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雷与韩梅梅之歌

词曲唱：徐誉滕

一切从那本英语书开始的

那书中的男孩LiLei

身边的女孩名叫HanMeimei

还有JimLily和Lucy

KateLinTao和UncleWang

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叫Polly它到处飞

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

但那一段说的谁和谁

偶尔还能细细回味

书中他们的喜与悲

书外身后的是与非

还有隐隐约约和我

一起长大的小暧昧

后来听说LiLei和Han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Lucy回国Lily去了上海

身边还有了那么多男朋友

Jim做了汽车公司经理

娶了中国太太衣食无忧

LinTao当了警察

UncleWang他去年退了休

有点遗憾LiLei和Han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

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 还好

Polly它还活着

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

他永远都不会老

在心底不会飞走

像这种树懒式的博客也能上万

充分说明了

懒人的因也有懒人的果

谢谢CCTVMTV，尤其感谢每天误入我博客的八位可怜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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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党员，害怕所有的快乐时光
他们害怕艺术，他们害怕艺术
他们害怕语言这沟通的桥梁
他们害怕剧院
他们害怕电影，害怕帕索里尼*，害怕戈达尔*
他们害怕画家，害怕音乐家，害怕石块和雕塑家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电台
他们害怕技术，害怕信息自由流动
害怕巴黎竞赛，害怕电传，害怕古登堡*，害怕施乐
害怕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害怕所有的波长
他们害怕电话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让人民进来
他们害怕让人民出去
他们害怕左派
他们害怕右派
他们害怕苏联军队突然离去
他们害怕莫斯科的变化

他们害怕面对陌生人，害怕间谍

他们害怕反间谍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自己的警察
他们害怕吉他手
他们害怕运动员，害怕奥运会

害怕奥林匹克精神

害怕圣人，害怕儿童的天真

他们害怕政治犯

他们害怕犯人的家属，害怕良知
害怕科学
他们害怕未来
他们害怕明天的早上
他们害怕明天的晚上
他们害怕明天
他们害怕未来
他们害怕电吉他，害怕电吉他
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怎么回事？连摇滚乐队都怕？连摇滚乐队都怕？
摇滚乐队比别人更遭受
政治镇压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摇滚乐，害怕电吉他
害怕电吉他，害怕走在街上和在锁好门后的老人
他们害怕人们写的东西

害怕人们说的话

害怕火，害怕水，害怕风，害怕雪花纷扬
害怕爱，害怕排泄
他们害怕噪音，害怕和平，害怕沉默

害怕悲伤，害怕欢乐，害怕语言，害怕笑

害怕色情，害怕诚实和正直，他们紧张了

他们害怕孤独，害怕学习，害怕有学识的人
他们害怕人权，害怕卡尔·马克思，害怕原生力量
他们害怕社会主义
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们害怕摇滚乐

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怕他们？

我已让雨水灌满耳朵 让草籽发芽
我已让马儿衰老 让飞机锈蚀

让愿意死亡的死在沉沉的夜里
让父母相搀扶 走向荒野

我已失语多年 我正漂零
我的弦已断了 手指纷纷掉落

别碰我的深处 别看见我
我已盲目多年 早就不信未来

@傅国涌

以往我们对 “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 “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 “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 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 “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 “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 “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 “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 “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 “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 “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 “五四”、经济的 “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 “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 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

我们现在提起 “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 “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 “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 “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 “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 “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 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 “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从文化上看是这样，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若概括 “五四”的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当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社会的解放。我们现在也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

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思维方式也必会随之相应改变。

第三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了科举，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价值评判体系还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教师，可以做编辑、记者……不再是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太平洋》的价值不亚于《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那我们看到的 “五四”就是片面的。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 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新青年》后来的转变有关。1920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其他重要报刊却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

