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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神社”及其它 老且
偶然在网上“百度一下”，发现不少朋友讨论过“汉口神社”，其中还报导了某些专家的见解和意见，更有少量历史照片以为佐证。我几乎看完了网上所有相关资料，发现有用的东西不多，正确的内容更少，其中“专家”的自以为是，好事者的张冠李戴相当害人。作为今尚健在的亲历者，我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写下来，否则这段史实以后大概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日寇侵占武汉时期，确曾有过一个“汉口神社”。它的准确地理坐标约为：北纬30°36′34.40″东经 114°18′17.63″，即现已经拓宽了的汉口卢沟桥路上，在原卢沟桥路与长春街交叉处的西北一侧。这个“神社”旧址，在日寇投降后，是国民政府的汉口市政府和平区公所办公的地方，区长詹稻邨，副区长艾树民（解放初被镇压），总干事徐俊（绪文）。旧址东临长春街、南靠老卢沟桥路（当时仅有二车道宽）北侧、西沿一条名四兴里的小巷子、北接有钱人的私宅。其门牌号码是“卢沟桥路18号”。解放初期为解放军占有，五十年代初还在其西南部修建一个低标准的礼堂。而在长春街对面，则是“长江水利委员会”，林一山老人曾在此主持工作。文革初期，旧址上所有原有建筑物都拆除填平，而建起了湖北省农机公司大楼。最近，我旧地重游，发现卢沟桥路拓宽成了六车道，此处更增加了“汉口天地”新建筑群。我特意到“汉口天地”的一家川菜馆二楼临街的桌上用餐，临窗眺望，思绪万千——我所坐的位置，正是我学生时代住家的所在！ 从1945年底到1949年初，汉口市和平区公所被安排在日寇侵华期间的“汉口神社”旧址办公。当时，区公所的办公条件很差。办公室就建在已被拆除的原“神社”的供奉灵堂屋基前约1m处，与“灵堂”朝向相同：背西北，向东南，共三间平房，中间开门，砖木结构，每间房均为 “汉口神社”被日本人看成神圣的地方，所以中国人少有能进去的；日寇投降后，这里是区公所，周围是区公所职员的住房，虽然没有任何禁卫，但一般人也不会进去；解放后，它是军事单位，军人常在里面集合唱歌，除了小孩子，也不会有人特意光顾；以后这里做了省农机公司大楼，占用了所有地基，原址已经面目全非了，加以年代久远，老人们相继辞世，故而知之者稀矣！ 在汉口和平区公所时期，区公所职员潘永征（浠水人）、潘治华（黄陂人）、尹××（忘了名字）同时分别在区公所地盘靠长春街一侧，并排造了平房三栋，每栋使用面积不超过40平米，一律均呈“田”字形，门牌号分别为：长春街93、95、95之一；后来区长的大老婆（黄陂人）、总干事徐俊（红安人，解放后在长春街小学任教，直至退休）接着各做了两层竹编糊泥巴房一栋，门牌号就续为95之二、之三，于是把区公所院子南侧封死了。我家即曾租住潘治华平房一间，故得与“汉口神社”、“和平区公所”历史“结缘”，可以把历史详情说得明白。 日本人的“汉口神社”修建在卢沟桥路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曾经是日本人在汉口的“租界”。“租界”是半殖民地社会大城市里奇特的历史现象。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汉口从江汉关到卢沟桥路，就连成串地有英、俄、法、日等国的“租界”。当时日租界的范围有多大，现在有各种说法，但都底气不足，语焉不详，或不知所云。因我曾在那个地方住过十多年，所以能说得准确一些。 旧时在汉口的日租界范围，占有两街九路。即东起胜利街，西到长春街，南自陈怀民路，北达刘家麒路（今已不存）。这一范围，比起英、法租界，附近老百姓比较穷苦，房屋建筑比较低矮。抗战爆发初期，在汉口的日本人大多躲藏起来。于是，在日租界里出现了两个重要的革命历史遗迹：一是八路军办事处，一是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军部的旧址，现在认得比较清楚，因为老房子还在，听说准备建纪念馆，这是好事。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已建成，我曾专门去参观过；最近又从那里路过，发现门庭冷落，甚是凄凉！不过，说那幢建筑是“纪念馆”则可，说成是“旧址”则非。因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日租界不可能有那样高大、雄伟的建筑，纵有，人家国民党也不会给你八路军使用呀。加之这个旧址并不在大连路上，而是在大连路与长春街的交叉处，门向着长春街开。那是一幢两层楼的砖木结构的普通房子，两层楼加在一起，总面积只有200平米左右。日寇投降后，这幢建筑分别为“汉口市图书馆”（二楼），馆长龚××（忘了名字），红安人，戴眼镜，胖子，画家，整个“图书馆”，除了馆长，便无第二人！楼下是和平区卫生所，所长余正侃，也是红安人，也是“光杆司令”，不过他带着老婆、孩子六、七口，烧火、做饭、洗衣，倒是生机盎然！我称龚、余都叫伯伯，得了小病就找余伯伯，还不用掏钱，那时就享受“公费医疗”！ 日租界在1945年被美国飞机炸得很惨。现在有些人写文章，凭空想象：凡是轰炸，都是日寇所为。这是因为不懂历史。市二男中在中山大道上的郝梦麟路和大连路对过，属日租界边缘。那个学校就被炸得厉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市二男中读书（1957年以后才男女合校，我早已离开了）。当时三层楼的教室，只有底层的能够勉强使用，我们坐在底层上课，一眼可以看到蓝天，因为整幢楼房炸得只剩残垣了；学校的“礼堂”也炸得没有了顶棚，主要作学生饭堂用，有时也开大会。所以，汉口挨炸，抗战初期是日寇所为，抗战末期，则是美军投弹了。 汉口街道命名，有鲜明的江城特色，很有规律：凡与江水平行，则为街、为道。例如：沿江大道、中山大道、解放大道（解放前叫中正大道）、汉正街、花楼街、胜利街、洞庭街、鄱阳街等等。凡对江水垂直，则一律为路。例如：利济路、三民路、江汉路、上海路、南京路等等。 抗战胜利以后，汉口原日租界的街道命名，也遵循这个规律，只是更加上了抗日色彩。即同抗日战争相关的人名、地名紧密结合。例如：陈怀民路、山海关路、沈阳路、张自忠路、郝梦龄路、旅顺路、大连路、卢沟桥路、刘家麒路、长春街、胜利街。可见，同仇敌忾、团结御侮正是武汉人民和历届武汉政府的共识。大敌当前，炎黄子孙都懂得维护民族大义，懂得维护抗敌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而为抗日牺牲的英烈们，会受到武汉人民永远的怀念和尊敬。 附言：本文为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七十二周年而写。本文为保证完全的真实性，提到了几位先生的真实姓名，这些先生或已作古（但很希望徐俊兄还健在，老兄今年应有85岁了）。如果这些先生的后人读到本文，请给予谅解，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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