局部照射、局部旋磁疗法及局部冷疗法或湿热敷法治疗。
　　拔罐
　　(一)取穴
　　主穴：阿是穴。
　　配穴：风门、肩井。
　　阿是穴位置：颈部压痛最显处。
　　(二)治法
　　阿是穴，用力揉按片刻，常规消毒后，以三棱针快速点刺3～5下，或用皮肤针中等度叩打，叩打面积，可相当于罐具口径。然后，选用适当口径之罐具吸拔。配穴可取1～2个，针刺得气后，留针，再于针上拔罐。吸拔时间均为10～15分钟。起罐后，可在阿是穴用艾卷回旋灸5～7分钟。每日1次，不计疗程。
　　(三)疗效评价
　　以上法共治260例，均在1～3次内治愈，其总痊愈率为100％。
　　体针
　　(一)取穴
　　主穴：悬钟、养老、后溪。
　　配穴：内关、外关、中渚、阳陵泉。
　　(二)治法
　　以主穴为主，每次仅取一穴，效欠佳时，加用或改用配穴。悬钟穴，直刺1.5～1.8寸深，用强或中等刺激，得气后留针15～20分钟；养老穴，针尖向上斜刺1.5寸，使针感传至肩部；后溪，直刺0.5～0.8寸，得气后捻转运针1～3分钟，亦可加电针刺激，频率40～50次/分，连续波。配穴，用常规针法，深刺，务求得气感强烈。在上述任一穴位针刺时，均须要求患者主动活动颈部，范围由小渐大。留针均为15分钟，每日1次。
　　(三)疗效评价
　　以上法共治624例，结果均在1～3次治愈，总痊愈率达100％。
　　穴位电兴奋
　　(一)取穴：
　　主穴：分2组。1、养老、新设、外关、肩中俞；2、风池、肩井、大椎旁1寸、肩外俞。
　　(二)治法
　　上穴均取。应用直流感应电疗机，取直径为3厘米的圆形手柄电极操作。其中阳极取第1组穴，阴极取第2组穴。通电前先轻揉穴位片刻，再通以感应电，电量渐增大至2～10V，以患者能耐受为限，每次通电约3～5秒钟。当看到患侧肌肉收缩，即改为直流电治疗， 为20～40mA，每次亦通电3～5秒钟，治疗时令患者作颈部活动。全部治疗时间约5～10分钟。每日1次，3次为一疗程。
　　(三)疗效评价
　　以上法共治落枕患者242例，结果痊愈182例，显效60例，总有效率为100％。
　　指针
　　(一)取穴
　　主穴：外关、内关、阿是穴。
　　配穴：风池、肩井、肩贞、养老、天柱、风府、大椎、理想穴。
　　理想穴位置：风池至肩井穴之中点。
　　(二)治法
　　主穴为主，效不佳时加配穴。先轻拍或指按疼痛处即阿是穴1分钟。术者以拇指掐压患者内关穴，中指或食指抵于外关穴，每次2～3分钟，用力由轻而重，使压力从内关透达外关，患者可有酸、麻、胀、热感，或有此类得气感上传的感觉。掐压过程中，宜嘱患者左右旋转颈部。配穴，单手拿风池穴20次，双手拿肩井穴20次，余穴可采用指压法，或上下左右推按，每穴1～2分钟。上述方法每日1次，3次为一疗程。
　　(三)疗效评价
　　以上法治疗257例，结果治愈252例，缓解5例，均治1～3次，其总有效率为100％[10～12]。
　　耳穴压丸
　　(一)取穴
　　主穴：颈、神门。
　　(二)治法
　　双侧主穴均用。取绿豆1～2粒，置于以市售活血止痛膏或伤湿止痛肓剪成的1×1平方厘米的方块中，粘贴于所选耳穴，将边缘压紧。之后，按压该耳穴0.5～1分钟，手法由轻到重，至有热胀及疼感为佳，并嘱患活动颈部2～3分钟。要求患者每日自行按压3次，贴至痊愈后去掉。
　　(三)疗效评价
　　共治68例，均1次治愈。
　　针灸
　　(一)取穴
　　主穴：大椎。
　　配穴：肩井。
　　(二)治法
　　令患者端坐于椅上，头向前倾。取准穴后，针尖偏向患侧进针深度约0.5～1寸，使针感向患侧颈、肩部传导，得气后，操作者用一手按患侧肩井穴，让患者作最大限度左右活动颈部，同时，另一手捻针3～4分钟。如效果不显著，取艾条长约5cm，插于针柄上点燃，至灸完后起针，穴区加拔罐10～15分钟。每日1次。
　　(三)疗效评价
　　上法共治疗62例，痊愈52例，显效6例，好转4例，全部有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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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治病不如防病好。预防落枕并不难，关键是坚持做好以下三方面：首先，准备一个好枕头。按人体颈部解剖生理特点，一个适宜的枕头既不能太高也不宜太低。按照《枕头网》《枕头记》的介绍，预防落枕首先是要有个好枕头造型，例如枕头最好有中间部分凹型，预防轻易滑落，承托颈部。对于合理的枕头高度，女士应掌握在8～10厘米，男士大约在10-15厘米为宜。枕头也不能太宽太轻，宽度最好在相当于肩至耳的距离即可，柔软度以易变形为度。在制作枕头时，还可加入研细的中药，例如夏草、黄芪、当归、甘草等，以促进颈部血液循环。其次，做好防寒保暖工作。睡觉时盖被不但要盖全身，而且还要盖好颈部，将被子往上“拉一拉”。天气炎热时，不要将颈部长时间对着电风扇吹，睡觉不可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以免颈部着凉引起颈肌痉挛诱发落枕。久坐伏案工作的人，勿忘颈部保健，要经常起身抬头活动颈部，防止颈肌慢性劳损。第三，补充钙及维生素。钙是构成人体骨骼的主要成分，维生素是维持生命的要素。足够的钙及维生素。还能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有利于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平时应多食用骨头汤、牛奶和豆制品以及新鲜蔬菜，必要时也可适当服用钙片和维生素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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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

