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她们家人我几乎都不喜欢，只是有几个长辈不那末让我难以接受罢了。唯一一位我很牵挂的老人已经去世十年了。我不知道他的生日，可是在他去世那天下午，我拿着当天的报纸问爸爸，今儿几号啊。一会儿又问：现在几点了？

以我小时候的靠谱程度和行为规范观察，那天我的行为很反常。我想把它归结为“心灵感应”，可又觉得有些煽情，而且对方还不一定肯和我煽。后来我妈妈回家跟我说，姥爷走了。

内年我上初二，第一次经历亲人去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葬礼。我还记得是一个冬天的周四，中午姥姥问我要不要回去上课，我说下午是音乐和美术，无所谓。究竟那是不是谎言，我就没印象了，总之那天下午我和家里同辈儿的几个孩子去逛了“天缘”。

仔细算算，我虽然打小就抗拒去姥姥家，但也没少在那儿混。年纪小，除了“哭”以外，没人会把你的话当真。至少在我们家是这样。所以到现在我一激动，第一反应就是哭。

小时候一旦被迫去了姥姥家也只是闷在小屋看书。偶尔下楼，都是姥爷带着我去小院儿看他种的石榴树，顺便散烟。姥爷从当兵起就抽烟，但很少能有在家抽烟的机会，因为姥姥实在讨厌烟味儿，这样看来他远没有我来得幸福和自在。姥爷拉着我的手带我去楼下遛弯，偶尔遇到邻居，就会介绍我说，这是老三的孩子，可好了。我心里就会很高兴，因为小时候没什么人夸我。夏天里，我胳膊上总会被涂上紫药水儿，都是拜姥爷的烟灰所赐，总是烫到我，不知怎末搞的。但是我不会叫，也不哭，自己用手掸，直到姥爷发现。可是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见过心疼的表情。

我和姥爷都不是善于言语的人，至少在我们俩当时的那个年纪，我们都是这样的性格。我长大以后姥爷总是问起我矫正牙齿会不会很疼。我想，这算是一种对我的关心吗？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姥姥家扮演沉默的角色，按常理不会招致老人的不悦，可记忆里我还是惹过姥爷生气的。我小时候手特欠，还老想给姥姥家干点事儿，天真的以为内样就会得到夸奖。于是拿起姥爷的“力士”香皂就开始刷水池子，把厕所和厨房的水池子都刷的倍儿白，可香皂就小到很可怜的一丢丢了。姥爷特生气，不知是心疼香皂还是生气我私自动他的东西。他不会直接和我发火，总是和妈妈说，因为他知道背后下手比与我当面对质更不会使我害怕。

“香皂事件”能看出姥爷生活得很节俭。其实他是个有钱的老头儿，打小就不缺钱，可还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省水省电，甚至一条床单都用过十年之久。但是姥爷花钱也大方。妈妈上学的时候最盼着姥爷出差，他会给几个孩子每人带新衣服，给姥姥带最流行的包。心情好了姥爷还会买好看的布，亲手给孩子做衣服，他的针线活儿一绝，打枪也如是，前者是无师自通，后者要归功于我党我军的强有力训练。看来姥爷骨子里，其实还是个文弱书生。

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书生气的姥爷仍旧保持他慈善和沉默的一面。我上幼儿园时有一套每天都玩儿的家居玩具，有一次玩具里面的小水壶坏了，是姥爷不动声色给我修好的。

再沉默的人也会发出声音——我说的是声音的单纯意义。比如一个哑巴当了火车司机，汽笛就会替他发出一生中最大的音量。姥爷也并不总是安静。他离开工作之后的相当一部分时间花费在厨房自己做椅子或是板凳。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领悟了姥爷这样做法的另一种含义：锤子的叮当敲击声可以盖过姥姥的唠叨。我好像的确有这样的印象。姥姥在客厅数落他的不是，他就会跑到厨房钉东西，嘴上默不作声，却可以使整个家陷入金属的节奏。

姥爷在离开工作之后最通常做的事情是看“参考”和独自沉默的码扑克牌。其实他本可以有更多事情忙，比如去宣体打打门球，和过去的朋友参加些活动，可他有些身不由己的为难之处，姥姥貌似总在操纵他的时间内容。姥姥管了他一辈子，他宽容了一辈子。姥爷做了十几年的饭，姥姥说了他十几年“不会做饭”。姥姥不喜欢家里人多，姥爷偏偏爱热闹。小时候春节时，大家总是热闹一个中午就各自回家去，有一年我们打了好几个气球，临送我们出家门，姥爷手里还握着一个气球，他舍不得我们走。那个画面我每年春节都会想起来。姥姥比他小了近十岁的年纪，这在部队里是相当平常的现象，恐怕在之后的生活里，年龄会阻碍和谐。

姥爷在参加革命之前只读到高中，在当地教了几年私塾之后入伍。他一生的遗憾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没能在南京完成军事学院的学业，那时候运动才刚刚开始，而他仅仅离大学毕业差了半年。姥爷在离休后做成的唯一一件大事，是以“顾问”的身份和几个朋友一起办成了全国第一所民办大学，时值1982年。让人意外的是姥姥对那项事业支持有加，大概是与她父母的工作性质有很大关联的缘故吧。

小时候见过姥姥家的亲戚来北京看病，姥爷家里却只剩下他一个人。姥爷的两位姐姐全部死于生产，他的两个弟弟全部辍学参军，效仿他去追求所谓的革命事业，在建国后，分别牺牲在海南岛和朝鲜。没有骨灰，也没有墓碑，两个烈士的牌位抵不上地主的罪名，姥爷的父母也因为那场浩劫而生病故去了。后来听妈妈说，姥爷当兵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姥爷一生也没什么很要好的朋友。工作从部队到机关，从机关到企业，似乎每况愈下。每调离一个单位，过去的同事战友他便不去主动联络。一辈子只为舅舅参军向老战友开过一次口，余下别无他求。在“人脉”这个词诞生前的好几千年，事业便和“人脉”息息相关了。所以我时常想起他时，会觉得他有些孤独得有些可怜。

姥爷那一代人对朋友的肝胆相照不计前嫌不图回报全部照丹奉献了国家。建国初期姥爷曾经拿了800块钱去捐了飞机大炮，那是他工资的五倍还要多。90年代末的抗洪救灾是姥爷为国家做的最后一次贡献。他对他已然看不太懂的国家和社会仍然怀有希望与热情。

五个孩子里，姥爷肯定不是最喜欢我，也不会最牵挂我。而我却在这样一个毫无关联的晚上深切而又无法自拔地怀念起他。他固然听不到也看不见，幸好他不会听到和看见。如今我有一万多个烟头却再也没有一个会烫到我需要上紫药水，我有好多香皂却再也不会用它们却刷洗洗手池，我有电脑了也不会再去玩成套的居家玩具。我的时代里不会有战争，不会有运动，不会有不计个人利益的奉献。时间会带走一批人，时间也会追溯和怀念起一批人。而感情的怀念，不一定更加透彻，却会更加真实与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