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关心京剧事业点滴（下）

三 期盼

这位八旬长者，对京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怀着十分迫切而诚挚的心愿——期盼京剧能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老艺术家和传统文化能得以保护、传承；年轻演员们能尽快成才、弘扬国粹……

“把京剧搞成了大杂烩，是糟蹋京剧，你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朱镕基深爱京剧，对伤害京剧的行为，不能容忍，在很多场合，他一再强调，要尊重艺术规律，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2008年3月底，他在福建京剧院看完演出后，针对剧中的舞台效果等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随后，谈到了当前个别地方的京剧改革问题，他说，现在有些人热衷于搞大制作、大场面，把京剧搞成了大杂烩，完全不懂京剧的话剧、歌剧导演，也来导京剧，这是糟蹋京剧，你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创新。

朱镕基的担忧并非过虑。经过上世纪80年代短暂的传统戏高潮后，京剧渐显冷清，一些地方的京剧发展也出现了极端市场化倾向。为此，朱镕基常感痛心。

对京剧的感情，几乎是朱镕基生命的一部分。今年81岁的朱镕基，京剧戏龄已经超过70年:他从幼年起就喜爱唱京戏，拉胡琴。8岁上台唱过戏，在长沙一中时，出演过《贺后骂殿》里的赵光义。后来虽然他公务繁忙，但对京剧的热情不减。2000年10月14日，他在访日期间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并与100名日本民众举行电视对谈。一位日本观众问他喜欢京剧里的什么角色时，他回答说:“我喜欢京剧里面所有的行当，但是我自己是学着唱须生。同时，我也喜欢拉胡琴。什么时候去北京，我可以给你伴奏。”后来，朱镕基应主持人筑紫哲也之邀，现场拉了一段京剧过门，满场掌声雷动。

燕守平说，2003年朱镕基退休后，开始系统地操练京胡。当时他已经75岁，很多专业琴师过60岁，都拉不动弦了，朱镕基却坚持每周三次练琴，一次保证两个小时。这一练就是6年，如今他的曲谱里，已经有几百个段子。

70多年的京剧情缘，朱镕基深深理解京剧的精髓和美感之所在。

京剧离开传统，就不能称是京剧。在许多场合，他都一再强调自己的信条，哪怕很小的细节——有一次，他在福建看过演出后，专门提到了灯光问题。他说，一些地方的京剧团，把电影、话剧的灯光都吸收进来，忽暗忽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京剧就是讲究敞亮，演员的表情要看得清楚。

当年梅兰芳大师提出“移步不换形”原则，就是指变革不能影响京剧的审美特征，不能脱离“四功五法”的本体。继承与创新，两者和谐统一，才是京剧发展的动力。

对京剧的未来，朱镕基眼光很远。他说，京剧怎样自求生存，我觉得不要听那些外行来乱搞、乱改，还是要执著地追求真正的艺术，观众面可能会减少，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教育的普及，文化程度的提高，终究人们还是需要高雅的艺术、精神的艺术。

朱镕基也很关注京剧的普及。有一次，在漳州古街，他偶然听到街角传来京胡声，循声而去，发现是一帮京剧票友在唱和，于是兴致勃勃地走到票友中间，和大家聊起京剧的话题。这成了漳州票友的珍贵记忆。还有一次，他在厦门参加票友聚会，竟然一下子叫出了一位票友的名字，原来，他前一天刚在电视上看过这位票友的节目，就记住了。

省艺术研究院院长王评章说，朱镕基之所以关心、支持福建京剧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他重视、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既担心后继无人，也担心路子走错，于是倾心投入，把福建当作一块试验田来抓。而朱镕基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对如何保护与继承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瑰宝，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泉州木偶戏黄奕缺老艺人，去年为我们做了精彩表演，今年去世了，很可惜！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要抢救，要保护啊!”

朱镕基对京剧怀着深沉的爱，对艺术家，更是视如珍宝。他对老朋友、京胡名家尤继舜的深厚感情，令福建京剧院的每个演员都深深感动。

去年7月29日，尤继舜刚要从住处前往福建京剧院时，突发大面积急性脑梗塞，病倒在床，情况很严重。至今一年多了，还没完全康复。

朱镕基得知此事，非常焦急，亲自联系医院和专家，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抢救。

今年2月，福建京剧院到深圳演出，朱镕基跟大家座谈。特别提到重病住院的尤继舜时，他哽咽着说，尤老师才60多岁，本来还有很长的舞台生命，可是为了京剧事业后继有人，不辞辛苦，连健康都不顾了，你们决不要忘记！现场一百多人，无不动容。

朱镕基的悲伤，不仅是因为真挚的友情，还有对这位老艺术家的惋惜。

马小曼说，朱镕基对老艺术家怀着难以言表的珍爱，到每个地方，他都要询问地方传统文化，探访老艺术家，担心他们被淡忘、流失。在朱镕基眼里，传统文化传承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这个民族才有希望。老艺术家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无价的财富。

这种心境，令他每见到一种优秀传统文化，每见到一名优秀老艺人，都殷切希望他们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2006年，朱镕基在福建看了许多地方戏，非常高兴。但第二年再来时，他沉重地说，泉州木偶戏黄奕缺老艺人，去年为我们做了精彩表演，今年去世了，很可惜！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要抢救，要保护啊！

从艺49年的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院长林瑛，对于朱镕基的这种爱护和关怀，有切身体会。这位老艺术家回忆说，2006年的一次表演中，她临时上台清唱了一段闽剧《花轿错》。这是朱镕基第一次听闽剧，临别时，朱镕基和她相约，这次没听够，下次来，还要再听你的戏。

2007年，朱镕基第二次来福州时，她如约清唱了一段闽剧。这回，朱镕基还是说“没听够”，再次约定“下次来，我一定再来看你的戏”。

2008年3月，朱镕基真的又一次如约而至。

林瑛感慨地说:“优秀老艺人的传统戏，总理听起来真是没有够的。”

“你们要有理想，有追求，必须把京剧传承下去，让它成为国粹里开得最鲜艳的花！”

朱镕基喜欢福建京剧院这帮年轻人，希望他们快快成长，更希望他们能学习老艺人高尚的艺术品质和人格。他经常对这些年轻演员说:“我对你们是寄予厚望的，只要下定决心，刻苦努力，你们一定可以成才，成为全国一流院团。”

如果他们不够刻苦，朱镕基就很伤心甚至发火。有一件事，全院演员都刻骨铭心。

那是2007年3月，朱镕基在厦门观看福建京剧院的演出。有一天上午8点，朱镕基散步时，碰见张召君带着几份早点回房间。朱镕基觉得奇怪，就问了究竟，结果发现是其他演员还没起床，叫别人带饭。

朱镕基十分生气，当场把大家狠狠批评了一顿:“没有勤学苦练的精神，凭什么打响？我一直说你们天赋不错，但不勤学苦练，天赋有什么用？”

第二年，朱镕基来福州，一见到京剧院的演员，又旧事重提，他动情地说，我深切地爱你们每一个人，爱之深，责之切，希望你们成长啊，你们不进步，我心中就好似滚油煎。不要让我这个老头子再揪心哪！好不好啊？

京胡演员马金龙回忆说，当时听到朱镕基说这番话，心里非常愧疚，好几位女演员抹眼泪，大家都在心里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练，练出个样子来，不辜负朱镕基的一片苦心。

朱镕基育人心切，但又担心年轻演员心急。“我们失误时，总理不断鼓励。而当大家取得一点成绩时，总理反倒‘吝啬’起表扬来。”20岁出头的青衣演员张美超说，有一次，她刚刚获得了省里的一个奖项，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朱镕基，没想到他听说后，并没有表扬，只是反复叮嘱:“一定要继续努力，不能骄傲。”

朱镕基也怕年轻人浮躁，他经常嘱咐他们，要把京剧当成自己终生追求的光荣事业，一丝不苟地演好每一场戏，认真检讨和总结每一场演出，这样才有利于进步。他一再说，你们要有理想，有追求，必须把京剧传承下去，让它成为国粹里开得最鲜艳的花！

福建京剧院院长刘作玉说:“这三年来，这些孩子进步很大，也成熟了很多，练功也更刻苦了，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目标，争取让京剧院早日成为国家一流院团，不辜负朱镕基爷爷的殷切期望！”

朱镕基关心京剧事业点滴（中）

“我愿意尽力提供帮助，为福建京剧院出一把力。”

从2006年开始，朱镕基几乎每年都来福州，与福建京剧院的演员们见见面，考察一下他们的进步情况。即使没来福建，他也时时处处牵挂着福建京剧院的那帮年轻演员们。他多次说过，如果需要，我愿意尽力提供帮助，把京剧艺术事业向前推进。

朱镕基为什么如此关爱福建京剧院，厚爱这帮年轻人？京剧院演员们的回答都很相似:他是全身心地喜欢京剧，急切想看到国粹的继承和发扬，尤其在年青一代中得到传承。而在福建京剧院，他看到这帮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心中，涌动着对京剧最纯真的爱和激情。

有个细节让大家记忆深刻。有一次，院里的年轻演员张召君和黄嵩一起表演《李逵探母》，朱镕基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按说，这是一个老段子了，有多少名家演出过，可朱镕基竟然为两个“80后”小年轻的表演而垂泪。事后，朱镕基说，表演最重要的是要入戏。这两个孩子是用真情在表演，那种发自内心的悲苦之情感动了他。

福建京剧院这20多年，主要招了三拨演员，90多人。2006年时，最年轻的还不到18岁，平均也就23岁左右。

年轻人多，就没有“老戏班”的论资排辈，大家都把劲用在练戏上。有些不到20岁的小演员，也可以当主角，这在其他剧团是少见的。

今年2月，朱镕基在深圳见到福建京剧院的演员时说:“我为什么愿意为福建京剧院出一把力呢？我觉得孩子们素质很好，再用心培养，把他们引入一个正道，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是可以有所成就的。”

燕守平说，朱镕基在北京时，心里一直牵挂着福建的这些孩子，经常问起他和马小曼，最近福建那边有没有消息？孩子们有没有进步？只要听说剧院有人来北京，总会交代要和他们聊一聊。朱镕基还会把演员们的排演录像带回去看，了解每个演员的特点和学习情况。

2006年底开始，福建京剧院陆续派出年轻演员，到北京学习深造。朱镕基听说后很高兴，嘱咐有关同志要关照这些孩子的学习生活，遇到什么困难，就提出来。

这种厚爱，既令人感动，又催人奋进。新凤凰剧院投入使用后，有了好场地、新舞台，演员精神大振，福建京剧院先后排演了《杨门女将》等5台剧目和《宇宙锋》等20多出传统折子戏。

戏多了，福建京剧院的关注度也高了。去年参加第五届中国京剧节时，《北风紧》一炮而红，让大家对福建京剧院刮目相看。今年5月，中央电视台有关节目组专门到福州，录制了《北风紧》、李盛斌专辑，还有一个折子戏系列，分三期在央视11套的《空中剧院》中播出。

朱镕基不仅关心福建京剧院年轻演员的培养成长，还特别关心在全社会弘扬京剧国粹。这几年，在他的影响下，福建京剧院坚持低票价的原则，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观看京剧。他们还常年深入校园巡演，广受欢迎。2007年，剧院还开办了少儿京剧培训班。今年暑假，法国艺术学校学员也慕名而来，拜师学艺。

“京剧艺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净化人的灵魂，朱镕基喜爱京剧、学习京胡决不是单纯的个人爱好，他是希望通过对京剧的推广，通过对京剧国粹的弘扬，带动对整个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燕守平说。

二 关爱

“京剧有京剧的艺术规律，一定要苦练，不会一两百出传统戏，成不了气候”。“很好地继承，然后才能谈得上一定程度的创新”。

“我给你们五到十年的时间苦练，学京剧没有捷径好走。”

朱镕基对福建京剧院的演员们说得最多的，是一个“苦”字。他总是叮嘱大家，没有勤学苦练是成不了伟大演员的。学京剧要不怕苦，特别是要苦学、苦悟、苦练。

朱镕基十分看重京剧的传统戏。他告诫大家:“京剧有京剧的艺术规律，一定要苦练，坚持练传统戏，不会一两百出传统戏，成不了气候”。“很好地继承，然后才能谈得上一定程度的创新”。

高度程式化的表演，琳琅满目的名家流派，为京剧铸就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点。燕守平认为，培养京剧人才，必须从苦练传统戏抓起，这是绕不过去的弯，朱镕基要求青年演员苦练传统戏，这是按京剧规律办事。

唱老生的张萌是第一个被“抓”的。他2005年进福建京剧院，第一次见到朱镕基时，不过19岁。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很羞愧。那天轮到他唱时，朱镕基先问他会不会唱《洪羊洞》，他答不会；再问会不会唱《失街亭》、《搜孤救孤》，他还是不会。朱镕基就纳闷地说，你是唱老生的，怎么连这些传统的老生戏都不会唱呢？

一席话，点醒了张萌，从那以后，张萌开始一出一出刻苦练，慢慢积累起“家底”，如今已经成了院里的骨干。

批评归批评，朱镕基还是牢牢记得他。今年2月，福建京剧院应邀到深圳演出，朱镕基点评时，还特地点名说:“张萌！你一定要用功学，一定要使出吃奶的劲儿！”这句话，也成了大家监督张萌用功的鞭子。

朱镕基要求苦练，更要求认真。在他面前表演，大家都不敢马虎，因为他的眼睛很“利”、耳朵很“尖”。25岁的花旦李海宁说，有一次唱《廉锦枫》，结束后，朱镕基马上指出刚才演唱中的一个不足:“‘蛟螭(chī)’这个词，在京剧演唱中，要唱成‘蛟螭(qī)’，而不能再读‘螭(chī)’。”

