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走了。
应了《历史的天空》中的一句歌词——“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

记得去年在北大读《财经》奖学金班时，汪丁丁是其中最具备哲学层面思考经济学问题的一个老师，可惜被学生私底下也批判最多，因为不“在商言商”。

这里是节选汪丁丁《中国社会变迁，中国问题与<财经>立场》中的一些话：

“一个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往往有很多意见涌现出来。但是对任何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你希望在哪个方向上求解这个问题？这个希望的求解方向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时一事，而是涉及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的看法、整体的感受。从一致性角度看，《财经》对每个具体的问题都有一个希望的求解方向，而且这个求解方向从远处看的时候，大致上与之在其他问题上的求解方向是自洽的。它不能够前后不一致。”

“《财经》编辑部有一大批优秀的编辑记者，他们对重要问题和问题的重要性非常敏感。这也是新闻的原则。在重要性的感受之后，你可以表达。任何理解的前提就是表达，没有表达不可能理解。所以在公共领域里，如果要想让《财经》这样的voice能够发出来并且维持下去，能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十年，最重要的就是对重要性的敏感，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能够生存到今天。在西方的新闻学院里头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最困难的事情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真相。”但是在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不是说出全部真相，因为你说不出来。你只能找到合适的表达，这样改革能够从体制内一步一步渐进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