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生态（17）

老且

17、外部生态：戏迷和票友

二百年来，京剧发展的基本内生动力是京剧演员、职员及相关的剧作家创造性的辛勤劳动，而其发展的重要外生动力便是戏迷和票友的支持、帮助和补充新鲜活力。如果没有这类外生力，京剧便不可能得到今天这样的发展，甚至可能早已夭折了！假如把演员比做鱼，观众比做水，那么戏迷、票友就是水中的浮游生物。没有他们，鱼会因为缺少食饵而挨饿，而营养不良。

戏迷是什么人？他们是观众群中的中坚成份，是演员与一般观众之间、剧团（以往是戏班）与传媒之间的重要桥梁。传统的戏迷与如今的歌迷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一个剧种、一批演员、众多剧目理性的认可甚至终生的热衷追求，后者则只对个别或少数演员表现出感情色彩较浓的、维持时间相对较短的狂热追捧；前者主要对事，后者主要对人。在社会上，戏迷不一定都是观众。因为在旧社会有些戏迷（如人力车夫）无钱看戏，在今天则因影视业的发达而不必到剧场直接看戏，但是他们都可能非常喜爱京剧（或其它剧种）。由于这些戏迷的存在，许多优秀的剧目、唱段、招式、舞蹈、“绝活儿”、曲牌甚至锣鼓经都可以不胫而走，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他们还是不要酬金的鉴定专家，剧目、唱腔的优劣，在于他们传与不传：传的，脍炙人口的，自然是好的；否则，便被无情淘汰，任凭你怎样斗狠、“使银子”、“开后门”、买通传媒都无济于事。而只有戏迷才是最权威的裁判官。在今天这样的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时代，戏迷的作用更加巨大和明显。他们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京剧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比之戏迷，票友对京剧的发展有着另一种、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现象，多数剧种都没有，而在国外好像更难被人理解。因为票友有可能给专业京剧剧团（戏班）输送杰出的演员，更多的则是充任难得的咨询和专业指导。这种作用在京剧发展的历程中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于票友的来源及其历史演变本身就是京剧发展史的独特现象。票友这种身份的人，出现于满人入关的初期。那时满人要实现对全国范围的统治，采用了硬、软两手政策。硬的政策就是武力征服，其中包括赤裸裸的屠城（历史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发生在扬州、嘉定的惨剧）。软的政策就是有条件地接受“汉化”、吸收汉人加入到统治集团之中。而软的一手，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宣传，企图让汉人的臣服。在这种背景下，便出现了一种特有的“票友现象”。票友是一种什么人呢？他们是一群无业的满族人，而以某种文艺宣传的形式（例如说唱形式），到广大的新征服地宣传满洲贵族统治者的政策、主张，要求被征服者服从统治。具备此类能力的满人说唱者，能够领到一张“龙票”，相当如今的“从业执照”。持有“龙票”者，所到之处，地方官吏要按规定安排他们的生活，为其宣传提供方便。但这样的角色并未维持太长时间，况且满人的统治主要还是依靠武力征服和镇压才奏效的。因此，持有龙票的那些“艺人”，不久后就“下课”了，生计也无着了。这一类人，除了一点儿雕虫小技外，别无长处。既入了关，便只好“随寓而安”了。政府偶有些须小事，又邀他们来说说唱唱。久之，这种有一点儿文艺背景而又并非专业的从艺者，就被称之为“票友”。

此后一百余年，京剧诞生。社会上喜爱京剧而又衣食无忧的人们，无非王孙公子、纨绔子弟、失意政客者流，经常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处所，吊吊嗓子，哼哼几段，胡琴锣鼓也都齐全，有时还跟专业戏班演几出戏，但不以营利为目的。这样一些人也被称为“票友”了（当然同清初的“票友”不是一回事儿），他们固定的活动处所，就称为“票房”。民国初年，这样的票房在北京就有数十处。这些常在票房活动的票友们，因为他们时间充裕，吃喝不愁，见多识广，长期研习京剧，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所以他们之中常有一些人的知识面、对京剧界的某些“绝活儿”、历史典故的掌握、人脉关系、个人表演能力等方面都表现不俗。正因为如此，许多专业演员，遇到业务技术上为难的地方，不免要向此类票友请教，寻求帮助和指点。票友之中还有少数人最终“下海”，成了专业演员。例如，“老生三杰”之一的张二奎、著名老生言菊朋、著名小生俞振飞都是。在下海前，张是书香人家子弟，言是一位中级军官，俞是大学讲师。

