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说，在大的国家合作的时候，就比互相碰撞会取得更多得好处，这就是人类在历史上不断吸取的教训。我认为我们合作应该是超越政府间的合作，应该是以人民为基础，我们所研究的内容，我们所从事的生意，我们送获得的知识，我们所进行的体育比赛，所有这些桥梁必须是年轻人共同合作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高兴我们要大大的宣布我们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人数，要增加到10万人。这样交流就会表现出我们是愿意致力于加强两国人民的联系，而且我是绝对有信心。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大使、最好的使者就是年轻人，他们和你们一样，很有才能，充满活力，对未来的历史还是很乐观的，这是我们合作的下一步，惠及两国和全世界。（根据直播文字整理）

http://news.qq.com/a/20091116/001573.htm

　　中新网11月6日电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近日，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邀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到官邸做客，宾主品茗畅谈，重点就法国汉语教学的发展历史、特点和推广前景交换看法。以下是他们用汉语进行的对话。

　　孔泉：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0多年前巴黎大学的考场上。既不是我参加考试，更不是你考试，而是我们共同视察由法国教育部协办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当时大约有百余名法国学生参加了考试。这次我来法国后，又看了一个汉语水平考试的考场，参考人员明显增加。

　　白乐桑：我对那次见面也记得很清楚，感谢你对在法国进行汉语教学的支持。现在汉语水平考试在法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参与考试的人员越来越多，而且不同层次的汉语水平也有所提高。

　　孔：我还要祝贺你，听说你两年前已被任命为汉语教学专职总督学，这是法国外语教学的顶级领导了。这说明法国政府对你的水平才干的认可，很为你感到高兴！

　　白：我从1998年任兼职总督学，同时担任教学工作。开始还能兼顾，后来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越来越多，虽然我的精力不成问题，但时间上已不允许。于是我提出设立专职督学。当时教育部对此比较谨慎，出于各方面考虑，只同意设立地区督学。虽然没有完全满足要求，但我还是同意了，毕竟是个进步。到2005年底，法国教育部正式通知我，将设专职汉语总督学。首先，总督学是直接向教育部长负责，表明汉语是少数几个受到高度重视的外语。其次，总督学是终身任命，不受部长变动影响，因此可以自由提出工作建议，最大程度维护汉语教学的发展。第三，这也是我作为汉语总督学与其他同事的不同之处，教育部长赋予我的使命是“发展”汉语教学，而不仅是督导工作。这为我开展工作，扩大汉语教学提供了政策保障。

　　我还记得当时教育部为设总督学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教育部长和负责平等的部长级代表两名内阁成员出席，这是不多见的。这几年法国政府对汉语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几年前全国教师资格考试中汉语教师名额是每两年1个，而现在是每年近20个。

　　孔：汉语教学在法国有一段历史了吧？

　　白：法国的汉语教学历史悠久，早在1813年，法兰西公学就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中文教授职位，1840年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开设了汉语大学教育课程。法国汉语教学发展历程中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58年法国蒙日宏高中设立汉语选修课程，标志着汉语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另一个是2006年法国教育部任命专职汉语总督学，目前只有英、西、德、意、阿、俄、汉七种外语设有总督学。

　　孔：现在法国汉语教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白：首先是规模扩大。我给你介绍几个数字。在法国30个学区中，27个学区开设了汉语课程，包括不少偏远地区。10年前学习汉语的中学生不到5千人，今年9月份开学时，全法中学共有25600名学生学习汉语，加上1.6万大学生和约2千名小学生，学习汉语的法国学生约4.4万。这一发展势头在2004年尤其明显，之后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今天汉语在法国教育体系外语科目中已排到第5位。教师队伍也在扩大，80年代成立法国汉语教师协会时，所有汉语教师加起来不超过30人，1999年扩大到180人，而今天达到430人。

　　其次是正规化程度高。人们常常用“汉语热”来描述汉语教学的发展，而在法国学汉语不仅是热门、时髦，而且已经完全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我刚才提到的4.5万学生是将汉语作为正规课程学习。这方面其他欧洲国家才刚起步，可以肯定地说，法国的汉语推广在欧洲遥遥领先。

　　第三是汉语在法国人心中的地位不断改善。过去学生选择汉语科目往往令人难以理解，现在家长越来越认识到汉语在未来的重要性。学区长、校长对开设汉语课程的态度也是越来越积极，我明显感到工作比过去好做多了。