　　落枕症状缓解后可行颈部功能锻炼，以增强颈部力量，减少复发机会。方法如下：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双手叉腰。分别作抬头望月，低头看地、头颈向或后转，眼看右方、头颈向左后转，眼看左后方、头颈向左侧弯、头颈向左后转，眼看左后方、头颈向左侧弯、头颈向右侧弯、头颈前伸并侧转向左前下方、头颈前伸并侧转向左前下方、头颈转向右后方上方、头颈转向左后止方、头颈各左右各环绕1周。以上动作宜缓慢，并尽力作到所能达到的范围。
　　落枕起病较快，病程也很短，1周以内多能痊愈。及时治疗可缩短病程，不以治疗者也可自愈，但复发机会较多。落枕症状反复发作或长时间不愈的应考虑颈椎病的存在，应找专科医生检查，以便及早发现、治疗。
　　落枕的治疗方法很多，一般与颈椎病的治疗方法相仿。因为落枕是急性起病，仅为单纯性肌肉痉挛，本身有自愈的趋向。所以，只要及时采取治疗措施，症状是可以很快消失的。
　　落枕
　　一病名。见《外科证治全书》卷三。即失枕。详见该条。
　　二经外穴名。别名项强。
　　①位于手背，当第二、三掌骨间隙的前1/3与中1/3交点处，或平指掌关节后0.5寸取穴。
　　②一说位于天容与天柱穴连线之中点。前者有第二掌骨间肌，正当掌背神经、动、静脉，指掌侧总神经、动、静脉和掌深弓、尺神经掌伸支的分支。主治落枕，偏头痛，肩臂痛，胃痛等。直刺0.5-1寸。

图：浙大教授郭磊博客（截图）

中新网10月9日报道 今年3月份，科学网置顶一篇博客文章——《发生在哈佛医学院的一起严重学术造假》，点击量超过两万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文中揭示，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竟是实验方法缺陷所致的非特异的假象，却能在美国迅速得到领域内同行的认可与跟进。科学网是一家博客实名制的网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浙江大学教授郭磊。近日，记者采访了郭磊教授本人。

郭磊在浙大攻博期间，于1998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前往哈佛医学院留学。2000年底回国，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部任教。2002年被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博导。2003年中，应哈佛实验室主任邀请，再次到哈佛医学院进修工作，直至2008年。郭磊前后两次在哈佛大学有七年多的留学和工作经历。

“皇帝新装式的美国学术造假现象”

