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很反讽的是，当时的我一心想要出国，逃离在当时的我看来，一文不值的祖国。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毕竟人都是向往强者。不过美帝国主义当时倒不这么看，连续两次把拥有入学通知书和奖学金证明的我挡在了美国的大门外。理由，“太年轻了”。上了大学以后，因为专业学习的是计算机科学，所以还是立志于能够到美国攻读研究生，这个愿望终于在2007年实现。

然而，在美国生活的四年多时间，并没有让我这个对美国抱着无数幻想的青年感觉到了天堂，也没有让我觉得自由和民主的空气格外的清新，相反，我逐渐地对这个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让我又重新去认识我的祖国和民族。

在美国这几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了解了更多911的争议。这里，我不想去叙说这些争议。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接触越多各种评论和争议，我越觉得，911似乎有其必然性。

站在防弹玻璃背后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让人觉得美国从来没有这么外强中干过。 911十年，美国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地方。对外，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很难说是成功了。对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步履蹒跚。有时候，甚至觉得很可惜，人类文明历史上，成就了以前所有帝国都未曾达到的武力和经济实力的美国，可能不得不就此走上了衰退的道路。

如果有所谓的美国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因为背弃了美国精神所提倡的实干、勇敢和创新，转而希望通过投机倒把和均贫富的懒人主义来维持社会。转眼看看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和变化，有时候不能不感慨。人与人是竞争的，国家与国家也是竞争的。此消意味着彼长。

遗憾的是，很少看到国内的学者认真去研究这些。看到的是还有不少人为美国的衰退唱赞歌。所以说，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一样重要。

911十年，杂想。见笑。

没有想到最初的computer是代表进行计算工作的人，而且曾经是女性进行工程工作的主要岗位。之前曾经在NYC Poly听过一个演讲，主要是关于Charles Babbage的Analytical Engine的。 内容是如果当年这个机器能够被成功制造出来，那么将是第一台真正的计算机（基于机械的！）。然而，今天才了解到，有很多人都曾经试图甚至制造过类似的机械 装置。只是我们学到的历史往往过于强调某一个人的贡献，而忽略了诞生某项重要发明或者发现的外部条件和类似工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出现 的情况（比如我们多年仅仅知道一个ENIAC）。整个20世纪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几乎就是IBM公司的发展史。大多数重要的革新产品都直接或者间接和IBM有关系。令人吃惊的是，IBM的领导人们能够在计算机工业的初期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工业的潜在市场并且带领公司华丽转身，不得不令人敬佩。早年，居然有人把通用计算机的概念申请了专利，并且还得以通过。1973年的一次官司才使得计算机的普及不被专利法所限制。很难想象，如果计算机这一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被少数人操控并且谋取暴利。从这个其实也说明，专利，这一概念，本身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尽管已经把Bill Gates和Paul Allen创建微软的故事了然于胸，但是看到纪录片中Bill描述他们如何发现商机和接受挑战的时候，仍然让人激动人心。看到了1999年的一台Google的服务器。恍惚间，Google也是一家有10余年历史的公司了。再次看到了曾经非常熟悉的Netscape Navigator的界面。还记得大概是1998年左右，在七中的图书室里，我们计算机兴趣小组的同学第一次尝试了发送电子邮件的情景。那时候，大家是往局域网的一个地址发送信件，所使用的软件正是Netscape Navigator的Email软件。

下面看看几张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1959年IBM的招工广告，仔细一看，要求不低啊。

Windows 1.0的销售套装！

这，是“大力丸”，是“万灵药”。

有一些人遇见了问题，总想到的是寻找“大力丸”和“万灵药”。因为拿这些东西去解决问题，看上去会很快。于是，我们就听到了太多的“只要如何，就会如何”这样的句型。可惜的是，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大力丸”从来没有救过人命。而也鲜有人能够把为什么没法救命或者如何才能救命说清楚。更加遗憾的是，即使说清楚了，也鲜有人听的进去。

