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写大稿的过程，是美好着残酷。尤其这样，听着莫扎特的时分。

上上周，去松江约46万平方米的巨人新办公楼见纪学锋，聊了一个多小时，其中一段，听到他平淡地说：”史总是个‘正常人’吗？“

突然笑出声来。这个角度很奇特，我们的确很少这样思考问题，但它的力量恐怕不在奇特，而是真实。

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在被延宕了一个多月后，这个稿子非常艰难地博弈着出来。那个时候，巨人刚刚上市，《征途》因为它的用户规模和收益也正在收获中国网游界的最高荣誉。

现在，我也可怕于逻辑的力量。

巨人内部对道具收费模式的反思，正是在这之后的半年。反思，肯定是因为创伤，就像江南春会突然说起因果。在这个时间段，据巨人相关财报其净营收、净利润和毛利润增长都已由原来的三位数增幅下滑到两位数增幅，且呈不同程度的递减。

然而这背后透露的，恐怕不是巨人一家的问题。

道具收费模式起始于韩国，2006年盛大《传奇》与巨人《征途》先后一周内学习理念，其中，史通过后者又将其利弊发挥到了极致，中国网游界由此掀起第一场革命，2009年底搜狐畅游上市凭借的《天龙八部》是这一商业模式的最后一位受益者。在它之前，各大网游公司已因巨人的成功纷纷效仿商业模式的演变，中国游戏市场总值也实现了从几十亿到几百亿规模的飞跃。不过，相应的另一个事实是，自《天龙八部》后，中国网游界再没出现过一家上市公司，而整个网游行业的增长速度，也放缓至20%甚至10%。

《征途2》的出炉，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当然，史氏团队很符合创业者的气质，胆子大，没有规矩可讲。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述财报透露的些许变化，于当时整个网游市场似乎波澜不惊，但巨人内部，已预感到某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不过，人类在应对危机的思维模式通常不可能一步到位为“革新”，这就是2008年外人看到《征途》翻来覆去做调整、又推出《绿色征途》的原因。

巨人的第一次”试错“，代价是：2008年三季度业绩较二季萎缩一半，股价拦腰截断；第二个”试错“，本在探讨既然老游戏无法调整那么是否可能通过一个新创造在道具收费模式上做调整，并不注重做收入。在这款游戏中，利益已被部分倾向于非付费玩家，探索初具成效，《绿色征途》突破同时在线人数46万。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巨人也已感觉到了某种程度的豁然开朗——部分调整可能并不解决问题，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立场”，而《征途》危机或许不只是巨人的危机，更可能是道具收费模式面临周期性局限，即将进入与时间收费模式相同的“五年之痒”。

在这个时间点，意识到道具收费问题的并不只巨人一家，一些网游公司已经倒退回时间收费模式。不过史玉柱判断，历史不可能重演，基于这一判断，巨人事实上已站在了革新的风口浪尖上。

不过，没有第一次试错，哪里来第二次的经验；没有第二次的经验，哪里来第三次的开窍。这就是为什么，创新企业一定要敢于“试错”的原因。在硅谷，创新企业的所谓“试错”，可能成功，但也可能失败，不过，却一定是企业在综合当时当地所有信息后认为最为正确的一种主观性选择。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征途2》实现的，并不是史玉柱的商业意志，而是他的徒弟纪学锋。这也正是“史玉柱是个正常人吗“这句话的由来。

这个问题很有趣，但角度却可能是对的。出生于1962年的史玉柱29岁即创立巨人高科技集团，从巨人汉卡到巨人大厦，从脑白金到黄金搭档，这是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创业者之一，33岁已荣登《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第九位。从某种程度上说，史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和我们已经不一样。

这可能也正是《征途》的由来——史玉柱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倾向站在花钱玩家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

与此相反，2005年毕业于复旦数学系的纪学锋是平民，在进入巨人前企业经历一片空白，进入巨人后，纪一直扮演的是史玉柱想法的执行角色，而《征途》是他负责的第一款游戏，他见证了《征途》将时间收费模式成功踢出历史舞台的辉煌。可以说，此前的他在“史纪研发之唱”虽然学习良多，但对游戏的理解，基本没有自己的思考方式。

换句话说，纪对用户的理解更多是来自于史玉柱那个层面对他的影响，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代表了他的那个阶层。

This point，是纪学锋的思考起点：如果史只是代表了玩家某个阶层，那么，另一个阶层的玩家他要不要；当然，一个公司的两款产品也不应该出现用户从这里流向那里的一个局面，因为这等于钱从左口袋出、右口袋进。在这个思考起点之后，才是“如果要，我该怎么要”的问题了，也就是《征途2》游戏的内部设计。

而关于那个“20、30、60”的考核表，其实也很有讲究，这并不是史玉柱的数字游戏，其实涉及产品逻辑。如果你追问下去，在史玉柱的经验中，一款游戏如果超过30万人同时在线，意味游戏内玩家互动深刻，也意味全国大部分网吧会有两至三名玩家，除非之后运营商自己犯错误，这是一款游戏能否稳定生存的标志；而60万人同时在线，意味一款游戏的用户规模和营收已可支撑一家游戏公司上市，这一数值，同时也是近三年国产游戏最成功的标杆线。

4月23日晚八时左右，《征途2》突破同时在线人数30万。

还好，巨人的此次“试错”，不再延续打打杀杀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征途》文化，而是一些更为温情的画面：庄园、宠物、朋友、交流、家庭，但愿《征途2》能够成功，不过，只有市场才能检验效果，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PS：

1，sorry 1, 我写错了丁磊的title, 年末脑残得厉害，虽然我也觉得”首席架构设计师”一称更酷，但丁磊已于2005年底重转为网易首席执行官。

2,  有些话是文艺青年的老生常谈，不过文青来谈这些问题，就不如一个实业家那么有力量。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即使有人才，但资本家都转去投房地产和急功近利去了，你有人才有什么用啊。我就和你讲一个案例，比如说我们养猪，我们两年前进入的一个事业，这是中国多大的一个产业，都说民以食为天，全中国一年消费掉六亿五千万头猪，如果每头猪是1000块钱的话，光生猪的销售额就是六千亿产值，但是你要知道，这其中究竟有多少科技在里面做了投入？有多少人才在里面做了投入？今天中国生猪整个加工工业是多么的落后，就这么大一个产业，大家都不愿意去看，资金不愿意进去，人才不愿意进去，还在那里想方设法搞投机，所以牛奶里出现‘三聚氰胺’这种情况都是正常的。我们在做这个项目之前都不知道牛奶里是有‘三聚氰胺’的。"

闭关一整日，漏Text/Call9个；脱了一层皮，具体见明’报。

本报记者 旧金山报道

“App Store最让我惊讶的是，截至目前，它的开发者数量仍没有稳定下来的意思。即使现在竞争已经十分激烈，一个新出现的应用程序要被消费者发现已经十分困难，但是，开发者的数量还在飞速增长。”旧金山时间8月2日， QThere总裁、苹果App Store独立开发商顾问Jimmy Giliberti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自2008年7月乔布斯正式在iPhone开辟App Store及与开发者进行3:7分成的商业模式，这一科技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生态模型就在以变魔术的方式吸引全球目光。但除了一些极为简单的总量数据，苹果几乎从未为其揭示过面纱——就像一切意义深远的起点，有关App Store定量分析的使命落在了民间一些“好事者”身上。

Jimmy Giliberti正是其中之一。

“我关注App Store是因为我做游戏开发已超过25年，从在IBM电脑上运行的第一批《国王的追求》等游戏开始，然后在八年前，我进入手机游戏领域。”自1982年在IBM PC部门任高级经理时，Giliberti已涉足数字媒体，并曾参与OpenGL和DirectX的定义。之后，他效力于康柏、索尼等公司，并在2003年初创建移动行业的工程服务公司FingerTwitch。次年8月，该公司为MForma收购。
             
据Giliberti透露，其对App Store的独立研究始于App Store刚出现时。

“我相信理解市场十分重要，对于新进入的开发者，我的建议是：尽量寻找到那些尚不拥挤的类别进行应用程序的创建，并清楚知道你的目标受众是谁，以及如何向他们做推广和销售。”Giliberti指出：现在，如何推广应用程序已经和一个好产品一样重要：“请记住，你的产品不会自己销售自己，无论它是多么好。”

App Store起跳

起点，始于2000。

当苹果在08年7月为App Store揭幕，官方曾公开过一些原始数据：如其时，已有25万人下载iPhone开发工具包（iPhone SDK）；2.5万人/机构申请在App Store销售，而其中的2,000名，已获批准。

此后，App Store上的开发商总量即在与日俱增。

据Giliberti提供的独立数据：08年10月27日，App Store上独立开发商的总量已在3,100个左右；当年12月20日，开发商到达5,000的App Store突然迎来一个为期近20天的停滞期；之后，增长曲线坡度进一步”加陡”；至09年4月9日，开发商总量到达9,300，开始向一万大关冲刺。

“4月是App Store的一个重要月份，因为以微软为代表的大公司终于开始承认这个新生态模型。”Giliberti说，通常，很多大公司会对新出现的技术趋势进行测试，以了解这种趋势是否为“历史注定”，而方式之一，即是：通过用户代理检查用户的访问需求。