郭磊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他第二次在哈佛医学院科研工作期间。他从事的是多囊肾(PKD)遗传病的基础研究。多囊肾是一种较常见的严重遗传病。在美国，每500-1000人中就有一人罹患此病；每个病人背后就可能是一个家族，影响的人数众多。因此，在美国，对这种病的研究非常重视。有关PKD的研究项目获得如美国国立卫生院(NIH)等机构资助的机会也很大。2003年初，他们实验室刚刚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文章所提的科研发现，验证和发展了2002年中耶鲁大学Rosenbaum教授实验室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PKD基因的突变为什么会引起多囊肾等疾病。因此，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很大轰动。

坐在记者对面的郭磊平静叙述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最新生物医学成果鉴定的一般方式是同样或类似的结论由不同的实验室相互验证。一个新的科研成果如果能被不同实验室相互独立证实，通常在较短时期内就能被界内同行认可。”因此，当时美国众多科研小组纷纷在此方向上跟进。在很短时间内，有相似发现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其中不乏《自然》(Nature)，《细胞》(Cell)等一流学术杂志的文章。

然而，郭磊表示，自己在其后的多次实验验证中，未能有效重复观察到此种现象。哪怕用相同的实验程序和实验材料，照样没有类似结果。后来，他通过不同的实验，发现和证实此种“科学现象”，实际上是实验方法缺陷所造成的非特异的假象。

之后他又采用各种不同试剂和方法设计，反复重复实验。“这样，我对自己发现的有效性和可信度非常有信心。在此过程中，我还无意中发现了其研究领域一些研究人员在其它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造假现象和证据。这更验证了我对这个重大理论是造假而得的怀疑。”郭磊如此认为。

这时郭磊再回头仔细看其领域中有相关发现的文章，从中发现了多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破绽。“我的发现揭示，PKD领域这一重大科学进展，竟可能是这样一种皇帝新装式的东西。这种群体造假骗局，严重威胁病人的利益和健康，对社会危害极大。”

郭磊说，如果第一篇文章是“诚实的错误”造成的话，是可以理解的。这在科学研究中是难免的。但大量的以此数据和现象为出发点的后续研究，不可能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后续科研小组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或有意隐瞒，那就是学术不端。这和当年发生在法国的N射线集体造假事件非常相似。当然，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在于为了能更容易发表文章和获得科研资助。

郭磊指出，在世界一流学府的高端学术研究中，此种集体参与的学术作假现象，远比抄袭、剽窃等形式的低端造假行为“高明”多了，同时对社会的危害也大多了。

“哈佛不愿面对我发现的真相”

郭磊将这种现象和观点向科室主任报告。他还在各种科学的学术交流场合、科研报告会上多次阐述自己的发现和观点，对那些文章和工作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在很长时间内，哈佛的科研同事中无人能从科学和逻辑上有效反驳我的观点”。

在科室主任对这种重大科研不端的质疑置之不理的情况下，由于当时对哈佛医学院的科研信誉还有相当信心，郭磊于2007年4月向哈佛医学院主管科研诚信的副院长Margaret Dale当面报告了此现象，希望她能出面调查这一重大群体造假事件。但副院长说：“科学会自我纠正的。”言外之意，不必大惊小怪。

会面二十多天后，在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的情况下，郭磊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副院长询问事情的调查进展。“此email发出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实验室主任要我走人的email。这是很直接的报复”，郭磊表示，他还保留着这些往来的电子邮件。

最后，郭磊于2007年11月向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的科研诚信办公室(ORI)写信，举报此科研造假事件。并申诉他本人由于举报科研造假而受到了哈佛医学院的组织报复。收到郭磊的申诉后，ORI答复表示，将会让哈佛医学院组织专家调查组进行调查。

“由于我的申诉涉及哈佛医学院报复举报者的内容， ORI让他们自己组织调查组调查自己，自己处理，完全不符合法律和常理。这种自查自的调查往往会不了了之。事情发展也确实如此，到现在，我没听到关于此事任何的处理意见。”郭磊这样认为。

“美国科研界的学术腐败是此次经济危机的根源”

