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离我们去了，我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按理说我们老三届的人到了这把岁数，见证了无数的生死深知死本是人生顺理成章因而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二零零四年我那一生奔波受尽无数磨难的老父亲最终没有抗住病魔去世后，我就知道下一拨该轮到我们了。但无论如何谁都没想到小悦竟然是先我们而去的。他的身体是那麽强健，一身键子肉。二零零五年我们俩在海南还用米尺量了一下腰，他是二尺三寸多一点，我都三尺出头了。仰卧起坐我勉强做了二十八九个，他竟然还能抡六十多个。他那活到九十多岁有清华老寿星之称的父亲，也必定给于他不少长寿的基因。无论是身体实际状况还是遗传绝找不到六十有三生命戛然而止的理由。在清华附中老同学的圈子里我和小悦一直是过往比较密切的，只是最后这五年由于一些说不出口的原因，从感情上我们疏远了，但是有长达四十五年的密切交往，留下了非常多的回忆，是永远难以忘却的。

我和小悦是在六零年开学的第一天就认识了。我来自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这个小学当时是北京四大名校。我是以史家胡同小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附中的，心中自然多少有些傲气。我挤在看榜的人群中在前面扫了一眼，前十多名中不见我的名字，心中老大不高兴，立刻去了教务室。记得当时教务室主任叫徐忠，我进门就喊：“徐主任，拉学生了。”“不会呀，昨晚我可是一个一个校过的，不会有错的。”徐忠看着我这个楞头楞脑的毛孩子自然觉得有点可笑：“走，看看去。”在去看榜的路上，徐忠问我考了多少分，我说平均每课是99.25分。“才99.25呀，差远了差远了，你那名字排在后面呢，要往后看。”他说。“那第一名是多少分？”我问。“第一名考了个满分，平均101分，叫陈小悦。”徐主任告诉我。我非常惊奇，那一年算术课考试有一道求极值的加分题，我连门都没摸着，这个陈小悦竟然给做出来了。我和徐忠在发布的学生榜上找到我的名字是排在第59位上，分在604班。我也记住陈小悦是602班的学生。我自小就是个不省事的家伙，看完榜后直奔602班，进门就嚷嚷：“谁是陈小悦？”“我是，有事吗？”一个怯生生的大男孩从人堆中站出来，我那时身高只有1.38米，小悦可能快有1.6米了，望着足足比我高出有一头的他，我笑着说：“也没什麽呀，不就是个子高点吗。”从此我们就认识了。

清华附中是个有着良好的校风的学校，六零年时新学校还未建成，学校教室和宿舍都暂时设在大学气象台附近。尽管吃的非常差，可每天早六点我们还要起来出操跑步。我经常从气象台向南跑过工字亭附近的校河，记得那时校河上横穿架着几道水管，我就从水管子上跑过去。那时我们身体轻，平衡能力强，跑过水管如履平地。河南边就是小悦家住的17公寓，他们家在一楼，我时不时跑过他家就跳起来拍一下他住房间的窗户，大声嚷嚷：“起床了，上课了。”赶的巧小悦就会背着一个大书包从家里冲出来，我们一起跑过校河。那年冬天很冷，校河里结着很厚的冰。有一天早上我在前面跑，小悦在后面，听着扑嚓一声他从水管子上掉了下去，虽然河里冰挺厚，但是从水管子到冰面净空也得有一米五六的，摔得不轻。我把他拉上岸很不解的问他：“嘿，你怎麽回事？这麽一个破管子都踩不稳。”他竟然告诉我：“昨晚看书看得太晚，没睡几个小时，头还昏昏的。”我很吃惊，上课就是听听老师讲的概念，不是一听就会的麽？下课就是去学吹小号，跟吴承露老师学画画，况且那时还强调劳逸结合，小悦还至于开夜车看书。我就问他在看什麽书，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黑格尔写的《小逻辑》。我立刻借过来连看三天，完全没有看懂，只好悻悻的还他了。这本书对于那时的我简直就是一本天书，陈小悦居然还能看的津津有味。这本书里夹着一张照片，估计是用来做书签的，我还他书时忘了还给他，上面是他们那伙清华子弟，很清楚的有小悦、李午阳、石宏敏等人，不是清华幼儿园，就是清华附小。这张照片在我手中历经五十年，还没有丢失，也真是难能可贵了。