　　孔：为什么汉语教学近年出现如此令人鼓舞的发展？

　　白：我认为，汉语教学的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大背景有直接联系。国际人才流动加剧和中国综合国力上升，使掌握汉语成为年轻人职业发展的重要优势；中国整体国际形象不断提升，提高了汉语的亲和力。二者缺一不可。

　　当然，中国文化对法国人的吸引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70年代时我曾负责成人汉语培训，那时人们学习汉语完全是出于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几十年过去，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

　　孔：的确，学习汉语代表着中法文化的交流和两个民族心灵的沟通，也反映了中法合作不断发展的需要。汉语和法语都是细腻、丰富的语言，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这构成了中法彼此推广语言教学的重要基础。

　　白：我曾写过一本书，翻译了一千个中国成语，都是与农事有关的。由于中法两国都有深厚的农业传统，这些中国成语我在法语中基本上都找到了比较对应的说法。

　　孔：除了语言文化自身的因素，我认为中法关系发展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你刚才谈到2004年学习汉语的人数有大幅增长，这与中法互办文化年正好吻合。

　　白：中国政府近年采取的推动支持措施也十分重要。

　　孔：是的。我们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是对汉语教学发展的有力支持。中国政府重视加强中法人文交流，特别是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从而增进两国人民间的理解和友谊，巩固和扩大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民意基础。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沟通媒介，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在法国推广汉语，特别是近几年来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一是资助两国教育界人员往来。中国汉办每年邀请法国中小学校长和教育官员访华，邀请法国中学生赴华参加夏令营活动，资助法国汉语教师赴华接受对外汉语教育理论、教学法和多媒体教学等方面的培训。

　　二是派遣汉语教师赴法国任教。目前在法国有40多名有资质的中国汉语教师和45名汉语教师志愿者，均是由中国汉办派遣。在法国中小学校开设的“中文国际班”中，用汉语授课的数学教师也是由中方派遣并负担他们的工资和国际旅费。中方还派遣专家来法国培训汉语教师。

　　此外，中国汉办还向法国教育机构赠送大量汉语图书和文化教育资料，支持在法国举办汉语水平考试(HSK)和商务汉语水平考试(BCT)，中国政府向法国提供的汉语专业奖学金也逐年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法国在校学生外，为了满足其他各界人士学习汉语的需求，自2005年起中国汉办开始支持一些法国教育机构和地方建立孔子学院，迄今已设立了普瓦提埃大学、巴黎七大、巴黎十大、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布列塔尼大区、阿尔多瓦大学、拉罗谢尔大学、阿尔萨斯大区、图卢兹一大、克莱蒙费朗市、卢瓦尔大区、格勒诺布尔二大等12所孔子学院和欧洲时报文化中心孔子学堂。2009年中方为这些孔子学院及课堂拨出的经费约计120万美元。

　　中国驻法使馆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支持法国大中学生参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协助法国汉语教学项目申报中国汉办的“汉语桥”基金资助，支持在法国举办汉语水平考试(HSK)和商务汉语水平考试(BCT)等。

　　白：你刚才提到“汉语桥”比赛，我刚好有个好消息。几天前在重庆开幕的第二届“汉语桥”中学生比赛中，法国队在第一个项目中得了第一。本来法国学生与一些亚洲国家学生相比并没有语言、文化环境的优势，但此次中国使馆教育处对他们给予大力支持，组织了专门的培训和指导，取得了好成绩。

　　孔：在中法关系的有利环境下和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相信汉语教育在法国会得到进一步推广。你认为我们还面临哪些问题，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白：目前看有两个问题。一是汉语教学不断扩大，汉语教师相对较少，现在法国汉语教师中，获得正式教师资格的不到40%。二是法国政府即将推行的中学教育改革，可能削弱第三外语的地位，而在法国中学汉语教育中，第三外语占到60%以上。

　　关于今后工作，我希望中方继续对法国汉语教学给予支持，特别是组织教育官员、教师、学生访华。第二要重点加强小学汉语教学。因为汉语与法语差异较大，更适宜从小培养。

　　孔：中国政府会继续落实具体措施，大力支持在国外的汉语教学，增加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关于你谈到的从小学学习汉语，这是很好的想法。现在，中国不少大城市都建有外语小学和中学。我们可以推动法国教授汉语的小学和中学同中国教授法语的小学和中学建立校际交流机制。中法间还有60多对友好省市关系，也可以做不少工作。