郭磊后来回到浙江大学，现从事其他方向的科学研究。但这事对他的影响还在。

他认为发生在美国哈佛、耶鲁等一流科研机构中的这类高端学术造假，是美国社会道德水准明显下滑的标志。

“当大量纳税人的钱被用于科研造假， 基于这种不实科研的科学技术发展肯定是无效的。生物医药方面的学术造假，先不说道德层面，最直接的后果是对病人的极度不负责，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经历此事后，郭磊对美国社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看法。

美国对科研的投入居世界首位。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对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资助占了国家研发基金的大部分。大量的民间资本，也流向了生物医药方面的项目中。“生物医药科技的发展，被社会寄予厚望。但如果对一个领域的长期高投入不能产生有效的回报，势必会造成和加剧社会发展失衡。因此，大规模的科研学术造假，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是造成本次发源于美国、影响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罪魁祸首。”郭磊如此分析道。

阮次山简介 著名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1946年生于广西，4岁随父经越南移居台湾。1974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两年后赴美，先拿了纽约圣约翰大学东亚研究硕士，1980年赴美国深造，获圣约翰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及为纽约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1981年到洛杉矶创办中文《国际日报》，历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86-1988年任洛杉矶《中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87年起，当专栏作家，同时给他开专栏的报纸刊物有9个。 昨天，阮次山先生接受了凤凰电视台采访。 阮先生长期居住在美国，对中美两国国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当谈到建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时，阮先生说，毛泽东领导他的战友们从国民党那里接过来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蒋介石把全部的黄金和外汇运走了，毛泽东没有任何资本可以利用，只能靠节衣缩食来搞建设。现在看来，当时的土地改革是完全必要的，农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通过艰苦奋斗，为新中国积累了资本。一说起新中国的建设速度，就连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简直是奇迹。短短三十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工业；搞了两弹一星；还成功研制了人工胰岛素；万吨水压机；万吨远洋巨轮；南京长江大桥等等。特别是两弹一星，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即使再有钱，再富足，充其量也就是个“员外”，算不上大国。有了两弹一星，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腰杆。美国人看中国，看到的是奇迹，而我们自己却说前三十年国民经济到了频临崩溃的边缘，让人匪夷所思。 　　前三十年是后三十年的基础；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继续。前人托举了后人；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 　　阮先生讲，当他在复旦大学讲课时，有学生问：我们要三十年才能赶上美国吗？阮先生回答说：所谓三十年只是个统计数字，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我们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比如，我们用的手机，就比美国人先进很多。阮先生同董家耀一起去美国，阮先生指着大街上的公用电话说：我们国内的电话要比美国先进十年，还有很多的日用品，我们要比美国先进，常规武器也同美国差不多。并不是像一些中国人说的那样，什么都是美国好。 　　当国内有很多人在拼命鼓吹全盘西化时，他们哪里知道，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刻，美国经济停滞，欧洲经济几乎瘫痪，只有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这样的情形又一次让世界惊叹。按照阮先生的判断，领导世界经济，对于中国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让美国人匪夷所思的还有，我们的灾后重建。汶川地震后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灾区人民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四年前美国遭受大风风灾，四年过去了，灾民仍然没有得到安置。就连美国人也在重新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自己却有些人妄自菲薄，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一无是处。更让人匪夷所思。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些在各个时期、因各种原因受到压制的人们，诸如：被推翻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被平分了土地的地主、富农；被社会主义改造了的资产阶级、业主；妄图同共产党“轮流坐庄”的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派；不愿意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各级官员；一部分受到蛊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一部分不愿接受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代表人物等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翻案逆流，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全盘否定了公有制，全盘否定了旨在预防官员腐败、预防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文化革命，把洗澡水同孩子统统泼了出去。 　　当前，仍有一些人在拼命鼓吹全盘西化，继续诋毁毛泽东，利用一些官员的腐败，诋毁党的领导，诋毁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受到伤痕文学影响的青年人，就是别有用心的阶级敌人。对于不明真相的青年人，应该进行教育；对于阶级敌人，要继续限制他们的反动言行。不能允许他们随意混淆视听，危害发展。 　　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前后后，在全国人民满怀豪情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代表十三亿中国人民，全面总结了六十周年的经验，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能够发展中国。 　　坚持马列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包括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惩治腐败、对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批判、依法治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走会主义道路，紧紧的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夺取新的更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核心提示:强盛的唐帝国势力达至葱岭一带，与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空前繁荣，源源涌进的波斯物产对炼丹术在唐代达至极盛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繁荣的文化交流又促使中国的炼丹术逆向传入波斯和阿拉伯地区。这时的波斯已经伊斯兰化，伊斯兰教没有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观念，因此炼丹术在该地区成为炼金术——对金的崇拜使人们想把其他金属皆变作黄金。其实，炼金也是中国一些炼丹家们的目的。据中国学者曹元宇教授考证，阿拉伯语的炼金术（kimiyā，波斯语也用该词）一词正是源自汉语泉州方言“金液”的发音kim-ya，而炼金术从阿拉伯传入欧洲之后发展为现代化学，chemistry 一词又是源自kimiyā。多么奇妙的环环相扣！