弹月琴的田文彬也被“抓”过。有一回，乐队合奏《迎春曲》。音乐刚一停下，朱镕基就朝她走过来，说:“你刚才错了一个地方。”田文彬心里明白，刚才自己确实弹错了一个音符，没想到被朱镕基听了出来。

三年下来，年轻演员们不仅积累了许多熟练的传统戏，而且养成了严谨认真的艺术风气。这要得益于朱镕基的“苦口婆心”。

金于贤说，朱镕基对这些年轻演员爱得很深，抓得很紧，监督也很严格。

有一次，朱镕基即将离开福州前，还与演员们作了次语重心长的谈心，他说:“我给你们五到十年的时间苦练，学京剧没有捷径好走。你们材质很好，要好好珍惜，勤学苦练传统戏。学习挺苦，也有曲折，你们一定要下工夫，坚持住，成为伟大的演员！”这番话，大家都铭记于心。

“这样改一下，不就把整个戏的思想性提高了一大步嘛！”

福建京剧院的新编历史剧《北风紧》，如今在全国连获大奖，每次演出，都是掌声满场。演员们由衷地说，最该得到这掌声的，是朱镕基。

2007年，在刚刚整修一新的福州凤凰剧院，朱镕基第一次观看了《北风紧》。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后，他兴奋地走上台，站着评点，一连说了42分钟。

朱镕基一开口，就称赞说:“我刚才看了一出好戏，得到了极大的艺术享受。”

随后，朱镕基的点评直指剧本的主题。他明确说，整部戏的主题要调整——“这个戏，主题思想不必一定要突出养育之恩、知遇之恩的矛盾，我们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思想，以人为本。这样改一下，不就把这个戏的思想性提高了一大步嘛！”

接着，他提醒演员们说，你们唱得都不错，但感情还没有完全倾泻出来。必须谨记一点:你们在戏里已经变成这个人物了，要唱出感情，放开一点！

朱镕基还要求大家注意舞台效果:音响太响，灯光不能太暗……

当时，作为主演的田磊就站在朱镕基旁边，清楚地看到他的额头、后背渗满汗水。满场700多位观众情不自禁地不时鼓掌叫好，所有人都被他热情而专业的现场点评深深打动。

当天即兴评点之后，朱镕基晚上回去又把思路整理了一番，第二天就召集《北风紧》的主创人员开会，专门讨论如何提升主题思想。

此后，《北风紧》展开新的调整和编排，朱镕基也不时给予指导和评点。

刘作玉回忆说:“《北风紧》这出戏，朱镕基盯了两年，倾注了很多心血，亲自帮我们调整唱腔、修改唱词、讨论布景，连小细节他都不放过。”

2008年，《北风紧》要参加中国京剧艺术节了，朱镕基就与在京出差的刘作玉再次详细商讨，讨论排练中的一些细节。当听说《北风紧》要更换布景时，他详细了解了成本与效果，叮嘱不要追求大制作，要遵循京剧艺术的规律，着力在表演和唱腔、人物情感的挖掘上下工夫。

随后，朱镕基又细看了一遍《北风紧》剧本，并给刘作玉写了一封亲笔信，针对剧中的两句唱词，提出修改意见。一处是，原文的“金国对我有知遇之恩，我自然也要知恩图报”，改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此乃臣子之义”。另一处是，原文的“北魂南归兮，亦两难”，改为“北雁南归兮痛断肠”。

这个“北雁”，后来成为二道幕上的大背景，贯穿全剧，许多观众称之为最具冲击力的戏剧背景之一。

修改后的《北风紧》得到了艺术界的肯定。梅兰芳的关门弟子胡芝风看过《北风紧》后称赞说:“主人公施宜生为了宋、金两国百姓的安宁，用生命换来了两国之和，人物的悲剧命运、百感交集的人生况味，回味无尽。”

京剧艺术评论家在专业杂志上评价道，新编历史剧要想留得住、唱得响、传得开，关键在于出人、出戏。《北风紧》立意高、演技棒，既出剧目，又出人，是京剧新编戏成功的典范。

“这批苗子很好，请你们好好指点，这是功在福建，泽被两岸。”

退休后的朱镕基，与一些京剧表演艺术家来往较为密切，包括有“南尤北燕”之称的京胡名家尤继舜、燕守平，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之女、名旦马小曼，以及上海京剧院著名的梅派青衣夏慧华。如今，他的这些京剧界名家朋友，全都成了福建京剧院的老师。

这段名家与年轻演员间结下的师生缘，牵线人正是朱镕基。

在福州时，朱镕基不时嘱咐年轻演员们:“你们要多练、多看、多观摩，要去拜名师。”但福建是京剧的“偏远地区”，拜名师不易。朱镕基就盘算着给他们找老师。

京剧是一门有着规范体系的艺术，讲究口传心授。每个门派都有珍贵的家底，代代相传，没有名师指点，自己是不容易悟到的。

朱镕基培养人才心切，马上就亲自帮助京剧院联系老师，很快，燕守平、马小曼、尤继舜、夏慧华都请来了。朱镕基交代这些老师说:“福建京剧院这批苗子很好，请你们好好指点，这是功在福建，泽被两岸。”

随后，在省委书记卢展工的提议下，2006年4月，省政府专门聘请他们担任顾问，负责指导福建京剧院。2007年，著名的月琴演奏家尚长贵和化妆师佟凤翔，也被聘请为省政府顾问，成为福建京剧院的老师。

2007年6月30日，在福州西湖大酒店，福建京剧院为年轻演员们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马照琛、孙进拜师尤继舜，马金龙拜师燕守平，田文彬拜师尚长贵。张召君拜师京剧名旦赵葆秀。

一个规模不大的京剧院，一下子请来了这么多名家，消息传开，省外的同行都十分羡慕。

拉京胡的马照琛告诉记者，自己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就认识尤继舜老师，因为尤老师的女儿是她的同班同学。当时，同学们都羡慕她有个名家爸爸，可她却很委屈:父亲根本就没空教。“可以想象尤老师有多忙，都是总理牵的线，我才如愿以偿。”

这些老师不但亲自教，而且帮助牵线，让更多的年轻演员有机会去外地向名师学习。

在名家的强化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年轻演员都逐渐成长为骨干，获得出演主要角色的机会。他们说，小年轻有这么多机会，这在一些老牌剧院是不可想象的。

老演员也找回了青春。39岁的青衣演员孙劲梅是《北风紧》的女主角，她说，1987年她从省艺校毕业前，学校曾安排她到北京，向国家京剧院的著名青衣张曼玲老师学习青衣。但后来，她被分配到京剧院工作，由于院里经费紧张，她一直没有机会继续学习。如今，省里每年都拨出专项培养经费，在时隔19年后，她终于又能面对面向张曼玲学戏了。

朱镕基关心京剧事业点滴（上）

2009年11月19日 20:08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1月19日电 京剧，是朱镕基退休后的最大爱好之一，今年81岁的朱镕基，京剧戏龄已经超过70年。今日出版的《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长篇通讯，回顾朱镕基关心福建京剧事业和传统文化的点点滴滴。文章引述朱镕基的话说，文化事业，是一个影响民族千秋万代的大事，他愿意当京剧的“吹鼓手”。

全文如下：

风入荷花苒苒香

——朱镕基关心福建京剧事业和传统文化纪实

编者按: 国家重点京剧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暨福建京剧院建院六十周年系列活动明天在福州拉开帷幕，包括国家京剧院在内的京津沪吉四地6家国家重点京剧院团将为福建人民献上10余台精彩京剧剧节目，这是福建文化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次盛会。

福建省在推动海峡西岸文化艺术大繁荣大发展中，历来十分注重保护和弘扬京剧国粹及其他传统戏曲艺术。福建京剧院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从上世纪80年代初享誉京城的《真假美猴王》到刚刚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一等奖的《北风紧》，60年来，福建京剧院在经过发展、沉默、再繁荣的曲折路程后，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变化。这其中，有一位可敬的长者，他的谆谆教导、殷殷期盼、亲切关怀，为福建京剧艺术再次迎来春天倾注了汗水和心血，给予福建京剧院的同志们以莫大的温暖和力量。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今天，在福建京剧院建院六十周年之际，本报特发表《风入荷花苒苒香》一文，让我们将这种关怀化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海峡西岸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引子

“咚咚咚咚——”，鼓声急促，锣声激荡。施宜生一身素白，跪于台前:“奈何是养育恩、知遇恩，两难相顾，留下这千古遗憾永长存。”

金主在一旁喝令:“斩！”

转眼，施宜生的岳父——金国大将军死里逃生，向金主禀报宋金议和。金主急呼:“召回来！”然而迟了，“锵”的一声，施宜生人头落地。幕后咏叹:“召不回来了……”

灯光渐暗，京胡低鸣。幕后长吟:“雪为棺兮洁身葬，北雁南归兮痛断肠。”

台下寂静，等到演员谢幕，全场方才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许多观众一边叫好，一边拭泪。

这是《北风紧》的最后一幕。如此盛况，福建京剧院的演员们已经久违了。在沉寂20年之后，剧院迎来新的生机。

一次次的谢幕，让台上台下的演职人员热泪盈眶、心潮澎湃；一次次响起的掌声，让京剧院这帮年轻演员们充分感受到了京剧艺术的魅力和希望。激动之余，他们没有忘记，这掌声，应该献给一位可敬的长者；他们也不会忘记，2007年4月28日在福州的那个夜晚，一位年近八旬的长者在看完两个小时复排初演的《北风紧》后，对着座无虚席的剧场，一气呵成、汗流浃背点评了42分钟；他们更不会忘记，这位长者几年来对他们的谆谆教导、真诚帮助和殷切期待，“你们素质很好，但要刻苦，一步一个台阶，磨炼自己的艺术，我对你们是寄予厚望的！”

这位长者，就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京剧知音朱镕基。

一 结缘

“我之所以愿意当福建京剧的‘吹鼓手’，一方面是亲身体会到福建省高度重视文艺建设，保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急于想提高福建京剧院年轻演员的水平。文化事业，是一个影响民族千秋万代的大事啊！”

“福建京剧院有这么多年轻演员，非常难得！”

京剧，是朱镕基退休后的最大爱好。而福建京剧院，是朱镕基近年来最关心的京剧院团之一。他与福建京剧院结缘，得从2006年春天说起。

阳春三月，朱镕基来到厦门，听说福建有个办了近60年的京剧院，而且大部分演员都是年轻人时，很感兴趣，想看看他们的水平。于是，福建京剧院副院长金于贤带上3名年轻演员，来到厦门，作一场小型演出。

金于贤回忆说，过去总是觉得朱镕基十分威严，但没想到他比想象中随和、亲切得多。演出结束后，朱镕基走过来细细问起京剧院的情况，连声说，想不到“偏远”的福建，还保留了这么个京剧院，很不容易，而且多数演员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更不容易。

3月23日，朱镕基从厦门来到福州，下榻鲤鱼洲宾馆。刚落脚，他就请福建京剧院的演员们过来。京剧院原先只派了几个主要演员，但朱镕基说，叫大家都来吧。于是，院长刘作玉一下子带去了30多位演员，几乎都是“80后”。

演员们都很紧张。朱镕基见到这么多年轻演员，兴致很高，朗声说:“都过来握握手，要争先恐后嘛！”朱镕基一边握手，一边问名字，很快就把大家记住了。

握过手，他马上请大家逐个唱一段，自己坐在台下，认真地听，一同坐着听的，还有几位京剧行家。

等演员们一个个唱完，朱镕基请来院长刘作玉，与同来的京剧行家一起，对每个演员一一做了点评:张美超的嗓子好，但还要努力学习！李海宁唱《凤还巢》，报的是梅派戏，但唱得没有梅派味道，我觉得她适合唱荀派……朱镕基的点评一丝不苟又入情入理，不知不觉，演员们由紧张变成了佩服，“没想到总理比传闻中还要内行！”

临别时，朱镕基还鼓励说，福建京剧院有这么多年轻演员，非常难得，天赋高、条件好，但还是缺少点功夫，身段硬了一点，表情板了一点，与乐队的配合差了一点。我这不是批评，而是真心指出不足，是希望你们提高。

回忆这段往事，院长刘作玉和演员们都十分激动，朱镕基对京剧的爱，对他们的关怀和期待，大家都有深切的感受。

京胡名家燕守平说，朱镕基对京剧的传承和发展十分关心，那天虽然说了很多不足，其实心里挺高兴，认为这是一些好苗子。现在，京剧最迫切的问题是继承，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得到传承。像福建京剧院这样，以年轻人为主的京剧院，全国很少，将来弘扬国粹，要靠他们。看到京剧事业后继有人，朱镕基很开心，也很看重。

“我切身体会到福建对文化的重视”，“福建是文化大省！”

这几年，朱镕基花了许多时间了解福建京剧及传统文化的发展状况。省文化厅的几位专家说，省里对京剧和传统文化真切的关心、实在的支持，令朱镕基特别赞赏。

2006年在福建期间，这位年近八旬的长者，不顾劳累，几乎把福建地方戏各个剧种都看了个遍，包括闽剧、莆仙戏、梨园戏、歌仔戏、南音、木偶戏等等。有个脚踏鼓的节目，他看完后还连说大开眼界。他说，福建的传统文化保护得非常好，这么多老剧种都保留下来，真难得。

上海京剧院著名梅派青衣夏慧华说，朱镕基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不仅对京剧情有独钟，而且对各种地方戏剧都十分喜欢。

政府要给传统戏剧以实在的支持，这是朱镕基一再提倡的。当他了解到福建京剧院排练挤在旧礼堂里，演大戏租不起剧场时，就立即找来省领导商议说，现在是市场经济，租一个剧场要好几万元，这个负担太沉重。要想办法给福建京剧院一个剧场，让年轻演员有更多锻炼和演出的机会。京剧国粹需要政府扶持，先扶持再慢慢让他们成长，开拓市场。