他们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加上两大国际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二战——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的受欢迎程度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渐渐处于下风。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至少给每个人提供了追求梦想的各种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的前“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理应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定位“五四”：其一，“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 “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现实了。其二，“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这个是今天新华社编发、主流媒体上传播的一张照片儿

图中，大叔不看大婶，目视前方，心高气傲、待搭不理之神色跃然。反观大婶，则态度谦和，目视对方、嘴咧得自然而礼貌。

如果这是两个国家政 府的首脑，那么请问，哪个是大国做派，哪个是不自信的小国做派？

我生于1975，改革前三年。在我的记忆深处，三十年来一直有一枚鸭子在闪闪发光。每次当我试图在记忆深处找寻一点庄严的、厚重的、深刻的事物，可以用梦想或者理想这种字眼装点的往事，那只烤鸭就从不知哪个角落里钻将出来，熟练地躺在一个白色的磁盘里。躺好以后，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又抬起头用扁嘴拖过一碟葱白和一碟面酱来，这才安然睡下。多少次我看见自己站在了绝岭之上，高擎红旗，腿毛飘飘，正准备高呼口号。但是还不待我开始张嘴挥旗，一盘鸭子就会从半空里砸将下来，占据画面的绝大部分。我只能缩在盘子的一角，小心翼翼地举起拳头，捏着嗓子喊一声：理想万岁！准确地说，我似乎是在喊：理想万岁？

这只鸭子几乎成为了我永恒的梦魇。它慢慢吞噬我的每一个脑细胞，入侵每一晚的梦境。有一晚我正和一个姑娘做爱，她突然在半途愤怒地把我推下床去，然后穿上衣服摔门就走。很久以后等她终于能够原谅我，我们也终于能如同两个真正的成年男女一样脱光了衣服盖着棉被躺在床上探讨人生的时候，她很严肃地告诉我说，当时我突然喊了一嗓子：再来一碟葱！"你怎么可以那么漫不经心呢？"她叹息着说，并且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因为她后来的29个情人没一个有这种毛病。

我的确去找了心理医生，他说服我参加催眠，这样他才能从我童年的记忆里找出曾经的伤害来，据说那种伤害会造成我成年以后的各种怪异行为。我看见他在我的病历本上写了"鸭子"两个字，而且在下面划了三根粗重的黑线，活像那是一起秘密行动的代号。等我从催眠的状态中醒来，却看见他绝望地摊开双手，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你童年的记忆里真的除了烤鸭一无所有。”

他的看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我的童年记忆里绝对不止是鸭子，而且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鸭子只是在金字塔的顶端而已。关于童年的事情，99%的内容都和食物有关。它的底层是一系列不需要金钱就能得到的食物，包括桑葚、野草莓、邻居家自留地里的胡萝卜以及向日葵。在我小学三年级之前，就已经如同神农一般遍尝各种野生植物，把食谱一直延伸到昆虫界。其上是要花费一分钱到5分钱不等的食物，从小豆冰棍到爆米花，不一而足。它们构成记忆中甜美而易逝的部分，就像是雪糕。在这个食物链条的顶端，放着一只金光闪闪的烤鸭。和所有的食物相比，它意味着甜蜜美满的人生，圆融无碍的境界，以及完美的理想彼岸。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发了狂一样梦想着一个人吃掉一整只烤鸭。

我对于一年才能随父亲回家探亲一次毫无怨言，我对全家四口全挤在一张床上并无异议，我甚至可以接受老师和家长的轮流体罚，但是我接受不了一只烤鸭要四个人分着吃这一残酷的事实。当我在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烤鸭的时候还没有上小学，世界上怎么会有烤鸭这种玄秘的事物存在？这种事物又怎么能和其它人分享？