光明砂，何家村出土的唐代服食炼丹药材

鎏金舞马银壶，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服食炼丹器具

修事云母图，选自明代《本草品汇精要》。云母是炼丹的重要材料

丝绸之路上，来自异域的货物源源不断，其中有一些波斯的物产，极受炼丹家们青睐。那神秘的中国古代炼丹术，和波斯、阿拉伯地区有多大关系呢？

丝绸之路为炼丹家们带来了异域的矿物、植物和香料

中国的炼丹术，源自远古时期人们对长生不死的向往，战国时期方术盛行，一些方士认为只有金石之类的不朽之物方能成就人的不死之身，用金石炼丹由此肇始。东汉末年随着道教的产生，炼丹术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的修炼实践相结合，日趋兴盛。炼丹服药之所以在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蔚然成风，与当时对道教的推崇密切相关，这一点广为人知。然而，丝绸之路的开通对炼丹服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国内学界对此则鲜见言及。

代代炼仙丹，却不见食了仙丹长生不老之人，倒有不少吃下仙丹便速死之人。然而，炼丹家们坚信仙丹是可以炼成的，只是没有找对炼就仙丹的原料而已。于是，炼丹家们对奇异原材料孜孜以求。丝绸之路开通后，亚洲西部地区（西域、中亚、波斯、印度、阿拉伯）出产，中原地区没有或尚未发现的一些矿物、植物和香料纷至沓来。

据《魏书·西域传》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出金、银、 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玛瑙），多大真珠（珍珠）、颇梨（玻璃）、琉璃、水精（水晶）、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及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盐绿、雌黄等物。”这些波斯物产被后代史书反复提及，一些新的物产也不断被补充进去。其中的矿物和香料便成了炼丹家们争相用来做实验的原料（香料一般用作辅料）。由于当时波斯萨珊王朝（224年-651年）称霸亚洲西部，掌控丝绸之路西端，又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一时间波斯物产在中原地区大行其道，纷纷用来入药炼丹。

炼丹家们只要有财力弄到品质好的进口货，一般就不用本地产品

炼丹的主要原料有五金八石三黄之说，五金为金、银、铜、铁、锡；三黄为硫磺、雄黄、雌黄；八石各说不一，一般指朱砂、矾石、硝石、云母、石英、石钟乳、赤石脂、黄丹。此外，水银和铅也是炼丹主料。这些原料，中原大地本也富有，一直为炼丹家们所采用。但波斯货一进来，炼丹家们似乎就有点崇洋媚外了。比如石硫磺（即硫磺），《本草纲目》（卷11）记载唐李珣言:“石硫黄，生昆仑国及波斯国西方明之境，颗块莹净，不夹石者良。蜀中雅州（今四川雅安）亦出之，光腻甚好，功力不及舶上来者。”可见蜀中土产，尽管光泽甚佳，但入药后的效力仍不及进口货。在炼丹家眼中，中原的石英在品质上也无法和从波斯进口的高纯度石英（水晶）相媲美，连金银屑也以波斯所产为佳。因此，炼丹家们只要有财力弄到品质好的进口货，一般就不用本地产品。

另外，波斯一些特有的矿产，如:硇砂、盐绿（亦作绿盐）、密陀僧、 石、矾石等，也都入丹方。硇砂是一种硝石，因其色绿，又被称为绿矾，出产于波斯克尔曼省巴德温山。此山有一大洞，洞中时有滚滚浓烟，烟雾散尽，洞壁上的沉淀物即为硇砂。附近的居民每隔一两个月就采集一次，是当地主要的纳税产品。宋代苏颂的《图经本草》说:“今西凉夏国及河东（山西）陕西近边州郡亦有之。西戎来者，颗块光明，大者如拳，重三五两，小者如指面，入药最良。”这说明炼丹家们直至宋朝才在山西陕西一带发现此种硝石，但若论入药的功效还是西边来的进口货为佳。据美国学者劳费尔考证，汉语“硇砂”一词应是源自波斯语的nushādor一词。