　　白：我当年学习汉语时，学习到的第一个成语就是愚公移山。我们大家向他老人家学习，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排除障碍，推动汉语教学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孔：一言为定，我们共同努力！

　　■本报记者 杨桂青 纪秀君 张杰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顾彬——中国佥??缺少世界眼光　

　　顾彬，这位在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因为大胆批评中国当

　　代文学而被广泛关注的德国波恩大学汉学家，在这次会上不但没有成为“众矢之的”，相反凭着对中国文学持久倾注生命的热情，赢得了与会国内外专家的普遍尊重。

　　顾彬的观点一向不乏人们所认为的“偏激”，他之所以引起重视，不外乎他长达半个多世纪潜心的汉学研究基础，和对中国文学一直充满激情和热爱。他说他为此放弃了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至为重要的神学。

　　长期从事法语翻译的资深翻译家、诗人树才说，真正理解顾彬，除了他的汉学家、研究者和翻译家的身份外，一定要注意他的诗人角度——他虽然在用诗人的方式说话，但背后是几十年汉学深厚学养的支撑。

　　在圆桌会议上，顾彬简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作家应该学习外语。他说，翻译是非常重要的，从哥德时****始，德国许多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从辛亥革命开始，鲁迅、卞之琳等中国作家也是翻译家。但此后，中国作家就不再做翻译工作了。

　　11月3日，在鲁迅博物馆，顾彬将自己“中国作家应该学习外语”的观点充分展开。在讲完自己对鲁迅的研究之后，他说，他为什么要求中国当代作家多学外语呢？因为，一个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同时也应该把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

　　他说，德国诗人荷尔德林通过翻译古希腊的作品提高了自己的德文，不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顾彬估计鲁迅也是通过翻译德文才找到了他以后的道路。在分析过郭沫若、戴望舒、林语堂、张爱玲等作家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当代作家最重要的问题是缺少世界主义。

　奥地利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雷立柏——中国文化是活出来的态度

　　参加2007年世界汉学大学的人都记得他——中国人民大学奥地利籍教授雷立柏，他懂6种语言，几乎可以为每个参会的外方代表做翻译，请记住，是同传。他懂德语、古希腊语、拉丁语、古希伯来语、英语和汉语。正因为他始终忙于翻译，我们采访他的愿望在第二届汉学大会上才实现。

　　故事的动人之处，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他的“回归”。他20年前在台湾开始学习汉语。接触到了《老子》等古代典籍，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崇敬，后来考入北京大学，跟随汤一介先生攻读中国哲学，取得博士学位。“但是，我始终觉得和中国的古代经典存在距离。当然，和欧洲的古代经典也存在距离。没有办法，我只好双管齐下。我总觉得，我的根在古希腊，于是我又回归到了我的文化传统上。现在，我在研究古希腊文学。”

　　奇怪的是，“回归”之路上，他又看到了文化的一些共相。“学生们说热爱祖国，‘热爱’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古代没有这么热烈的词。其实，‘热爱’出自拉丁文，表达炽热的感情，比如，说爱情像火焰一样。这是拉丁文化在20世纪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文化的表现。再比如，前几天，我去看望一位出版社的朋友，把我的书稿送过去，她正在怀孕，说写一本书就像怀孕一样艰难。这种比喻其实就是柏拉图用过的比喻。”

　　他说：“在‘五四’以后，中国开始使用白话文，有很多比喻的概念和西方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不是肤浅的共通，而是深刻的沟通。在汉语中，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共相”大概还有城市的现代化。“1991年，我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候的北三环上有很多树，没有立交桥，自行车道很宽，自行车多，骑得很慢。现在的北三环自行车少了，树更少了，车骑得也快了。路上很多宝马车，很摩登的高楼。”他说，这是一种城市现代化的表现，是高速发展、国家富强的表现，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过程。

　　在飞速变化的北三环旁边的中国人民大学，他教书6年了，“学生的外语水平越来越高，创造性提高了，与众不同。只要有好的教育，年轻一代会很强。”

　　但是，在学术的某些方面，却退步了。他说，现在教拉丁语，只有一本教材，但是很贵，有1100多块。词典还在用1988年的《拉汉词典》，因为年代久远，数量非常少。社会发展了，学术的某些方面反而被忽略了，特别是人文科学的东西被忽略了。