这个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因为福建京剧院院部和旧礼堂太挤，没法盖，市内一时也没有合适的空地，省里决定将20多年前建成、如今闲置的凤凰剧院改造利用，重新装修。2006年11月，位于西洪路的凤凰剧院按照戏剧演出的要求，开始翻新。

朱镕基也一直在关心此事的进展，他高兴地说，旧物利用，挺好！他还说，下次再到福州时，一定要到新剧场看一出京剧院的戏。

2007年3月，朱镕基再次来福州时，新凤凰剧院已经竣工。剧院不大，但紧凑温馨，上下两层，观众席位743个，灯光音响齐全，舞台台口宽14米，进深16米，属中型舞台，适宜戏剧演出。

4月28日，朱镕基兴致勃勃地来到福州新凤凰剧院，观看了福建京剧院的演出。

崭新的剧场，亮丽的舞台，振奋的演员，朱镕基看了开心地说，福建京剧院仅仅经过一年的时间，就“一步登天”，有了新剧场、添了新行头。福建的六个省级院团都拥有自己的排演场所，我非常高兴，这主要是得益于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今天演员演出的时候，精神焕发，我看到了福建京剧院的前途无限美好。

今年8月，朱镕基在京会见将于今年底赴福建展演的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天津京剧院、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吉林省京剧院等国家重点京剧院团的负责人时，饱含深情地说，我之所以愿意当福建京剧的“吹鼓手”，一方面是亲身体会到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省领导高度重视文艺建设，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另一方面也急于想提高福建京剧院年轻演员的水平。文化事业，是一个影响民族千秋万代的大事啊！

朱镕基感慨地说，福建经济实力不是十分雄厚，但是个文化大省，很不容易。我为他们总结了三条经验:一是历届领导重视文化，保护传统，保存福建文化特色。这点我有切身体会，光传统剧种我就可以数出几十种。没有领导重视、牢抓不放是做不到的。

二是非常注重文艺人才的培养。福建京剧院，演员是百分百发工资，没有一下子就推向市场。

三是注重院团基本建设。一团一个剧院，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三条经验，是可以推广的。

李瑞环改编京剧

2009年10月22日 10:53人民网

     纨袴子弟胡为登场唱到:“我爸爸胡搞。只因他老人家曾做过一任县官，官当的时间不长，钱捞的不少，算得上高效益！”“老子他捞钱不择手段，小子我花钱不讲章法；老子敢捞，儿子敢花。这叫什么？这叫生态平衡。”

这是李瑞环先后十易其稿、改编自梅派名剧《生死恨》的《韩玉娘》里的唱段，《韩玉娘》的改编被认为是“既继承原剧精华又脱胎换骨的一出新戏，为传统京剧的改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众所周知，卸任后的李瑞环醉心于京剧曲目的改编。

2009年4月6日至4月12日，“李瑞环改编剧目汇演”在天津中华剧院举行。《西厢记》、《韩玉娘》、《刘兰芝》、《金山寺·断桥·雷峰塔》(简称《金·断·雷》)、《楚宫恨》五出大戏第一次汇演，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方10家院团及海外京剧名家、演员参加演出，以豪华而强劲的阵容演绎李瑞环精心改编的五大传统剧目。

京剧传统剧目原本是极为丰富多彩的，有“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尽的‘三’(国)、列国”之称。1989年出版的《京剧剧目辞典》，多达5300余出。

然而近些年来，京剧舞台却一直苦于剧目单调贫乏，实际演出剧目不过数十出，总是一些熟戏演来演去，大量的传统剧目流失或濒临失传，甚至某些名剧和年代并不久远的新编戏也处于搁置、辍演状态。

京剧这种“广有家财”而又在剧目上捉襟见肘的困窘局面，究其原因，首先是“一剧之本”还有着不同程度的加工、锤炼余地，由于历史的局限，一些剧目节奏缓慢，剧情前后重复、拖沓，过于冗长，传统戏则普遍存在词句不通，为了合辙押韵而拼凑“水词”的问题。还有的人物行为、情节安排前后矛盾，不合情理等等，剧本的这些缺憾与精美的表演艺术越来越不相适应，难以被当代观众所接受，造成许多内容很好也不乏精彩表演和唱段的剧目“曲传而戏难传”。

于是及时而认真地挖掘、整理和改编，就成为帮这些尘封的优秀剧目打开时代通道的当务之急。

李瑞环多次呼吁，振兴京剧要从“一剧之本”的加工、改编入手，适应时代和观众的欣赏需求。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瑞环还在天津市长的位子上，就在繁忙政务之余修订、整理、改编剧本，此后20余年不断修改。这次汇演展示的是他投入精力最多、全剧整体修改量最大，也最具影响的改编剧目。

李瑞环改编的剧目大部分都是文戏，因为文戏更重文本和唱词，且故事大多是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也曾属于京剧历史上的名剧或曾在舞台热演的大师、流派代表剧目。

在改编中，他不是为改而改，而是坚持从剧目实际和时代、观众需要出发；不是随意变型，改得面目全非。针对具体剧目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对全局从主题思想到情节结构、人物塑造都通盘谋划，巧为剪裁，在文字上精雕细琢，芟除枝蔓，减少重复，增减并改，补缺润色，在精炼全剧的同时，使得主要人物形象和核心唱段得到了强化和丰富。

几乎所有的剧目都由原来的4个多小时精简为2个多小时，但又保留了经典唱段。一位老戏迷散戏后对记者说:原来也看过这个题材的戏，这次改编后，感觉结构很干净、明了，同时把大量时间留给精彩唱段，很是过瘾！

最早改编成熟的《西厢记》舍弃了大团圆结尾，在长亭送别处就戛然而止，暗含张生、崔莺莺的悲剧性结尾，马连良儿子马崇仁赞为“改得最精彩之处”。《西厢记》于1999年第二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获“示范演出奖”。

《金·断·雷》、《楚宫恨》先后在第三、四届京剧节获“优秀保留剧目创新奖”和“荣誉改编奖”，《韩玉娘》在2008年第五届京剧节荣获“特别荣誉改编奖”。

在这次“李瑞环改编剧目汇演”中，身为张君秋艺术基金会副会长的张派名家薛亚萍在《刘兰芝》一剧中成功饰演了刘兰芝这一角色。谈及此次汇演，她颇多感慨。“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跟着老师张君秋先生与老市长一起改戏的情景。”薛亚萍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戏曲学校的一批学生面临着分配问题，他们后来成立天津青年京剧团。1986年，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提出“喊一百句振兴京剧口号，不如踏踏实实抓一个团”。从当年6月起，他亲自选定剧目和老师，为天津青年京剧团传授，排演京剧经典剧目，史称“百日集训”。

此次集训，全国生、旦、净、丑各个行当的名师齐聚天津，李瑞环的老友张君秋被聘为集训总顾问。

薛亚萍作为一个观摩生，连同照顾老师张君秋，也参加了这次集训。

《刘兰芝》是最早被改编的剧目之一，薛亚萍清楚地记得“老市长”李瑞环和君秋先生在排练现场切磋唱词，为了丰满人物，适合现代人的视觉审美，删节了繁复的场次，专注地在三场戏上下功夫，使情节更加合情合理。

集训场所在天津宾馆，100天时间，排出了10出经典剧目，也带出了一支“菊坛劲旅”。如今，天津青年京剧团的演员阵容，服饰配备，相比北京京剧团都不差。这次集训创立了新时期京剧人才培养模式，被全国众院团引用和推广。

据说，李瑞环在1985年的一次出门调研途中，听着车里的京剧录音带，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过去老艺术家的演出很少留下影像，但却保存了不少录音。能不能组织他们的亲传弟子或后代中的优秀中青年演员，在熟悉这些演出的老艺术家具体指导帮助下进行配像，力求达到和近似当年的演出形象。这就是“京剧音配像”工程。

在和“音配像”艺人谈话时，他指出:“京剧是让你们改革，不是让你们改行”。

2007年，所有能找到的戏曲录音资料终于配完，一共有460出。在庆功宴上，李瑞环感慨地对在座的艺术家们说:“音配像是百年大计，你们的名字都在上面，100年后，人们都记得你们。100年后，谁会记得李瑞环啊？！”

今天，继承与发展仍然是京剧艺术的历史性课题。对传统剧目的进一步锤炼和提高，追求艺术上的进步，适应时代的需要走向精品化，既是继承又是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实现高水平传承中的创新，意义同样是重大而深远的。

当然，同样重要的还有方法问题。《李瑞环改编剧本集》的《后记》中指出:“京剧传统剧目可改的地方很多，但要按照京剧的规矩改，才能达到既继承京剧的优良传统，又不断创新发展，推陈出新的目的。”

(作者系天津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聪明睿智守之以诚，豪迈英勇守之以谨，功冠群伦守之以让，广蒙盛誉守之以谦。不与矜饰人争荣誉，不与盛气人争是非。权利，怨之府也；声名，谤之媒也。 何以止怨，曰：不争。何以止谤，曰：无辩。 当仁不让是谓有志，当忍不忍是谓无量。 经一番挫折长一番识见，容一分横逆增一分气度，学一分谦让讨一分便宜，加一分体贴知一分情理。一念疏忽是错起头，一念决裂是错到底。 绝大勋劳只怕一个矜字，最大过失可贵一个悔字。心不妄念，口不妄言，所以存诚；内不欺已，外不欺人，所以慎独；不负所学，不负生民，所以用世。困辱非忧，取困辱为忧；荣利非乐，忘荣利为乐。 繁华境遇一过，辄生凄凉；清淡生活历久，愈有意味。 持身如冰清玉洁，操行如白日青天，言论如敲金嘎石，襟怀如霁月光风。居间罕闻嘻笑怒骂，以正其范；座右遍书名谚格言，以励其志。其状如愚，适成其自卫之智；自舞其智，适见其自欺之愚。 克己如负重登山，志虽已立，而力恐不及； 放任如驶车走阪，力虽不加，而轮莫能止。防欲如挽逆流之舟，才歇手便下流；力善如缘无枝之树，才住脚便下坠。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是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见脚跟。

老且注：徐庭瑶（1892-1974），安徽无为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军衔至上将，有“中国装甲兵之父”美誉。尝自书“座右铭”400余言，白底、红格、墨书、楷体、纵轴、未有标点。书成于1942年左右，正值天命之年。遂石印若干，以馈亲友。先父与徐交厚，居所相邻，故获一轴，复以自画洪江天柱山罗汉岩山水并诗回赠。此为1942年秋湖南洪江寨头村事也。家慈曾以“徐铭”示余，并为讲解。惜余彼时尚幼，懵懂无知，全然不悟。近日偶自网上搜得此铭，唤醒旧忆，喜不自胜。细研此铭，确蕴深意，未经沧桑，难尽领悟。更感徐氏当年，身居高位，犹以诚、谨、谦、让为念，而况碌碌吾侪乎！特记。       2009-09-09

慈禧太后最为赏识的京剧艺人是杨月楼，杨死后，其子杨小楼入宫，扮相英伟，道白别致，韵味十足，举手投足中规中矩，铿然有度。慈禧因思念杨月楼而特别宠爱杨小楼。不叫他小楼，而叫他“小杨猴子”。因为，杨小楼也像其父一样擅长演猴戏。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一天，杨小楼在宫中为慈禧和光绪演《长坂坡》，看着台上赵子龙于千军万马中单骑救主的神威，想着国势日危，朝中无人的窘状，慈禧不禁忧从中来。她回过头看看皇帝，光绪也是一脸愁容。看着看着，慈禧掉泪了。

京剧名家不愧是京剧名家，即使是在应急的时候，扮演其他角色时也能应酬自如，尽善尽美，从而博得众人的赞叹和盛誉。谭鑫培就是这样的京剧大家。一次，慈禧突然心血来潮，宣谭进宫先演《盗魂铃》，饰猪八戒，接着反串《溪皇庄》，饰贾亮。这两出戏，谭从未演过，想让改改戏码，又觉得不妥，这是老佛爷点的戏，说不会也不行，那叫抗旨不遵。老佛爷真要发怒，可不是闹着玩的，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演，好在有一点时间，紧急之中，谭鑫培想到常演大狮子的王长林，问他《盗魂铃》中的八戒怎么个演法，两人相互交流起来，但刚说个大概，催戏的就来报告，说戏马上就要开演，急得谭鑫培马上扮装起来。

《盗魂铃》是《九狮岭》的一个片断，是以武旦为主的闹妖戏。说的是九狮岭上有９头狮子，兴妖作怪，残害生灵，闻知唐僧路过，准备利用“魂铃”来劫持唐僧吃其肉。这是一出以猪八戒为主角的闹戏，以丑角应工。这也难为了谭鑫培，丑角戏他还未演过，他也就没什么考虑的了。上台后，就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原板唱腔，只要合辙押韵，不管是什么戏里的就给唱上了。加上表情、身段、把子的配合，声情并茂，别具一格。

见到“狮子”后，谭鑫培又加上了一段“先瞧头，后瞧脚，再看模样好不好”的数来宝。后边的开打更是滑稽火爆，从３张桌子上翻下，令众人胆战心惊。由于谭有武丑、武生的底子，又唱老生，要唱能唱，要打能打，真是把这折戏给演绝了。

慈禧一边看，一边大笑不止，对各王妃命妇们说：“这反串真有意思，大花脸愣学小媳妇。扭扭捏捏真好笑，真好痛快，回头得多吃上两碗面呢！”并嘱咐太监李莲英，“一会儿赏这出戏的人，不论是谁，有一个算一个，每人十两银子，一匹宫绸。”又嘱咐道：“你把谭鑫培给我留住，我另有重赏。”待戏全部演完后，李莲英把谭鑫培叫到慈禧住处。