绿盐，劳费尔考证说即波斯语的zangār，此词有两义:一是金属铜上的锈，即铜青；二是一种绿色氯化铜矿石。铜青在中原地区用醋浸铜获取，而矿石绿盐由波斯进口。李珣的《海药本草》说:“盐绿，波斯国在石上生。方家少见用也……以铜醋造者，不堪入药，色亦不久。”李珣说方家少用，但并非不用，因为绿盐多用于治疗眼疾。李珣还说用铜醋造的铜青不堪入药，其实在东晋大炼丹家葛洪的《抱朴子》中，铜青是其炼丹的主要配剂之一。由此可见，丹方配剂既因人而异，也因时代而异。《本草纲目》卷11说:“方家言波斯绿盐色青，阴雨中干而不湿者为真。”可见一些炼丹家还是有用波斯绿盐入丹方的。

密陀僧（mordāsang），一种黄色氧化铅，与黄丹同类。《唐本草》曰:“密陀僧出波斯国，形似黄龙齿而坚重。” 波斯克尔曼省的巴德温山和德黑兰北部的达莫万德山皆盛产此矿。宋《图经本草》记载:“密陀僧，今岭南、闽中银铅冶处亦有之。”说明直到宋代中国才有了自炼的密陀僧。

石，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说:“ 石乃自然铜之精者，炉甘石所煮炼者为假 ……真 出波斯， 石如金，火炼成红色，不变黑。”美国学者劳费尔认为 石即黄铜，即铜与锌的合金。

矾石又分白矾和黄矾，李珣曰:“波斯、大秦所出白矾，色白而莹净，内有束针文，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黄矾又称金线矾，李珣曰:“波斯又出金线，打破，内有金线文者为上，多入烧炼家用。”（《本草纲目》卷11）

炼丹术传入波斯和阿拉伯地区成了炼金术，后传入欧洲发展为现代化学

最后说说五金之首。波斯富有金矿（至今伊朗人崇尚金饰品犹如中国人崇尚玉饰品），其制造的金箔、金屑品质上乘，熔为金液，用于摩尼教经书的绘饰，金碧辉煌。

金液一直是炼丹的基本溶液，故仙丹也称金丹，波斯品质上乘的金箔金屑更是深得中国炼丹家们的青睐。《水经注·温水》曰:“华俗谓上金为紫磨金。”最上等的金子被称为“紫磨金”，《本草纲目》（卷8）将波斯紫磨金列为进口五种金子之首。

强盛的唐帝国势力达至葱岭一带，与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空前繁荣，源源涌进的波斯物产对炼丹术在唐代达至极盛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繁荣的文化交流又促使中国的炼丹术逆向传入波斯和阿拉伯地区。这时的波斯已经伊斯兰化，伊斯兰教没有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观念，因此炼丹术在该地区成为炼金术——对金的崇拜使人们想把其他金属皆变作黄金。其实，炼金也是中国一些炼丹家们的目的。据中国学者曹元宇教授考证，阿拉伯语的炼金术（kimiyā，波斯语也用该词）一词正是源自汉语泉州方言“金液”的发音kim-ya，而炼金术从阿拉伯传入欧洲之后发展为现代化学，chemistry 一词又是源自kimiyā。多么奇妙的环环相扣！

炼丹服食之风在唐朝最为炽热，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纷纷以此为时尚。由于金石炼成的仙丹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热性大，毒性也极大，因此向往长生的人们在食用了仙丹之后往往短寿。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也就是说，韩愈、元稹、杜牧、崔元亮这些唐代名士，他们的死因皆与服食仙丹密切相关。并且，历代因服食仙丹而中毒驾崩的皇帝也以唐代最多。唐之后，炼丹服食之事尽管从不乏人身体力行，但随着道教的由盛转衰而逐渐退去了热潮。