1861年，有人以为要“救命”就要办工厂、买军舰。于是我们买来了以为能够傲视亚洲的海军舰队，却被日本人几炮打回了原型。1898年，有人觉得要变法，于是伙同皇帝颁诏书，推新政，却只闹了一百多天，就被全盘收押，包括皇帝本人。1911年，好不容易一伙人闹了暴力运动，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和军阀头子妥协，最后导致长期内战。文人墨客当然不好意思去玩弄枪炮，于是1919年，大家“忽然”想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以为，要“救命”，那就要从内心深处“救”起。但是达到了什么效果，很难说清，孔老二被第一次打倒却是真的，因为，那个不是药方。然而，即便是到了现在，我们其实也不清楚“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什么地方。更可怕的是，有没有这两个人，我们恐怕也没搞清楚。闹了半天文化，有人发现不靠谱，于是，还是觉得1911年过瘾，再来弄一个暴力的，于是上了山，开始建立自留地。再后来，日本人又来了，有人说，要先把山上的清理了，再和日本人过招，并且让美国和苏联装备自己。可没想到的是，山上的把山下的给收拾了。山上的下山以后，自娱自乐，但是玩儿过火了。1979年，有人说，别玩儿了，“猫还是要抓耗子”的。可是有人发现，即便大家都是猫，也不是说抓耗子的能力是一样的，于是有人说不公平，云云。

一百多年来，事情太多，而且复杂。但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很多人，是很难说清楚，什么是成功的，什么是失败的，成功是因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什么。如果要向别人学习，学习什么，不能学什么。没有，我们没有系统地总结过。不少时候，大家依靠是“大力丸”，是“激情”、是“情绪”。

2007年，我来到美国，学习计算机科学。来到这个国家后，我发现很多方面异常陌生。当然，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联想到我们从小就看“汤姆和杰瑞”，听“华盛顿他家的那个樱桃树”，我不能不说，很多东西我们了解得，太肤浅。联想到现在，我们对美国的东西，上到明星，下到节日，显得无所不知。但是仔细想一下，我们了解地又过于表象。

比如，除了背诵一下“三权分立”这样其实没有意义的句子以外，除了在奥巴马当选的时候，跟着激动以外，有谁来清楚地说一下美国总统选举的规则究竟是怎么样的？2000年的总统选举出了什么问题？总统选举的漏洞在哪儿？总统选举的资金如何筹来？

比如，谁来说一说，美国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财政如何分配，税收是如何制定的？房产税、遗产税、医疗保险、汽车保险都是怎么回事，医疗改革是怎么改，阻力在哪里？谁支持，谁反对？

比如，谁来说一说工会是怎么回事，“公共工会”和“私有工会”是什么概念，工会和选举的关系？最近威斯康辛州等地方工会和政府对峙是怎么回事？

比如，谁来说一说美国的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的区别，财政和学术如何独立，教授如何评定，项目资金如何而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项目资金有什么区别？

太多了，你会发现，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国家。到美国好几年了，我也才一知半解地去了解这些。然而，如果有人叫嚣我们中国要学习美国（虽然这个叫法从1861年就开始了），却从来没有提供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以至于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可以学的，什么是不能学的，什么是我们做得更好的，什么是国情所决定的。我们就不能不说，“叫嚣大力丸”是愚蠢的。

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鲜见有学者来做过美国社会的研究和分析，来给我们说一说，美国好，好在哪里，不好，不好在哪里。我们有的，只是带着情绪的描绘，诗一样的画卷。以至于，有人从来没在美国生活过，却对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深信不疑。一个事情，你不知道它如何成功的，如何不成功的，那你其实也就没法借鉴。

中国人很容易在极度自信和极度自卑间游走，有时候甚至没有中间状态。我们自信的时候，往往在口头上，而自卑则在心里。我们吹嘘自己五千年的历史和地大物博，然而又心里明白，世界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文化进步似乎又缺少中国人的贡献。我们对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引以为豪，然而又怕别人揭十年浩劫和大跃进的伤疤。我们因为办了奥运会、世博会而觉得自己俨然已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巅，而后又常常自己给自己编故事，说大家的生活原来是水深火热，恨不得再回到殖民年代。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缺乏自信，一种源自内心的自信。自信不是自满，而是说，我了解自己的短处和长处，我能够学习别人的长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没有必要迎合别人的喜好。