谭鑫培跪在阶下，听慈禧说道：“今天是真是难为你了，两出戏都不是你的本工，可是唱起来不觉得怎么不像。八戒是你独创的角，贾亮的口白、神气、武工，俱都佳妙。”谭鑫培谢过主恩。慈禧当下除赏赐金银、绸缎外，加赏两个古月轩鼻烟壶、红青宁绸袍料四件、四喜白玉搬指两个、炭胆文具一份。

这出《盗魂铃》中的别具一格的表演，慈禧不仅没有说谭鑫培是“邪门歪道”，反而给予赞赏。这样一来，这种演法便固定下来了，以后再唱都宗法谭鑫培，八戒以生行应工，而《九狮岭》只单唱《盗魂铃》一折了。就这样，一出以武旦为主的戏，变成了一折以老生为主的戏了。

庚子年（１９００）七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光绪逃往西安。越一年后，又回到北京。慈禧在国运日蹙之时，仍寄情娱乐，又宣艺人们进宫，不见谭鑫培，问之，谭之子谭小培答道：“家父染病，故不能前来。”一个月后，又不见前来，慈禧听不到谭鑫培的戏，又见不到他的人，颇为恼火，对李莲英说：“谭鑫培的病还没有痊愈吗？即使不能当差，也应该来请个安哪！”李莲英实在无奈，去叫谭鑫培。谭也无可奈何，立即叫儿子背着自己入宫见驾。慈禧见后，动了恻隐之心，乃安慰谭鑫培说：“朕不许你死，今后你尚须努力当差，让朕再享乐几年。”说完，即令左右取出几十粒新配制的极为贵重的丸药，交给谭鑫培，嘱咐道：“服后静养半月，百病皆除。”谭鑫培叩头谢恩而去。

谭鑫培病好后，为了报答慈禧的恩德，遂自告奋勇，愿以全本《四郎探母》孝敬。慈禧早就想听谭鑫培《探母》一折，今见其欲演全本，自然十分高兴。

《四郎探母》是慈禧最喜爱的京剧剧目，也是谭鑫培的得意之作，这次演出，谭鑫培饰演四郎，格外卖力。一段“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的西皮慢板令听者无不惊异，音韵独特，嗓音也较前哀绝顽艳，许多人担心他大病后复出恐难以唱到终场，没想到这次演唱是历史上效果最佳的一次。

慈禧高兴，立即传令赏银。

慈禧太后究竟看过多少戏，赏赐过多少京剧艺人，史无全录，难以说清。但在这些艺人中除早故的杨月楼外，谭鑫培最受恩宠，入宫承应，持续的时间也最长。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谭鑫培最疼爱的小女儿翠珍出嫁，嫁与自己的徒弟须生王又宸，慈禧特地赠送妆奁盒。这样的恩宠是艺人们从来没有领受过的。

慈禧直到去世前还在听谭鑫培唱戏，谭鑫培的戏几乎成了她片刻不离的精神享受。谭的柔性歌喉适应了她阴柔的欣赏口味。她对谭恩宠有加，授予他六品顶戴，允许人们称他为谭贝勒、谭状元、谭大王、谭教主。谭鑫培可以自由出入宫廷内苑，和王公大臣们称兄道弟。谭鑫培那低靡委婉、变化莫测的唱腔，不仅适合了慈禧的口味，也寄托了国人世纪末的情调，宣泄了国人郁结的惆怅和迷惘。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京剧初创及发展的时期，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慈禧太后如此喜欢京剧，研究和发展京剧，无疑为京剧的辉煌扩展提供了条件和温床。慈禧在京剧发展史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宫内演出有着优越的物质条件，演出排场浩大，同时也使京剧吸收了不少曲牌和锣鼓经，使京剧音乐伴奏更为丰富。其二，大批优秀艺人进宫演出，阵容扩大，名家的联手，使京剧的演出质量得到了提高，也使名家之间有了相互促进作用的机遇。这些成绩的取得，为此后京剧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可靠保证，促使京剧保持鲜活的艺术魅力，经久不衰。

摘自：《文史精华》 2006年第2期 作者：王晓飞

一天，杨小楼在宫中为慈禧和光绪演《长坂坡》，看着台上赵子龙于千军万马中单骑救主的神威，想着国势日危，朝中无人的窘状，慈禧不禁忧从中来。她回过头看看皇帝，光绪也是一脸愁容。看着看着，慈禧掉泪了。

中国的传统戏曲京剧形成于道光年间，最初是被封建统治者称之为俚俗文化而加以排斥的。随着京剧艺术的日臻完美，以及京剧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清朝统治者对京剧也逐渐发生了兴趣，从而使京剧进入了宫廷。京剧在宫廷的大兴，是在光绪年间的事，它于慈禧太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光绪时，慈禧当政，痴情娱乐。慈禧原为咸丰皇帝的妃子，在随侍咸丰的时候，即已酷爱京剧，一朝大权在握，京剧就成了慈禧在宫内的主要娱乐品。于是，京剧在清宫廷内部兴盛起来。光绪九年（１８８３），为庆祝慈禧皇太后的五旬寿辰，竟破例挑选了大批的京剧演员入宫承差，不仅演唱而且做教习，向宫内太监们传授京剧。慈禧不仅爱听爱看，有时还关起门来和太监们唱上一段作为消遣。据《菊部丛谭》载：“慈禧太后工书画，知音律，尝命老伶工及知音律者编《四面观音》等曲，太后于词句有所增损。”在同治至光绪九年之前，宫内还成立了一个新的戏曲组织，叫做“普天同庆”科班。这个组织不在升平署编制之内，而是归属慈禧直接管辖，是个专门挑选年幼太监专学京剧艺术的科班，人们习惯的叫它“本宫”。这个科班的演员全部由太监担任，如果某个太监有超群的技艺，就会得到慈禧的赏识，因而也就可以飞黄腾达。当时的小太监张兰德（小德张）就是由于在升平署唱戏，才艺双绝而得到慈禧赏识，提升了官职，最后熬到了总管太监的地位。

又有记载写道：慈禧对于京剧的最大贡献是对京剧剧本的翻改。例如清宫廷内大戏《昭代箫韶》，全剧共２４０出，是昆曲本戏，在慈禧的亲自主持下，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开始翻改成京剧（皮黄）剧本。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因义和团运动而中断，共翻改了１０５出，是清代宫廷内工程最为浩大的剧本改造翻制工作。有书《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记载道：

据所目睹慈禧太后当日翻制皮黄本《昭代箫韶》时之情况，分将“太医院”、“如意馆”中稍加知文理之人，全数宣至便殿。分别跪于殿中，由太后取昆曲原本逐出讲解指示，诸人分记词句。退后大家就所记忆，拼凑成文，加以渲染，再呈进定稿，交由“本家”排演，即此一百零五出之脚本也。故此一百零五出本，亦可称为总禧太后御制。

清季，从慈禧太后直到王公大臣几乎全部酷爱京剧，其行为有时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最出名的当属军机大臣那桐。军机大臣等于宰相的职位，国家大事先要在军机处商定之后，再奏请皇上和皇太后批准。所以人们在背后又称那桐为“那相”。这那相有一爱好，就是喜爱京剧，即使自己的地位这么高，平时的架子那么大，可是一遇到京剧演员，顿时便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如遇到他崇拜的演员，甚至不惜低声下气，谄媚讨好。有一次，庆亲王在家中为福晋祝寿，请京剧名角来家唱戏。名角谭鑫培在被邀之列。那时的谭鑫培已经是“内廷供奉”（专给皇室演戏）了，王公大臣无不以一睹他的风采为荣。老谭到了庆亲王家，主人出来迎候，随后便满脸呈笑地提出：“今天能不能请您给我唱个双出戏？”老谭听了，说：“行啊，但要哪个大臣给我磕个头啊？”庆亲王以为老谭在开玩笑，但看他那样子又不像在开玩笑。正在为难之际，忽从外面进来一人，到老谭面前，双膝跪地，虔诚地说：“请谭老板赏脸。”老谭顿感惊讶，抬眼一瞅，下面跪的不是别人，正是军机大臣那桐。这个那相，在谭鑫培演出时，还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朝台上作揖，以示自己的仰慕之情。

一天，杨小楼在宫中为慈禧和光绪演《长坂坡》，看着台上赵子龙于千军万马中单骑救主的神威，想着国势日危，朝中无人的窘状，慈禧不禁忧从中来。她回过头看看皇帝，光绪也是一脸愁容。看着看着，慈禧掉泪了。

由此可见，当时宫廷内苑对京剧的痴迷程度。作为京剧迷的慈禧太后精通音律，亲审剧本，其热情程度更是超乎寻常。老一辈京剧艺术家王瑶卿先生说：“西太后听戏很精，有时挑眼都挑得很服人。”慈禧对进宫的演员在艺术上要求非常高。有时甚至于近于苛刻，即要求演员必须依照“串贯”（宫内的戏目详细总讲，每出戏有每出戏的串贯，上面用各色笔记载着剧目名称，演出时间，人物扮相，唱词念白、板眼锣鼓、武打套数以及眼神表情、动作指法、四声韵律、尖团字音等等）一丝不差地表演。如唱三刻不准唱４０分钟，唱上声的不能唱平声，该念团字的绝对不许念成尖字等等。

显然，慈禧的对演员舞台表演上的这种要求——如要提起神、咬准词唱、不准穿薄底靴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她的戏曲审美观，从表演技术等方面来要求舞台表演的。从另一角度说，是为了适应宫内轻歌曼舞的需要，对演员在身段动作、唱念、穿戴、场面，甚至龙套等都提出了要求，因之使清宫廷内的京剧表演规矩更严，追求一种更为严谨的规范化。皇权的威严与颇有造诣的艺术追求，使京剧在唱念做打各方面磨炼得异常圆熟和精致。

晚清京剧名家杨小楼最大的机遇就是到清宫唱过戏，当过内廷供奉，并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慈禧看过杨小楼的戏，说道：“这猴儿真不赖！”“猴儿”就是指杨小楼。慈禧的喜爱虽并不等于广大戏迷的喜爱，但杨小楼的身价却因此提高了。有一次，杨小楼在宫里演《连环套》，戏中有句台词是“兵发热河”（今承德市）。这句词使得慈禧极为恼怒，因为咸丰皇帝死在热河，属于“犯忌”。可慈禧看杨小楼这出戏真是过瘾，所以才未被禁演，只把“兵发热河”改成了“兵发口外”而敷衍了过去。

慈禧对于诸多京剧名家能分出个优劣来。汪桂芬和谭鑫培同是奉供宫廷，二人如果演《战长沙》戏时，则汪饰关羽，谭饰黄忠，看过这出戏的慈禧评价二人演戏效果时说，“宫里有桂芬，就显得金福（谭在内廷时的名字）略逊一筹了。”但如果是谭鑫培出演主角戏时，则经常得到慈禧的称赞。

慈禧喜欢谭鑫培的技艺，连之也欣赏他的为人。谭鑫培是一个既没有坏心眼又不惹事的名角。维新思潮兴起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矛盾日益尖锐，有时还借看戏发泄情绪。这一年，光绪庆寿，在宫中演戏。慈禧太后故意点了《造白袍》（即《连营寨》），全堂行头包括桌围、椅被都是新做的，崭新一堂白。谭鑫培扮刘备出场，看到满台白色，心里直犯嘀咕：“庆寿怎么点这出戏呢？下面接《白帝城》，该有多丧气。”谭鑫培心想尽管光绪皇帝不喜欢自己，但谭却很佩服光绪，赞成光绪皇帝推行新政。这天谭鑫培连演关张遇害、刘备伐东吴、陆逊火烧连营、蜀军大败、刘备白帝托孤这一串故事，演至火烧连营翻“吊毛”时，他故意以额角触地，鲜血直流。他做出昏厥的样子，想用这种表演使正在看戏的慈禧震惊，产生联想，引发恻隐之心，宽容作为皇帝的光绪。

机警的慈禧早从谭鑫培的眼神和动作中领略到他的一片苦心与用意，但仍心硬如铁，佯装不解，始终不为所动。

慈禧只是夸谭鑫培演得好，散戏后赏银２００两，供他养伤，其他则只字不提。但慈禧在心里却十分欣赏谭鑫培的这种“优谏”的古风和智慧，为其一片忠心所感动，所以，对谭鑫培愈加宠爱，更加频繁地召谭进宫演戏。

清朝宫廷演戏，剧本、场次、扮相、服饰、把子、表演武打、套数都详细记载，不得任意增减擅自变通。若在某种指定的场合演出和遇有忌讳词句，可临时变通，这只是个别词句的更动，不得影响剧本全部。例如，有一次谭鑫培在宫中演《战太平》，因为是庆典演出，要讨吉利，故谭鑫培临时将唱词“大将难免阵头亡”一句改唱为“大将临阵也风光”，只这一句改唱便又得到了慈禧的重赏。而“十三旦”（侯俊山）在宫中演唱《玉堂春》，有“我好比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一句，却未加改动，仍按原词唱，因触怒慈禧属羊而被驱逐出宫，他还不知犯了什么过错而遭到如此的下场，后来得知慈禧恼怒的原因，不免哭笑不得。

若论演技精湛，慈禧也很欣赏名旦田际云和名丑刘赶三的表演艺术。田际云光绪十八年入宫演唱，扮相美如天仙，那时是名噪北京和上海的大名角，但在维新变法前后，却同情维新派人士。他听说太后与光绪皇帝有矛盾，光绪喜爱看书，便四处购买新书进呈。康有为和梁启超知道田际云的为人豪放，且又胆识过人，见多识广，便通过他传递消息。戊戌变法失败后，田际云因参与“谋反”，逃往上海。守旧派大臣非常恨他，慈禧视变法为死敌，在菜市口残酷杀害六君子，对田的宽恕，真是异常之举。