催命仙丹

◎谢志东

丹药又称仙丹，是古代方术之士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制成的药物。相传吃了丹药就可以百病不侵长生不老。因此，中国古代不少皇帝对丹药的追求乐此不疲。特别是到了唐朝，由于道教的兴盛，炼丹活动登峰造极。然而，由于丹药毒性很大，一些皇帝追求长生不成，反而丢了性命。唐朝从建立到灭亡290年间，一共有21位皇帝，其中至少有5位因服用丹药中毒丧命，他们是太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年轻时曾嘲笑秦皇汉武迷恋方术和寻求丹药，但到了晚年由于身患重病，也开始服用丹药，最后因服用了中天竺方士炼制的“延年之药”，导致病情加重而死，享年仅50岁。中唐时期的宪宗本来也是一位不错的皇帝，曾力图中兴，可才活到40来岁就遍找长生不老的偏方。由于服用丹药中毒，数月不能上朝。虽然他最后是被宦官害死的，但如果不被害死，估计也活不了多久。唐穆宗即位后，惩办了为宪宗炼制丹药的方士，但他自己后来重蹈覆辙，服用丹药中毒，30岁就死了。唐武宗也是在30多岁的时候服丹药死的。武宗服药后，毒热难忍，脾气变得喜怒无常，临死前连续十天不能说话。唐宣宗是晚唐时期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有“小太宗”之称。他即位以后，立即杖杀和流放了用金丹毒害武宗的道士赵归真、轩辕集等人。但后来他也鬼使神差，开始服用仙丹。唐宣宗服用丹药后的症状与武宗相似，燥热不安，时值隆冬不敢穿衣。由于中毒太深，背上还长出了脓疮，最后带着金丹之毒踏上了黄泉路。

除以上5位外，还有几位唐朝皇帝也曾迷恋过丹药，只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如唐高宗曾于开耀二年服食丹药；武则天晚年服用过道士胡慧超的丹药；唐玄宗也曾命道士在嵩阳观炼丹，安史之乱退为太上皇之后，仍念念不忘烧炼丹药之事。晚唐时期的文宗也曾服用过丹药，不过文宗服食了江湖术士出身的郑注炼制的金丹之后，不但没有像其他帝王一样被毒死，据说病情还有所好转，不知道是真是假。

唐朝皇帝前仆后继迷恋丹药，除了追求长生不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治病。李唐皇族有一种叫“风疾”的遗传病。史籍中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宣宗。风疾现在通常被称为中风，发病急骤，死亡率高，常留有后遗症，很难治愈。高宗时期，皇后武则天之所以能掌握朝政，就是因为高宗患有风疾，难于操持政务。

唐朝皇帝用丹药治病，同当时的医学知识水平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炼丹在古代也属于医学探索的范畴。唐朝以前著名的医学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都同时是炼丹家。葛洪的医学著作《抱朴子内篇》中，有“金丹”、“黄白”二卷专门记述和总结如何炼制金丹仙药。陶弘景一生中进行了长达20年的炼丹试验，写出了《合丹法式》和《集金丹黄白要方》等多部炼丹专著。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也包含了不少炼丹法。由于这些名医在历史上声望极高，所以许多人对丹药深信不疑。

古代名医炼制丹药的理论依据是“假求外物以自坚固”。他们认为，人是脆弱的，要长生不老，必须找一种不朽、无变化、具有稳定性的药物作为支撑。草药虽能治病，但其本身会干枯、会腐烂、不耐烧，所以无法成为不死之药。而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炼制的金丹，入火百炼不消，入土千年不朽，入水万年不腐，如果能被人体吸收，就能起到坚固人体的作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确实很容易蒙蔽人。

中国传统医学是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逐步形成的，而经验积累基本上又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神农尝百草，一日之间遇七十二毒就是典型的试错。皇帝们服用丹药，实际上是方术之士拿皇帝们的身躯试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帝们的死对提高古人的医学认知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正是通过他们的死，证明了“此路不通”，才使炼丹术后来逐渐没落。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炼丹在医学上是误入歧途完全失败，但长期的炼丹活动，却促进了古代化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意外收获。如驰名世界的火药，就是唐代炼丹家发明创造出来的。炼丹家通过硫磺、硝石与炭混合燃烧现象的观察与实验，制成了黑色火药。唐代《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关于“伏火矾法”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制造火药的实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