当它被切开时散发出神异的香味，如同莲华绽放，佛陀正坐在莲蕊正中，世界在无边平和中显示出深邃的奥秘，这种奥秘来自烤鸭的腹腔，那里吸收了火焰的奥秘，以及一只鸭子所有在河边和丽日下的感受。撕咬它，牙齿慢慢切开酥脆的鸭皮，进入滑腻丰富的油脂，终于触到富于弹性的鸭肉，并且因为这种微弱阻力而有了瞬间的暂停。就在这一瞬间，鸭皮鸭油和鸭肉形成的三重芳香被完整释放出来，加上一点葱白的尾调，我看见水光接天，一片泽国正在走进金黄的暮色。伴随着吞咽的动作，内息从身体最深处被唤醒，沿着中脉上升，一直直冲顶门放射而出。整个世界都被白色的寂静之光所笼罩，消失了所有对立和矛盾，烦恼和痛苦，饥饿和疼痛，只有软绵绵的幸福感留存，无一不适。

别人的人生从一天开始，我的人生是从一顿开始。从那一顿之后，我就梦想能自己完整地吃掉一只烤鸭。包括左腿和右腿，完整的脖子和每一块软骨。不用分心凝视别人的筷子，不用忍痛和任何一块鸭子告别，觉得自己幸福的大饼正一点点变成残月。在讲述那个脖子上套着饼却被饿死的懒汉的故事时，给我最深触动的是：一个人居然可以拥有那么大的一张饼！可以想见，童稚的我把这个故事理解成为一个关于食物的故事，并且相信问题的关键出在没有配咸菜。"其实，没有咸菜也可以对付"，我无限惋惜地那么想着。

我在大学二年级拿到第一笔勤工俭学的工资时，第一个从心头升起的恶念不是去买香烟，或者是去卡拉OK，而是冲出去买了一整只烤鸭。带着炉火温度的烤鸭，热气腾腾的烤鸭，配上足够面酱和大葱的烤鸭。梦想达成时会产生强烈的颤抖和眩晕，巨大的罪恶感会折磨你的灵魂和胃壁，没有家人共享的时刻意味着足够的孤独，足够的孤独说明你已经长大成人配得上这只美好的烤鸭。我们很相衬，哪怕隔着两层塑料袋。我不知道在环保的今天人们如何去实现类似的梦想，在布袋里装一只斩好了的鸭子？

从达成梦想到放弃梦想只用了十五分钟，没有想到世界上竟然有那么油腻和塞牙的东西。它们在我面前堆积如山，梦想中的强烈幸福感并没有如约降临，拥堵在心头不去的感觉是恶心。我的鸭子冷了，硬了，凝固了。那是在1995年的南京冬天，珠江路上刚开了一家肯德鸡。在一个有肯德鸡和20元包场火锅的时代里，一个人吃掉一整只鸭子不单显得很怪异，更像是一种低智商犯罪。我只能安慰自己说，那不是我梦想中的那只鸭子。它依然在梦想的彼岸，在垂柳下悠闲地散步，距离炽热的火炉还有相当距离。

2008年夏天的时候，我在北京大董烤鸭再吃了一次鸭子。那里没有预约需要排队等候一个小时以上，各国使节带着虔敬的眼神趴在窗前看大师傅翻烤鸭子。菜单上有中英日三种语言，而且每道菜还需要配上一句宋词。鸭子是被盛在一盘水墨山水画里被送上来，鸭皮酥脆清香，鸭肉入口即化。如果梦想中有过一只鸭子，那么大董的鸭子可能是最接近它的了。如果鸭子也有自己的八宝山，那么大董的包房里就是它们哀荣备至的追悼会。一切堪称完美无缺，连灯光都是那么的荡漾。

我突然发现，无论如何我都吃不下一整只鸭子。我的食欲连同我的梦想都已经消失不见，那一晚，我梦见盘子里的鸭子振翅而去，身后带着桑葚、野草莓、胡萝卜、向日葵、小豆冰棍和爆米花。它们飞过麦当劳汉堡的云团，穿过哈根达斯的风暴，越过X-Box和ipod的电离层，从此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