名丑刘赶三曾做过精忠庙首（戏曲界领导），名列于清“同光十三绝”之一。他一身是胆，铁骨钢肠，以敢言时政而蜚声梨园戏剧界。尽管如此，因其演技精湛，玩意儿超群出众，确也深得慈禧的喜欢。刘赶三被召为宫廷供奉后，一天，慈禧命他演《十八扯》，赶三饰皇帝，临入座，吊场词便念道：“你看我为假皇帝尚能够有座，他那真皇帝却天天侍立，何曾坐过？”赶三这样说是有所指的。原来慈禧太后与光绪结怨，待光绪极为苛刻。每次观剧，慈禧坐在后堂中，而光绪皇帝立于一侧，视同仆人一般。刘赶三在舞台上为光绪鸣不平。慈禧为了掩住众人之口，从此以后，每次看戏都给光绪一个座位，让皇帝坐下看戏了。有时人评价此事说，“刘赶三的吊场词编得好，巧妙地刺中慈禧，又使她欲怒无从，欲责无由。赶三真有古代优孟之风啊！”这样的在戏中插入谑语讥讽，实在是常人所做不到的。后来，因为刘赶三的话虽损，可艺技确实惊人，又极富感染力，光彩照人，每次都能把个慈禧逗得乐呵呵的。刘赶三还破例地得到了艺人想都不敢想的恩赐——他演《探亲家》，骑真驴上台，慈禧一高兴，恩准刘赶三可以骑驴进入紫禁城。这种礼遇是连一品大臣都得不到的殊荣。

慈禧与京剧（1）

民间艺人进宫当差唱戏，虽说从咸丰年间就有，但是形成风气，却是在慈禧执政的同治年以后。慈禧五十大寿，召民间艺人进宫演出。此后，民间戏班入宫当差形成定制，直到庚子之变。慈禧回銮之后，不再召整班，只选个别演员“内廷供奉”。

演员进宫当差，不仅是一种荣耀，也能给演员带来丰厚的赏赐。有一年谭鑫培进宫给慈禧太后唱戏贺寿，慈禧点了一出《战太平》。慈禧听戏有个习惯：一边听，一边看着剧本对词。谭鑫培的唱段里有句词应该是“大将难免阵上亡”。因为是慈禧太后的寿诞之日，“死”、“亡”之类的字眼不吉利，谭鑫培灵机一动，临时将原词改做“大将临阵也风光”。慈禧太后非常高兴，赏银五百两，并封之为“御戏子”。老伶工孙菊仙在宫中当差十六年之久，由于善于辞令，能插科打诨令慈禧开心，所以常受封赏。能得到“老佛爷”的封赏，标志着伶人艺术水平到达了一种高度，由此，在外面登台演戏和给大宅门唱堂会，出场费也就水涨船高了。以此为动力，京剧艺人对艺术的追求不断精益求精。所以说，慈禧对京剧的喜好，刺激了京剧的繁荣，就如同她喜欢在花园里“遛遛腿儿”，刺激了园林艺术的发展一样。

慈禧为了听戏，很是舍得花钱。这也为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慈禧不仅要求戏楼规模宏大，演员的行头道具也要特别讲究，必须华美富丽。慈禧六十寿辰的光绪二十年，为置办行头、道具，一次花掉52万两白银！

慈禧太后活了74年，执掌朝政47年。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一直在听戏，听得最多的是京剧《连营寨》。

《连营寨》原为河北梆子剧目，是一出武戏。讲的是《三国演义》里的一段故事：关羽被杀、张飞被刺之后，刘备为给兄弟报仇，率领七十万蜀军征讨东吴。东吴小将陆逊火烧连营，大败蜀军。这是一出“丧戏”：先是刘备哭灵，全体蜀军为关羽张飞穿孝，白盔白甲白旗号，接着是蜀军吃败仗，刘备逃回后一病不起，临死前向诸葛亮托孤交代后事。这出戏由谭鑫培改编为以老生为主的京剧，由“火烧联营”和“刘备托孤”组成。

为了好好地欣赏这出戏，慈禧太后特地命人到江南置办了全新的白色行头。光绪末年宫廷里唱戏用的桌围、椅披、台帐，蜀军将士所穿的箭衣、开氅、坎肩，还有一面“常胜将军赵”黑字方纛旗、八面斜囊旗、八面飞虎旗，都是白缎子勾金边绣的黑色图案，黑白分明、光彩夺目。这些戏衣和道具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

根据《清宫升平署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公元1908年7月16日)，《连营寨》在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首演。年逾花甲的谭鑫培扮演刘备，年届三旬的杨小楼扮演赵子龙。慈禧太后坐在大戏楼对面的颐乐殿看戏。看来两个主要演员唱的都很卖力，整个演出也很成功。慈禧一高兴，赏银二百六十四两。第三天，也就是六月二十日(7月18日)，谭、杨二人再演此戏，慈禧太后这一次赏银三百零四两。可见慈禧太后非常满意。

七天之后，也就是六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第三次点演《连营寨》。六月二十六日就是光绪皇帝37岁的生日。在皇帝生日的前一天大演军队穿孝、皇帝驾崩的丧戏，慈禧太后这是故意促光绪早死，还是在考虑着什么事情？

更令人惊异的是，此后八月初六、初八、十六及九月十七，慈禧连着看了四次《连营寨》，十月初一慈禧太后又看了一次《连营寨》。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看《连营寨》。十月初十是她的生日，从初七到十五，颐和园唱了九天大戏，但是演出的剧目中已经没有《连营寨》了。

十月二十一日(11月14日)，光绪皇帝死于瀛台。最新的考古发现：光绪皇帝的遗体里存在大量的砷，说明光绪皇帝死于砷中毒。在慈禧太后掌控一切的时代，能致光绪皇帝死于非命的，除了她还能是谁呢？

光绪皇帝一死，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光绪皇帝的侄子、三岁的溥仪扶上了皇位。一天以后，慈禧死于颐和园。

把前后几件事情联系起来看，这一切似乎是在慈禧的计划中进行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慈禧的计划一定是在观看《连营寨》时形成的——《连营寨》给了慈禧某种启示。

慈禧死后，她的侄女隆裕太后继承了“老佛爷”的宝座。宣统三年二月初一辰初二刻(早上7时35分)，京剧的锣鼓点儿又在清朝宫廷里响了起来。《平安如意》、《二进宫》、《回龙阁》、《长坂坡》……一连13出戏，一直唱到酉初三刻(18时55分)。这一天仅仅是开始。

张鸣：京剧如果没有慈禧 肯定难成第一国粹

2009年08月21日 11:58凤凰网读书

摘自：张鸣《大历史的边角料》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出版

老且按：网上读此文，感觉言辞精美，又可大长见闻。以故转载于此，又附《慈禧与京剧》三段，以飨尚未读到此文的网友们。

1901年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幅图景，作为占领者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天被一群中国商人请去听京戏。在咚咚呛呛的皮簧声中，老瓦如坐针毡，头痛欲裂，好容易挨了一个钟点，总算找了个借口“得脱苦海”。与此同时，被瓦德西赶到西安的西太后，却是个既要食有肉，又要居有竹（丝竹）的戏迷，一天没有戏看，就闷得难受。打和挨打的双方总算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了一回我们的国粹京剧。

对于西太后叶赫那拉氏，眼下的评价，总算是呈现了一点历史的复杂性，有点毁誉不一了。荧屏上的形象越来越正点，从相貌到行为一概如此，而网上却依然以骂为主，兼说别样。不过，在我看来，关于西太后的评价无论怎样毁誉不定，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京剧如果没有这个老太婆，肯定难以有今天第一国粹的地位。

西太后是京剧的知音，正是由于她坚定的支持，原来上不得台面的乱弹才得以成为压倒所有其他戏曲形式的京剧。对于戏剧，她喜欢花部的乱弹二簧戏，有意抬花抑雅，而且不满足于宫里太监的演出，打破常规，大量地将外间优秀的二簧伶人召进宫来大演其戏。那个时代出名的艺人，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孙菊仙、王瑶卿等人，都受到过她的赏识，不仅每有赏赐（甚至还给官爵），令太监伶人看得眼红，而且对这些“戏子”相当优容，在这些京剧名角面前，她的确称得上和蔼可亲的“老佛爷”，传说中的西太后如何如何地寡恩刻薄，其实大多是没影的事儿。即使是那些艺人解放后写成的回忆，也往往透着对老佛爷的喜爱。当然，在那个时候，京剧界对西太后也是投桃报李，结果是几乎所有剧目里的太后都是正面形象，最过分的是《法门寺》，不仅太后光彩照人，连太后身边的太监也顺便沾光成了好人。

西太后还是个懂戏的超级“票友”，晚清吃过洋面包的宫廷女官德龄告诉我们，西太后经常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戏剧故事，在看戏的时候，也不肯安静，不断地将各种演戏的逸事和规矩说给身边的人听。事实上，京剧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西太后的鼓励下完成的。在开始的时候，京剧演出比较粗糙，工唱的行当只管捧着肚子唱，工做的行当就只管翻跟头打把式，后来有通天教主称号的王瑶卿首先开始改革，将表演动作融进了演唱当中，“演得跟真事似的”，在社会上一片的反对声中，西太后说话了，“王大演得好”（王瑶卿行大）。谭鑫培的唱腔也与传统不合，但西太后却喜欢，给了他“叫天”的赞誉，从此以后，京剧进入了一个生旦同挑大梁的新阶段。

西太后懂戏，也入戏。此人虽然粗通文墨，掌权之后也找过几个老儒给她讲点经史，但真正的教育却是戏剧给的。晚清时节，京剧虽然已经进入宫廷，但毕竟是来自民间的乱弹，不唯用词鄙俚，思想内容也相当混乱。固然不乏忠孝仁义的鼓吹，但来自游民的江湖义气与恩怨分明的意识也相当明显。不仅如此，过去的京剧对帝王时常会有点不敬，总是批评他们听小老婆的话，忘恩负义，滥杀功臣，针对的大抵是朱元璋，屎盆子却都扣在比较久远的刘秀头上。对于清朝第一大戏迷西太后来说，戏的情节和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到她的思想和行为。虽然总的说来，西太后还算是个头脑清醒的统治者，为政大体上中规中矩，但却也时不时地发点“京剧脾气”。

一个官声很是不怎么样，又贪又蠢的小小知府吴棠，只因为在西太后扶父之柩归葬的落难之际，误送一笔馈赠给了她，待到昔日的待选秀女成了太后，吴棠就开始官运亨通，位极人臣，不管犯了多大的错，任谁也参不倒。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老太婆落荒而逃，一口气跑了几百里，连口水都喝不上，兵荒马乱之际，怀来县令吴永好歹总算准备了一锅稀粥，让老太婆喝得舒心，于是也成了一个参不倒的人物。接下来，来自广西的岑春煊，脾气坏得要命，逮谁得罪谁，只因为在西太后逃亡途中第一个带兵前来护驾，也因此而官运大好，甚至连朝廷分量最重的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联合参奏，都没能动得了他的乌纱。在有恩报恩的同时，西太后对待功臣也相当地富有人情味，所谓的中兴名臣，无论以后的作为如何，都会顶着一堆官爵头衔终老，临了的谥号还会给找个最美好的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自不必说，连沈葆祯、袁甲三之辈也同等待遇。中兴名臣中，遭际最差的是郭嵩焘，出使西方后再也没有被起用。但他的倒霉主要怪他第一个吃禁果，以翰林出身的身份跑到了洋鬼子的地方做事，以至于官场舆论说他去“事鬼”，意思是伺候鬼子。西太后待他的不好，也不过就是没有很快再用他而已。

查一查二十四史，善待功臣的皇帝当然也有过几个，但是对臣子报恩的帝王却几乎没有。从理论上讲，皇帝实际上没有什么恩人，所有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即使对他所谓有恩的功臣，以后如果犯了错或者不合皇帝的意，那么也一样是要受到惩罚的，否则就不足以维持朝廷的纲纪。只有民间的戏曲里，才会按农民的思路，编出一些抨击帝王负恩的故事。显然，西太后这些作为是上了京剧故事的当。

反过来，对于那些她认为负了她的人，西太后也绝不吝惜报复的手段。在西太后眼里，最大的负心人就是戊戌以后的光绪皇帝，对于这个她从小拉扯大的皇帝，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有说不尽的恩义。戊戌事变，西太后不仅将谭嗣同图谋借兵围颐和园的事算在光绪头上，而且更加恼怒他居然陷她于不得不完全交出权力的窘境，逼得她发动不得人心的政变，重新拿回权力。在西太后谋求废掉光绪，遭到地方督抚和洋人的反对无法实现之后，身为皇帝的光绪就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不仅衣食不周，而且不时地忍受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连宫里经常性的演戏活动，也成了西太后折磨光绪的最好方式。戊戌政变之后，宫里最爱演的戏是《天雷报》，这是一出养子得中状元之后，不认养父母，最后遭到雷劈的戏。这出戏此时在宫里演出的时候，西太后特意要求加到五个雷公和电母，狠狠地劈那不孝子，同时将不孝子换成小花脸，一副小丑模样。