其实很多事情想想是很有道理的。2007年我才到美国求学的时候，记得第一次见我现在的导师，因为自以为自己的名字很难发音，所以便告诉他我的英文名字。让他叫我的英文名字。然而，我没有料到的是，导师很严肃地告诉我，他组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都可以叫出名字来，我没有必要非得用一个英文名字，当然我坚持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一想，也就明白了。于是，从那以后，我甚至把我在高中和初中时候所用的英文名字都“废弃”了。我为什么就要叫一个英文名字呢？事实上，在学校、在公司、甚至到外面办事，我从来没有再使用过任何英文名字。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多数人（包括欧洲人、印度人）也都能基本正确发出我的名字的音。其实还是一开始，自己太不自信罢了。在美国的，有印度人、俄罗斯人、韩国人、日本人，也不是说都要因为名字发音困难就要把名字改了的，反而是中国人特别偏好这个。归根结底，还是自己不自信，感觉非要叫一个Jack或者John，仿佛才好意思讲英语。

这次我看到中国宣传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片段，感觉很不错。虽然我不认为这个宣传片已经很完美，但是不少国人的评论和心态还是太不自信了。有人说，你放几个人上去，别人都不认识，没法宣传中国。有人说，这个片子不符合美国人的审美习惯，没有达到宣传效果。还有人说，应该放普通中国人的美好生活，应该放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但是我们尽可以放轻松心态，换一个角度想问题。美国人不认识中国的名人就是应该的吗？为什么我们就要对美国的名人明星如数家珍，美国人就只认得姚明？为什么这不是一个机会让美国人认识更多优秀的中国人呢？是的，他们今天不认识，但是见多了，也就逐渐认识了嘛。不符合美国审美习惯和宣传习惯的东西，那就要让他们习惯。美国人觉得全天下都要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行事，那么我们就让他们看看新的规则要怎么样。是的也许美国民众今天不接受，也许今天没人愿意花三五分钟停下来看看这些宣传片。但是，这不要紧，当五年，十年以后，中国更强大了，我不相信美国人不愿意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这个现在他们最后怕的对手。

事实上，看看有美国记者向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抛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唯心，奥巴马居然说因为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和文化不同，我们要对很多人权问题放到更长远的时间去考虑这样以前只能是中国人才说的出的话。这也算是输出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也让人知道了，很多问题不是你说了算就算了。

这个世界是强者的游戏。我们已经摆脱了要看洋大人颜色行事的年代，可有时候还是不自觉的心甘情愿的想当奴才。一些人因为主席出席晚宴没有穿晚礼服就低三下四生怕惹恼了洋大人。可我看不出这和郎朗穿唐装去卡内基演出有什么不同。自信还是最重要的。闲话，让别人去说吧。

对不同子领域的问题进行评价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有时候在外界看来是“常识”的事情，在某一些领域中也许是禁忌或者是谬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数据挖掘中，我们都需要对某些问题进行评价，比如分析垃圾邮件，查找可疑访问记录。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够很容易想到一个简单的评价标准，那就是准确率。比方说，一个垃圾邮件分析器能够在90%的情况下区分正常邮件和垃圾邮件。这也是普通人常常遇到的一个测度，也是很多产品推销的时候所采用的推广测度。然而，准确率其实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测度，并且常常有误导人的情况。回到垃圾邮件的例子，在现实中，垃圾邮件出现的概率也许要远远大于正常邮件出现的概率（参见Wikipedia，这个概率居然有88%-92%）。所以，一个最简单的分类器只需要认为所有的邮件都是垃圾邮件，就可以在通常情况下达到至少88%的准确率。于是，简单比较两个垃圾分类器的准确率很难说明谁优谁劣。因此，你和数据挖掘专家讨论准确率的问题，就会显得“外行”。

类似的情况其实不胜枚举。现代社会的分工让从事有一些领域的人员需要花费数年甚至十几年去学习这些领域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比如医学、法律、军事、生物、物理和数学。这让社会的普通人不具备对这些领域的大多数问题进行评价的能力。遇到不懂的领域和问题，最好我们能够先花一定的时间聆听和学习，而不是去相信个人本来就不太靠得住的“常识”或者“直觉”。