文化大革命时小悦和我同是知识分子出身，家里都受到冲击。由于他家就在清华，他母亲又是我们清华附中的知名老师，所带来的冲击对小悦心理的影响要比我大的多，他变得沉默寡言，始终是个逍遥派。而我虽然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母亲基本上被整成政治神经病，但他们远在山东，对我似乎没什麽影响。我始终很激进，老红卫兵、四四派、和团派的武斗，我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在与团派和四三派的武斗中脑袋都被打破了，还绝不后退。那时我在北京孤独一人，父母都被赶到山东，音信全无，生活基本断了来源，到处混吃混喝。尤其是在我们被团派和四三派赶出清华附中后，到小悦家混饭吃就是经常的事情。正好当时有一个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的机会，我们都报了名。万没想到的是我们的报名当时学校军训团没有批准，理由当然是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合格。为了向军训团表示我们参加祖国边疆建设的决心，我们几个在清华的学生聚在小悦家写了一份血书，当时我们有用针扎的，有用刀片划的。血书写好后我自告奋勇送到清华附中军训团去。那时附中还在清华团派和四三派手中，我去送血书差一点就被他们活捉了，幸亏仗着我腿快以及对圆明园地形地物的熟悉，才得以逃脱。最终军训团还是不批准我们建设边疆的请求，记得那天小悦十分伤感，我们俩在他父亲书房里聊天，我就发狠问他：“不用批准，什麽鸟军训团，咱们扒车去，你敢吗？”他说只要大家一起去他就敢。我说就是我身上一文不文，小悦把他父亲书桌上的笔筒倒过来，倒出许多十元的票子，数了数有二百多元，从中拿了一百多，我们就跟着正式批准的去兵团的大部队扒车上路了。几经周折，我们最终到了宝清县853农场四分场一队。在那里我们是拼命干活，有一次我和小悦以及其他六个人装运大豆，我们俩个扛庄子，就是扛装满大豆的麻包往汽车上送，四个人在地上起庄子，两个人在车上码庄子。我们一天装了26汽车，每车我记得是六十麻包，每麻包大豆是250斤。这个纪录直到我上大学都没人破过。由于我们的努力，我们这帮扒车的扒匪最终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汪家道破格批准成为正式兵团员工。

北大荒的粮食丰收，由于种植面积大，收割多数都用康拜因，那时都用的是苏联四十年代老式的康拜因，收割效率低，浪费很大。有一天小悦悄悄告诉我说他经过仔细的计算，只要对这老式康拜因的收割叶片外形稍作改变，叶片角度再调一调，收割效率就能增加15%，他画了一个图给我。我一看就迫不及待的去找队长，当地的队长有一个很奇怪的名称叫“纳总”，也就是队里大小事情都归他拿。我跟纳总陈述了小悦对康拜因的技术改造的研究，他一句话都没有讲。过了两天他通知我和小悦去四分场说有领导要见我们，我俩高高兴兴的去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分场副场长，他冷冷的对我们说：“你们要改造康拜因不可以。”我就问为什麽。他开口就说：“也不看看你们什麽出身。”“我们什麽出身啊？”我问。“黑九类。”他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们这要技术改造也轮不到你们啊，要领导指定。”不是小悦拦着我就差点和这个王八蛋副场长打起来。从此小悦就经常晚上坐在场院里发呆。恰恰在那时（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就跟小悦说：“发什麽呆，咱们本来是投错胎了。这哪里是农村，每天白面馒头吃着，也不是正经贫下中农，都是一帮傻大兵。走，回北京插队去。”我到处鼓动到农村插队，到了只有小悦跟我又扒车回北京了。路过山海关，我俩因为没票被铁路警察抓住，和一帮盲流一起关在山海关车站，好在那个站长一问我俩是北京学生，知道我俩是真正的刁民，于是网开一面把我俩放了。其他人都得在车站干苦力挣车票钱。我那时是兜无分文，小悦居然说他还藏有五块钱。就凭这五块钱，我俩还去爬了一回山海关，拍了一张纪念照，然后买了两张去本溪的车票去找张少波。在本溪钢厂当工人的张少波好吃好喝款待了我俩五天，不但帮买了回北京的车票，还送了零花钱使我俩顺利回到北京，赶到去陕北插队。

六九年初，我们一起来到陕北延川县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第二生产队。我们在这里第一年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一天都没拉，是最强壮的劳力。到年底分红的那天我才分了六块五毛钱，小悦告诉我连口粮钱加在一起每个壮劳力挣十分一个工只值人民币二分七厘。我问队长他干了几年队长了，他说从合作化开始他就是队长，有十四五年了。我就说你把队长让给我，我来当一年，如果到年终一个工还是二分七厘，不用赶我就下台。我这一煽动居然获得绝大多数社员的同意，我当上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当时我和队里几个长老级的社员一商量，马上任命小悦当会计。当晚我们谋划了一夜，对生产队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安排。小悦充分展现了他对资源、数量的把握，一切都是成竹在胸。多少年后当他成为我国新兴会计学的权威时我们还在一起笑称生产队的会计才是他会计事业的真正开始。我们第一年就获得丰收，平均每个工值二角四分。县里有人来采访我们，我这个队长和小悦这个会计自然是有功之臣，在一起留了个合影。

七三年以后，村里的北京知青陆续招生招工都走了，一度就剩下我一个铁杆扎根派。我偶然会趁去延安开会的机会到小悦和杨力明他们的工厂串亲访友。尤其是在他们有了女朋友并且结婚后，每次去都很热闹。七五年，我在村里找了对象后，曾专门去延安拜访过小悦，因为我们所找的老婆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会经历相差太远，两个大男人就这个话题着实胡说八道了一番。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老婆和小悦老婆直到现在都是好朋友。