面对这样一出明摆着是讥讽的戏，光绪必须得陪着西太后从头到尾地看，一边看，还要一边发表意见，痛骂自己。对光绪的怨恨，西太后至死未消。在1908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光绪的三十七岁生日前一天，西太后特意安排在皇帝的“万寿节”前夕，演出三国戏《连营寨》。这出戏演的是刘备为关羽和张飞报仇，兴师伐吴，最后失败的故事。戏里刘备是主角，有一段哭祭关羽和张飞的戏，满台白盔白甲白旗号，气氛极其压抑。其实，平时在宫廷演戏也是很讲究吉祥话的，而在皇帝生日的“前三后五”的庆贺期内，演这种哭灵戏，无疑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诅咒。此时的光绪已经病入膏肓，经这番刺激，几个月后便撒手归西，而连续拉了几个月稀的西太后，却终于熬过了比她年轻三十几岁的光绪，在光绪死后第二天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西太后对于珍妃的处置，也很具有京剧的味道。开始她讨厌珍妃，其实主要是因为担心皇帝受小老婆的蛊惑，所以屡屡裁抑珍妃。戊戌政变以后，旧恨又添了新仇，恨屋及乌，结果是珍妃进了冷宫，甚至在八国联军打来她要逃跑之际，也没忘了把珍妃从冷宫里提出来，塞进井里。在她的心里，也许珍妃就是那个戏里经常演的那种调唆皇帝干坏事的“西宫娘娘”。

恩怨分明也许作为一个人的性情来说，算不上什么大的缺点，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此行事未免就有意气用事之嫌。再加上作为贵妇人，西太后本身就有一些贪图享乐、贪财好货的积习，从孙殿英的盗掘看，她要算清朝帝后中陪葬最厚的一位。而且喜欢虚荣，讲究排场，宫里一日不热闹就难受，晚年还特喜欢摆出姿势让外国人给她拍照。几项加起来，使得这个以一般标准看起来还说得过去的掌权的老太太，作为政治家，评分难免要打些折扣，种种毛病导致她在权力上总是看不开。比如说，在甲午战争后，她明明知道清朝不变法，祖宗江山是保不住的，但是一旦变法危及她的权力，她还是不顾江山社稷的安危，在顽固派的拥戴下再次出山，毁灭了正在进行的改革。接下来，又在一连串向后转的动作中，与西方发生了剧烈冲突，当闻说西方要威胁她的权威，让她交出权力给光绪的时候，竟然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冒险利用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与所有西方国家开战，结果使国家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顺便说一句，西太后之所以能够最终相信义和团具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与她看了太多的神怪戏也不无关系，义和团的法术，也往往跟戏剧里的神怪人物纠扯不清，两下在意识的表层出现了某种契合。

自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以后，有关西太后的评价问题再次成为某些人们议论的热点。说实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历史的评价往往趋于苛刻，弄不好就落得“牝鸡司晨”之诮。如果抛去这种对于女人的偏见，我认为，作为晚清最后岁月的统治者，应该说西太后做得差强人意，至少比她的夫君死要面子甘做鸵鸟的咸丰要强，比她那个十五六岁还读不成句的纨绔儿子同治更是强到不可以道里计。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历史转折关头居于最高位的人物，她没能推动这个转折的完成，无论如何都算是大节有亏。

可惜的是，西太后所钟爱的京剧，并没有给过这方面的启示。

下附：【延伸阅读】慈禧与京剧

□ 老且

伍员（音yún），也称伍胥，伍子胥是对他的尊称，相当今天称呼“伍胥先生”。在中国，他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同其父伍奢、兄伍尚参加了楚国一次最高权力的争夺，结果失败，父、兄被杀，他本人逃亡，后来到了吴国。仅是他逃亡的那段故事，京剧就有《文昭关》和《武昭关》两出很著名的戏，老百姓大多都同情他。在湖北省云梦县还有不少人关心他逃亡的路径。据说，伍员逃亡，曾经过云梦县的某些地方，并留下广泛的民间传说，甚至“遗迹”。为此，引起了不少争辩。

伍员是春秋末期楚国人。关于他的出身背景，历史上记述得不多、不细。记述春秋时期比较可信的史籍留到今天的很少：大约只有《左传》、《国语》和《史记》；以后虽然也有史书记述这段历史，但那都是根据前三部史书进行复述；如果有“新的故事”，则必是后人的杜撰和臆造，自然是不足信的。不过，考古出土文献除外。

在细读上列史籍后，可以得到十分明确的结论：1、在《国语》中，不论《楚语》或《吴语》都找不到伍员及其父兄的影子。2、在《左传》中，虽然有伍员及其父兄的相应故事，其中也交代了伍员逃亡的出发地，而没有记述逃亡的路径。3、在《史记》中，有关伍员及其父兄相应故事的记述，载于《伍子胥列传》、《楚世家》及《吴太伯世家》里，其内容与《左传》所述大致相同，而对伍员逃亡的路径则交代得比较清楚。因此，要了解伍员逃亡的路径，他是不是经过了湖北省的云梦县，只要读一读《史记》就不难找到正确答案。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史记》提供的是唯一的“证言”。如果还有其它不同的说法，只能认为那是完全不可信的杜撰和传言。

与伍员逃亡路径无关的故事，虽然也可以研究，但本文无意涉及，因为那不是本文撰述的初衷和目的。本文不想写得太冗长。

伍奢在楚国郢都被执，伍尚也回到郢都陪其父赴死。此时，伍员仍留在城父（音fǔ），跟随在太子建身边。城父是被楚国吞并的陈国重镇，是当时楚国扩张所至的最靠东北部的战略前沿。楚平王在做公子时就曾在此经营，后又派太子建在伍氏父子辅佐下，在此镇守多年。平王命令城父“驻军司令”奋扬逮捕太子建等人，但奋扬抗命不遵，并提前催促太子建逃走。于是太子建在伍员的护卫下，从城父逃到了宋国。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段逃亡路径。原陈国，妫姓，传说为舜之后，都城在宛丘（今河南淮阳），其领域包括豫东及皖西的一部分。宛丘在今漯河之东，驻马店之北。城父更在宛丘之东，在今安徽亳县东南（皖西北）。宋国，子姓，商微子启之后，都城在商丘，领苏、皖、鲁、豫交接之地。可见，伍员带着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太子建，从今天安徽的西北逃到河南的东部，路程极短，非常便捷。因为是奋扬让其逃走，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危险。

到了宋国，伍员和太子建并不受欢迎。因为，宋国是个小国，它不愿趟那道浑水，去收留强国楚的要犯。加上，不久后宋国上层发生了小小内乱，而太子建又牵扯其中。所以在宋国是呆不下去了，于是伍员又陪太子建跑到郑。郑国本是发源于陕西华县的一个强国，姬姓。为图发展，迁都到新郑（今郑州之南），后来逐渐衰落，并且经常受强楚的攻伐。如今楚国关键的叛臣来此，所以大受优待。不久，太子建到了晋国，晋人哄着他回到郑国去做“内应”，以便晋国灭掉郑国。但是，机密败露，郑人愤怒地杀掉了还不谙世事的太子建。在此情况下，伍员只有再次逃亡。于是，他“从郑州到苏州”。他逃亡的最后一道关口，是位于今江西东北部吴、楚两国分界的“昭关”。过了昭关，进入吴国。

我们再来考察伍员的这段逃亡路径：从宋国到郑国，即从河南省的东部到中偏北部，那是“隔壁到隔壁”的事，方便得很。后来“从郑州到苏州”就麻烦得多，困难得多。其中最危险的是又要经过楚国地界。但毕竟事情过去很久了，楚国人也不知道伍员他们出逃后遭遇的那些个烂事儿。所以，不会警戒很严。伍员“从郑州到苏州”的具体逃亡路径，《史记》虽然没有交代，但最后伍员是过了江西北边的昭关到达吴国的。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下述判断：

伍员亡路：城父——宋——郑——吴。基本上是在今天的京广铁路以东，京九铁路以西的这个地域。他绝对不可能再跑到楚国腹地去“找死”。

根据这个判断，伍员逃亡，是否会经过湖北省的云梦县境内的任何地方，自然不再需要辩论了。

以上分析，完全是根据可信的历史记述，应该是有说服力的。虽然如此，那么民间的各种传说还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呢？还是有的。因为，民间传说虽然常常夸大其词、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的情感寄托和价值取向。只要历史上确有伍员其人，他的父兄确实被杀，他也确实因此被迫逃亡，这就足够了。故事怎样在民间演绎，都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允许的。司马迁写伍员就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后人也应理解他。如果事事都那样较真儿，都必须符合历史真实，那就会把民间传说和文学艺术逼到死胡同里去！

          （写于2008.05.16.）

老且

日寇侵华期间所设“汉口神社”旧址演变的大致情况，前文已经作了明白的交代。还有一事，需要澄清：即这个“神社”从未被摧（炸）毁过。

有些“专家”，并未作认真调查，即主观地臆断：a、“汉口神社”“在战火中被毁”；b、“抗日战争初期，它被中国军民捣毁了”；c、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对“神社”“进行了爆破”，或说“炸毁”；d、这个“‘神社’的最后消亡”，“应该是抗日战争胜利后”；e、因此，“很多百姓都不知道‘神社’曾经存在过”。如此等等。然而，这些论断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是：日本人所建之“汉口神社”，从未被暴力摧毁过，它的遗址，一直完好地保存到1966年以后。只是后来有城市建设项目，它才人为地消失。而它的消失经过，现在应该还可以找到当事人说明——如果必要的话。

从已知的历史文件和照片资料看，可以推知：“汉口神社”的“中心祭屋”，即其一个不大的主体建筑，曾在1938年8月左右被拆除过，但只过了两个月，武汉沦陷，日寇卷土重来，不久又重建了那个祭屋；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神社”的中心祭屋再次、也是最终被拆除，而据老人说，那祭屋里的“日本菩萨”是被“移走”的，并未使用暴力。不过上述两个关键时期，“神社”院子里其它所有辅助建筑，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

怎样支持这样的结论呢？一是历史照片佐证，二是本人亲身经历。

一、首先说历史照片。人们已经熟悉了三个日本军人向“神社”鞠躬的旧照。既然日本军人能够出现在“汉口神社”，说明那时武汉已经沦陷，否则不可能出现日军。但日军鞠躬的方向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神位”，证明那时还没有立“神位”，加之那时“神社”院子周围尚未建围墙，这又证明那时武汉沦陷时间还不长。然而，“神社”的台阶及护栏都很完整，证明此前这里存在过“神社”。综合这三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原来曾有“神社”成型建筑；2、“神社”的中心祭屋确曾拆除过，但其辅助建筑物完好无损。还有几帧旧照，应是日寇在武汉的统治已经稳定，因而“汉口神社”气势很盛。在大门扯起两白幡的照片和突出中心祭屋的照片表现了这一点。它们标明：1、“汉口神社”位处两条马路交叉处；2、至少可以看到东边和南边的矮墙修得很精致；3、中心祭屋占地不大，但显得很“神秘”；4、其它辅助建筑都较完整。说明这是日寇稳固占领武汉的时期。

二、其次说亲身经历。本人于1947-1958年在“汉口神社”旧址院内居家，正处于少年和青年时期，记忆力旺盛，观察力敏锐。在这个旧址上，除了“神社”的中心祭屋我未见过外，其它所有辅助建筑物我都见证了。而且在我经历的整个时期里，它们都是完好无损的。主要包括：两层祭拜台；上层拜台周围的精美石质围栏；下层拜台两边的小石塔；院内种植的法国梧桐树；就是中心祭屋的屋基也都完好保存着，没有丝毫受过强力破坏的痕迹。这说明：1、抗战胜利后，日寇撤退或日本人遣返回国时，“汉口神社”内的中心祭屋已被拆除，但不是“炸毁”，祭屋里的“菩萨”已被迁走。2、在日寇投降后，“神社”的其它辅助性建筑仍完整保存下来，并由中国政府接管。

为什么“汉口神社”没有遭到战火的毁坏呢？我想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哪些是必然的，哪些是偶然的，并不容易说得清楚。试述如下：

1、“汉口神社”始建于1935年。抗战初期，虽然日寇对汉口进行了疯狂轰炸，但它们不会炸“日租界”和它们的“神社”。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2、1938年8 月，中国政府收回了汉口“日租界”，拆毁了“汉口神社”主体的中心祭屋，剩下的石制辅助建筑可能来不及拆，可能没必要拆。10月，武汉沦陷，“神社”不仅得以保全，而且更得到全面修复。

3、抗战末期，日寇败局已定。当时美国飞机曾对武汉进行猛烈轰炸。“汉口神社”附近许多建筑都被炸毁。我亲眼所见的是：市二男中教室、礼堂被炸，直到解放初期仍未修复；“汉口神社”对面，即长春街街东的楼房被炸毁，剩下的残垣破屋，后来仍有我认识的人家居住。这些被炸的楼房，解放后归长江水利委员会所有，五十后代初期才陆续修复。（现在的“江岸区永清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当年的建筑）但是，长春街街西，即“汉口神社”这一边的建筑，并没有遭到轰炸的破坏。正对着“神社”大门不足10米的长春街西侧、卢沟桥路南沿的一幢楼房，至今还保留在那里，只是大概改为民居后，因管理不善，现在的外表已经显得“衣衫褴缕”、不忍一睹了！美机不炸“汉口神社”，是偶然还是必然？这就是个谜。

4、日寇投降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即汉口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日侨管理处”，处理日侨遣返等事宜，可能也包括“汉口神社”中心祭屋拆迁的事。此事我既未耳闻，更未目睹。只是从结果上推知：这个拆迁过程，没有使用暴力。