一个正常的社会首先是一个专业化（professional）的社会。你不能让会计去做手术，也不能让警官去研究大气问题。人们应该首先相信真正的专业人士，而不是直觉和谣言。在911事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世贸大厦会像定向爆破一样的倒塌，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这是美国政府所为。这样的质疑当然不是少数人。事实上，一个叫“Loose Change ”的纪录片详细的阐述了世贸大厦倒塌的种种疑点，并且该片的制作人在电视节目上公开阐述了其种种观点。遗憾的是，专业社会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加州理工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结构工程教授Hassan Astaneh、西北大学的材料学教授Zdeněk Bažant都在911事件后第一时间阐述了世贸大厦倒塌是由飞机冲撞和汽油燃烧所导致的合理性。后来，麻省理工大学的工程师Oral Buyukozturk和Franz-Josef Ulm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美国政府的权威机构FEMA和NIST的报告也详细阐述了大楼倒塌的机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谢斐尔德大学的教授提供了计算机模拟证据。当然，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消除普通人的一些疑点。关于911的阴谋论当然也从来没有消除过。但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倾向于相信有常年结构和工程经验的教授或者专家的话，还是对力学都一窍不通的记者或者看图说话的网民。

当然，你可以不服气。实际上，中国有那么多非专业人士希望论证哥德巴赫猜想就已经表明了，对于很多问题，非专业人士常常有难以置信的热情和勇气。可热情归热情，勇气归勇气。近现代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依靠有高度专业精神的专业人士推动而前进的。

目前中国的问题是有太多的人对各种专业问题指手画脚。这种“伪专业性”让整个社会显得像一台闹剧。有一批人，今天是警察，明天是法官，后天是环境专家。总之，他们没有不清楚的事情。从三峡大坝到地震预测，从全球变暖到谋杀判案，部分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无所不谈，无所不通，大有一副“智慧在民间”的感觉。这不仅仅是愚昧的另一种表现，也是对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的公然践踏。于是，专业人士没法得到信任，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充斥大街，最终倒霉的其实还是普通的百姓和整个社会。

所以，少一些“磨嘴皮子”的“公共知识分子”，多一些精通业务的专业人士，遇到不懂的问题，有疑惑的问题多思考，多聆听，而不是忙表态，忙站队，才是健康社会所应该具备的。

在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的某些课程中，老师会要求学生对已经发表的论文进行评估，并且重点说出这些论文的问题。最开始的时候，一般学生很难发现这些论文的不足之处，因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知识。你不知道这些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可能也不太清楚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技术知识的全部详情，你也可能不清楚如何评价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文章所提出的方法下得到了解决。实际上，即便是你不清楚这些问题，老师依然可以启发你去思考如何“攻击”（attack）这个文章。比方说，文章要解决A问题。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有5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B环境下做3种不同类型的实验。那么在不知道任何技术细节的情况下，你可以问如下这些问题：

1. 文章说要解决A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被解决了呢？还是说文章开始说要解决A问题，结果中间解决的是一个比A问题简单的问题A-，于是，这个文章所提出的方法的重要性就可能大打折扣。即便是作者说服你A-问题也是很值得考虑的，并且有价值，但是A和A-的差别能否很容易识别出来？如何量化这个差别？

2. 文章所提出的方法是不是已有5种方法的简单变种？如果是，作者有没有意识到，还是说有意回避？如果这个方法是新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借鉴于其他有别于A的问题？还是全新？如果是借鉴的，作者是不是引用了这些方法，作者有没有意识到原来方法所需要的假设在A问题中是否成立？如果是全新的，那么就需要格外注意，作者有没有理论分析？

3. 文章的实验环境是不是完全的B环境？还是说有所变化？如果有变化，是不是故意隐瞒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实验的结果是不是该种变化引起的？实验是不是在3种不同类型的情况下都做了？结果是不是一致？实验有没有比较其他5种方法？如果没有，为什么？