微软在09年4月终于更新了他们的移动邮件服务，使用户可以更容易和清楚看到邮件信息。这被Giliberti视为是微软向App Store“屈服”的重要指标：此前，Hotmail在iPhone上所呈现的邮件标题和发件人信息被限制在10个字符以内，用户几乎无法有效阅读。

与此同时两个月后，一年一度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在旧金山召开，这是App Store诞生以来的第一次开发者大会，苹果官方也破天荒第一次将2，000至4,200人次的售票规模突破至5,000人。
             
但曾有参与过此次大会的开发者向记者指出：坐在会场，这种感觉相当奇怪：“视频中，传统PC与Mac电脑的广告显示了不同价值观，这是‘选择’与’我们知道什么适合你‘的大战，但是，当大伙儿还身处于这种眼花缭乱的平台战役，苹果又宣告了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到来。”
             
这个时候，即使已经过一年发展，App Store的未来性或许仍然模糊不清；但到了09年8月，App Store上开发商的增长数目是如此巨大，以至图表几乎可以用一把“直尺”形容。
             
据Giliberti透露，从08年12月10日至09年8月10日，八个月间进入App Store的开发商总量从4,500上升至17,500，半年增长率则为100%；而同期应用程序总量，由约11,000增长至66,000。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时因为排队等候队伍过长，苹果公司对应用程序的审批周转时间也已几乎比过去延长了一倍。

“此时，开发商似乎已过了‘入学’阶段，增长不再出现任何阶段性‘瓶颈’，”Giliberti指出，可以预测，半年后App Store上开发者数量至少会增长一倍，到达35,000名：“我认为这个时候，App Store已正式显示它不可抗拒的向上趋势。”
             
事实证明了这一预测。

至今年3月，App Store上独立开发商数量已非常接近35,000。这也意味，已有35,000独立开发商在这一新生态系统销售应用程序并为争夺用户的钱而互相博弈。去年同期，每天约有50个新开发商加入这一战场，而一年之后，这一数字超过了100。

越来越“恶劣”的竞争环境
              
有一些发生在iTune开发者的困境，也被移植到了App Store上，而且愈演愈烈，那就是——如何让消费者发现一个新发布的应用程序，因为许多新产品不会显示在“What’s New”提示列表。

原因是：越来越多玩家的进入。

比如说，09年新年刚过，苹果官方对桌面iTune使用类别浏览功能可见的应用程序总量进行了限制，热门类别如娱乐、游戏等类别的检索额度全被限制在了3,500个；而到5月，这一底线再次被降低至2,500。

这里有一个逻辑是——对任何开发商而言，获得公众曝光率极为重要，而假设iPhone每一屏可显示25个应用程序，iPhone用户也不可能翻页140次（25乘140=3500）。换言之，如果苹果不消除这一障碍，那么寻找到一个应用程序的唯一方式，即是通过关键字搜索。

但是，这无疑等于增强了用户的到达门槛，因为用户通常须在对某一应用程序有所印象后才会用特定关键字进行检索。

“所以大约是在去年5月，大量开发商已不得不转向外部世界寻求推广可能性，比如借用Youtube视频、Facebook及各种广告位的购买。“Giliberti说。而另一可观察这一竞争激烈度的指标是——一个应用程序在各类别的”Top1“位置究竟可以呆多久，及它们的平均寿命。

据Giliberti提供的数据：从08年10月27日至09年5月7日：各类别顶尖应用程序在位时间多集中在16天左右，但也有极个别冲向了30天，而过了”30“这一门槛，少数应用程序表现出了十分稳健的状况，它们在顶部持续时间长达90天甚至更高。

另据08年11月1日至09年6月1日数据：曾进入各类别顶部的应用程序从发布到夺取冠军，所化时间大部分在30天内。这显示了夺冠可能性的最高周期。换言之，一旦超过30天，一个应用程序很可能已经失去夺冠机会。

这已经是一场非常疯狂的比赛。

去年夏天，曾有开发商这样向记者总结：如果一个应用程序发布时，App Store上还没有5至6个类似产品，那么，你或许还可以试着放手一赌；但事实上是，当今年3月开发商总量到达近35,000名时，不少分析机构认为，这种增长趋势表明：即使一个新应用程序要在App Store获得注意力已相当困难，但恐怖故事完全没有吓到还在陆续进入、梦想在这个新大陆发财的开发商。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所有公司都在这里赚钱了？”Giliberti说，绝不是这样，造成这种局面可能是因为获得iPhone工具开发包非常容易，同时相较其它移动平台，App Store显示了更多稳定性。

“但是，我真的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此时开发商已经有更多选择，比如Google的Android等，”Giliberti说：“我曾以为App Store的曲线增长形状会发生变化，但它却表现出了这般坚挺的摸样，即使开发商在这门生意中的投资回报率，其实已越来越难以预测。”
           

iPad显示出的预期差异

然而，魔术仍在延续——今年4月，当iPad甫一出世，旋即又引发相当新开发商的兴趣。

据Giliberti透露：从4月1日至6月22日，iPad上特有应用程序的总量由约875个上升到了5,000个。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数据不包括iPad上的普通应用程序(Univeral Apps)，也不包括由iPhone移植至iPad的应用程序，而是指专门针对iPad特性如更大屏幕等开发的特殊应用程序。

此外，开发商在iPhone和iPad上所显示出的对免费应用程序和付费应用程序的比例差异，也显示了他们对后者平台区别于前者平台的不同销售预期。

此前，由记者采访获知的大量信息已经表明：iPhone上，应用程序定价的“潜规则”似乎是免费；而在付费应用中，0.99美金几乎是最佳定价。

Giliberti提供的数据则透露：在08年10月28日至09年3月13日期间，App Store上约有75%的应用程序定价在2美金以下，其中，99美分定价比例最大，约占35%，且在该时期内持续以5%的增长率增长；次之比例则是免费，其非常稳定地保持在20%之多的比例区间。

但iPad，呈现出了微妙差异。

截至目前，免费应用程序在苹果手机的App Store目录中，比例已超过28%；但iPad上，这一数字约为25%。

“我想象，开发商可能正这样希望，如果人们愿用辛苦赚来的钱去买一个没有任何基本应用的iPad（iPhone至少有电话功能），那么他们也很可能愿同时为跑在上面的应用程序付费。”Giliberti说：“iPad的这一定价分布走势复制了iPhone一开始的状况，所以接下来看iPad如何发展会是一件有趣事。“

一个今年4月的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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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巴菲特：你所能犯的最大错误》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在一年一度、闻名全球的巴郡公司年会（“Berkshire Hathaway Annual Meeting”）即将召开前，这个安静的美国小城迎来了一批重要客人，他们是来自美国一流高校MBA班的100位尖子生，而宴请主人正是“奥马哈的先知、圣贤”，被美国人称为是“除父亲外最值得尊敬的男人”——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在宴请学生品尝他最钟爱的牛排前，巴菲特与100位“美国的未来”展开了封闭式对话，其坦承、交心，让人想起乔布斯在斯坦福的那场著名演讲——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投资攻略，而是“人生选择和经验”。

“我希望你们认识到，笔头和口头交流的技巧非常重要。如果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建议的话，你们真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我现在愿马上掏出10万美金去购买你们每个人未来的10%的现金流。”换言之，巴菲特相信在场的每位未来至少能赚100万美金：“但如果你们能把你们的口头和笔头交流技巧再提高一个层次，你们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至少再提高50%。”

在巴菲特的故乡奥马哈，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家开着一辆并不奢华的汽车，看上去很普通，但依靠股票、外汇市场的投资，他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翁。

2010年，巴菲特以净资产470亿美元位列“福布斯榜”第三名；而随着巴郡公司近期公布的2009年亮丽成绩单，其一贯的选股策略及巴郡的投资标的又已再次在美国市场上掀起一股“效法旋风”。

巴菲特曾将他的投资理念归结为三点：把股票看成许多微型的商业单元；把市场波动看作朋友而非敌人(利润有时候来自对朋友的愚忠)；购买股票的价格应低于你所能承受的价位。换言之，他购买股票的基础是：假设次日关闭股市、或在五年内不再重新开放。

在价值投资理论看来，一旦看到市场波动而认为有利可图，投资就变成了投机，“没有什么比赌博心态更影响投资。”如今，巴菲特所倡导的“价值投资理论”已风靡世界，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

像大部分功成名就的美国老人一样，对现年80岁的巴菲特而言，有两件事非常重要：一是“慈善”，另一即“传承”。四月春日伊始，这场有关这位老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更多细节和经验的对话就这样娓娓道来。

“你能犯的最大错误”

问：你以前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又如何看待这些失败？

巴菲特：肯定有。比如我以前特别不敢在公众场合讲话，不敢表达自己，我一直觉得这是个问题。高中毕业后，我曾经去“卡耐基”的Public Speaking训练班，我都已经写好了一个100美金的check(缴费)，但到门口时又害怕，没有去成。后来我回家左思右想，觉得如果我不能克服的话，这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大障碍。后来，我就又去把这个班报了。