在亲身经历中，还有若干情况值得回顾：

1、在国民政府的“和平区公所”时期（1945-1949），区公所在“神社”院内只做了三个微不足道的建筑：一是在中心祭屋屋基前约一米的高台上，建了使用总面积不过60平米的三间简易办公用房；二是在院内南边，建了使用面积亦不过60平米呈“非”字隔开的单身职员宿舍；三是在院子西南角，建了一个极简陋的“伙房”。好像这些就是区公所的全部家当。我对这个不足挂齿的小“伙房”的记忆，还是因为一个难忘的传奇故事：大约在1948年底，区长大老婆的侄儿（姓潘）被安排到“伙房”来帮工，这人30岁左右年纪，黄陂人，憨厚和善，没事就来我家聊天，他称家母为“婶婶”。武汉解放前不久，他突然“失踪”。过了几天，他随一队解放军入城，骑着马。后来听说他是解放军的团长。

1948年春，由潘永征负责，在院内修了一条从大门到台阶的小路，用红砖面地，宽约3 米，旁边栽上小叶女贞绿篱。这是区公所唯一的美化工程。而整个院子，只在靠西北角有一个有篷而无遮拦的茅厕，其下埋着两个粪缸。

2、在解放军接管时期（1949-1966），更有让人不解的情况。院子虽然由解放军接管，但院内从来没有住过一个军人。解放军除在院子下面平地活动外，从来不到台子上去活动，就是原来的区公所办公室也一直闲置不用。以后，解放军用竹篱与院内居民隔开，但仍留有一个小门，供居民出入活动。又在大门口安了两扇木质大门，但既不上锁，也无人守卫，完全是个虚设。这是解放军的什么单位，没有人去打听。他们分散住在周围楼房里（应该都是“敌产”），他们的起居作息，都由军号指挥，平时在路上则很少见到军人的身影。这一时期，院内西南方修了一个简单的“礼堂”，里面并没有置桌椅，利用率好像并不高。自那以后，解放军的活动就基本上在室内进行，因此更是远离了原“神社”的那些辅助建筑。解放军行动何以如此，是否有什么特别规定？不得而知。因为院子里面常年没有任何引诱人们贪欲的东西，所以院子里一直很安全，很平静，那些原“神社”的建筑也没有人去侵扰和破坏它。

1958年以后，我家搬离了那个院子。到“文革”以后，偶尔听说那个院子上要修建一栋大楼；又过了许多年，我在那里看到了湖北省农机公司大楼，与当地众多老旧建筑相比，农机大楼算是当时唯一最牛的房子了；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农机大楼已经破败不堪，其周围仍然全无生气；直到今年春天，旧地一走，卢沟桥路拓宽了三倍还不止，农机大楼已经荡然无存了，汉口铁路中学、刘家麒路连痕迹都没有了，“汉口天地”建筑群取代了周围的一切。真正是“旧貌换新颜”了！至此，我才明确地意识到：抗日战争已经完完全全走进了历史。

本文只想讲清一件史实：“汉口神社”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之一，曾经长期严重刺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痛恨它，诅咒它。但是，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只要求日本侵略者把侵略的象征——“神社”的中心祭屋拆除，并不愿采取其它激烈行动。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是一个充分尊重和严格遵守国际法的国家。“神社炸毁说”只是无稽之谈！

汉口的日本神社

王汗吾

1935年，汉口日租界里建起了一座浸淫着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神社”，抗日战争初期它被中国军民捣毁了，武汉沦陷后日军又在刺刀下把它重新建立起来。这个“神社”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神道教被认为是日本的“国粹”。神道即“敬神”之道，它起源于日本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早期的神道教崇拜多种神，认为日本共有“天地神祗800万”。不仅平原山川、花草树木等万物都有“灵”，对应于人的每一种不同的愿望，也有一种不同的神。例如，掌管商贸之运的是福神，掌管农事的稻荷神。神和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杰出的人很容易被当做神来崇拜。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天皇权威，形成了“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还把它写入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神道教被定为国教，伊势神宫被强调为天皇家的祖庙。神道教从此成为政教合一的日本军国主义政体的精神支柱。日本战败之后，“政教合一”的制度被废除，神道教从国教降为一般的宗教。但现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供奉着明治维新以后一百多年在内战和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官兵名册，其中包括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仍然成为宣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场所，右翼分子在这里的丑恶表演一再刺痛着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

根据2003年出版的《汉口租界志》记载，汉口神社于1935年2月11日在大正街落成“镇座”，里面供奉天照大神（太阳神）和神武天皇、明治天皇。每年的4月3日和11月3日为例祭日（春祭和秋祭）。从现在找到的早期照片看，汉口神社坐落在一个十字路口，两面有围墙，总面积不超过1000平方米。（老且注：应该不止此数。原湖北省农机公司大楼地基面积，应与“神社”占地总面积相当。）进口处有一座小牌坊（“鸟居”），牌坊后面是不大的中心祭屋。另两面是其他房屋和树木。（老且注：其它房屋在院子外西、北两面；树木在院内。）

“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1937年8月8日凌晨，日本军舰和从黄石、沙市、宜昌、重庆等地到汉口集中的日侨，全部悄然撤出汉口日租界，开往长江下游，中国警察则接管了日租界。1938年7月，为了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汉口市政府决定正式收回日租界，改为汉口第四特别区，将原来以日本习惯命名的路名，分别改为五三街、一·二八街、七七街、八一三街、九一八街、郝梦龄路、卢沟桥路、姚子青路、台儿庄路、陈怀民路、刘家祺路、阎海文路以及一些东北地名等。有些路名是以中国人民反日斗争或惨案发生日命名，有些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初期牺牲的烈士，有些是为了怀念沦陷中的东北。

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夕，中国军队在撤退时炸毁了市内的重要设施，如飞机场、铁路、桥梁等，也对日本官方设施如驻汉口总领事馆、日本海军陆战队军营、神社等进行了爆破。日军占领武汉后，先是在日本驻汉总领事馆内临时设“神玺”，继续供奉和祭祀三方神灵。后来形势稳定些了，又在原址重新建立了汉口神社。这个神社的最后消亡，应该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

这个神社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研究者陈波指出，就在今卢沟桥路和长春街十字路口东北部（现在因拆迁是一片平地），今江岸区红十字会医院对角。（老且注：这个说法不确。因为该医院并不在卢沟桥路附近。请参看《“汉口神社”及其它》。）

陈波是武汉中国旅行社的日语翻译和导游，长期收集和研究有关武汉的日语资料。在日本游客中，经常有一些童年时曾经在汉口日租界居住过的人来寻访怀旧，陈波利用导游的机会，多次向他们实地核实日租界内有关的地名和建筑物。在陈波的一张日租界草图上，汉口神社的方位标注在原中街和大正街交会处。1938年，中街改名长春街，大正街改名卢沟桥路。

汉口神社的建立、炸毁、再建立和消亡，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过程。现在，侵略者被消灭了，神社也在中国的国土上不复存在了，但神道教常常被宣扬军国主义的人用作借尸还魂，这值得一切善良的人们始终保持警惕！

（长江日报/2005年/9月/12日/第012版）

老且注：此文证明吾言不虚；吾言亦证明此文无妄也！

       以上旧照片，见于“百度”网文《侵华摄影画册作证 日军曾在汉口设"神社"》（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4日13:19 汉网）。其说：（记者黄征 实习生沈岳、刘园 通讯员刘征）侵华日军曾在汉口设“神社”，这一历史事实在省档案馆日前公布的一本侵华摄影画册中得到证实。这本未标明出版社、出版日期和摄影者的画册名为《中支最新写真贴》，是省档案馆在整理馆内待清理资料时发现的。在这些照片中，一幅日军在汉口参拜“神社”的照片（上图）格外打眼，照片上虽然无法看出具体地点，但可以清楚地看到3个日本军人弯腰参拜的背影以及图片说明（日文）上“汉口神社”等字样。
　　武汉大学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敖文蔚教授介绍，这张日军参拜“汉口神社”的照片是首次在国内出现，极其珍贵。武汉城市历史研究专家皮明庥也证实，汉口过去的确有一个日军设立的“汉口神社”，但在战火中被毁，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图片和文字资料，因此很多百姓都不知道“神社”曾经存在过。

又：“百度”另载一文《罕见侵华图册现身旧书店》。其说：新华社武汉（2004年）6月3日电（记者廖君 黎昌政） 两本再现日军侵华历史的珍贵图册1日在武汉市一家旧书店现身。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敖文蔚称，这两本图册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日军侵华的暴行，在湖北属首次发现，极有可能是全国惟一一份真实记录抗战历史的图册资料，有极高的文献史料研究价值。这两本图册一大一小，小画册《支那事变写真贴》出版于1938年5月，并附有“特派员决死摄影”“读卖新闻社”字样。大画册《画报跃进之日本——日支战线实写特辑号》出版于1937年11月……。

不知上引两则日寇侵华照片册所指是不是同一回事？

本人在《“汉口神社”及其它》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这个“神社”：和平区公所在 “汉口神社”旧址办公。办公室就是原“神社”的供奉灵堂。灵堂背西北，向东南，共三间平房，中间开门，砖石结构，每间房均为20平方米左右。旧“神社”是一个不大的院子，四周有矮墙，大门向东南，进大门正对面约40米处，筑有一个不高的平台，只有三步台阶。平台表面由鹅卵石铺成，约120平米左右，两边对称，各修一个小小的塔式建筑，基座不足8平米，塔高约4米，均呈四边正方形，上端有四角卷檐坡面盖，盖下有一空间，似可置灯一盏，“灯”下各有两个不认识的日文字，形状好像繁体中文的“献灯”（竖写）。从这个平台正面再往前走，要上八级台阶，便到了上文所说的“灵堂”。“灵堂”屋后，有一座20平米的长方形基座，空无一物。据老人说：其上原有一个日本菩萨，后移走了。在“灵堂”和菩萨基座周围，有一圈精致的，呈半圆形的护栏，高约1米。护栏和前述“灯塔”，都有麻石磨的外皮包裹。

对照这张旧照片，我可以认定：我所熟悉的那个日寇建的“汉口神社”旧址，正是照片上的那个地方。照片与我描述的情况完全相同的是：“不高的平台”和“有一圈精致的，呈半圆形的护栏，高约1米”；不相吻合的是：照片上没有显示出“灵堂”和一对“小小的塔式建筑”。但如果照片是早期照的，“灵堂”和“小塔”为以后建造，这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照片背景靠右边的楼房（三层，另有屋顶阳台），是我很熟悉的：日寇投降后，它由国民党的大官（据说是个什么师长）占有；解放以后，它是解放军的大官们住着（不知详情）。背景靠左边的楼房，我未见过，可能被炸毁，那个方位，正是我文中所说的“名四兴里的小巷子”。我所见到的“四兴里”正是一个残破不堪的贫民窟。至于“神社”的门楣，那是什么情况下都容易拆除的。

至此，人们近年“发现的”日本侵略者所设“汉口神社”所在位置事，可以得到完全的解释了。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解释本身，而是强调日寇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不容否认。随着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的50多个大小“神社”，都早已被历史的车轮碾碎碾平，“汉口神社”就被碾在愤怒的卢沟桥路下面，永远不能再见天日。但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国耻的！

                                                                         老 且

神社名： 漢口神社

地域： 旧中華民国

所在地： 中華民国日本租界109

祭神： 天照大神、明治天皇、神武天皇

創立年・鎮座年等： 1935(昭和10)年2月11日

社格： 神饌幣帛供進神饌幣帛供進指定神社神社

出典： 辻子実『侵略神社』新幹社、2003年

原資料種類： 写真(前)か

原資料付加文字情報： 漢口神社(神奥)

神社名： 漢口神社
地域： 旧中華民国
所在地： 中華民国日本租界109
祭神： 天照大神、明治天皇、神武天皇
創立年・鎮座年等： 1935(昭和10)年2月11日
社格： 神饌幣帛供進指定神社
出典： 建友会編『小林福太郎氏遺作集』洪洋社、1943年2月
原資料種類： 図面
原資料付加文字情報： 漢口神社(昭和9年)、正面姿図、配置図
原資料サイズ： 220×140

老且

偶然在网上“百度一下”，发现不少朋友讨论过“汉口神社”，其中还报导了某些专家的见解和意见，更有少量历史照片以为佐证。我几乎看完了网上所有相关资料，发现有用的东西不多，正确的内容更少，其中“专家”的自以为是，好事者的张冠李戴相当害人。作为今尚健在的亲历者，我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写下来，否则这段史实以后大概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日寇侵占武汉时期，确曾有过一个“汉口神社”。它的准确地理坐标约为：北纬30°36′34.40″东经    114°18′17.63″，即现已经拓宽了的汉口卢沟桥路上，在原卢沟桥路与长春街交叉处的西北一侧。这个“神社”旧址，在日寇投降后，是国民政府的汉口市政府和平区公所办公的地方，区长詹稻邨，副区长艾树民（解放初被镇压），总干事徐俊（绪文）。旧址东临长春街、南靠老卢沟桥路（当时仅有二车道宽）北侧、西沿一条名四兴里的小巷子、北接有钱人的私宅。其门牌号码是“卢沟桥路18号”。解放初期为解放军占有，五十年代初还在其西南部修建一个低标准的礼堂。而在长春街对面，则是“长江水利委员会”，林一山老人曾在此主持工作。文革初期，旧址上所有原有建筑物都拆除填平，而建起了湖北省农机公司大楼。最近，我旧地重游，发现卢沟桥路拓宽成了六车道，此处更增加了“汉口天地”新建筑群。我特意到“汉口天地”的一家川菜馆二楼临街的桌上用餐，临窗眺望，思绪万千——我所坐的位置，正是我学生时代住家的所在！