实际上，我们可以发问的还有很多。作出这些疑问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极端一点的情况下，你总能对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问一个“为什么”。于是你会发现，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作者没有提供任何答案给你的这些为什么。基本上，你可以用类似的问题去问几乎任何一个类别的科学。这一方面说明，质疑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是一种跨领域的技能。然而另一方面说明，这种质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而且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在上面的例子中，A问题也许在现阶段没有人能够解决，于是大多数人都去解决A-问题，并且很遗憾，两者的差别没法量化。文章所提出的方法或许的确是以前的变种，但是作者没有意识到，因为以前的有两个方法发表在不那么有名的期刊或者会议上，所以说以前的方法本身也许就不那么可信。实验环境因为之前的文章没有提供全部信息，所以没法复制，因而也就没法和之前的方法比较。实际上，这才是大多数科研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越过了一开始的阶段，学生总能从各种论文中找到各种问题。无论论文是多么经典，无论论文是否发表在什么地方。甚至有时候，你总能把很多文章说得一无是处。在这个阶段，学生的满足感是很强的。你以为你俨然发现了科研的真谛。你以为你洞穿了这个领域的种种问题。

遗憾的是，你很快发现，发现了这些所谓的问题，到要提出哪怕任何一个改进，这中间有着非常难以逾越的鸿沟。事实上，在大多数人科研生涯的初期，甚至很长一段时期，要想首先发表一个漏洞百出的论文都不是那么容易。原因在于，真正的专家，比你更清楚这些问题，并且比你更会挑毛病。

比如，专家会告诉你，A问题和A-问题的差别，虽然没有直接量化结果，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差别在“多项式计算时间内可以小于一个无穷小量”（注意，此处为杜撰），而且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论文发表在1940年的贝尔实验室的科研期刊上（注意，此处为杜撰）。你，没有读过这个文章。于是，你找到了这个期刊，下载了论文，发现文章中80%的数学符号没有见过。所以你明白了，关于这两者差别的讨论已经是学术常识，不是所有文章都有必要包含这些讨论了。再比如，实验环境虽然不同于以前的论文，但是你也很难提出该如何改进。比方说，论文用了1000个实验数据，你觉得实验数据太少，但是你自己也不清楚该用多少。所以，攻击别人实验数据少经常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质疑，然而也经常是最没有用的。

慢慢的，你会发现，任何一个领域，不是铁板一块。它有问题，有常识，有约定俗成，有暗礁，有欺骗。当然，你可以问十万个为什么，但是这丝毫不可能带给你任何声誉和成果。实际上，在严肃的科学领域，没有纯粹的科学批评，你不可能见到有人是完全依靠对别人的科研成果评头论足而自己没有任何科研成就的人。越是科研成就大，越是在领域有知识的人，评价别人的工作时往往越谨慎。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局限。

因此，你会问十万个为什么了，你会质疑了，那么恭喜你，你终于成长了。然而，你会问，别人也会问，有人还比你问的好。这个世界没有因为你问的那个十万个为什么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你应该拿出勇气去尝试解决哪怕其中的一个为什么。

中国人因为历史的种种因为，不具备问为什么的条件和环境。于是，当有一天我们发现可以问为什么的时候，激动不已，兴奋不止。当前，我们有太多的“职业十万个为什么”。每每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就问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当别人没法解答所有的问题时，这些人以及旁观的人就觉得俨然胜利了。这其实是很幼稚，也是很危险的。这些人，很难说真正帮助解决了问题，有时甚至是恶化了问题，扩大了问题。

所以，你会质疑，很好。请你再往前一步，学会更专业地看待问题，尝试去解决问题。

三个关键举动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那就是第三步，杀黄四郎的替身。有几件事情值得琢磨。第一，没有人关心杀的是不是黄四郎本人。第二，一旦发现所谓的黄四郎已经被杀，全部百姓倾城而出，带头的甚至是以前黄四郎的走狗，奔向黄四郎的碉楼。第三，其实真的黄四郎还在，但是居然没有人害怕了。

制造一个假象，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大众，当然不是张麻子的专利。从陈胜剖开鱼肚子找到“陈胜王”的绸缎，到洪秀全自称是奉上帝旨意来到人间斩妖除魔，你会惊奇地发现，社会的变革需要这种假象作为那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最后催化剂。大众，在乎的是能够从这些假象中得到需要的情绪，一旦这种情绪拥有了，目的达到了，自然也就没有人去关心这个“象”是真的还是假的。于是，在中国，真相，往往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其重要程度比不上能够引起“正确”情绪的假象。