我想，人不要怕犯错。我人生中犯过的错，没有任何一个失败或错误，最后没有成为一个实际上好的东西的。比如，当时我不敢在公众场合讲话，反倒让我自己能对这个事特别重视，我就真的去报班，并刻意训练自己。现在，这反倒成了我的一个长项。

要是我没有在这个方面训练好的话，我想，我都不敢去向我的妻子求婚，让她嫁给我。所以，所有所谓坏的或失败的事背后其实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在里面。你一定要相信，“信仰”(Faith)是很重要的，你要相信某个东西，到时候，这些坏的事情或暂时失败的事最后都会自己化解，变成一个好事。

有时候，人生真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年轻时曾与我们州最漂亮的女孩约会，但最后没有成功。我听说她后来离过三次婚，如果我们当时真的在一起，我都无法想象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其实，你能犯的最大的错误，你人生中的最重要决定是，跟什么人结婚。只有在选择未来伴侣这件事上，如果你真的选错了，将让你损失很多。而且这个损失，不仅仅是金钱上的。

问：你现在怎么看自己的竞争优势和长处？

巴菲特：其实，我对公司运营是一窍不通的，有时候我到工厂去，连男厕所都找不到。(笑)但我很清楚我的优势是什么。对我而言，投资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能找到“护城河”(Moat)，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哲学，所谓“护城河”是说，我所投的这个公司或生意是竞争者很难进入与我竞争的，就好像一个护城河一样，我建立起很高的城墙，别人随便攻不破我，这是我判断要不要投一个公司时非常重要的标准之一。

第二点是，要有“没有利用过的定价权”(Untapped Pricing Power)。这个意思是说，我现在可以不去涨价，但是，我随时都可以涨价，我现在先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买下后我再去提价。这个定价权还没有完全被开发，没有完全被用上。

比如，我以前曾投过一个巧克力公司叫“See's”，这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巧克力品牌。买巧克力很多时候是人们在情人节或节日时去买，很多时候又是男人买给自己妻子或爱人。通常，他们每年买的时候不会记得去年一年是花了多少钱买巧克力。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意。我在家里装了一个“魔镜”，每年快到情人节时，我就对魔镜说：“魔镜魔镜，今年我可以把See's巧克力提价多少？”这个生意的好处是，它其实每年都在涨价，而这个毫无影响产品本身的销售量。

“万变中不变的东西”

问：你在选择投资时，会怎么去看一个公司？

巴菲特：我提一点“品牌联想”。比如我投可口可乐，这个东西会让人想到快乐，那么可口可乐在奥运会时去做广告，这个联想就和我们的品牌相符合；又比如我投Gillette，这是一个在全球有80%几市场份额的剃须刀品牌，代表“男孩向成熟男人过渡”(Transition to Manhood)，那么当美国系列棒球赛举行时，Gillette会去做广告，因为会有很多年轻男孩去看。我每天都在想，对一个产品和公司来说，能够赢得消费者的心理是最重要的，你赢得消费者心理，你就赢得了市场。

再比如，我会比较喜欢像啤酒或剃须刀这些产业，因为在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无品牌”(Generic Brands)的产品，或者杂牌东西对有品牌商品的威胁非常有限。这样，产业的持续性会比较强，而通常而言，这些有品牌产品的“护城河”也更高，更不容易被别人攻破。相比而言，我的See's 巧克力生意就会更容易受到杂牌竞争，我就指望那些买了杂牌巧克力的丈夫在送给妻子时说：“亲爱的，我买了便宜货……”(笑)

问：你为什么不投科技类的产业？现在，科技公司非常多，发展也很快。

巴菲特：它不是我的优势。对科技公司认识最深刻的人，我可能在全世界的前一千、前一万名都排不到。我很清楚自己的优势，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个公司，我一般会把公司分为三类：“好的公司”、“不好的公司”，以及“很难的公司”。

好的公司、不好的公司，是我花半天时间就能够看出来的，而那些花了半天时间看不出来的，我也不会强迫自己花半个多月时间去看。我不会强迫自己花费很多时间在一个我不能“Figure out”的公司上。我不是天才，但是我在某一些领域比别人更聪明更有见解。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呆在那些你有优势的领域，不要随便走到别的领域去，你一定要有“Focus”，要“Stay Around”。

再举一个例子是口香糖的生意。这个世界发展再快、科技进步再快，大家对口香糖的需要是不会变的。这一点，连我的朋友比尔·盖茨都同意。我从来在投资中都是找“万变中不变”的东西，这样能把风险降低。

问：很多人在做投资时，情绪会受外界影响。比如可能你投的公司发生了很大波动，又比如你看到别人赚了很多钱。这些年来，你一般怎么控制你的情绪，去进行理性投资？

巴菲特：有效控制情绪，能够让我的投资收益再提高30%。(笑)这一点，的确非常重要，我也得益于呆在奥马哈这个小镇，因为这是一个相对不受外界影响的地方，没有什么豪华餐厅，也没有什么大的Shopping Mall，非常安静。

我想，你每天进办公室时，去看和分析那些信息和资料，很重要的一点，即要保持一个稳定情绪和清楚的思维框架。可能是同样一个事实，但由于你情绪的波动，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最重要的是，保持“稳定性”。

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投资者必须有两点：第一，必须要有一定智力(Intelligence)，幸亏不是需要很多的智力(笑)；另一点就是你这个人的脾气、个性(Temperament)是要符合这件事，你要能相对保持一个稳定情绪。

“他们疯了”

问：你对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些看法是？

巴菲特：金融危机产生了一些很不好的影响。当时金融危机时，大家都已不太在乎每个人的信用和质量到底怎么样，你自己的信用和质量已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别人如何认为你的信用和质量，因为那是非常恐慌的时候，没人真正会去花时间想一个公司的能力和价值，比如这个公司以后有没有能力把钱还给我等。你可以信用记录很好，但是我作为银行的话，我就是不相信，而你也无法证明给我。

我对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些看法是，美国政府应使用一些更有力(Aggressive)的税收政策，不然很难持续下去。好比你看我们公司，我们雇员的年薪有赚6万-80万美金不等，他们平均交的税是34%所得税，但我自己却只交16%的税，因为我很多钱是透过投资赚来，税比较低，如果你是工资的话，所得税就比较高。但是我自己都觉得，我交这么一点税是不够的。

问：你对现在的中国怎么看，有没有想过在中国有更多投资？

巴菲特：我对中国从来都是特别有信心的，我觉得中国的增长不是一时半会的一个虚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持续性的东西。中国有非常聪明、非常勤奋的人，美国也有非常勤奋的人，但在过去50年中，美国比中国发展要快很多，是因为以前美国有一个更好体制能把人的潜力充分发挥，但是我看到，现在的中国也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体制，能把人的潜力充分发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个力量太大了。

我这里说的体制差异是指，你是更鼓励那些天生继承的产业、皇帝的孩子还是去鼓励真正努力工作的人，那些真正优秀的人是否能获得机会。从这点而言，中国还有更多的人的潜力可以释放出来。我与比尔·盖茨是在1995年第一次去的中国。在这15年中，中国整个经济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成长，未来路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挫折，但我觉得，中国未来的增长是不容置疑的，这个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把人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

我在中国主要投过两个公司。一个是中石油，还有一个是比亚迪。我投中石油时，没有看股价，我通常都是先不看股价，因为怕受影响。我先是看了中石油的基本资料，自己做了一个估值，然后发现公司值1000亿美金，但当时中石油股票所反映出的价值只是350亿美金，等于说可以翻三倍，于是，我就买了中国政府能够允许的最多限数。后来有一次，中石油还专门派了一个投资者关系部的人过来讲，因为我是一个很大买家，但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听懂(笑)。一年半前，我投了比亚迪，比亚迪有非常多的技术工程师，他们的CEO王传福是一个不平凡(Extraordinary)的人，我也是很看好他们的管理层。

问：你怎么看目前的中美关系。

巴菲特：我感觉，美国政府有一撮人故意拿中国当“替罪羊”(Scapegoat)，这简直是疯狂、不可理喻的。其实说到底，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应该希望中国更繁荣。你想想，难道有谁希望一个有占全世界人口20%左右的国家永远都那么穷，然后这个国家再拥有核武器的话，难道这样的世界是大家想要的吗？

我觉得未来世界最大的一个危险是，第三世界或穷凶极恶的国家或一小撮人拥有核武器或生化武器。所以，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生活水平能够提高的话，其实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是好事。

我的感觉是，未来一年中美国政府可能会有一撮人，可能希望尽量把这个问题弄大，可能出于一些政治目的，希望找一些替罪羊。我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对待这些问题时，能有一个自己的“过滤器”，不要随便被这些东西影响。

本报记者 加州报道

唐骏“学位门”事件有新进展。
   
“关于唐骏，我们可以确定他在西太平洋大学加州分校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他的入学时间在1993年6月，1995年4月15日获得学位证书。“

在上周本报记者致电加州米拉马尔大学后，次日北京时间周末，一家名为”西太平洋大学服务”（PWU Service）公司的资料记录部门工作人员Allan Baker与本报记者取得了联系。