　　也许，拉丁语是死语言，大家觉得不必计较。“但是，中国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是今天活出来的文化态度。现代生活中活出来的每个人都要有尊严，有自由选择，有丰富的精神。”他说，“现在的孩子，让他们阅读什么，背诵什么文章？是继续背《论语》，还是其他的什么？让孩子学什么外语，英语、日语，还是拉丁语？我们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要让他们受到什么样的精神教育？教育如何改进，按照什么原则改进？”

　　他的一连串发问，没有答案。“这些都值得讨论。”他最后说。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索罗宁——西方无法忽视中国学术 　　1985年，我考大学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考什么中文系，以后可能找不到工作”，但我还是对中文很感兴趣。 　　我最早接触的中国典籍是司马迁的《史记》，后来逐渐对汉学接触越来越多。我的研究领域是西夏出土文献研究，目前跟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机构合作很多。 　　我的研究领域是蛮有国际性的，中国、日本等都有人在做，因为文献都是散的、有限的，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只能埋头苦干，很难有突破。从这一点说，汉学研究道路是曲折的，但我相信，未来是光明的。 　　最近几年，中国在汉学方面研究很多，得到了巨大发展，新出的书和杂志多得不得了，看不完。不光是数量增多，质量也有提高。以前在学术方面，西方人觉得中国人不太会做，但是现在不同了，发表文章的格式和质量都不输给西方了；以前西方人做研究，觉得自己做就行了，中国的东西不用管，但是现在西方人做研究，觉得必须依靠中国人的研究成果，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有很多人谈中国的“国学热”现象，我觉得，一种东西太热了，不见得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一个领域有5个人做，其中没有一个好的，这个领域就完蛋了。现在这个领域热了，可能有500个人去做了，其中肯定会有些比较好的，这样就会有贡献了，有发展了。 　　比利时鲁汶大学戴卡琳——中国文化自信越来越强 　　1979年，我在鲁汶大学汉学系读书，同时攻读哲学。毕业后在台湾呆了半年，学汉语和中国哲学。后来我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读中国哲学，我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很喜欢《论语》、《庄子》、《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很丰富，比如说“气”这个概念、关于养生的主张、对政治和语言重要性的了解，在中国文化中都是历史悠久的。 　　我现在的研究领域有两个，一是先秦的诸子百家，现在主要研究《墨子》，比如墨子对汉代有什么影响等；二是中国近代思想，比如怎么解释胡适等人的思想。我们国家的公众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知道得不多。他们对古代中国有好感，但对当代中国有所批评。 　　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国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但是现在正在走回到关注自己的传统这条路上。未来，所有文化国家一起向前走，应一起跨文化交流。 　　我想，在未来，中国会更多研究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自信会越来越强。汤一介说，有位西方哲学家先去研究中国文化，然后从中国文化回到对自己国家文化的研究。这位西方哲学家说，他想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没有经过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不会达到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这种了解。 　　中国文化研究也是这样，经由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来认识自己的文化，这样一个迂回到进入，迂回到回归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杨富雷——分享中国的经验 　　我从小对中国感兴趣，小时候正赶上中国“文革”期间，在书中看到毛主席、红卫兵、人民公社等，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中国不仅有这种政治文化，也有古代的文明。所以，我上大学时选择学汉语，觉得汉语有很多文化因素，包含哲学、宗教等各种流派的思想。 　　大学时，《论语》、《中庸》、《孟子》是我们必读的书，我对《中庸》特别感兴趣。我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当代宗教问题，将来会涉及中国传统思想对宗教问题的反映。比如在《中庸》中找到对人生问题的思考，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现在，瑞典有非常多的人想学汉语。上世纪90年代，我上中文系的时候，全班只有十几个学生。现在，每年录取100多个学生。一部分人学汉语是为了经商，一部分人是想当汉学家。瑞典国民对汉学并不太感兴趣，但他们知道孔子，知道我们国家有个孔子学院，只是不知道儒家思想的内容。他们对中国的饮食文化、音乐文化、服装文化都很感兴趣。 　　经济全球化强烈地影响着对不同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往。身份认同问题是这个影响的一种结果，也是中国和欧洲的共同挑战之一，应该说是一个“多元认同”的问题。 　　要达成真正的理解，我们不仅要做“西方人”或者“中国人”，还要做人，要更深地研究双方的语言和文化。在欧洲的大学，有关中国哲学、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中文系或亚洲研究所进行，这是欧洲汉学界面临的问题。如何分享中国的经验？在中国如何进行有关西方的研究和教学？我们要在怎样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作为汉学家和中国的西方专家，我们应该修改双方对他者的独占形象，增进相互了解并建立更深的友谊。 　斯洛伐克科学院研究员高利克——中国人现在写书太多了 　　高利克先生1956年发表第一篇文章，是纪念鲁迅诞辰的。“我喜欢鲁迅，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把中外传统集于一身。当然，他也有错误的地方，比如他反对孔子、批判儒家，除此之外，也有另外的错误。我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最喜欢他的《野草》。” 　　高利克先生认同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提倡相互理解。“但你不能说，你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好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好的。” 　　现在，中国发展迅速。“在中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发展。”高利克先生说，“近20年至30年中，社会科学进步是很大的，可是也有个问题，那些人写书、写文章太多了，每个副教授都想被提为教授，就要多写一点。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总是一个问题。比如，我现在咳嗽了，去找医生，医生说，多吃药、多喝水、多休息。这些他不应该告诉我，因为我知道这些。” 　　先生笑着说：“出版图书多是国家发达的一种标志。不过，很多书没有人愿意看。如果能少写一些书、文章，会写得更好。”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喜欢中国文化没商量 　　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先生，刚开始是学习日语的，当他接触到中国语言和文化时，他放弃了其他选择。这种选择和放弃并没有理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你不能理解，是吗？”鲁惟一先生笑着问。“别人会说，研究中国文化，是为了和自己的文化作比较，但我不是。”他特有的淡定和从容，又出现在脸上。 　　鲁惟一先生似乎没有“故事”。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很艰苦，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学习中国文化是一种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鲁惟一先生用汉语说，“你知道这句《论语》中的话吗？”选择了，而不放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1947年，他曾经在中国呆过6个月，学习中国语言。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当然，他看到了贫穷、饥饿。现在，欧洲人认为，中国将在经济上领导世界。“我到商店里去，几乎所有的电视都是‘中国制造’。”鲁惟一先生笑着说。 　　鲁惟一先生说，自己对现代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他最感兴趣的是秦朝和汉朝，《剑桥中国秦汉史》、《汉代行政记录》，让他享誉历史学界。秦汉开始形成政府系统，后面的朝代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汉代，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不是帝王，在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不认为帝王做了很多事，很多时候是大臣们在做。”高级官吏制定政策，让其他人遵守。但是，他们并不去具体执行，具体执行的，是那些低级官吏。 　　《中国教育报》2009年11月7日第4版