八八年，在把老婆孩子的户口几经周折都转回北京后，我迫不及待的下海了，而且是直奔海南。小悦从加拿大进修回国后到了清华经管学院，我们之间的联系又多了起来。他偶尔到福建厦大或者香港大学讲学，有时间就到三亚来找我。我们通常是开车先到亚龙湾下水，游到对面的野猪岛，在野猪岛南岸的沙地上一躺，那里海水清澈见底，七八米深处的海胆、岩礁上的鲍鱼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猛子扎下去把海胆捞上来用石块砸开生喝，两人嘻嘻哈哈，我从小到大从没见过他那麽爽朗的笑，像个孩子。记得就在那里他正经的对我说：“老丁你知道国外老说休闲这个词吧，刚开始我也理解的不深。到这算是彻底闹明白了。所谓休闲就是把你平时紧张的工作、生活全抛掉，就到这没人的地方尽情享受大自然。闹够了身体、精神都恢复了再回去工作。”

有一次小悦和中央美院的靳之林教授不约而同到海南来找我，我开车带他们到五指山地区黎族村寨去采风。在那里靳教授意外发现黎族的图腾是火焰鸟，不是通常在海边民族的特征。而小悦更绝，他发现黎族语言是以伊音为主，是古代红山文化的特征，他断定黎族是从古山东迁移到海南的，黎族语言是古山东的化石语言。靳之林教授是中国民俗民艺考古学的开山鼻祖，在与小悦激烈探讨很长时间后由衷佩服小悦的学识广博，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靳教授当时感慨的那句话：“幸亏陈小悦不在我们这个专业发展，否则我们哪有资格站在这里说自己是专家教授。”

九二年，我在三亚开发建设创业大厦，虽然房子卖不出去，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手里还是有不少现金。我建议他把公职辞了做一家像美国兰德公司那样的智囊咨询公司，为许多公司提供高端发展依据。他犹豫再三说没这个勇气。正好那时我和中创公司的领导对横跨琼州海峡的大桥感兴趣，小悦就喜欢做具体项目，双方一拍即合。九三年十二月由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署名的《琼州海峡跨海大桥项目建议书》正式脱稿。这个项目建议书对跨海大桥项目的必要性、海南经济发展的前景、项目选址以及财务分析，都作了详尽的论证。小悦充分发挥了他在新型会计学方面的造诣，以至最后在西苑饭店召开的国内桥梁、隧道专家论证会上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这个项目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做成，但是对后来者的启发是相当大的。

九五年后，我在海南三亚的房地产开发陷入困境，危机之中我发现当时中国经济状态与西方在七十年代初非常相像。于是我多次去美国考察，发现他们是采用了一种分时的会员制来盘活度假地产的。九八年初又是小悦主动建议由清华经管学院对度假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可能性作一全面的分析研究。在紧张工作八个月后，《关于发展中国分时度假的项目建议书》脱稿。在这个项目建议书中对中国度假产业发展的经济基础、产业前景、基础顾客中产阶级的特征、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论述。在研究的过程中，小悦对每个数据的采集分析非常苛求，他有一个学生在图形分析中因没认真注意度假产品是一个期权式的产品，与期货的图形类似，有一个间断点，竟顺手把这个间断点连上了。小悦非常生气，坚决把这个学生从项目组中除名了，我引经据典怎麽拦怎麽说都没用。在这个项目建议书的基础上，首创集团、中旅集团、首旅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才决定对这个产业作一试探，才有了天伦度假发展有限公司。如果说今后这个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度假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时，小悦是永远的功臣。

二零零二年，小悦说他想针对腐败现象作一分析，仔细探讨一下社会腐败的根源，我特别支持。他名为《寻租和腐败》的文稿初稿发给我，我就一路叫好，特希望马上发表。他老说还不成熟，还需修改，我当然知道他的作风是非常的严谨，况且人还在官场，不小心不成，闹不好会有敌人。直到九五年，他的最终稿出来了又给我发了一个，我问他找地方发表了没有，他没回答我。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篇力作，如果有哪位老同学想读，我一定支持。

小悦离我们而去了，他把一生中累积了的我们根本望尘莫及的学识都带走了。伤感之余我不禁想起年轻时我们读的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里的一句话，他说：“德智皆寄予体。”我们老三届的人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已是六十好几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多活几年还能多做些事情。虽然这五年来我和小悦之间确实有一些感情上的疏远，但是我还是想对小悦说，如果我们有来生，最好就做学问，千万再别去当什麽鸟官。要是不当这些鸟官，相信现在还是活的好好的，以你的潜质不活一百零一，也活九十九。如果真有天堂，小悦你也不会寂寞，我们迟些个时日就去，到时我们还做好朋友。行吗？

                                                                                                       丁爱笛

                                                                                                           04/05/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