“我是大学的记录保管人之一，”Baker称，因近日周围不断有人在议论唐骏“学位门”事件：“以下信息来自我们公司执行长，希望能对中国有帮助。”

史上的西太平洋大学分为夏威夷与加州两所分校，为同一业主所有，但前者已因涉嫌买卖学位等欺诈行为于2006年关闭，后者则在2005年时更换所有人，并更名为“加州马拉米尔大学”。

“因加州米拉马尔大学的学位课程内容和资质标准与昔日西太平洋大学的两所分校已经不同，新校的评审机构要求各自的记录保持独立，这是我们成为一个独立公司的原因。”Baker称，该公司只负责处理西太平洋大学的记录，以使过去的学生和校友能得到官方成绩单的复印件、已遗失或遭损害的学位文凭的副本。

他同时指出，“我们没有加州马拉米尔大学的记录，同样，加州马拉米尔大学的人员也不能进入我们数据库，这就是为何所有有关西太平洋大学的问询都会被转至我们公司的原因。”

学位是读来还是买来？
    
“我们的记录只包含唐骏博士学位论文的名称，及其涉及领域和质量的简短说明，没有他或其它任何西太平洋大学校友原始论文的副本。由于美国联邦法律保护学生隐私，我们必须获得唐博士的授权才可以将我们数据库中有关他博士论文的名字或任何内容摘要发放给公众，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限制。”

旧金山时间11日，在记者希望获知更多唐骏博士学位内容时，Baker告诉记者。

他同时指出，关于当时西太平洋大学加州分校的具体教学结构和方法，他没有详细知识背景，但在几年前开始服务于该公司时，他曾见过每个学位项目每门课程的教材清单，“所以我知道教科书和教学任务由每门课程的授课老师指派，且这些学位项目的工作任务都已被完成。”

与此同时，关于记者所问询的西太平洋大学加州分校的纯洁性，Allan指出——“如果这些学位项目是类同于你所出示的报告中所定义的‘文凭工厂’，我不相信一个人需要在一所大学里研修三年并完成研究设计课程和漫长的论文。”

此前，据本报记者获得的由美国政府问责局（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发布于2004年5月的一份报告《文凭工厂及其它未获资质的机构》显示，调查人员曾以卧底身份接触三所“文凭工厂”大学，证实它们有未经授权擅改账单的做法及滥发文凭使学生能够通过支付获得由联邦政府颁布的学位。

据该报告记载：这些学校代表曾向卧底人员表示学校需要一次性收费，但会调整具体的收费结构以顺利通过联邦政府那边，如将整体收费分除到各个课程上，学生必须参加，最终创造出一个犹如每学年学费都有被收取的假象。

以及“学校代表向我们的卧底调查员强调，他们不提供业务，也不允许学生报名参加个别课程或培训，所有的学校代表都表示，他们学校已经有学生通过这种支付方式获得由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学位。”

而当时位于洛杉矶的西太平洋大学加州分校，亦在名单之列——“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Los Angeles, California）”。

不过12日，Allan向记者指出：“首先，该报告的目的是为了确保‘9.11’后美国联邦雇员只能参加那些已获得资质认可的学位项目，初衷是为启发华盛顿政府法律已经过时需要更新，但是这份报告已被大量错误引用，并导致了诸多误解。”

“很重要的一点是，该报告混淆了当时拥有同一业主的两所分校的名字，它提到的有关西太平洋大学的某些特性，实际上指的是夏威夷分校，而不是加州分校。”Allan说。

报告迷云

根据上述说法，记者于旧金山时间11日通过独立的历史源存档分别进入了历史时期的西太平洋大学夏威夷分校及加州分校的官方网站。

目前，按正常域名这两个网站都已不存在，但据记者所见的2003年夏威夷分校官方网站记载，其学位资费标准如下： 学士学位——2,295美金（美国本土）、4,500美金（外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395美金（美国本土）、5，000美金（外国）；博士学位——2,595美金（美国本土）、5,400美金（外国）。

此前，《文凭工厂及其它未获资质的机构》报告陈述：“西太平洋大学给国内学生的收费标准如下：本科学位2,295美金；硕士工商管理学位2,395美金；博士学位：2,595美金。”

与此同时，2004年加州分校官方网站所记载的学位资费标准如下——学士学位最低费用为8,750美金；工商管理硕士/硕士学位最低费用6,500美金；博士学位最低费用9,400美金，而”外国学生须再在每个学位费用上加200美金，所有费用必须以美元支付。“

根据上述信息，当时西太平洋加州分校的资费标准收取要远高于同时期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而夏威夷分校的资费收取标准则与该报告完全相符。

此外，加州分校官方网站还详细列举了各学位各课程和书籍的资费清单，如博士学位“报名费100美金、学费2,400美金、12门课程费3,600美金、12本教科书2,400美金，建议书及论文900美金”，总计“9,400美金”；但夏威夷分校官方网站并无类似费用清单的罗列，只有与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完全一致的总体费用。

与此同时，在双方官网上对比当时双方博士学位课程可以发现：加州分校的核心课程较少，如工商管理博士约有14门核心课程；而夏威夷分校则提供了一些更广泛的学位课程，但没有对这些不同学位课程予以必要和详细的说明。

“这是两所采用不同教学方案及资费标准的不同学校。同样，加州分校的教学方案由BPPVE严格规管，而夏威夷分校则由夏威夷州规管。”Allan称：“我们能确定唐骏在加州分校读了三年书、完成了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至于其它，你们可以自己去判断他的努力程度。”

据记者了解，BPPVE为“加州消费者事务部”的一个单元，由加州政府批准，目的是保障加州的私立高等教育具有一定学术水准，并确保消费者远离欺诈或不合规的教育机构。

声誉争议

至此，部分情况已经清晰，如唐骏的博士文凭并非如方舟子所言来自“西太平洋大学夏威夷分校”，而加州分校与夏威夷分校在监管单位、课程内容及资费收取情况上也都存有差异；同样，唐骏的”电子工程学位“也不是如其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所言“计算机学博士学位”，或可能存在误导公众嫌疑的“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

有关 “学历门”事件的另一争议是，围绕唐骏所获博士学位的西太平洋大学加州分校的认证资质上。它到底是不是一所质疑者所称的“野鸡大学”？

据记者调查：加州马拉米尔大学已于去年6月获得美国远程教育和培训理事会（DETC）颁布的资质认可，并在同年12月获得第二个独立认证委员会认证ACICS，两者都为由美国教育部确认的官方认证机构。

那么在此之前，特别是唐骏在此获得学位的上世纪90年代初，学校的资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Allan告诉记者，新集团在2005年购买西太平洋加州分校资产后，于2005年11月在圣迭市开张，而其中购买的一个重要资产即是“加州分校由加州政府审批通过的‘身份’”。

美国一些教育机构人士告诉记者，这种“身份”具有很高价值，原因是：必须获得加州的“授权”或“批准”在加州的法律要求之内；同时，任何在加州的高校或大学也必须是在获得这些“身份”后，再经营运作满两年，方能申请认证资格。

据Allan透露的数据：1977年至1996年期间，加州分校已获得加州政府的“授权”（California State Authorized ），而1996年时因加州法律变更，它的这种“州授权”也变为“州批准”（California State Approved）。

“根据我的经验，加州政府的规则和监管力度与认证指标很近似，内容包括定期的实地考察、教师与行政人员的质量和学位水准、每一课程的教科书和详细教学材料等在内的课程质量等。”Allan说。

此外据了解，虽然闻名全球的著名美国大学都是清一色已获国家认证资质，但反过来说，高校由州“身份”到国家认证资质的过程，在加州属自愿行为。加州有不少高校或大学已经获得州“身份”但没有认证资质。

“认证除可增加威信外，获认证机构还有资格申请获得联邦学生助学金和银行贷款。”有美国教育机构人士告诉记者，这是两者很重要的区别：“这些学生贷款被广泛追捧，尤其是18-24岁需要财政支援的本科学生，而许多美国老一辈的成人学生部希望也不需要这种贷款。同时，这些财政援助只适用于美国居民。”

本报记者 旧金山报道

手指在iPhone上轻轻一划，1000美金没掉了。这是不是有点可怕？

2008年8月，当苹果批准一个名叫“我很富有”（I Am Rich）的应用程序在App Store出售，全美人吓了一跳：因为它贵达999.99美金，不过，除一张极为抽象的红色宝石图片外，什么也没有。

它自我介绍说：“这是一种艺术，所以没有任何隐藏其后的功能。”这是开发者与苹果开的第一个巨大玩笑。但一年多后，全美人又吓了一跳，包括审查时格外小心的苹果，因为“999.99”高价又卷土重来。

这一次，它叫——“BarMax”。

截止至今，BarMax至少已摘取了几大桂冠：第一，它可能是第一个向现实世界展示巨大影响力的应用程序。上线仅三周，BarMax已让主导了美国司法考试十多年的教程公司BarBri深感不安；第二，它是史上最大应用程序，体积超过1G，内容包括有数千页的材料和数百小时的音频讲座；第三，它是史上最贵且有用的应用程序，在用户满意度之重要参照“五星级评价”上，BarMax的平均星级是“4.5”。

