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华人社会,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题。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19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一 “冷血”的张爱玲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