从1945年底到1949年初，汉口市和平区公所被安排在日寇侵华期间的“汉口神社”旧址办公。当时，区公所的办公条件很差。办公室就建在已被拆除的原“神社”的供奉灵堂屋基前约1m处，与“灵堂”朝向相同：背西北，向东南，共三间平房，中间开门，砖木结构，每间房均为20平方米左右。西边一间为区长及副区长办公处；东边一间为总干事及干事们办公处，每天都有人进出；中间为公用，实为过道，有时还堆杂物。（据统计：1949年初，武汉解放前夕，汉口市共设14个区公所，和平区公所最小，仅有6保63甲1351户7166人。而如武圣区公所则有23保461甲10354户50990人；三民区公所有32保599甲14298户81548人；张公区公所最大，有40保708甲18242户84162人。可见和平区之小。）旧“神社”是一个不大的院子，四周有矮墙，大门向东南，进大门正对面约40米处，筑有一个不高的平台，只有三步台阶。平台表面由鹅卵石铺成，约120平米左右，两边对称地各修一个小小的塔式建筑，基座不足8平米，塔高约4米，均呈四边正方形，上端有四角卷檐坡面盖，盖下有一空间，似可置灯一盏，“灯”下各有两个不认识的日文字，形状好像繁体中文的“献灯”（竖刻阴文）。此处平台，我再熟悉不过：年少时，白天玩耍，夏夜乘凉数星斗，还有“躲猫猫”，多在这里。从这个平台正面再往前走，要上八级台阶，便到了上文所说的“灵堂”。我所得见的“灵堂”只剩下一座20平米的长方形基座，空无一物了。据老人说：其上原有一个日本菩萨，后移走了。在“灵堂”周围，有一圈精致的，呈半圆形的护栏，高约1米。护栏和前述“灯塔”，都有麻石磨的外皮包裹。

“汉口神社”被日本人看成神圣的地方，所以中国人少有能进去的；日寇投降后，这里是区公所，周围是区公所职员的住房，虽然没有任何禁卫，但一般人也不会进去；解放后，它是军事单位，军人常在里面集合唱歌，除了小孩子，也不会有人特意光顾；以后这里做了省农机公司大楼，占用了所有地基，原址已经面目全非了，加以年代久远，老人们相继辞世，故而知之者稀矣！

在汉口和平区公所时期，区公所职员潘永征（浠水人）、潘治华（黄陂人）、尹××（忘了名字）同时分别在区公所地盘靠长春街一侧，并排造了平房三栋，每栋使用面积不超过40平米，一律均呈“田”字形，门牌号分别为：长春街93、95、95之一；后来区长的大老婆（黄陂人）、总干事徐俊（红安人，解放后在长春街小学任教，直至退休）接着各做了两层竹编糊泥巴房一栋，门牌号就续为95之二、之三，于是把区公所院子南侧封死了。我家即曾租住潘治华平房一间，故得与“汉口神社”、“和平区公所”历史“结缘”，可以把历史详情说得明白。

日本人的“汉口神社”修建在卢沟桥路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曾经是日本人在汉口的“租界”。“租界”是半殖民地社会大城市里奇特的历史现象。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汉口从江汉关到卢沟桥路，就连成串地有英、俄、法、日等国的“租界”。当时日租界的范围有多大，现在有各种说法，但都底气不足，语焉不详，或不知所云。因我曾在那个地方住过十多年，所以能说得准确一些。

旧时在汉口的日租界范围，占有两街九路。即东起胜利街，西到长春街，南自陈怀民路，北达刘家麒路（今已不存）。这一范围，比起英、法租界，附近老百姓比较穷苦，房屋建筑比较低矮。抗战爆发初期，在汉口的日本人大多躲藏起来。于是，在日租界里出现了两个重要的革命历史遗迹：一是八路军办事处，一是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军部的旧址，现在认得比较清楚，因为老房子还在，听说准备建纪念馆，这是好事。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已建成，我曾专门去参观过；最近又从那里路过，发现门庭冷落，甚是凄凉！不过，说那幢建筑是“纪念馆”则可，说成是“旧址”则非。因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日租界不可能有那样高大、雄伟的建筑，纵有，人家国民党也不会给你八路军使用呀。加之这个旧址并不在大连路上，而是在大连路与长春街的交叉处，门向着长春街开。那是一幢两层楼的砖木结构的普通房子，两层楼加在一起，总面积只有200平米左右。日寇投降后，这幢建筑分别为“汉口市图书馆”（二楼），馆长龚××（忘了名字），红安人，戴眼镜，胖子，画家，整个“图书馆”，除了馆长，便无第二人！楼下是和平区卫生所，所长余正侃，也是红安人，也是“光杆司令”，不过他带着老婆、孩子六、七口，烧火、做饭、洗衣，倒是生机盎然！我称龚、余都叫伯伯，得了小病就找余伯伯，还不用掏钱，那时就享受“公费医疗”！

日租界在1945年被美国飞机炸得很惨。现在有些人写文章，凭空想象：凡是轰炸，都是日寇所为。这是因为不懂历史。市二男中在中山大道上的郝梦麟路和大连路对过，属日租界边缘。那个学校就被炸得厉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市二男中读书（1957年以后才男女合校，我早已离开了）。当时三层楼的教室，只有底层的能够勉强使用，我们坐在底层上课，一眼可以看到蓝天，因为整幢楼房炸得只剩残垣了；学校的“礼堂”也炸得没有了顶棚，主要作学生饭堂用，有时也开大会。所以，汉口挨炸，抗战初期是日寇所为，抗战末期，则是美军投弹了。

汉口街道命名，有鲜明的江城特色，很有规律：凡与江水平行，则为街、为道。例如：沿江大道、中山大道、解放大道（解放前叫中正大道）、汉正街、花楼街、胜利街、洞庭街、鄱阳街等等。凡对江水垂直，则一律为路。例如：利济路、三民路、江汉路、上海路、南京路等等。

抗战胜利以后，汉口原日租界的街道命名，也遵循这个规律，只是更加上了抗日色彩。即同抗日战争相关的人名、地名紧密结合。例如：陈怀民路、山海关路、沈阳路、张自忠路、郝梦龄路、旅顺路、大连路、卢沟桥路、刘家麒路、长春街、胜利街。可见，同仇敌忾、团结御侮正是武汉人民和历届武汉政府的共识。大敌当前，炎黄子孙都懂得维护民族大义，懂得维护抗敌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而为抗日牺牲的英烈们，会受到武汉人民永远的怀念和尊敬。

附言：本文为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七十二周年而写。本文为保证完全的真实性，提到了几位先生的真实姓名，这些先生或已作古（但很希望徐俊兄还健在，老兄今年应有85岁了）。如果这些先生的后人读到本文，请给予谅解，谨致谢忱！

李达说“一大”

老 且

1957年“七一”前几天，不记得是谁的动议，我们请李达校长给大家说说1921年建党时的事儿。那时，“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刚被停止，大规模的“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战斗”正在酝酿之中，政治空气显得比较平静。

在“南一楼”一间小教室内，聚了20几个学生，大家用掌声欢迎李达校长。每人坐一把拐手椅，李校长也同大家一样坐在拐手椅内。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什么主持人，谈话就这样开始了。有人提出：“请李校长说说‘一大’的经过”。不苟言笑的李达校长，向大家淡淡一笑后，便平静地说起了“一大”的往事。他的谈话十分随意，没有片纸讲话稿。讲的内容很零乱、很散，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逻辑，加上他那浓重的湖南零陵乡音，许多话听得不很清楚。不过有一点让人印象深刻，即他的讲述，不像教科书那样，把“一大”召开说得那么隆重、正规、庄严。他把事件进展说得很平和，聚会者不分长幼尊卑，没有激烈争辩，更没有什么“权威”；话题很散，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谁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不是会议，只是聊天，所以，没有“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没有专门报告，也没有会议主席。李达校长说：在此次见面以后，慢慢就听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我们那次的聚会，就是“第一次党代会”。天较热，李校长连水都没有喝的（当年人们不知道有什么“矿泉水”、“瓶装水”）。不到一个小时，谈话结束了。学生们为校长鼓了掌，他平静地走出了教室。中间没有任何的客套。

事后，大家笑着议论说：老人家今天“犯自由主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样庄严的历史事件，被他“轻描淡写”地说成是“聊天”；他在会上推举为党的领导人，还要说：“听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同党史的记载，大不一样啊！不过这事，好像只是一个笑谈，过两天再也没有人议论了。

李达校长给学生们说党的“一大”故事，过去五十二年了。如今细想一下，老人家当年所谈的是“犯自由主义”呢，还是给学生讲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呢？他所讲的情况有没有一点参考价值呢？

党的“一大”，尽人皆知，其中情景，甚至制作成电视剧，更是家喻户晓。不过长期以来，总有几个疑点，会使人作许多联想：一是“一大代表”究竟有哪几个人，“国际代表”是一个还是两个，他们是不是实际上指导了会议进程？二是党的成立大会，陈独秀没有出席，只派了自己的一个代表参加，原因真是他那时呆在广州会有更重要的工作吗？据说他给“一大”作了“书面指示”，但细读之后，只觉得行文粗糙，语焉不详，未知所云！三是“一大”“通过”的重要文件，都只见于共产国际的档案，不是俄文的就是英文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相关档案，或有，也是事件过去半年后写成的，这是何故？四是“一大代表”就是那么十几位，此外再无当事人，也没有“秘书”、“警卫”、“服务员”。“一大”的过程，史书上那样详尽的记述，而且有许多离奇情节，撼人心魄。这样的记述，出自何人之手？有一个文件，是事后的追述，据认为是“张同志”写的，就算此说成立，那么，还有许多戏剧性情节，难道也是某位“代表同志”写的、说的么？如果不是当事人写的，可信度能有几何？（例如：“一大”闭幕，代表们在“红船”上低声而激情地齐唱《国际歌》的情景，难道是可信的吗？那时《国际歌》尚未译成中文，有几位代表能用英或法或德文唱此歌呢？）

到了1957年夏天，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在世的仅剩五位：毛主席、董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请教“一大”故事当然不可能；刘仁静在北京默默地做他的图书管理员，早就被社会遗忘；“张同志”应该最能说话，但他“避祸香港”，少有访者。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李达校长。他虽年届67岁，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的讲话，虽然趣味性稍逊，但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岂不闻：“巧言令色鲜矣仁”乎？况且，“一大”在上海召开，“东道主”恰恰是李达和李汉俊二人，其他人，包括那位“张同志”，都是“客人”。会后，李达更成为党的“中央局”的负责人之一。可见李达在党的“一大”上地位的重要。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为什么会说出：“慢慢就听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的话呢？是“犯自由主义”吗？是“老胡涂”了吗？应该都不是，而应是如实地道出了历史真相。

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首先，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她那时不拥有任何社会资源，仅仅是几十个有理想的热血青年的集合。所以，党的成立大会不可能有任何“排场”，其形式也不可能成熟、正规、轰动，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预见中国共产党日后所走的光辉历程，所以，不能用今天在全国执政六十年的强大的政党来描述八十八年前那样一个弱小的政治生命体。其次，各省所派代表到上海聚会，是不是一定能成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谁心里都没有底，共产国际也没有底，作为东道主的李达当然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聚是聚了，议是议了，能不能算做党的成立大会，只能看进展，看结果了。而结果表明：聚会是成功的。因此，李达才会说：“慢慢就听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再次，上海聚会结果不可预知，大概是成败参半，两种可能都有的，所以，作为党的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没有下决心参加这次会议，李大钊可能因同样的原因，也未与会。

如果这样的分析有一点道理，则李达所说的话就不应视为“犯自由主义”，而如今为人们所熟悉的“一大”一些人与事，李达根本未予说及，也是不难理解的。

李达校长德高望重，但他在任内颇有些特立独行：除重大涉外活动及受邀陪毕业学生照集体相外，他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没有作什么报告；当年，全校只有李达校长一人有一部专用黑色小桥车出入，所以，他很少“联系群众”；在“大鸣大放”中，他既不鸣，也不放，在“反右派”斗争中，他既不反，也不斗。所以，政治上，谁也不高看他；学术上，谁也不敢小瞧他。

李达校长是一个“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学者。他写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毛主席称赞不已，谁敢再说个“不”字？但官场上的话，他硬是一句也不会说。1957年春末，常香玉来我校在“宋卿体育馆”演出豫剧《游龟山》。演出前，李达校长致欢迎词。他说：“常香玉同志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欢迎她来我校演出……”。然后戴上老花眼镜，在中山装上上下下的口袋里搜寻讲稿，大约找了一分钟，没有找到。接下去的话，他就不会讲了。不得已，他只好尴尬地说：“好，现在大家看演出。”下面一阵理解的哄笑！

不过，在另一种场合，李达校长便能尽展风采。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纪念活动在武汉举行，在武汉市政府礼堂（解放前叫“维多利亚电影院”）隆重开幕。开幕式由李达校长主持。参加学术活动的史学界前辈吴玉章、翦伯赞、吕振羽、吴晗、何干之、白寿彝等齐集一堂。李达登上讲台，宣布会议开幕并致辞。他穿着整齐的中山装，一双放亮的黑皮鞋，矮小的个子，光光的脑门，腰板挺得笔直，格外显得精神。他的开幕词一板一眼，铿锵有力。我们在台下听着都感到鼓舞。当时就想：老校长不是不会讲话，是他不会讲他不喜欢讲的话。

我毕业留校后，分配给我的教学任务很重，因为此前我从未接触过这个领域的内容，感到十分陌生。我虽然作了努力，想了许多办法，仍然感到压力太大，情绪很不隐定。李达校长了解情况后，让人带话给我说：“做学问要稳，要实。不要着急，要慢慢来。在1964年前，能开出近代部分的课就是成功。以后再慢慢开出通史来。”这个勉励，给我很大的鼓舞。思想压力骤然减轻了许多。更感到：老校长讲话实在，没有丝毫虚妄，这是对于后学的真正关怀。

为了纪念李达校长五十二年前未被后生们充分理解的一次谈话，特写此文，希望后人能够充分理解先人。这是一位讲真话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