而据BarMax主要策划人Mike Ghaffary向本报记者透露——“至今，已有超过100名用户下载该应用程序”。这一总价，相当一个0.99美金的应用程序被出售了10万次。也就是说，当大部分开发者还在低价线上疯狂赛跑时，App Store上的应用程序已敲响10万美金以上的销售额，苹果正在向开发者展示越来越大的“钱景”。

加州起步

“我们与苹果合作愉快，就我们的经验，App Store欢迎各种价格的应用程序。”6月2日，Ghaffary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曾在投资机构就职的Mike Ghaffary，现为TrialPay公司企业发展主任。他同时也是BarMax公司主席、这一idea的主要策划人。

据Ghaffary透露：一年前，当身在加州的他正准备律师资格考试时，简直不敢相信：全美最流行的司法考试课程BarBri收取高达4000美金的费用，但却只是给他寄来了一大堆沉重的书籍和一个附带了音频的iPod。

自此，他开始频频接触洛杉矶一些优秀的开发者及哈佛法学院毕业生，希望创建与此相关的应用程序。“我们意识到，对学生而言，1000美金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价格，BarMax完全可以提供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卓越课程。”Ghaffary说。

换言之，BarMax是一个帮助法律系学生为取得律师资格考试做准备的应用程序。美国律师资格考试主要包括三部分：多项选择题、随笔，以及性能测试，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道德考试。BarMax由此设定了三套不同价格的版本：BarMax全套999.99美金、有关道德试题的免费版BarMax MPRE，并随后上线了一个专注多项选择题、售价一半的版本BarMax MBE。

据Ghaffary透露的数据——今年以来，已有14，000名学生下载免费版。考虑到全美每年约有8万人参加司法考试，这意味：已有1/6的学生正使用BarMax；而100名用户的全套购买，也已使BarMax公司完全盈利。

但BarMax的“钱景”，还不止于此。

由于美国各州司法考试不同，BarMax已推出加州之外的第二个独立版本——纽约，目前，正等待苹果审批。换言之，加利福尼亚加纽约，BarMax已基本涵盖全美一半以上的律师资格考试学生。

此前，因美国各州司法考试的多项选择题内容大同小异，售价500美金的BarMax MBE实是个全美版本，但据Ghaffary透露：BarMax还可能将以独立版本发射至伊利诺斯州、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美国其它多州。

此外，BarMax也在忙于iPad的部署。”

用户满意度

BarMax所以扶摇直上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它的竞争对手——BarBri。

首先，BarBri这一几乎主导了美国10年司法考试的教程价格是3000到4000美金，BarMax只有它的1/3至1/ 4；其次，多年来有关BarBri是否“灌水”的价格结构及它为获取垄断地位的一些争议性做法，已使它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集体诉讼。

考虑到每年培养出这么多对其了如指掌的“未来律师”，BarBri面临诉讼并不奇怪，但BarMax是对其攻击最为直接的一个对手：在BarMax上线三周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临竞争的BarBri慌张地推出了几项让人啼笑皆非的“增值服务”。

另外一边，用户满意度，也正在给BarMax加分。

据Ghaffary提供的数据：这个史上最贵应用程序曾进入“最热门应用”排名第6；同时，曾位列“最优性价比”（Top Grossing）第36。而这些排名，还没有算上成千上百用户所下载的免费版本BarMax MPRE。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Top Grossing”。

2009年9月前，App Store上只有“Top Paid”和“Top Free”及iTune上的“Top Apps”的三大榜单。通常而言，如果一个应用程序能挤进前10或前50，将对销售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是，这未必是一些公平的推荐清单。

因为对一个正处完善阶段、信用还需检验的生态系统，用户往往更倾向追求免费或低价应用程序，并对后者最具购买冲动，而不考虑应用程序的实际质量和性价比；同时，因苹果在曝光“高质量”和“高价格”应用程序的工作上一直有失其职，除非用户直接搜索，否则那些以5美金、10美金或20美金售价的“溢价”应用程序被用户接触到的机会十分有限。

新增的“Top Grossing”有效平衡了这一点——至少，它让那些已出售一定比例的高价应用程序能得到与销售多次的低价应用程序相同的“出镜率”。比方说，一个售价99.99美金的应用程序可能与售价2.99美金的应用程序同列该清单的前五名，因为这是一个按“单价乘购买人数的总比值”进行排位的榜单。

“统计数据显示，对大量简单的应用程序而言，99美分是一个最有效的价格点。”Ghaffary指出，价格一旦高过该临界，用户下载行为将显著下降：“不过，如果你能像BarMax这样提供一种可取代高价位产品的应用程序，那么销售100次既等于一个0.99美金的应用程序被下载了10万次，也是一个巨大成功。”

定价之谜

上述点评，恰如其分地指出了BarMax定价和成功的要义——与现实参照物BarBri对比后的巨大价格竞争空间，但这并不经常在独立开发者中发生；而事实上，自“红宝石”后，有关App Store的“价格天花板”及“最优价格”等问题，已在开发者中热议。

这些困惑主要集中在——如果说，99美分是目前正疯狂展开的低价赛跑游戏，那么开发者如何看到明天？曾有开发者告诉记者：其与6岁的儿子使用一个5美金的应用程序，但当他试图将其推广至更多孩子时，所有表现出兴趣的家长却都止步于价格，“人们在App Store上的购买上限似乎已被锁定在1美金。”

第二，对独立开发者而言，于App Store上建立一个可持续性生意已越来越难，因为通常在购买1美金产品后，用户就不再回来，这好像是个“失去模式”（Losing model）。

换言之，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全面进入营销阶段，大量精力和费用被花在市场推广上。这与桌面软件市场的发展非常相似，在产业经历几年后逐步成熟，软件的复杂性、质量及进入壁垒都在上升。

“本能上消费者会倾向那些大品牌应用，因此独立开发者尤其需提供给用户一个能使其产生共鸣、独一无二的体验。”对此，开发者Robert Ficcaglia认为，尽管苹果、谷歌或Facebook也可能将你快速带入用户群，但如果开发者的产品不能创建一个与用户的情感能发生联系的体验或提供独特价值，用户将不会持续回头。

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年幼的女儿曾把玩App Store上所有的游戏或游戏说明，结果挑选最多的是迪斯尼，但父亲未对她做过任何引导，此前，也没有让她接触电视或电影院。换言之，她实际对迪斯尼毫无概念，只是凭借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独一无二的游戏、无孔不入的品牌及连贯性的用户体验。

“我注意到，在玩了几次免费Toy Story1后，她开始想购买14.99美金的2。但非常关键的是，在玩了付费版后，她又转回去，并多次玩1。”Ficcaglia说：“当她发现一些有趣的应用程序后，会被本能吸引，但最终的返回说明，那些提供一贯性经验的聪明应用程序更能留住消费者。”

“这一种现象，也在一些独立开发者的应用程序上出现。所以在我看来，0.99美金只是一种跟风行为，开发者应把精力聚焦在如何提供更伟大的体验上。然后，你就可以自由开价了。”Ficcaglia认为，这样开发者初期可能获得很少的销售额：“但就我的经验，他将会得到更多回头客，而获取回头客的成本通常要低很多。对独立开发者来说，向价值贷款（Loan to value）真的很重要。”

这是一个困难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乔布斯推出iPhone前，苹果已拥有如系列Mac、系列iPod和iTune的大量高端用户，这为iPhone良好的用户移植奠定了基础；但基于Android平台的手机，实际上从没有过真正大规模的用户。

而这种用户的“贫瘠”与“富有”将再循环产生出一个“新循环”──

要注意：苹果产品都不便宜；换言之，iPhone用户均为商业价值较高的用户；而当Apple Store平台聚集大堆可能购买应用的用户时，更多及更好的软件应用也更可能产生。

专访维基百科创始人

吉米.威尔士：“去做那种你非常非常相信的事”

 本报记者 旧金山报道

“我以前曾经希望，美国政府能以奥巴马的姿态而不是布什的方式与中国交往。现在，事情变成真的了。”旧金山时间11月17日，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维基百科也是一样。”

在旧金山最繁华的市中心——新蒙哥马利街149号大厦，楼下不少人正在享受下午3时的星巴克；楼上三层，则是这个全球最大网上百科全书的总部。整整2000平米的体积，显示着它的尊贵——作为一个非赢利组织，虽然一直依靠来自Wikimedia Foundation慈善基金的支持，但据美国科技界估算：如果维基百科接受广告，早在2006年其估值即已达5.8亿美金；而2007年，这一数字是12亿美金。

          自8年前创立以来，维基百科就像它所在的城市“旧金山”——视种族差异和社会差异为骄傲般“特立独行”——允许任何人可以访问，也可编写内容。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模式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的对人们能力与诚信的信任。8年来，外界对其质疑声一直不断，从该模式是否能运转到参差不齐的信息来源是否可靠，但维基百科在成长速度与质量上的完美表现，却始终超过外界预期。

           来自Alexa和conScore数据——目前，维基百科已是全球前五位访问量最大网站之一，且为其中唯一非赢利组织；而早在2007年4月，全美已约有1/3的用户使用它作为咨询工具。

