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为什么有命运？

人一生的境遇，往往由于各种的因素而改变命运。有的人由于一个人而改变命运；有的人为了一块钱而生命改观，有的人由于一件事而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甚至为了一句话、一个念头，使人生有天壤之别的变化。转变人生的这些因素，本身虽然至为细微，但是影响力却非常巨大，好比将一枚小砂石投掷江海中，砂石虽小，却能震动整个江面，泛起阵阵琏漪。

我们综合这两种观点，即可以看出旧社会拒绝改造，大部分是由于内部之因素不能公平而合理的与外界新因素自由互动（金钱总是交换之媒介）。这种缺乏互动（interchangeability）。的弱点迫使它用宗教的名义，施展一种对经济生活紧束性的限制，构成对本身的掩护。因为它借道德上最高的和最后的名义作主，不容辩驳。只要能达到抗拒新经济力量于门外之目的，这种自卫的手段不一定要彰明较著。对命定论作不同的解释，或强迫荷兰工人到英国教堂做礼拜，又像荷兰的教堂一度拒绝供给放贷者圣餐，或不给予他们大学学位（详第三章），都可收同样的功效。总之，这些因素与趋向出入于是非黑白之间，心理与现实成分参半，虽当事人也不一定能彻底了解其间奥妙。只有靠时日及事迹的累积，其前后之痕迹才容易在历史上呈现出来。

 

　　前面已经说过，经过内战而有复辟，教会已不能完全去陈清教运动的潜在意识，查理二世在位25年，英国也经过一段司法改革。这也就是说，当其上层机构还只以为复辟是不承认克伦威尔者的一切作为，以为1660年可以上与1649年衔接之际，其下层机构却因这11年之打开局面而在不断继续调整。

 

　　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因为

但是在1647年年终之前，国王查理一世又做了两件失却民心之事。11月间，他从被扣押的地方逃出，出奔威特岛（Isle ofWight），他满以为岛上总督会听其摆布，不料后者仍将之拘禁。12月，他又与苏格兰人签定密约，同意全国实行长老会制3年，且积极压制独立派的信仰。在签订此约之前，他曾致书议会，要他们考虑陆军提出的方案。他不仅出尔反尔，而且暗中央结苏格兰人进兵，对和他交涉的人讲，则是阳用缓兵之计，阴图克害。所以查理日后之被弑，既有历史家誉之为烈士，也有的说他是自食苦果。

 

　　然则查理在历史上的地位还算固定。他的一生以君权神授始终。从这出发点，他以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方式（详第五章）和人身关系（personal）的方式维护一种非人身关系的制度（impersonal institution），因之他既为烈士，也系自招其咎。最难的还是阐释克伦威尔的历史地位。他和圆头党以及宗教上的独立派提倡良心自由，在历史上成为一种过渡时期的产物。从长期历史上讲，信教自由开启政治自由之门，而政治上的自由也开经济上放任政策之门，因后者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可是这连串的关系，却只能理解，而无法在一人一时一事上找着痕迹。个人的经历受时间和空间的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严格言之，不外各分等级之士地占有人因袭其社会地位，长期保持其经理的体制。下层政府与各封邑领主之家室不可区分。而朝代国家的办法，是领士可以远隔而不相关联，其人民包括不同种族，使用不同语言（百年战争即是由于英王爱德华三世企图掌握法国之诺曼底；迄拿破仑崛起时，英王仍自称兼法国国王）。于是宗教更形重要。当时全民属于教区（parish），向教堂付什一税，教堂有养生送死、登记各人之出生与婚姻、遗产继承及其他民事之凭藉，也可以惩戒信民。礼拜缺席的信民尤要被罚。所以教堂不仅为变相的政府，其功效尚超过一般之政府。

 

　　17世纪英国之内忧外患，宗教事宜没有着落，也是其中因素之一。一个世纪之前路德提出宗教改革，已经将罗马教廷之信用戳穿。可是路德所提信民即是长者说以及加尔文之命定论破坏了整个基督教1000多年来的组织系统。基督教凭的不是中国人在血缘关系里获得永生，而注重个人的赎身超度（redemp－tion）。也可以说是通过一种神秘解释，在个人与神的关系中获得精神上之永生。可是良心之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全系个人之事，没有外形的协定，是故宗教失去其一般性和社会性，也难成为协定全民生

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据说创始于1530年。这不是交易所之最先发初者。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很多城市里的交易所都比这时期早，有的竟早了几百年。不过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首先将现代商业的组织与技术渗入，也可以说是首先带有资本主义特性。现在看来，至17世纪中期，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仍不过是一般商人汇集之处，通过交易所可以买卖转手的物品达300多种，包括农产、矿产及制成品，胡椒则有五种。可是有组织的将政府公债以价转手和将公司股票公开竞争的出卖，要到17世纪后期方才成熟。征之以上阿姆斯特丹银行业务展开情形，也可以见得货币市场有赖于长时间的经营，才能使资金愈为集中，运转也愈显定型，而世纪后期之买空卖空（荷语为windhandel直译为“风中成交”），其所谓“出卖尚未捕获之鲱鱼，发售尚未开采之矿产”都出此门径），起先有了“预期交货”（futurity）的型态，次之则公司股票也可以“抛空”（selling short，卖者先以借来之公司股票高价卖出，以后趁跌价时购进弥补以从中牟利），都由阿姆斯特丹首创，于1689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后传入伦敦。