为什么要以张、言、俞三人为例呢？因为他们特别。按照清朝的规定或习惯，同京剧接触的人，或者是官吏，或者是商人，或者是一般市民。而军界和学界是不允许涉足戏曲这种“下九流”之事的。张本是读书人家子弟，只因酷爱戏曲，迷恋太深，加上天生伟岸身材，富贵相貌和一付高而亮的嗓子，偶一试演，便惊动菊坛。后应“和春”班主恳请，作为票友，为其撑台。消息传出，连累其兄大奎，大奎时任小小京官，遂被革职，理由是其弟公然做“戏子”，有辱风化。大奎被革职后，家中断了生计，于是二奎干脆下海，以其收入养家。下海后的二奎，很快拥有自己的“双奎班”，而与原先的三庆、四喜、春台班分庭抗礼，创立“奎派”（即京派），执掌“精忠庙”（梨园行会组织）。无独有偶：言先生也是如此。他酷爱谭鑫培的戏，长期学习揣摩，非常投入。1923年竟至大胆跟随梅兰芳戏班赴沪演出，因此受到严厉处分而被军界除名。这反而坚定了言先生下海的决心。言氏为蒙古族，“陆军贵胄学堂”出身，名锡，号延寿，字菊朋。这个“菊朋”可能表明他自命为“菊坛朋友”，即“票友”之意。（程砚秋曾名程菊农，与谭鑫培齐名的还有一位孙菊仙，都用一个“菊”字，应该不是一种巧合）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恐怕不无道理。俞老板的情况也差不多，不过他并非被迫下海，而是因为他在昆曲上的高深造诣，享誉菊坛，而又同梅兰芳特别投缘，因而有了“徇道”的选择。

时代不同了。现在没有这样的票友了。现在虽然许多地方有不少的“票房”，参加活动的人不少，有些声势还颇大，影响也很远，还有自己的网站，推动着京剧文化的普及，其中还有些人很有成就，甚至还到“中央电视台”表演过节目，这都是可喜的事。但他们并不是票友，而只是京剧爱好者，或者是“戏迷”。因为，一方面这些人不具备作为票友的艺术修养，如对流派的认知和归属，对剧目的熟悉和实践，对京剧程式的了解，对唱、念、做的把握和必不可少的行内人脉关系，等等；另一方面现在不具有票友的成长条件，例如：有闲、无衣食之忧、相关的社交氛围、有关剧团的演出邀请，等等。虽然现在有许多退休的京剧爱好者，有钱、有闲、有热情，但这些人年纪大了，完全没有基本功，全无可塑性，虽然能唱上几段戏，有些人还有付“好嗓子”，但大多数还不知道京剧的ＡＢＣ。所以他们是不能称作“票友”的。况且，旧社会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送去（甚至是卖去）学戏，富家一般人是不齿于“优伶”的。穷人孩子从小被迫学戏，所以，一般受教育程度很低，学习京剧历史和理论都较欠缺。这个缺被少数热爱京剧的有钱人家子弟补上了，其中还有些人最终“下海”了。如今，演员、艺术家成了“大热门”，“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让孩子学艺术是趋之若鹜，艺术院校高收费还“挤破了门坎”，加之先进的现代艺术教育条件，能够培养全面发展的艺术人才。等等。个别十来岁稍有特长的孩子，被教师看中，“破格录取”，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事儿，还有什么“高人”会被请来“票戏”，甚至“下海”呢？

不过，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戏迷群体越来越壮大，精神状态、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中央电视台”和许多地方台在这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戏迷群体的壮大，为京剧的发展和普及创造了极佳的外部环境。这是国人之福，是京剧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