2005年12月5日，美国《自然》（<Nature>)杂志出版了一篇文章，专门研究维基百科和大英百科全书的差据与准确性。他们随机选择了40篇文章，结果发现——维基百科错4个，而大英百科全书错3个。从最后结论而言，基本两者没有太大差别。

           2006年，当《时代》杂志将“You”作为当年年度人物并承认Web2.0所倡导的UGC（用户可以产生内容）可行时，维基百科被与Youtube、Myspace和Facebook齐名而列；而17日记者眼前的这位维基百科创始人，正是当年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的吉米.威尔士。

           吉米.威尔士，今年43岁，自认为是一个客观主义信徒，喜欢安.蓝顿（Ayn Band）的书。后者是著名畅销书《源泉》作者，也是被格林斯潘和甲骨文创始人及CEO拉里.埃里森顶礼膜拜的人物。

“维基百科从来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鼓吹地，它是一个用一些基于事实的、理性的态度来传播知识、记录分歧的平台，”威尔士说：“我希望它最终能具备红十字会一样的人文关怀和影响力。”

尽管17日威尔士在接受专访时否认将对中国有大动作，不过据本报特派记者在硅谷获得的可靠消息，希冀中国用户能迅速增长的维基百科目前正积极思考和筹划将以何种方式启动这个全球最大互联网用户市场的引擎。

频频访华

《21世纪》：我知道你刚刚从中国回来，什么是你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

            威尔士：我9月去了一趟中国。首先，是作为一个青年领袖去大连参加由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沃达斯年会；然后，我去了北京，拜访“互动百科”；同时，我也与中国国务院信息办的某个副主任见了面。

 这一次中国之行，我的主要目的是参观“互动百科”，并在中国更多地宣传维基百科这个品牌。

 我希望中国用户能够增长，我计划能经常来中国，更多地做一些公关工作。我们在试图能更多了解中国、认识更多中国朋友。此外，我们在中国有一些社区，需要把他们联系起来。

           《21世纪》：2002年时，维基百科已经中文版本。之后，遭到禁封。一年前，中国用户已经可以重新访问你们的中英文网站。你计划如何在中国政府支持下让数以百万的中国用户能更好地使用你们的服务？

             威尔士：目前，中国用户已经可以访问维基百科。偶尔有些时候，可能有些内容仍无法访问，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大问题，都可以解决，只是可能，需要很多年去解决。

            至于维基百科是否有一些敏感内容，的确是有一些敏感内容，这些都需要时间，我有信心一直去等，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去谈。在这期间，我希望我能与中国政府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维基百科现在有一个专门项目，即是以一组核心成员去辅佐其它成员，这是我们新推出的项目，也许可以适用于中国；

 此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解决方法是：中国政府关心的问题，应由中国政府去与中国用户中那些愿来维基百科社区贡献内容的人谈，而不是与维基百科谈。因为我们所建的只是一个让用户放内容的地方，至于具体放什么内容，不是维基百科后台可以控制的。

           《21世纪》：近来，我听到一些传闻，维基百科可能要落地中国。目前，维基百科在中国有任何中国伙伴么？或者，以后是否可能会有？

            威尔士：中国情况与美国不同。在美国做一些瞄准大众用户的非赢利组织很容易，但在中国很复杂，而且可能，中国政府并不知道该如何去做这些公司。

            我们有与互动百科一起工作、共同分享一些中文内容。但维基百科是一个非赢利组织，我们做任何事都不是为了钱，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找合作伙伴，因为伙伴是一起赚钱的。

            过去几年中，我曾与中国科技公司比如百度有过交流，但是百度也好、其它技术公司也好，他们都是商业公司。同时，我们也不构成竞争，这些公司有自己的核心业务，这些业务与维基百科没有任何冲突，我相信他们也没有精力把维基百科做为对手，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商业公司。

            我希望能尽量多地来中国，尽量多地了解中国，但是，我们目的不是为寻找合作伙伴，而是为宣传维基百科这一品牌和理念。我们的目标十分清楚，不是寻找合作伙伴，而是认识人。

          理性讨论

          《21世纪》：我知道你很喜欢安.蓝顿的小说。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你从中获得的最大影响是什么？以及这些影响与你创建维基百科的关系？

           威尔士：我想在维基百科出现之前，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进行理性地讨论，因为存在很多意识形态或宗教方面的限制，同时，还存有一些人为的、有组织性的谎言宣传。我希望自己能够建立起一个平台，通过一些基于事实上的、理性的讨论而非基于情绪化的方式，去传播人类知识以及正视或是解决一些分歧。

           我始终想强调的一点是：维基百科目的绝不是要鼓吹自由言论，也不是一个博客集中地，而只是希望能把事实摆在这里，让大家可以尽可能地获得真相，而非是热火朝天的争论。

           德国可能是另外一个例子。在德国，一些政治性议题也不允许，比如有关纳粹内容。维基百科的做法并不是去鼓吹纳粹，只是可能有用户会在上面事实性、历史性地记录纳粹联盟曾开了几次会议。

            但是，我也不是很清楚事实与政治观点之间的分界线具体是在哪里，但这个对中国来说，可能很重要。我觉得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说，这个分界线在哪里，自己要分清楚。这是中国人自己要弄清楚的东西。维基百科更多提供的是事实和观点，与任何争论都没有关系。

         《21世纪》：另一问题，可能涉及人性和哲学，也涉及维基百科运转的核心秘密。你认为为何维基百科上始终有那么多努力工作的用户但却不获得金钱或其它回报？我曾问过《Netizens》一书作者、美国互联网研究者Ronda Hauben与Jay Hauben，他们认为网民中存有部分理解网络对公共社会的影响并决定贡献自己时间和精力以参与这种社会财富的共享与建设的“Netizens”。但我还是很想听一听作为维基百科创始人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很抱歉，这是一个很“中国”的问题。

威尔士：（笑）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做法可能更像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做法，但很奇怪，问这些问题的人却大部分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或前共产主义国家。我想问你一下，比如你为什么去看你奶奶，她会给你钱么？不会。但你不会说因为她不给你钱你就不去看他。

        我想，这里大概有几个目的。第一是为了“Fun”，比如说体育运动；另外一个，则是认识朋友的出发点，这些都不是为了钱。第三个，则可能和个人兴趣有关，比如我自己曾经想当数学系的教授，但不是说数学可以赚多少钱。

  我做维基百科的主要出发点是：为大家创建一个平台，将很多有共同兴趣的人联系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作为慈善的一个热情。我的更多目的是，让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为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服务，同时也使那些处于乡村偏远的地方的人、那些比较穷的小孩也能受到比较好的教育。我希望维基百科能做得像红十字会一样，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但做这些都不是为了钱。

《21世纪》：按照这一初衷，什么是维基百科的下一步？

  威尔士：我觉得，维基百科还需要提高可用性。现在，维基百科已经很容易用，但基本上还是对有技术背景的人来说，对那些非技术的人，还是会觉得比较困难。我们现在已经从一个慈善基金处拿到一笔钱，我准备用其去改善这个可用性，使维基百科更可用，无论是对那些没有机会接触更多技术和教育的穷人也好，还是对富人来说。

            我还希望能为发展中国家做更多事。比如说印度，我一年中大概会去印度三、四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着像技术困难、网络使用效率低或普及率低等问题。印度上网的人，都是使用英文这没错，但实际上印度10亿人中讲英文的只有40万到80万左右，所以，我还想让那些更穷的、不讲英文的印度人也能够用维基百科。这就是我目前一直在到处去跑的原因。

           《21世纪》：手机是除网络之外的另一重要渠道。截至目前，维基百科对手机应用已有任何行动吗？

            威尔士：这是维基百科未来的一个发展。

我们知道，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多贫困地区都是有手机的，但他们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有手机，但使用的手机功能却是最低级的，所以也不能上网，至少要等到五年之后。

           我认为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做这个事，因为等到五年之后，这些手机至少也会达到目前黑莓的功能。我今年曾专门去拜访一些作手机系统的公司和手机制造商如诺基亚等。我们在计划和筹划，这里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可能会产生出很多利润。

但是，我要做的是更人性化的，是给穷人做的服务。

          去做那种你非常非常相信的事

          《21世纪》：现在回过头去看，你觉得什么是维基百科成长中比较关键的几步？你又是如何抓住机会的？

            威尔士：在推出维基百科以前，我曾经作过其它一些类似的项目。那个时候，我也曾面临随时可能被别人挤掉的境遇，可能随时做跨掉。

当时，我心里非常担心也很害怕，因为周围的很多人一直都在说，究竟这种模式能不能work？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开放了平台，这一过程使很多用户涌入，我们最终生存了下来。

         《21世纪》：你给中国年轻人有什么启示，以及能给中国创业者们说一些什么么？

威尔士：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去更多去关心社会、穷人和发展落后的国家，以及更多做慈善事业。

          至于创业者，我想说的是：做简单的事情，要从最基本的地方做起。另外，就是一定要一直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你的理想和目标。如果遇到挫折，你要思考是否能以不同方式去做。我也曾经遇到挫折，后来，我换了一种方式去做，然后，我解决了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你一定是要去做那种你非常非常相信的事。同时，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一定要享受其中的过程，不要太在乎结果，要对自己说“我尝试了”。