经过历史长河的洗刷，制造假象和接受假象的人成了社会的一对共生体。造谣、传谣、信谣，在中国大地上基本不需要任何成本。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信“假”已经有了千年的时间。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信念并没有随着中国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民众生活知识水平的提高而减弱。于是，一个高中生李一可以轻松展现“水下闭气”并且还在电视台播放；一个没有任何行医资格的张悟本可以谈养生，可以抬高绿豆价格；一个大部分经历造假的唐骏，可以出书推销成功学，纵使被揭发也毫发无损。

然而，历史总有一天要到，或者说已经到了没法简单行使“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的时候。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复杂性和社会生产的分工，让造假和传假越来越容易；但另一方面，正如杀黄四郎替身这件事情是为了杀真黄四郎做铺垫一样，达到任何制造的假象所依存的目标却越来越困难。所以，纸馅儿包子没有改变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而高铁也没有在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停下脚步。相反，民众的情绪变得越来越脆弱，每一天都在等着“杀黄四郎的替身”，每一天都在等着鱼肚子里的绸缎。

但，“枪不在手”，“也没法跟谁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后是无奈和悲哀。

实际上，假象带来的变化已经反复证明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千年来的种种假象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任何值得留念的东西，哪怕仅仅是心理的慰籍。

黄四郎在被杀之前，一定也投入过那个叫辛亥的革命。当年，他是不是也在武昌城头喊过，“枪在手，跟我走，杀清廷，抢碉楼”呢？

是选举环境突然恶化了，还是这个学生过于吹毛求疵？其实都不是。如果仔细看看这个学生的抱怨和描述，你会惊人的发现，很多现象（比如诋毁对手）都似曾相识。对，你一定读过，竞选州长。一百多年前，马克吐温所描绘的种种事情今天还在以更新的但是却又本质相同的面目不断出现着。

今天，只要你打开电视，你看见的所有竞选广告不说是千篇一律，也是大同小异。核心内容就只有一个，“尽全力诋毁竞选对手”。文中的同学说，他实在是厌倦了听谁谁说别人如何不好，别人如何不符合条件，他想听到的是，你自己如何符合条件，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其实，这位同学的感慨拿给我这个外国人看来却应该是情理之中。虽然，我并不能说对美国的政治体系完全了解，但是看多了我们就会慢慢明白，这问题的关键就出在，候选人的数目太少，在现实中，主要的竞选位置往往最终只有一两个，至多也就是三个候选人。

候选人少的弊端在于，第一，在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候选人和选民之间可以进行的互动已经被发展到了极致，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种种手段，已经使候选人本人的种种方面以毫无保留的姿态呈现在了选民面前。第二，尽管媒体手段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候选人之间对于热点问题的看法却不太容易能够区分这些候选人。那么，采取其他方式来达到区分候选人之间的手段就势在必行。

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比方说现在美国民众最关心的无非就是关于工作和失业的问题。然而，短期内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任何候选人都说自己要努力创造就业机会，但是鲜有人能够真正提出解决方案。于是，关于这个问题，选民就可能没法做出判断。

实际上，即便选民能够能够在基本问题上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他方面的诸多因素也使得这些基本的区别模糊起来。比方说，有一个候选人也许有一些丑闻，于是所有的关注点就在于这个人如何去应对这些丑闻。再比如说，有一个候选人是有色人种，或者是女性，则关注点又跑到了这些方面去。所以说，真正能够依靠基本问题来吸引注意力的候选人，不管是从他们本身，或是从选民的角度来看，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更进一步，设想出来一套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其实是需要时间、经验和能力的，然而，诋毁对手，却几乎不需要成本。在仅有两三个候选人的情况下，只要选民认为对手比自己差，那么自己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所以，诋毁对手，即便说效果可能不会很好，但也成为了这些候选人最基本的策略之一。

然而别说是美国人自己，就连我这个外国人也实在不想看到候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对方如何差如何不好。这其实是一种“失败者”（loser）的心态。别人即便都不好，难道你就是好的吗？

可是，游戏就是这么运行的。两三个候选人中终究就要有人胜出。即便这几个人选民都看不上眼。

试想有很多候选人，如今你只需要诋毁一两个人的事情就变成了，你可能需要诋毁十多个人。这两者之间的工作量和可行性是没法比的。遗憾的是，现有的制度其实也没法允许有更多人的参加竞选。而到那个时候，选民也许更加没法判断。