 

　　买空卖空的投机事业为人以道德的名义

16世纪也是宗教改革的时期。

 

　　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公布他的“九十五条论题”，原来不过是由他自己良心的驱使，从神学的角度对当日宗教的设施发表一些意见。（他将95条论题钉在威腾堡[Wittemberg]教堂门上，符合当时行事的办法。因为他虽身为僧侣，仍在威腾堡大学拥有教授的职位，教堂大门则是神学系的公告牌。）此一行动在历史上掀动的大波澜，为其本人始料未及。欧洲社会经济条件本来已和中世纪所定制度相去甚远，宗教改革的呼声在这时候被提出，只有使其他各种需要改革的运动更能借题发挥，其范围也更扩大、趋向也更显明。事后看来，这也是必然之事。

 

　　新教的宗旨在信教自由，“凡信徒即可以做长老”（priest－hood of believers）风气的倡导之下，西欧和北欧产生了很多宗派。其中路德派尚是其中较保守者，马丁·路德主张革除罗马教廷若干陋习，可是他对社会秩序仍保持传统的看法。因此路德派容易在德国被接收。很多诸侯亲王在支持路德后，就脱离罗马和维也纳的束缚，而他们在自己领域里的威权并未受减损。（德国这时为约300个单位组成，诸侯亲王和各主教的属区各百余，自由

                                                                     荷兰 （1）

　　我住的地方，隔赫德逊河不到10英里。大家都知道这条河流因17世纪探险家亨利·赫德逊（Henry Hudson）而得名，可是很少人知道当日赫德逊受荷兰东印度公司之聘，来纽约探险，其目的不是在北美洲拓土，而是希望找到一条“西北路线”进入远东与中国通商。原来17世纪初年，欧洲人的地理知识简陋，也不知道加拿大和太平洋的宽度与纵深，满以为循着西北路线不断前进，不久即可以到达中国。而当日中国也是众所传闻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17世纪初年，荷兰正为了独立而发动独立战争。此时南方的海洋又为很多

先说佛罗伦萨（Florence）：这城市跨越亚诺（Arno）河上，曾先后被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国占领，在12世纪成为一座自治的市镇。此间商人力量之雄厚，早有历史根据。有些历史家相信最早的同业公会可能远在1100年或稍后的期间已开始活动，虽说现存文献只能推证到1182年。佛罗伦萨以纺织业和银行业著名。这城市起先输入英国及法兰德斯（Flanders，比利时及法国荷兰之一部分）之毛织品，加工染色之后卖出，以后径自输入羊毛，自织自造。在14世纪初期，年产毛布80000匹，雇用劳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业中心之一。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与路卡及塞纳（Siena）齐名。他们一部分的业务，是将各国的基督教徒什一捐汇给教会。其实各地早有包税人（tax farmers）包办，银行家接收他们的汇款后并不直接缴解。如英国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银行即通过他们大批收买羊毛，再转送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或意大利本国发卖。银行之总行则先垫款与教廷销账。于是出进之间获收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以高利贷著名。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别风险之利息可至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账，银行关闭影响全城生计之事情。

 

　　前述保皇党和亲教

第四次东征之领导者为香槟之元帅威哈陶因（Geoffrey deVillehardouin）。香槟省的伯爵，同时为英国、法国两国王之侄子，所以由他发动组织第四次东征，欧洲各地的武士响应热烈。威哈陶因与威尼斯的统领丹多罗（Enrico Dandolo）签定合同，预定参与东征的有骑士4500人，侍骑9000人及所有的马匹、步卒20000人，于1202年6月24日在威尼斯集合，后者供备船只筹备给养一年，为价84000银马克。威尼斯本身再配备武装船只50艘，无代价，但是东征获得领士，威城得分享其一半。

 

　　在预定集合之前，这种协定已有相当的蹊跷。参加十字军的人物鉴于前次的经验，认为要彻底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只有继续南进，彻底打击埃及。而威尼斯则因为商业的利益，和埃及订有密约，不打算南犯。威尼斯的眼光针对北方，并且怀疑拜占庭帝国和回教徒也有秘密的协议，而事实也确如此，他们已经在背面接头。

　　可是在表面上讲威尼斯已经履行了她的合约，在1202年各事都已准备妥当。运输船舰200多艘，有的尚系特别新造，船头有舱门专供马匹上下。此外武装船只之蜈蚣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