我们有一个强大又懦弱的“爸爸”，所以，不能说的事实多了。
报纸出来后有些表达会发生变化。

本报记者 旧金山报道

今年9月，43岁的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来到中国。作为一个青年领袖，他在大连参加完由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沃达斯”年会后，转道北京。在北京，威尔士有一位受过大学教育、能流利说英文的中国导游。

有一天，导游问他：“吉米，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威尔士说。很快，他看到了一张茫然的脸，小伙子并不知道维基百科是什么。

这样的事，恐怕在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不会发生，几乎所有使用网络的人都应该听说过它——来自Alexa与ConScore数据：维基百科（Wikipedia）已排名全球最大访问量网站前五；而早在2007年4月，美国已有三分之一网络用户使用其作为咨询工具。

威尔士心情复杂：在中国政府对其中、英文网站解除禁封一年后，他相信也希望能与前者保有一个长期而友好关系，但维基百科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它那闻名全球的品牌知名度在中国仍然缺乏；而在遭禁的数年中，中国本土的复制者已在某些重要数据方面超越它。

“中国情况与美国不同。在美国，做一些瞄准大众用户的非赢利组织很容易，但在中国很复杂，而且可能中国政府并不知道该如何去做这些组织。”当本报记者问维基百科是否可能像已在德国、日本等地设立办公室一样落地中国时，这位因创建全球最大在线百科全书而被《时代》杂志定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说。

这就使发生在旧金山时间11月中的一次会面显得意味深长。

这一天，在旧金山最繁华的市中心——新蒙哥马利街149号大厦维基百科总部，威尔士与潘海东坐在了一起，后者是目前中国唯一有专业运营团队并进行维基商业化探索的网站——“互动百科”创始人。

稍早时候，威尔士眼前的这个人物发出了进军北美的信号——宣布其旗下网站已结盟“文学城”、“新浪北美”、“倍可亲”、“未名空间”等海外著名华人站点，使读者在浏览后者涉及名词解释的内容时能进入前者页面。

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品牌国际化的又一次躁动。换言之，以语言类别而非地域为界、做中文类最大在线百科全书正是此刻互动的最大诉求。

威尔士往东，潘海东往西——不过，同在品牌扩大这条路上，两者却可能于资源互换上取得一定共识：共享中文内容怎么样？维基百科的中国落地是否可能让“互动”托管？

东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尔士和潘海东并不构成竞争关系。“我们做任何事都不是为了钱，所以，我们不需要合作伙伴，也相信没有人有精力把我们作为对手，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商业公司。”威尔士说。

但即使这是一个非赢利组织，维基百科也是威尔士的事业，而“红灯”已经闪亮：

维基百科早在2002年即有中文版，不过截至目前，其中文站点只有条目28万个和超过70万名的注册用户；互动百科有超过300万条目和170万注册用户；另一巨兽则来自中国搜索界No.1，其推出的同类服务“百度百科”也已有近200万个条目。

多年以后，威尔士这样向记者回溯往事——“我想在维基百科出现前，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进行理性讨论，因为存在很多意识形态或宗教方面的限制，同时，还有一些人为的、有组织性的谎言宣传。”

“我希望自己能建起一个平台，通过一些基于事实上的、理性的讨论而非基于情绪化的方式，去传播人类知识以及正视或是解决一些分歧”。威尔士说。

喜欢安.蓝顿（Ayn Band）的书、自认为是一个客观主义信徒的威尔士，原为芝加哥一个期货和期权公司的研究总监。1996年时，他与两个伙伴创建了一个专门针对男性的门户Bomis，该网站随后成为维基百科前身——“Nupedia”最初资金的供给者。

Nupedia是由专家编写的一个自由网络百科全书，条目内容都由专家编写和审核。从初衷上说，它与维基百科目标一致，但Nupedia举步维艰，原因是——几乎没有多少专家有撰写兴趣。

偶然，也会有几个想写写自己研究方面的内容，不过Nupedia主编拉里.桑格（Larry Sanger）迅速终止了这种做法。他认为，如果这些个人研究成果不经其领域的有关专家审核，那么Nupedia将变成原创新信息发源地，有违他与威尔士的理想。

2001年1月，威尔士与桑格推出维基百科。除采用当时刚发明的“维基”技术（Wiki，一种多人协作的写作工具，由沃德.坎宁安于1995年所创，最大魅力在群体协作），允许任何人可发表和编写内容外，他们还开放了平台，使应用接入更为开放。

之后，维基百科发展迅猛——2001年底时，其条目已增至2万多个，并有18种语言版本。2007年9月9日是值得威尔士纪念的一个日子。其时，英文维基百科条目突破200万大关，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组装百科全书，规模甚至超过了永乐百科全书（1407万条）。

“我换了一种方式去做，然后，我解决了问题。”威尔士说：“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你的理想和目标。如果遇到挫折，你要思考是否能以不同方式去做。”

这一八年总结，或许也能再次适用于今日——目前，中国用户已能抵达维基百科中英文网站，但在涉及某些方面内容的网页仍然被过滤。

应该如何与中国环境协调？在这一问题上，威尔士一直试图传递给外界的信息是：他有足够诚意，他有足够耐心，但维基百科与威尔士本人在全球的声望，却不足以使中国300万的互联网用户在短时间内皈依他。

除频频访华以更多地在中国宣传维基百科品牌外，希冀中国用户能迅猛增长的威尔士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区别于德国、法国、日本等地的落地路径，他是否能再次转换方式以启动这个拥有全球最大互联网用户市场的引擎。

西游

但事实上，东进的维基百科还将面临一些棘手问题——中国本土市场的复杂性，已为多个境外网络巨头证明，这也正是威尔士计划频频访华的另一原因。“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中国。”他说。

当日，坐在威尔士对面、可能给予他这双重帮助的人物：低调而书卷气、信奉“模仿也是创新”。自今年9月将维基百科中文商标免费赠与威尔士后，他们一直保有紧密关系。

潘海东——标准“海归”，曾先后就读北京科技大学、清华和美国波士顿大学。经历创建管理咨询公司、出任电子商务网站“亚商在线”CTO等后，2005年底，同样以维基技术为核心的互动维客（YelloWiki）上线。

但这一团队，商业化目标明显。在它最终明确将以维基百科模式期盼未来前，曾被同行津津乐道于其曾“将传统黄页与维基相结合”的商业化举措。

作为5年后进入的复制者，潘海东应感谢威尔士——后者向外界证明了这一模式不仅可行，而且指向未来。

8年前，当维基百科像它所在的城市“旧金山”——视种族差异和社会差异为骄傲般特立独行地出现，质疑声也接踵而至，最经典的一个评述来自大英百科全书总编，他将其斥为“公共厕所”。

从某种意义上说，允许任何人都可以访问、也可编写内容的维基百科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对人们能力与诚信的信任。但那个时候，《时代》杂志还没有将“You”作为年度人物并承认Web2.0所倡导的UGC（用户可以产生内容）可行，而它那开放给所有参差不齐的人是否能保证内容可靠这一问题，还未经权威鉴定。

2005年12月5 号，美国《自然》（<NATURE>）杂志出版了一篇文章，专门研究维基百科和大英百科全书的差距与准确性。他们随机选择了40篇文章，结果发现——维基百科错4个，而大英百科全书错3个。最后结论而言，基本两者没有太大差别。

根据维基百科历史提供的数据，一旦出现用户乱改内容情况，平均五分钟内即能被自动纠正。有一句大白话是：当关注的眼球多了，瑕疵自然消失，但潘海东更愿以“内部机制决定较能最后达到动态平衡”来描述这一系统。

“维基本身概念和其能实现的机制已将防备作恶行为发挥到极致，相比BBS只有一个具备删改权利的守门员，维基百科相当每个人都是守门员。”潘指出说——“但从管理角度，我们必须去防备有人作恶的情况。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互动百科，内部都设有‘管理员’系统，这可能是创业团队的人，也可能是经验值高的用户，而一旦用户出现作恶，其ID积分即会被扣，每一管理员都具有行使该功能的权利。”

不过，来自中国本土的“新生军”，也并非一个“完全拷贝者”。

首先，维基技术创立十年，缺陷也已隐现，发展中国家“跳跃性发展”的优势在这里再次得到体现：互动百科自主开发有全球第一款开源中文维基系统“HDWIKI”，其包括支持Web 2.0时代比较显著的特点标签tag、将较先进的AJAX应用补入能使维基系统更满足现实互联网用户需求。

其二，从管理而言，双方采取了不同模式。维基百科是在成立5年后才宣布增加安全措施的，这包括禁止未注册用户修改条目等，而互动则在日前引入了匿名编辑功能。

“此举表明我们对风险掌控的力度，已进入一个成熟阶段。”互动称，但因互动的商业运转皆在中国，其在服从政府政策或是面对部分敏感内容命运之间亦没有太多选择。

后进者的商业化之路

“我们有最大团队在中国，我们在中国做了大量工作。”潘海东强调。换言之，深谙中国本土市场是互动百科手握的资源，而意欲西进的互动若能伴得“维基百科”这一品牌，无疑也将使其北美市场战略大为增色。