有人很看重学位，见人就问你是哪里毕业的，嘴巴里不蹦出几个名校的名字感觉无法显示出自己的层次。有人很不在乎学位，觉得有能力就是爷，在社会上吃得开才是王道。两种人都不鲜见。

但是你不能一会儿是第一种人，一会儿是第二种人。你不能口口声声说自己不看重文凭，却实际上去编造自己毕业于名校的经历。

我本科不是任何名校，我也没有羞愧向别人提及。我现在的学校也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但是也丝毫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

我羡慕那些毕业名校的人，我希望自己也能有同样的平台和机会，但我绝不稀罕那一张简单的文凭。

英雄不问出处。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骗局有一点更加深刻地认识？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有一些骗局其实十分容易揭穿。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业界，都缺少最基本的从业素养。

一个简单的事情折射出的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令人感慨的是，12年后，亚洲球队，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已经立足于世界足坛，成为了世界杯这一舞台的常客。同时，从鱼腹球队，到节奏掌握自如得以完胜欧洲和非洲球队，我们不能不感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弱小和落后。再看看今天朝鲜惜败于巴西从而赢得尊重（还要加上44年前对阵意大利的球赛），我们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自己对于他人的观念和看法？

这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不进则退。20年前，中国还可以称作是亚洲强队；20年的过程中，我们虽然经历了职业联赛，经历了第一次冲入世界杯，经历了第一次战胜韩国队，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队的整体水平却没有本质性的进步，甚至慢慢沦落为亚洲二流甚至三流。在占据优势地位的时候没有居安思危，在落后挨打的时候没有奋发图强，于是到世界杯的时候，成为最为感慨的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人生也是一样。比方拿我自己当作一个例子，13年前因为没有报送，于是进入了一所刚刚新办的合作中学。那时候很羡慕那些报送了的同学和进入了第二档次重点中学的同学。10年前的一次中考，我进入了全省最好的高中，我成为了别人羡慕的对象。在第二档次中学的同学还来找我借鉴经验。7年前的高考，我狼狈地考入了北京的一个二流重点大学，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发挥失常”，甚至都羞于提及自己的学校。3年前，我在别人还在为是否找工作或者考研发愁的时候拿到了北美博士奖学金，摆脱了二流重点大学所带来的枷锁。1年前，我发现不少同年龄段的博士生已经开始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发表文章和到大公司实习，而自己却一筹莫展，不免紧张和彷徨。然而今天，我却在业界最负盛名的实验室实习，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

我通过这10多年的经历，我发现，一个人，不在于他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关键在于，你是否承认自己的位置，是否敢于挑战那些现在还不属于你的位置。我们不能12年前去嘲笑在球门里捡球的“川口能活”，原地踏步12年后，却惊呼日韩今天成为了“世界强队”。这种态度不科学也不可取。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既不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也不能认为自己是今世天才。

今天看到朝鲜的球赛，让我想到了这些。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硅谷。那还是在大约10多年前的时候，我买了一本叫《微软的秘密》的书，配合着在那时候才刚刚上市的Windows 95所引发的对于比尔盖茨，这一后来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名字，疯狂地追捧和崇拜，我的心里也开始对那种激荡的创业生活和神秘的硅谷充满了向往。然而随着学生生涯的进行，功课、升学逐渐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幼小心中埋下的那颗种子慢慢被现实所掩盖。尽管从小学开始，就以计算机的编程与技术为爱好，到7年前进入大学真正以计算机为专业，再到3年前迈进了计算机科学这一殿堂，10多年来我见证了IT产业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却常常感受到自己离计算机产业发展的核心是那么遥远。那么多的公司和名人都仿佛是远在天际的繁星，只可远观，无法置身其中。

三月份得到多个公司的实习邀请的时候，我几乎是没有多加考虑就选择了雅虎位于硅谷的研究院。这不仅仅来自于雅虎这一品牌的吸引，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心深处对于硅谷，这一IT产业圣地的憧憬。在东部生活了三年的时候，再加上之前不少人提醒加州阳光明媚，到了硅谷以后竟然一时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开来有时候人们的心中的固有模型和真实尚有不小的差距。白天有时候太阳灼烧，但并无一丝的闷热；到了晚上则凉风习习，甚至略为有些许凉意。