1．对外汉语专业或其他中文类专业毕业的应届博士毕业生；
2．获得“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证书（高级）”；
获得“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一级乙等）”；
3．有较高的外语听读说写能力，获得英语6级证书（外语为日语、韩语、俄等应具有相应水平的证书）；4．遵守外事纪律，爱岗敬业，团结同志。

联系人：阎蕊
地址：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务室
邮编：710049
电话：029—82668812
邮箱：ruiyan@mail.xjtu.edu.cn

2009年11月1日

      以后我会把三个网站都重新打理起来，虽然主业暂时不能做对外汉语，但多做点积累总是好的，以后我在MSN上的时间也会多一点儿，也会重回知道帮大家解答对外汉语方面的问题。

　　追溯历史，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中，有许许多多的外国朋友，对中国人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举办“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网络评选活动，目的是增进人们对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历程的了解，唤起人们对那些外国朋友的记忆和怀念。同时，向国际社会表明，对于曾经对中国的发展提供过帮助的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在邀请权威专家提名、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网络评选活动组委会确定了50位候选人供广大网友评选。这些候选人，有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贡献的国际友人外国朋友，有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作出过贡献的国际友人，还有一部分，他们与中国的缘分在持续时间上跨越了新中国建立前后，长达数十年。

　　根据评选工作程序，8月31日至10月10日，国际在线网站刊登候选人的事迹，接受公众投票。10月11日至12日，根据网友投票和专家评审确定最终结果。10月12日，公示“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当选者名单。此后，主办方将择时举办隆重的颁奖仪式，参与投票并留言的网友将有机会获得出席颁奖仪式的机会。欢迎大家积极参加投票评选，让您心中最有资格当选“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的外国朋友多一分当选的可能！

　　中华儿女，知恩图报，万里之缘，永铭于心。

    活动地址:http://gb.cri.cn/news/other/2009gqzt/lovezg.htm

最主要是一点是：简洁，朗朗上口，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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