截至发稿时间，威尔士将以何种方式加速维基百科中国用户的增长尚无答案，但它至始至终所贯彻的“非赢利组织”立场，却也可能误导该模式的商业前途——甚至于是在8年之后，不少圈外人在与记者闲聊时仍认定这是一个无法商业化的模式。

据美国科技界估算：如果维基百科接受广告，其2006年时估值即已达5.8亿美金；而2007年，这一数字是12亿美金。

嗅觉更为敏锐的风险投资商们当然不会错失机会——2008年初，互动已获来自DCM创投的首轮投资。

今年7月，DCM再投3000万美元，而总部位于硅谷的德丰杰龙脉（中国）基金也于次月跟进，其主投合伙人陆景楷这样告诉记者“我们早有涉足百科项目的想法。”

多年来，维基百科一直依靠Wikimedia Foundation慈善基金的“供血”，这也是种商业模式吗？在美国也许是，但在中国——潘海东们，将成为孤独探索者。

除尚在预期阶段的手机应用与和传统媒体结合外，“我们目前比较确定的商业模式，广告系统已与本季度开始尝试，另一则是HDWIKI软件，今后它将根据客户需求订制服务而收费。”潘海东说。

HDwiki同时也是互动开发的全球第一款专门针对中文用户的免费开放源代码百科建站系统。客户只要拿到这个软件，就可自行建立一个百科站点。目前，其已应用于2万多家网站和频道，在国内外有5万多家企业将其作为内部应用，其中包括新浪房产频道、悦己杂志、上海热线等。

“免费用户一多，到软件更新、升级时就要相应地收取维护费用，”潘海东说：“我们计划今后将其以SAAS模式做服务收费。”

转眼到了这里已是一年，虽然中间有个很长的vacation in China. However，仍然是没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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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之谜与中国之距

本报记者 硅谷报道

（一）20年设问

2004年的某一天，中国某高科技投资园区的几位人员来到位于硅谷Menlo Park的Sand Hill Road，埋头开始工作。其时，加州骄阳如火，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伏地而量——以280 高速公路一路向北至Santa Cruz Ave。

他们想知道：这条神奇的“Sand Hill Road”究竟有多长、多宽。

Sand Hill Road是硅谷乃至全美最显赫的一条道路，聚集了美国最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于美国新兴市场的意义不亚于华尔街之于证券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末，这里的不动产价格已高于世界任何其它地方，到2000年中，土地价格甚至卖到了144美金/平方英尺。而由于Sand Hill Road长度尚不到2英里，越来越多Venture Capital office的挤入，也使它所涉及区域不断向道路两边的丛林深处扩张。

“左右各扩张了多少”是这条神奇之路的另一重要物理数据，自然也被前来的中国客人详细记录在案。但是5年后的一天，当办公地点正位于此地的某美风险投资合伙人向记者追溯此事时，表情困惑。另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场对话。

“这里大概掌管着全美多少风险资金？”
“40%是从这里出去的。”
“这里每个办公室一般有多少人？”
“三、四个吧。”
“啊！这么少的人管这么多的钱？！”

对话完毕，就此揭开中国某高科技投资园区的大规模量地工作。

“依样画瓢、缘木求鱼！”5年后的今天，美风险投资商把一张充满困惑的脸朝向记者。在他看来，幻想通过一个简单的物理复制就能变“Sand Hill Road”为中国“沙丘路”的想法简直幼稚到滑稽，但在这一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冲动背后，却透露了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中国复制硅谷的急切。

甚至于是在5年之后、当中国已拥有无数个自称为“中国硅谷”的区域时，这仍是一个类似著名电影《公民凯恩》中“玫瑰花蕾”的神秘问题，多少地方政府前仆后继赶赴这里——究竟美国怎么就有了硅谷？到底什么是硅谷？中国有没有可能打造硅谷？中国应该如何打造硅谷？

“天时、地利和人和造就了这一特例，不仅美国自己很难复制，中国也很难复制。”但见证过硅谷几十年风云的“老硅谷人”更多是这样强调。换言之，这是一个与中国本土截然不同的商业世界，从语言到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从企业成长的路径到支撑这条路径的整个社会体系。

另有硅谷声音则希望国内能给“硅谷模式”更多空间。“硅谷的创新力，主要来源于无数‘小而灵活’的创业公司，但强调规模效益的‘大’是目前国内振兴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而中国刺激计划实行到今天，主要受益者仍是国企。”

问题于是最终又回到了这里——神似？精髓？不能再次发生的硅谷究竟有什么可被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复制？“外来者”又应该复制硅谷的什么东西以及如何给予支持？

（二）小而巧的起跑

旧金山时间2009年8月31日，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Edison S. Tse在斯坦福Skilling Building的二楼教室翻开了他的讲义夹，席下，是一列前来求学的中国企业家。

课程内容事关“硅谷秘密”。但在这一堂课上，“秘密”听起来更像是个动词而非名词——不像以往很多中国研究专著中娓娓道来的“What’s Silicon Valley on earth？”，Edison引入了动态比较。

他说，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前，美国科技的中心遥在东部而非硅谷。

1951-1970年间，美国那条神奇的技术之路一直名叫“128号公路”。它附近有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旁边是国防部实验室、国防部工程承包商及微电脑、处理器和路由器等系统；甚至于已建立起自己的“大系统创新”。

这包括：针对某一价值链、某一环节的拉动式价值链结构、从内部技术开发到销售全部经营的纵向公司结构，以及认为转到竞争对手公司工作是最坏行为的内部知识流动。此外，还有基于回报率的风险投资和以美国人为主的人力资源。

Edison回忆：那时东部的一统天下还显示在盘踞在那里的掌握了真空管专利的大公司牢牢独占着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大订单。换言之，整个时代的技术“真空管技术”中心，就在那里。

与此相反，当时的硅谷尚荒野一片，充满欺诈，唯一可称道的是一个还仅是“婴儿期”的斯坦福，更让人头痛的是，横亘在它面前的还有一个难题，即：有关资金、人才等所有有利资源都“马太效应”涌到了东部去。

“非常类似今日中国西部发展的难题。”席下，有中国企业家窃窃私语。不仅如此，原来“骄子”也曾尴尬地站在起跑线上，这使在情感和某些方法论层面，中国开始真正和硅谷发生关系。

“直到1927年Frederick Terman教授到达斯坦福，这一切被改变。”Edison指出，硅谷自此迎来了对其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些思考，这包括——如果说后来者最好应跑在在位者的相反方向，那么大系统的另一极端是什么？什么是此时的新技术？一个没名气的大学可以做什么？

他们找到的答案是——“对零件进行优化”、“晶体管”和“灵活性”。

此后，通过Terman的努力及多名重要晶体管技术人物的加盟，斯坦福逐步建立起以其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并支持和发展基于半导体技术的晶体管，全美晶体管技术中心随后转移至此。而当斯坦福集成电路实验室建立，通过不断开发并应用新技术，斯坦福也逐渐成为新技术、新工艺的重要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是在同时，Terman开始帮助从斯坦福毕业学生建立公司以使以后的斯坦福毕业生能在附近找到工作机会；1953年，斯坦福开展给当地工作人员提供工作期间继续受教育机会的计划，以提高当地技术和管理人员水平。

另一边，风险投资结构也在成型：在斯坦福晶体管技术和应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半导体产业出现了Fairchild（仙童）半导体公司，并由其分裂再产生出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重要半导体公司。这些成功企业家们，又源源不断付钱去支持新高科技企业的创建。

紧接下来的局面是——包括高科技律师、风险投资家、地产开发商、亚洲新移民（1965年新移民法允许接受外籍工程师和教授）、世界各地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们等更多投机成员蜂拥而入，硅谷服务业也随之一路飙升，此地开始不再成为临时住宿的“宾馆”，而有更多人选择留了下来。

换言之，如果说最初硅谷没能获得进入科技圈的通行证（大系统创新和真空管技术），那么它朝另一个小而灵活的方向（“零部件创新”和晶体管技术）跑去，并通过最短的奔跑路径，在50年后夺得了最高荣誉。

（三）求圆半径

“但这一最短奔跑路径，仍值得琢磨。”

8月31日课程后某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旧金山美中交流协会副会长葛滨坐在位于硅谷Hayward区的办公室中说。他也是斯坦福政策研究中国培训项目顾问、圣何塞州立大学国际部中国培训项目首席学术顾问。

过去十几年中，葛接待过的中国赴硅谷考察队数以百计。他向记者透露了另一个真实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就“全球化中如何提高竞争力”课题，一行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美国转了一圈后抵达硅谷。在参观完全球自定义电子技术、制造和服务解决方案供应链推进者Solectron的自由交流时间中，访客开口问了一个本以为很尖利的问题。

“你们产品这么多，哪个是自己的创新？”
“None。”不料，对方哈哈大笑，一点不难为情。
“原来是个代工公司”。访客窃窃私语。不过葛滨提醒，这实是求圆半径的题解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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