才住了几天，就让我深深地感到，这里，并不仅仅是我以前想象中的那块充满了挑战和激情的硅谷，这也是一个生活着各个阶层一个有着非常大差异性的硅谷。这里没有我想象中的滚滚人流。也不是每一个餐馆或者咖啡厅都坐满了满脑子充满了奇思怪想的年轻人。真实的硅谷，有时候让你觉得安静祥和地不那么自然。不少街道鲜有行人，而公共交通设施也并不拥挤。夜晚，零星的灯光让你并没有感受到这里的科技正在对世界产生着影响。

进入新的角色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我正在熟悉雅虎的环境。这个夏天，我选择了行走在硅谷的中心。

我 管这种行为叫“媒体的自我审查”。很明显，这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审查模式和标准。百度有百度的关键字列表，豆瓣则有豆瓣自有的规则。遗憾的是，究竟什么才 是最“权威”的审查标准，则不得而知。也就是，什么内容能够发布，什么信息不能发布，虽然总体上有一定的模糊的界限，但是具体到单个内容实体，则没有一个 统一的公开的标准。

有一次，罗永浩在报道某个事件的时候，所有人原以为他所主办的网站会被关掉，于是大家担惊受怕，甚至到了罗永浩在下午下 班之前还打电话到有关部门去询问，结果是网站也没有因为报道相关内容被关闭（当然，后来关闭可能是因为上面的言论越来越过火）。罗永浩于是总结，很多媒体 删除信息或者不予发表信息，并不是能够确认哪些信息是不能发布，而是走了极端，在没有任何外界介入的情况下，就“阉割”了自己。最后其实成为了，媒体在揣 测政府的尺度，甚至成为了政府尺度的先行者。

不过仔细考虑下来，媒体的自我审查，自我阉割却不仅仅是限于政府尺度。比方说，最近美国媒体大 篇幅反复报道关于圣诞节的未遂炸机事件。尽管事情的内幕报道的并不多，每天也就是基本上重复着同样的话语，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媒体关于新闻的选择。这种选 择，“自我审查”是背后的利益集团，是商业竞争带来。

再比如，德国日本常年对华进行援助，怎么援助的，国内报道并不多，有人说是因为援助的面太大，并且项目分散，单个项目的金额比较少，所以不太容易能够引起注意。然而，一旦别人宣布停止援助了，所有的媒体就开始大肆渲染了。

自我审查有时候是一支比“强制审查”更严厉的剑。长期下去，广大公众接受的信息就带有了明显的片面性。同时，媒体则没有为一个更加开放信息空间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所有这些提及“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国家和人群都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从来不打算提及我们真正的“国际社会实体”——“United Nations”（联合国）。因为在这些人眼里，联合国仅仅是一个橡皮图章，甚至可能连橡皮图章都不如。“international community”只是一个来推行自己国家意识的托词和伪装。今天这个community背后的是你英国美国，明天这个community背后的是 NATO，后天这个背后就变成了IMF，根据不同的需要，这个community能够方便地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接口。于是，以前我们老说帝国主义国家是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老说美国施行单边主义，其实我们没有理解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次行动，都是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又一次出发。所以可以想象，没有哪一次鸡鸣狗盗之举不是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大框架下来进行的。然而，这个community也有脆弱的另一面，比如，除了美国和英国这两家组成的community如此惶惶不 可终日，关闭了在也门的大使馆，又有谁把自己的大使馆弄成一个堡垒呢？

这几天，因为未遂的恐怖袭击，美国的主流媒体一下就把目光聚集在了一个可能很多人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国家，也门。然而不管这些人对也门了解多少，态度 却是统一的，那就是你也门政府如果不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如果你也门政府还要想拿西方的援助，那么你最好配合我们international community；如果你自己的事情做不好，那么对不起，international community可要替你做了。（可以参看BBC的报道）怎么替你做，伊拉克、阿富汗就是例子。

当然，其实我们也不必要这么较真，因为community，自然也可以理解成一小群人，臭味相投，呆在一起，干些事情。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向大多数人负责。所以，既然这样，大家也就心知肚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